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蓄》篇所见《管子》的货币数量论
何 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管子》特别是其中的“轻重篇”从货币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出发，以“轻重论”的经济思想为中心，提出了朴素的货币数量论和货币结构论等重要的货币理论命题，在中国货币思想史上作出了最早的原创性的重要贡献。这里以《国蓄》篇为中心，对其货币理论进行解读。
一 管子其人与《管子》一书
管仲（约公元前730-前645 年），又称管敬仲，名夷吾，字仲，齐国颖上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与改革家。
《管子》一书，并非管仲所著，是托名于管仲的一本文集，由西汉刘向编定，为86 篇。及至宋代，散失10 篇，现存76 篇。其多篇文章的写作，非出自一人，亦非成于一时。
但无论对于其成书年代或内容主旨，都存在分歧[1]。即使是假托之书，从历史情景的合理性和政治实践的霸业原型来看，只有管子本人及其生活的时代能担当《管子》一书。而且，必须强调，如果我们不是缺乏社会性的书呆子，从自身的生活实践中也应懂得文献留存的选择性，以及文献与事实之间乖离现象的现实存在，仅仅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讨论《管子》的成书时代和内涵，必然走向歧途。
笔者受唐先生观点的启发，草成此文，试图进一步揭示东晋南朝时期，敦煌与岭南之间以僧人为主体的密切联系，以及岭南在佛教东渐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货币的价值究竟由什么决定，“轻重篇”并没有直接做出明确的回答。从轻重各篇涉及货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它不是货币金属论者，因为它并不认为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国蓄》篇就称，“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也不是货币名目论者，因为它认为国家并不能任意规定货币的价值。
《国蓄》篇在《管子》的经济理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管子》“轻重篇”现存16 篇中，采取直接论述而不用问答体的只有《国蓄》等2 篇（另一篇为现存《管子》的最后1 篇《轻重己》，只讨论岁时节令）。其他各篇多用假托的具体故事表达作者的主张，《国蓄》则直接论述一般性原理和原则，是《管子》“轻重篇”的理论纲领。
二 商品“轻重”的成因与市场干预
必须指出，三种货币的层次划分，并不是根据三种货币隐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同，而是“先王度用于其重”，根据道路远近和获得的珍稀程度由先王主观地决定。
事实上，尽管“轻重篇”讨论了许多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但它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主张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商品的价格。“物多则贱，寡则贵”，是作者对于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基本认识。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它的论述得知，“民有余则轻之，不足则重之”，人们对商品供应的不同状态“有余”和“不足”感受不同，便引起对于商品轻重的不同评价。这种主观价值论，尽管错误地解释了商品价值的形成因素，但它拓展了商品供求决定价格的认识。
《管子》“轻重篇”从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因素，来论述影响物的多寡，进而说明“物多则贱，寡则贵”的基本原理。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表现在天时变化，“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年成有丰收与歉收的不同，谷便有多寡的差异，谷价就相应地有贱和有贵。文中论述的“聚散”和“政令”，则是影响物资多少的人为方面的因素。“聚则重，散则轻”，“令有徐疾，物有轻重”。对商品进行人为的聚散，财经政令的缓急，都会影响市场上物资的多寡和供求的平衡，进而引发物价的波动。关于政令的缓急如何影响物的轻重，《国蓄》篇里有生动的描述。也就是说，君主向民间征收货币税时，命令越急，期限越短，百姓越是被迫以低价竞相抛售物资，来换取货币缴纳税收。统治者懂得这个道理，便以政令的缓急，人为地控制物价，以较税收更加隐蔽的形式趁机勒索民间财物。
三 《管子》的货币数量论
与商品供给一方相对应，从需求侧看，货币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变化。在讨论商品的轻重之外，《管子》“轻重篇”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关于货币的交换价值等货币问题的论述。从货币职能来看，它论述了货币五大职能中的四个职能，而主要论述的是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在《国蓄》篇里称，“黄金刀币者，民之通施也。”别的场合，还有不同的表述，“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2]“刀布者，沟渎也。”[3]这都是讲的货币是流通手段。而对于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管子》只是进行了现象性的描述，没有给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至于价值尺度职能，它没有进行论述。
