《亦报》连载小说：东方蝃蝀的《双城故事》——《亦报》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城论文,之二论文,故事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18X(2010)02-0030-04
东方蝃蝀作品不多，却史册留名。有本发行量极大，高校通行的文学史新著，这样评说他的创作：“仅一册《绅士淑女图》，用一种富丽的文字写出十里洋场上旧家族的失落和新的精神家园的难以寻觅，文体雅俗融洽，逼似张爱玲，透出一股繁华中的荒凉况味。”[1]相比于作品数量不少，却几乎不被后人提起的那些作家，东方蝃蝀算得幸运。张爱玲在被人遗忘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持续走红，而与之趣味相仿佛的东方蝃蝀自然沾光不少。除此原因之外，怪怪的笔名恐怕也有一份功劳。作者曾非常坦率地说，“取这个怪僻的笔名无非是想引人注目，便于出名”，怪笔名的灵感来自张爱玲的名文《必也正名乎》，[2]女作家“在这篇文章中虚拟了好几个怪僻的笔名，其中有东方髦只、臧孙蝃蝀等，我来个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为我所用”。[3]因之，这个难念、难解的古怪笔名就这样频繁地出现在读者的眼前了。“‘蝃蝀’二字出于《诗经》卷三：‘蝃蝀在东，莫之敢指’，朱熹的注解：‘蝃蝀，虹也。”[4]同样的意思，别的一些场合，作者也曾很认真地说过。[5]
神秘兮兮的东方蝃蝀，原名李君维，现在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一般常识，1922年生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45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读书期间，曾“入魔似的读着张爱玲发表着的一篇篇小说”，沦陷时期的上海，可读的新文学作品不多，张爱玲的小说、散文能够不胫而走风靡一时，与当时的文学/文化生态有关。东方蝃蝀因爱其文，仰慕其人，恰巧又与张爱玲的密友炎樱大学同学，年轻好奇的文学青年，遂由同学炎樱介绍，前往探访富有传奇色彩的当红女作家。[6]张氏写有散文《更衣记》，这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很难绕过去的一篇经典之作。几十年后，偏爱张爱玲的文字，并且业已步入老作家行列的李君维，对此，仍旧赞赏有加，含英咀华的品鉴、陶醉神情，跃然纸上，在他回忆性的文字中，还细心录下北大教授陈平原关于《更衣记》的一段评述。文抄公式的行文，隐晦曲折地暗示出曾为“张迷”的老人心中的秘密。确证自身文学赏鉴能力的同时，暗自得意的欣喜，难以言表。青年时代留下的审美记忆，业已化为个人的生命密码，镌刻于人的一生，姑且不论世事变迁，日新月异，反而历久弥新。与其说东方蝃蝀的创作受了张爱玲的影响，还不如彻底一点地讲，东方蝃蝀的笔墨生涯，其实就是从追随张爱玲开始。特别欣赏张爱玲的《更衣记》，更深层的原因，或许还在于作者曾受张爱玲的启发，在苏青主编的《天地》杂志上也发表过一篇散文《穿衣论》。而这是业经证实以“东方蝃蝀”为笔名的最早的一篇作品，那是在1945年6月。[3]若干年后，一本署名为东方蝃蝀的短篇小说集《绅士淑女图》便在海上文坛悄然行市。谁曾料到，仅此而已，东方蝃蝀便成为日后文学史研究者所谓的“海派小说”的重要代表。
1950年代初期，东方蝃蝀经好友冯亦代介绍，到北京工作，“当了一名机关干部”，生花妙笔却“写起公文、工作报告、调查研究报告之类来了”，[4]所以，有人这样评述，“东方蝃蝀是四十年代的小说家，已经属于历史。进入五十年代，‘海派’的路子走不下去，不得不辍笔。当然他是不甘心的，一九五六年禁不住‘百花齐放’诱惑，在《新民晚报》(其时应为《新民报》，1958年4月1日改名《新民晚报》——笔者注)尝试了一个短篇《当年情》。”[5]
事实并不尽然。1949年之后，“海派小说”并不曾随着政权易帜，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上百年积淀下来的美学趣味、文化品性难于短期内根除，也是常态。一个真正热爱文学，有创作欲的人，总难免技痒的时候。《当年情》之外，1952年上海《亦报》上的一篇连载小说《双城故事》，也是东方蝃蝀到北京之后的一篇新作，不过，现在已经很少被人提起。几十年后，作者说“重读之下，深感这篇小说从内容到文字，都不忍卒读。”[3]
