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人格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与人格（Culture-and-personality）研究又称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是文化人类学中一门较新的边缘性分支学科[①]。本文拟对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作一简单介绍。
文化与人格研究的产生是在本世纪20、30年代，到现在已经历了60多个春秋。综观这一学科产生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可将之分为：萌芽阶段、创立阶段和发展阶段。
一、萌芽阶段
在20年代以前，文化人类学深受社会学和地理学的影响，把“社会”和“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或体系来研究，所研究的问题不是人类文化进化的问题，便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作历史的重建，根本不注意文化递演的心理历程。这种情况到30年代之后逐渐改变。人类学家在一个民族中作深入而长久的田野调查时发现，单纯搜集不同社会的具体文化事实，不注意人的行为，对社会文化的研究便流于空泛而不能窥及全貌。因为社会或文化是行为的产物，由人创造且传递下去，没有了人，社会和文化都不存在。因此，要想对社会文化的全貌作深入的了解，就必须深入研究文化如何经由个人而存在，又如何经由个人的学习、接受等心理过程而持续传递下去的问题。但当时的实验心理学无法为人类学了解这种心理历程给予任何帮助，所以人类学家只有转向心理分析学（Psycho—analysis），因为心理分析学家因临床需要对个体发育（Ontoyenesis）理论感兴趣。他们所创立的个人学习与教养方式理论对人类学家很有启发。
当时，心理学界的冯特（Wilholom Wundt1832—1920）创立了民族心理学（Ethno—Psychology），也开始对人类文化感兴趣。自1900年至1920年间，冯特出版了他的巨著《民族心理学》多卷本。在这部10卷的著作中，冯特广泛搜集了原始共同体的经验材料，综合分析了语言、艺术、神话、宗教、社会风俗等人类社会历史产物，并将人类文化按人类的心理特质分为：原始人类、图腾时代、英雄崇拜时代、人性发展时代4个发展阶段，开创了用群体心理解释人类文化的先例。
另一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心理学研究的过程中，也逐渐涉及人类文化的研究。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释梦》一书。在本书中，他试图超越神经学和精神病学本身的范围，介入解释文化现象——神话学和文学的领域。在下一部特别流行的著作《日常生活的病态心理学》（1901年）中，弗洛伊德在这方面又进了一步。他试图从“被排斥的冲动”理论来说明日常重复出现的生活现象：失言、错字、错话、忘记名字，等等。1905年，他的《机智及其无意识的关系》一书出版，在这本著作中，对于玩笑、俏皮话、笑话的解释采用了同样的方法。191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有关伦纳多·达芬奇创作的著作，对运用心理分析方法说明文化现象作了新的尝试。1913年，弗洛伊德发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一书，以心理学方法解释“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问题”，实际上已涉及了人类学的范围，这本书可说是弗洛伊德的第一部人类学著作。
弗洛伊德的追随者更直接地研究人类学的问题。1912年，欧洲各国和美国心理分析的信徒们开始出版专业性学术杂志《形象》，专门阐述心理分析方法运用于文化现象的问题。在杂志上，也不断刊载有关各种信仰、神话、风俗的民族学论文。盖扎·罗海姆（1891—1953）既是神经科医生，又是民族学研究者，而且不仅仅是书斋研究者：他在中央澳大利亚·诺曼比岛（美拉尼西王）土著居民中，在北美西南各州的印第安人中，在非洲，都进行过田野调查工作，并非常广泛地利用了民族学文献进行研究。他一生中，写下了大量民族学方面的著作：《澳大利亚的图腾崇拜》（伦敦1925）、《尖骨》（1925）、《月亮神话和月亮宗教》（维也纳1927）、《临终的神和发身仪式》（1929）、《万物有灵论、巫术和神王》（伦敦1930）、《中央澳大利亚的妇女和她们的生活》（1933）、《狮身人面像之谜》（伦敦1934）、《文化的起源和功能》（纽约1943）、《心理分析和人类学》（纽约1950），既阐述了民族学这个学科的个别问题，又阐述了一般问题。卡尔·古斯塔夫·英格虽然触及不多，但也涉及了民族学领域，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文化与人类心理的关系，心理学界越来越多地求助于人类学的知识和资料。因此，在本世纪20、30年代，人类学和心理学都有相互合作的需要，它们逐渐结合，填补这两门学科的传统空缺。
二、创立阶段