《管子》的“轻重篇”是中国经济思想最早最系统的论述，可以称为上古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管子》“轻重篇”现存16 篇（原有19 篇，亡佚3 篇），除最后一篇《轻重己》论述四时节令以外，其他各篇都专论商品及货币关系。在“轻重篇”之外，其他60 篇里也有商人活动与商品交换的相关论述。
这里根据耕地的多少，生产谷物多少，除了食用之外，有多少粮食可以投入流通，粮价多少，据此计算出流通中的粮食所需要的货币量。《管子》还从个人购买商品所需支付的数量来计算货币的流通量。《山至数》篇称，“币准之数，……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这里的“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指的是家庭支出所需要的货币量，这是在商品流通量之外考察货币需要量的另一种分析方法。《管子》提出“币准之数”可以从商品交易量和家庭支出两方面来予以考察，显示出对货币流通量思考的非凡洞察力。[7]
在商品和货币的轻重关系方面，上面是不考虑另一方或者假定另一方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分别以供给（商品量）和需求（货币量）为出发点，来讨论物价和货币购买力变化的单方面影响因素。事实上，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货币与商品交换时，如果货币或商品一方的价值发生了变化，或者货币与商品的价值同时发生变化，但变化的方向不同，甚至变化的方向相同，但变化的幅度不同，则货币与商品交换的比例均要发生变化。就此而言，《管子》认为，在单位货币价值增大，相应地单位商品的价值减少时，就会出现“币重而万物轻”的现象。与此相反，在单位货币价值降低，相应地单位商品价值上涨时，就会出现“币轻而万物重”的现象[5]。在货币与万物的轻重关系上，“轻重篇”的作者认为两者此消彼长的变化是由市场上货币与万物相对数量的变化和对比引起的，而不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由商品和货币本身包含的价值引起的。
基于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货币的价值是在与流通中商品的交换中体现出来，而货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货币量与商品量的相对比较。这种从与商品的相对比较中看待货币价值的思想，占据了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主导阵地。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轻重各篇论述货币购买力（而从未论及货币的价值问题）的高低时，始终没有涉及社会流通总量的问题，只是论述“币在上”或者“币在下”暂时的供求关系的改变，与万物贵贱的成因相同。所以,《管子》的货币轻重论与货币理论中的货币数量说是有所不同的[6]。同时，它也没有现代货币数量论通过货币投放影响产出的思想。
那么，按照它的思想，能否得到一个货币必要量的公式呢？
《管子》重视货币流通手段职能，它论述了社会所需要的货币流通量的决定因素。这是对古代中国货币学说的一大贡献。《山国轨》篇称，“币有轨……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重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
事实上，《管子》的“轻重论”明确提出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朴素的货币数量论。它明确主张，货币的交换价值是在市场上的货币与商品的相互关系中形成的。在不考虑商品变动的情况下，市场上货币流通数量的多少决定货币的轻重，亦即货币的交换价值或货币的购买力在它与商品的交换中由两者的相对数量决定，并体现出来。比如，它论述道，“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4]也就是说，如果有十成货币，九成在上由国家掌握，只有一成投入市场流通，就会出现物价下跌和货币购买力相应上升的情况。倘若国家将自身掌握的九成货币也投入流通，用来收购万物，就会出现“万物重什倍”，货币变“轻”购买力相应地降低了。这是典型的货币数量论的表述。
四 货币、谷物与万物（普通商品）之间的轻重关系
在物价的形成方面，《管子》“轻重篇”如同今天信用货币条件下世界货币的价值决定一样，提出了类似于大宗商品石油概念的“谷物”核心地位对于货币价值稳定决定作用的思想，弥足珍贵。
首先来看谷物与万物的关系。《管子》“轻重篇”在多个场合明确表达，谷物价格的状况主导万物价格的高低变化，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动载荷强度达到或超过25 MPa时，顶板岩层破断下沉，基本失稳(图5)。随着动载的增强，顶板锚索失效或受力增大，当动载荷强度达到35 MPa时仅有两侧2根仍发挥作用，其余3根失效破坏；两帮锚杆正常发挥作用，受力逐渐增加(图6)。在动载荷影响下，顶板下沉量有明显增加，随着动载荷强度的增大，下沉量增大并与动载荷强度成线性关系。当动载荷达到15 MPa时，顶板的下沉量就超过了静载状态下的2倍，顶板离层严重，不能形成承载整体。
它在万物中专门将“谷”提出来，探讨谷与万物的轻重关系。《国蓄》称，“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它还提出了“谷独贵独贱”的观点[8]。其次，明确地指出了“谷”价对于万物价格的主导作用。《乘马数》称：“谷独贵独贱。桓公曰，何谓独贵独贱？管子曰，谷贵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
当然，作为商品的谷物自身价格的贵贱，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却不是从与万物的相对比价中得来。因为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而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的，任何商品价格的高低均是围绕其自身的价值波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不仅仅是“谷独贵独贱“，任何商品都是独贵独贱。