创刊于1949年7月25日的《亦报》，1952年11月20日终刊后，并入《新民报》(晚刊)。历时三年多，共出报纸1 196期。社长龚之方，总编辑唐大郎。两位担纲者都是1940年代上海小报界的旗帜人物。《亦报》的创办过程及其性质、组织形式、人员构成等等，笔者曾有专门讨论，在此不赘[7]。
《双城故事》全文约5万字，共分7章。发表时特别标明“长篇小说”，分75次在《亦报》以连载形式首发，时间是1952年6月11日到8月26日，其中，7月25日和8月21日两天，因续稿未到，暂停。[8]可见，《双城故事》不是完稿之后交给报纸编辑，而是边写边登。
值得留意的是，《亦报》编者颇为看重这篇小说。1952年6月7日起，接连4天报纸第3版刊出广告：“唐优著《双城故事》，长篇小说，日内起刊。”(1952年6月10日，广告改为：“唐优著《双城故事》长篇小说，明日起刊。”)这次，作者起了一个新的笔名——“唐优”。如果说以“东方蝃蝀”为笔名，并没有任何寓意，纯粹为了求奇，[5]那么，“唐优”两字可是有所寄寓。晚年忆起这段往事，作者感慨尤深，“唐优就是唐代的优伶。笔名好像是优伶的面具，优伶戴上各色各样的面具，在舞台上扮演各色各样的角色，表演悲欢离合、沉浮起伏的故事，却把自己隐藏在面具背后。优伶的一架一式、一声一腔自有其独特之处，终究逃不过戏迷的耳目，隐藏自己往往又是一种自欺欺人。不过，优伶有时也会自己摘下面具，显露庐山真面目——比如在谢幕的时刻。”[3]在这番自嘲、自贬、自我放逐中，莫非包含了一个历经沧桑的文化老人关于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社会角色定位的重新认识和理性思考？从军阀混战、抗日救亡、解放战争、政权易帜、历次运动到改革开放，近一个世纪的沉浮起伏，潮涨潮落，作者无不亲见、亲历，优伶的自况，真是一语成谶。
不以大家闺秀为小说人物，便有小家碧玉活跃在故事里，并津津乐道于洋场十里上海滩的少男少女们缠绵悱恻的爱恨情仇，始终对有闲阶级大家族姑嫂妯娌间鸡毛蒜皮的飞短流长兴趣盎然，是东方蝃蝀的风格，也是他的小说所以受到市民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双城故事》似乎想逸出而最终还是未能挣脱作者初涉文坛时自我筑就的窠臼。小说人物是刚刚走出校门的三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女的殷佩瑚，两个男的庞玉荪、季元庆。故事就在这三个青年男女中展开。
生于低级职员家庭的殷佩瑚，聪明伶俐，惹人怜爱。正当花季的小家碧玉，怀攥一张可以提高个人身价的大学毕业文凭，若是嫁个忠厚踏实的男人，荣华富贵或许不大可能，悠悠自在过好自家的小日子倒也水到渠成，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可取的人生形式呢？接住季元庆抛来的绣球，恰好表明殷佩瑚倒有几分清醒。可悲的是，嫌贫爱富讲求虚荣、享乐的殷太太，却信“钱能通神”，违抗姑娘的初衷，暗地里当闺女是换取养老保险金和后半辈子全部生活资源的一个筹码，苦心孤诣地要去复制一个“只重生女不生男”的现代传奇，不顾后果地千方百计撮合女儿与豪门望族的纨绔子弟庞玉荪的婚事。
孰料，同样势利眼的庞家太太，却打娘家亲戚陆丽珠的主意。庞殷联姻之后，庞太太还继续放纵玉荪与丽珠的欲情，便注定了庞府的衰败之势。殷佩瑚在庞家无法再待下去时，除了出走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偏巧，殷佩瑚的初恋情人季元庆中年丧偶，携着老母稚子的鳏夫，家里缺的正是一个主妇。旧情新续，破镜重圆，一个老得掉渣的三角恋酒瓶，装上了八年抗日、三年内战、迎来上海和平解放的新酒，谱成一曲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滥调。——海派小说家大多乐此不疲，张资平、张爱玲、章克标、潘予且等等，概莫能外。