最早将心理分析学的观念引进人类学领域的是美国人类学大师鲍厄斯（Fran Boas）的学生萨丕尔（Edward sapir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米德（Margaret Mead）等人。萨丕尔是一位语言学家，但由于他在语言学上的造诣，使他从人类的象征性行为（SymBolic behavior），无意识行为（unconscious behavior），进入人类学与心理学综合研究的领域。1921年以后，他先后发表了《社会行为的无意识模式》（unconscious pattorning of behavior in society1927），《文化人类学和精神病学》（Cultural Anthlopology and psychiatry1932）和《文化研究中人格概念的提出》（The Emo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personality in a study of Cullure,载《社会心理学报》1934年第5卷）等书和文章，并且在1930年初于耶鲁大学组织了“文化与人格讨论会，影响了不少学生。萨丕尔的工作为心理人类学的创立起了先锋作用。
萨丕尔开创了文化与人格研究的新境界，但他自己并未将理论论证于田野。首先将理论带到“荒野”求证的是蜚声中外的女人类学家米德。1925年之时，人类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对人性有很多错误的思想，特别是对文化与人性的关系仍很模糊。例如对少年犯罪问题，大部分人认为是由于少年期生理变化所引起的冲动，即是生物性的，普遍存在于各民族中的现象。米德怀着对这种观点的挑战到了南海的萨毛（Samon）去调查，她与那里的少女们一起生活，从最深的一层去了解她们在成熟期的生活，并于1928年写成了《萨毛人的青春期生活》（Coming of Age in Samon 1928）一书。在研究中，她发现萨毛的少女们没有成熟期的烦恼，更谈不上少年犯罪，因为萨毛儿童的教养方式不会引起压抑，萨毛的儿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安心吃奶到两三岁，一哭就受到大人的安抚，稍大后即由兄姐陪伴，很少去吵闹大人，也很少受到大人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被鼓励去与人竞争，社会的理想是满足而不是超越，不鼓励超越别人。少女们的性生活自由正常，没有冲突，也从不会因为一些问题而忧烦。总而言之，萨毛少女的生活愉快而平静，绝没有成熟期的烦恼存在。因此，少年期的冲突并不是普遍的生物性，而是由若干特殊的教养方式所造成。少年期烦恼是文化的产物，而非生物性。
在完成了萨毛族的调查之后，米德又继续做了好几次南海调查，她除了继续研究不同社会的儿童教养方式对人格的影响外，又开始另一项文化与基本人性关系的研究。1928年，米德前往新几内亚北部阿美拉提群岛的马努斯族（the Manus of the Admiralty Islands）调查，1930年发表了《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Growing up in New Guinea）一文。此后，她又在新几内亚调查了三个距离不远，但文化差别很大的民族。在这个调查中，米德发现，三个民族由于文化的不同，两性的气质与行为也各有不同。居住于山区的阿拉佩什人（Arapesh）是一个种芋头为生的平和民族，他们以一个小家庭为营生的单位，男人和女人一同分担家务，照顾孩子，家庭气氛和睦。孩子们在学会走路之前，母亲对他们照顾备至，经常抚慰逗怜，爱护无以复加。男孩子被鼓励不要太好强、好欺侮人，伤害别人一般都认为是很大的罪过。所以阿拉佩什人男女在性格和气质上没有多大的差别，都很文静温和，感情丰富，只有极少数不正常的人才表现出侵犯行为。而住在河畔的蒙杜鲁古摩（Mundur gumor）人，是一个有猪头和吃人习俗的民族。在这个民族中，男人大半是多妻，他们以姐妹换得妻子，没有姐妹者以暴力抢亲，在家庭中，因为儿子常看到母亲受父亲的虐待，因而儿子对父亲非常憎恨。儿子与父亲之间也常因年轻女人而互相仇视，因为父亲常娶来年青少女做偏房。夫妻之间的关系粗暴，他们都恨怀孕，因为怀孕期间的性禁忌太多，孩子的处理极为轻率，很多婴儿生下即被弃于河中，未弃者亦不加养育，经常置于粗硬的篮中，等到哭得死去活来时才喂一次奶，而且早早断奶让他们随便吃硬的食物。在这种文化培养下，象杜鲁古摩族人不论是男是女都非常粗鲁、好妒、自私而富侵犯性。第三个民族是居住于湖畔的楚加蒙布拉（Tschunbuli）人，这个民族生活于鱼产丰富的地方，不从事耕作，所以有很多时间来举行宗教仪式。小孩不论男女都受到很好的抚养，经常满足他们吃奶的欲望，而不让他们哭叫。可是等到少年期，男孩子要经过一次痛苦的割礼，并离开家到少年会所居住，由年长的人教他们跳舞、装饰身体和笛子等等，少女们则开始学习家事和生产工作。楚加蒙布拉社会是父系社会，男人是一家之主，表面上男人是这个社会的支配者；但实际上，男人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仪式生活中，日夜花功夫学习舞蹈，装饰身体和吹笛子求爱，所以在性生活中，女人便成为支配者，由于这种情形，男人经常生活于表面的优势而实际被动的情况下。所以，楚加蒙布拉男人变得很神经质，经常有疯狂的例子出现。而不主动的女人或主动的男人都被视为正常者。米德在深入调查这三个民族的基础上，于1935年写成了杰作《三个原始社会的性别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uety）。在书中，她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能不概括地说：“人类本质确有使人难以置信的适应性，他们对于不同的文化可以精确地恰当地分别作出反应，所以不同文化中个体间的差异也和同一文化中的个体之间的差异一样，几乎无例外地受各种条件的影响，尤其是童年的早期经历。而各种条件又是受文化所决定的。可见，两性之间的标准化人格之差异就是由有规律的文化所产生的，每一代的男女都会被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影响，陶冶其个性，并使之合乎要求。”