在古代中国，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谷物是战略物资，既关系国家的存亡，也是“民之司命”，关乎人们的生存。而且，在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低的情形下，面对天时的变化，丰歉年成谷物的产量不同，自然价格就不同，谷物的占有和分配，在整个经济领域起着引导其他物资价格变动的主导地位，并左右着总体物价动向。它还进一步提出了“以谷准币”[9]的原则。在今天的信用货币时代，人们主张以石油等大宗商品之类的战略物资、黄金和承担世界货币职能的美元等主权货币三者的合理关系，来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其重要依据就是战略物资的特殊地位及其在货币交换价值（购买力）形成中的独特作用。将谷物看成战略物资并作为货币定值依据，《管子》里的先导论述，在今天看来，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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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谷物和货币的轻重关系。与《管子》主张的“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比较起来，谷与币的关系有类似之处。如上所述，由于谷的轻重，引起万物轻重的反方向变化，所以很容易让人将谷与货币等同起来，似乎谷也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但从“轻重篇”的整体思想来看，这是不合理的。《国蓄》提出的“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这个命题，自然是将货币看成包括谷物在内的所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要问货币与谷是怎样的关系，我们的回答是，如同今天的美元和石油之间的关系一样。石油成了今天美元交易价值的支撑，谷物主导总体物价进而影响当时货币的购买力，只是影响的范围有国内和国际之别。
调控黄金亦即“高下中币”的办法，是凭借号令，“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12]并据此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管子》“轻重篇”记载了将租税折合黄金来缴纳，进而抬高金价购买马匹的事例；通过变动物价以增加政府黄金收入的事例；以黄金作为国际货币手段，诱导敌国民众放弃农业，不战而降服邻国的事例；以黄金来奖励或者预赏能人和有功者[13]。但是，我们看不出《管子》关于黄金已经作为本位货币对不同种类货币进行系统安排的论述。
五 珠玉、黄金与刀布分轨并行使用的货币结构论
“轻重篇”将货币分成三个类别，珠玉为上币，黄金是中币，刀布是下币。《国蓄》这里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轻重乙》篇也有类似的说法。
4.落实收入分配的改革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东营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最终的目标是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这不仅意味着工业发展阶段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发展成果为社会公众所共享，市民都过上富裕文明的幸福生活。这就需要针对当前收入分配中的突出矛盾，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努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努力做到“两个同步”。
然而从三种货币的流通情况来看，其使用的主体和范围完全不同。珠玉作为稀有物品，只是被当成贵重物品用于朝贡，并不作为交易的媒介。黄金主要用于诸侯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国内的大宗支付，是属于自然形态的商品货币（commodity currency）性质。用青铜铸造的刀和布，才是国内流通中使用的货币。可见，三种货币使用在各自的渠道上进行，并非如今天“一国一通货”时代一个主权国家均使用一种统一货币。这一点，在中国古代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黄金与铜钱使用的并行安排，魏晋至隋唐变为“钱帛兼行”，宋至明中前期出现“钱楮并用”，而自明代后期起以迄于清朝灭亡，进入了“白银和铜钱”两个世界的流通格局，但金与钱、钱与帛、钱与楮、银与钱既不是本位与非本位的关系，也不是相互可以替代的关系，而是分轨并行流通和互补的关系。不明了这一点，要从表面的历史记录中求得一个时期符合历史实际的货币供给量是不可能的。
以《管子》的“轻重篇”为中心提出的“轻重论”，是《管子》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轻重”这个重要概念，最初是指金属货币称量时的轻重。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在流通中其交换价值通过它对普通商品的购买力相对地体现出来，“轻重”便从表现货币价值的概念演变为表示商品价格贵贱的概念（商品的轻重）。《管子》作者从经验出发，懂得货币流通的数量和商品供求的状态，会影响货币购买力的大小和商品价格的高低，也就是影响货币与商品各自的轻重。“轻重篇”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深入研究货币与商品的轻重问题，探讨通过怎样管控它们的轻重变化，进而形成了系统完备的作为经济学说的“轻重论”。具体而言，轻重论是讨论市场上的商品供求和物价“轻重”（高低）的关系。