晚年出版作品集、撰写忆旧怀人的散文，作者提到《双城故事》，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吞吞吐吐难以启齿，确也证实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一句古话。作者虽收藏了《亦报》初版的《双城故事》，[3]却有意按下不表，羞于再见读者，除应景应时的概念化倾向之外，嫌叙事模式的老套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双城者，具有时空不同的两个意义纬度。一是京沪两地之谓，实指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二则寓指1949年前后不同的两个时代、两种价值观和人生方式。
作者又说，《双城故事》写得并不成功，还带点自传性质。[9]
坦率地说，能够直面自己的失败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一个作家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残酷事实，就是被指认为缺乏创造力的因袭和模仿。熟悉《十八春》的读者肯定一眼就能认出，《双城故事》几乎就是换了人物名姓的缩写版的《十八春》。1949年后，张爱玲离沪出境前的作品《十八春》和《小艾》，都在《亦报》连载。出国后，虔诚地改《十八春》为《半生缘》，且痛斥好事无良之徒，贸然重印《小艾》，[10]爱惜羽毛的自我保护大概只是其一。《十八春》和《小艾》刻意讨好新政当局的阿谀姿态，显而易见。修改《十八春》与自我封杀《小艾》的目的，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想极力遮蔽当年为迎合国家权威话语的投机心理，回归个性化的美学趣味，保持独立的文学个性，这样的选择，恰恰非常符合视文学为生命的张爱玲的脾气、性情。东方蝃蝀却因个人社会角色的转变，不得不割爱，并日益疏远曾经情有独钟的文学事业。应付形形色色的思想汇报，尚且还需不时加班加点赶活儿，遑论修改生硬模仿留下的稚拙之作。几十年过去后，与其在变黄变脆的故纸堆里发掘出来，让人诟病，不如尘封如初，使其速朽。《双城故事》终究没有纳入“东方蝃蝀小说系列”重新出版，于公于私，不啻是一件幸事。
根据笔者研究，《亦报》用的稿件大多出自圈子里的熟人手笔，尤其是长篇连载，大多由唐大郎或龚之方亲自约稿，有时甚至两人同时出马，张爱玲以笔名“梁京”为《亦报》写稿，即是龚之方、唐大郎俩人预谋多时后的成果。《亦报》作者群中，写稿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非周作人莫属。知堂的文章，妙手天成，粉丝众多，不言而喻，但如果没有唐大郎的殷勤约请，“申公”未必写得这么勤快且多产。(“申公”指周作人。周在《亦报》上发表文章，曾用笔名“申寿”——笔者注。)[11]
素以风流倜傥闻名海上文坛的唐大郎，俨然一派名士风度，善交天下骚客诗人，有目共睹。东方蝃蝀化名“唐优”为《亦报》撰著《双城故事》，可以肯定始作俑者也是唐大郎。唐氏和东方蝃蝀早在抗战胜利后，就相互认识了。那时，唐大郎和龚之方合作办一份小报——《光化日报》，唐便向东方蝃蝀约稿，东方蝃蝀遂偕好友董乐山一同去到设在卡尔登大戏院(现为长江剧场)内的编辑部面见唐大郎。稍长于东方蝃蝀的主编，虽然年仅30多岁，却是享誉上海滩小报界的知名人物，若说如日中天、风头正健，一点也不过分。涉世未深的东方蝃蝀，在心目中很自然地视之为前辈。初出道的青年，得前辈的赏识和器重，心存感激亦属人情之常。况且，唐大郎又是一个率性而行，豁达爽直的性情中人，两人都有一见如故之感，并成为交情笃厚的好友，[12]唐大郎去世前，回忆起当年朋友间如影随形的生活情景，历历如在眼前。[13]
再说，政权易帜之初，文禁森严，报纸、杂志编辑在不了解作者底细之前，大抵不敢随便使用自然来稿。约请知根知底的新朋旧友写稿，既可以保证稿件质量，又能满足报纸的用稿需要，可谓两全其美。唐大郎主《亦报》笔政以来，因社会全面转型，报纸旨趣陡变，本来多产的作家，常常憋上几天都写不出一个字来，闹稿荒的日子，向故人旧友求稿，岂不十分自然？
当代中国文学业已60年，然而，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期的文学地图，依然未被清晰勾勒，重识《双城故事》将丰富既有的文学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