米德的研究说明了文化对人性及两性人格的重大影响。由于米德的研究，科学家们开始探讨文化对人性的影响程度。大批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开始了解儿童教养方式对人格的影响。
本尼迪克特也是鲍厄斯门下的一位女人类学家。她最早从事心理人类学研究是在1927年。当时，她到皮马（pima）族印第安地区调查。在实地考察中，她发现该族与普埃布洛族印第安人的文化完全不同。普埃布洛族强调和谐、折衷，而皮罗人却主张极端。这一对比引起本尼迪克特从事文化模式研究的兴趣。1928年，她写出了第一篇关于文化心理的论文《美国西南部印第安文化的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 in the Cullures of the Southwet1928）。1934年，本尼迪克特发表了《人类学与变态》（Anthropology and the Alnorinal1934）一文，指出文化是相对的，文化可以把个体的行为调整到合乎它的标准，即有整合的功能。同年，她又出版了著名的《文化模式》（Patlerns of Culture）一书，更具体地发挥了她的上述观点。在此书中，本尼迪克特用“阿波罗”（Apolloman）和“戴安尼”（Dionysion）来形容两种不同的文化，以“文化模式”的观念说明文化是个人性格投射而扩大的银幕，以及不同文化孕育下所形成的不同人情。阿波罗式的文化和性格所表现的是严肃、和平与“中庸”的处世观；戴安尼式的文化则是粗暴、狂野和个人主义。本尼迪克特以北美印第安人的祖尼（Zuni）族为阿波罗式文化的例子，而以美拉尼西亚群岛的杜布（Dobuan）和美国与加拿大交界的瓜求图（Kwakiutl）印第安人为戴安尼式文化的代表。《文化模式》这部被米德称为“二十世纪第二季最伟大的书籍之一”的著作，尽管现在看来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确是一部突破性的著作。著名人类学家果勒（Geoflreg Gorer）深刻地指出了此书的划时代意义：“我愿意以1895年弗洛伊德和布鲁尔（Breuer）的《歇斯底里之研究》（Studien Uber Hysterie）一书的出版年代，为个人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开始之年，而以1934年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出版的年代，为国民性的科学研究诞生之年。”
继萨丕尔·本尼迪克特和米德之后，林顿（Ralph Linton）、杜宝娅（Cora DuBois）、卡丁纳（Abram Karchiner）和C·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等将文化与人格研究推上更有系统的科际综合研究轨道。
林顿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个旧式费城教友派信徒之家，自幼喜欢收集箭头等古物，对考古颇有兴趣。1920年，往玻利尼西亚的马克萨斯群岛（Mar quesas）调查。虽然两年的田野工作以考古学研究为主，但他却对当代人类学的问题有所关注，回国后在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员时，便着于撰写一些海洋和美国印第安人物质文化的文章。1925年至1927年间，林顿又到印度洋西部的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Mardagascar现为马尔加什共和国）作田野调查。30年代以后，美国人类学飞跃发展。欧洲的功能学派、新兴的精神分析学和其他心理学派对美国传统人类学方法影响很大。于是林顿致力于整合上述不同的理论和观点。1936年林顿出版了《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一书，提出了“地位和角色（Status and Role）的概念，指出社会是靠社会中的个体之间的互惠关系推动的。文化除了社会整体的普同特征外，由于个体或小群体之间所掌握的知识或技术的差别又形成局部的特殊性，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文化手段达到同一欲求。所以，林顿主张从个体考察文化，并把个体与文化一起研究。他认为，文化是从各个个体中获得自己的形态的，“没有心理学家的工作，则人类学家永远不可能超出对文化过程的表面了解。”林顿的上述观点指导着他以后的研究。1937年，林顿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当时，精神病学家卡丁纳和杜宝娅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New York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共同举办文化和人格问题研究讨论会。林顿很感兴趣，极力支持。在这个科际讨论会中，林顿、杜宝娅和其他人类学家提供他们在原始社会中所找到的有关儿童养育、成人行为和其他文化特质的资料，由卡丁纳作心理分析，最后一起讨论和总结。研讨会的结果，1939年卡丁纳编成了《个体及其社会》（The Zndividual and His society）一书，林顿、卡丁纳、杜宝娅和丁·威斯特（James West）于1945年合著了《社会的心理疆界》（Psychological Frontiers of society），系统地提出了“基本人格结构”（Basic personolity structure）理论。