他注意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再加上医生忙碌的客观事实，关爱正在逐渐淡化。“我们希望鼓楼医院的价值理念中多一点点关爱。而这种关爱不仅仅局限于父母亲人，而是一种大爱，即关心服务的每位患者。”
这里要特别就《管子》关于黄金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进行讨论。《管子》在《乘马数》篇称：
“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11]这里将黄金作为衡量一国消费水平似乎恰当的标准，其中明确指出，“金贵则货贱”，黄金成了普遍的价值尺度。如上所述，提出“先王善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这意思是说，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黄金的购买力来增加收入。而不是以黄金为本位，来调整黄金和刀布之间的比例和结构。它是主张以国家掌握的可以用于国际和大宗交易的黄金作为后盾，来控制国内一般商品流通领域的货币流通。黄金和刀布，与商品的关系都是此消彼长的，而二者相互之间，是并行互补而不能替代地服务于不同的领域。从政府的立场来看，以黄金的购买力作为基准，就可以明了消费是否适度。消费适度直接关乎生产与流通，不懂得流通领域必须保持一定的商品数量，叫做不知量，不懂得生产不可以无限度地发展，叫做不知节。两种情况都是不理想的。
从货币、谷物与万物三者的关系来看，《管子》的逻辑是，国家掌握了货币，就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币重而万物轻”或者“币轻而万物重”的局面，以货币来调控物价。但这仍然不够，只有同时控制谷物，在一定条件下形成“谷重而币轻”或“谷轻而币重”的局面，才能从根本上完全控制商品流通和物资走向。这种机制，就是它提出的“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10]利用“币”、战略物资“谷”、普通商品“万物”三者运动形成的错综复杂的轻重关系，就可以使统治者获利无穷。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爱国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常常受到迫害。《新华日报》也常被撕毁，报童屡遭殴打和逮捕。因此《新华日报》要求法律保护，请沙千里和沈钧儒做法律顾问。他们欣然同意，并建议再增加林亨元、崔国翰两人。于是他们4人担任了新华日报社的法律顾问，并见诸报端。此后，国民党特务为非作歹，抓报童、撕报纸等，沙千里他们就以法律顾问的身份，代表《新华日报》，依据法律提出抗议或交涉，为争取《新华日报》的合法权利进行斗争。
总之，《管子》“轻重篇”坚持用市场的办法贯彻轻重论的政策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货币问题的理论。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政策的实施，政令的保证是从来不能缺席的。轻重论及其政策主张，是在政府专制权力和无上权威保证下的商人策略和市场办法。
注释：
[1]巩曰国：《从“疑古”到“走出疑古时代”—〈管子·轻重〉著作年代研究百年回首》，《管子学刊》，2008 年第3 期；钟祥财：《〈管子·轻重〉经济思想研究述评》，上海经济研究，2011 年第10 期。
[2]《轻重乙》，本文引用《管子》原文均采用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 年。
[3]《揆度》。
式中，是S的估计向量，其中l=L-BX0，X0是X的近似值，是X0的改正向量。在误差方程的基础上附加最优化准则：
[4][9]《山国轨》。
[5][8][10]《山至数》。
阿司匹林具有舒张血管及降低血管对于血管紧张素敏感性的作用。阿司匹林能够抑制前列环素(PGI2)和血栓素 A2(TXA2)的合成。由于血小板还氧化酶对阿司匹林具有较高敏感性，而对血管内皮细胞环氧化酶的敏感性较低，因此小剂量阿司匹林能够抑制前列腺素合成酶，降低胎盘动脉和胎盘绒毛中TXA2合成量，而不影响PGI2的合成，逆转PGI2 /TXA2 比例失衡趋势，抑制血小板聚集所致的微血栓形成、小血管异常收缩以及痉挛，舒张血管，有效改善血流灌注，使胎儿胎盘循环得以改善[11-13]。
[6]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8 月第1 版，第582 页。
[7]叶世昌先生称，“认为《管子·轻重》的作者已懂得货币流通必要量，实际上是夸大了古人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这里的货币需要量，是国家商业资本在一定时期的货币资本需要量”。参见叶世昌：《论〈管子·轻重〉》，经济研究，1965 年第1 期。我们认为不必苛求于古人，解放后我国在实际货币投放中长期坚持的1：8 公式，从其思路来看，也是极其简单朴素的。
可以看出，不同粗糙度下材料表面的BRDF在镜反射方向出现峰值，且随着表面粗糙度增大，镜反射方向附近BRDF峰形由陡峭逐渐趋于平缓。说明随着粗糙度的增大，漫反射占反射能量的比重增加，镜反射特性减弱，这是由于当表面粗糙度较小时，多数光子被直接反射到镜反射方向及其附近区域，表现出较强的镜反射；当表面粗糙度较大时，光子在粗糙表面会经历多次散射，导致镜反射特征减弱，漫反射特性增强。
[11]《乘马数》。
[12]《地数》。
[13]叶世昌：《战国古籍和〈管子·轻重〉中的黄金货币》，《管子学刊》，1997 年第3 期。
大多数成功的国际工程承包商的实践表明，其核心竞争力往往并非来自某个领域相对垄断的核心技术，而是源于多年的国际工程承包经验形成的在业务整合、兼并扩张和跨国经营方面的能力。目前施工企业传统的“传帮带”的人才培养模式效率较低、不能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人才成长的需要。
（责任编辑 刘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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