所谓“基本人格结构”是指一个社会的成员因共同的早期养育和训练而具有的共同人格结构。按照卡丁纳等人的理论，一个民族的基本人格结构是由于那个社会的“初级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如生产方式、家庭婚姻、儿童养育等所形成，而基本人格结构又投射形成该民族的“二次级制度”（secondary Znstitutions）如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等等。“基本人格结构的概念比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概念明确具体得多，但它仍是一个抽象而理想化的概念，所以林顿、杜宝娅等人继续加以充实和发展。林顿根据自己的“地位”与“角色”概念，发展出一个“角色人格结构”（status personality structure）概念，以补充基本人格结构。在林顿看来，虽然每一民族都有基本人格特性，但是一个民族或社会中，不同地位身份的人各有其应扮演的角色，由于角色的不同，人格构成也有差异。林顿的“角色人格结构”概念的提出，为一个民族或社会中人格差异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杜宝娅是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Alfred Kroeber）和罗维（Robert H.Lowie）的学生，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女人类学家。她参加了卡丁纳、杜顿的讨论会。在与他们共同提出“基本人格结构”理论后，她第一个把这一理论带到田野去求证。1938年，杜宝娅到阿罗（Alor）岛调查。在这次调查中，她不仅使用了传统的人类学调查方法，而且采用心理学的投射测验。调查回来后，她把一般的资料交给卡丁纳分析，而把罗夏克测验的资料和儿童绘画资料分别送给两位心理学家去分析。1944年，杜宝娅根据分析的结果写成《阿罗人》（The people of AluA social—psychological study of an Eart—Znclon Island）。在阿罗人的研究之后，杜宝娅提出了“众趋人格结构”（Modal Personality structure）的概念，用以代替“基本人格结构”。因为在她看来，在实际行为中，社会成员与基本人格结构的合致程度，只能以统计学的众数（mode）来表示。也就是说，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所描写的某一民族的特殊性格，在实质上只是一种众趋的形态。“众趋人格结构”这一概念日后为大部分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学者所采用，并逐渐发展为“民族性”或“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的概念。
三、发展阶段
创立阶段的心理人类学家，不论是萨丕尔、本尼迪克特、米德，还是林顿、杜宝娅都受心理分析学的强烈影响，所以在他们的著作里，充满了对早期儿童教养资料的描绘和分析。对于这些早期的心理人类学家来说，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个人与文化传递的根本问题，它利用责罚与奖励，利用内化了的（internalized）双亲偶像，利用升华的欲望，使社会的成员都纳入文化所期望的正轨之中；就是因为同一社会的成员从幼年学习同样的东西，参与同样的文化体系，所以具有同样的人格结构，下一代人学习上一代的传统，而成为他们的复制品。在这种情形下，社会文化形态可以说与人格的构成是有机地联系着。所以，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某一文化模式的人格特征与卡丁纳的“基本人格结构”和杜宝娅的“众趋人格结构”都是相近的概念。他们都相信，一个社会成员除去极少的变态外，大部分都是划一的复制，至少都尽可能地趋向于理想划一的人格结构。
但是，儿童教养方式或社会化方式对人格形成的影响到底达到什么程度，同样的社化方式所产生的人格构成真是划一而无差异的吗？较后期的一些心理人类学家采用泛文化的比较方法（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method）进行研究，他们企图比较人类学家在不同地区搜集的民族志资料，求证上述问题。
这类研究的先锋是怀亭（John whiting）和柴尔德（Irving Child）。1953年，他们二人合写了一部著作《儿童教养与人格》。在这本书里，作者根据G.P.默多克（G.P.Murdoct）等人所建立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 Area Files）里有关儿童教养的民族志材料，选出65个不同的文化，加上他们自己选出的当代10个民族志报告，利用泛文化比较的方法验证一些假设，寻求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以及文化透过人格的媒介而整合的过程。这个研究对心理人类学儿童教养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这个研究对文化如何透过人格而整合的过程作了探讨，它不是对某个社会的深入了解，而是要验证所有社会的人类行为的一般假设，虽然它是以心理分析理论为假设的主要来源，但以一般行为理论去作假设论证。这个研究揭开了心理人类学泛文化比较研究的序幕。但是，由于这个研究的资料是第二手资料，不够完整，研究中很多问题不令人满意，所以怀亭和柴尔德在1954—1956年间，派出了6个田野工作队，分别到肯尼亚、印度、琉球、菲律宾、墨西哥及美国本土去收集第一手资料。这6个田野工作队都使用标准化问卷，研究相同的变项，所观察的行为与情况也都相同。这种设计是使不同文化的材料能够加以比较。这就是著名的“6文化研究计划”（the six cultures project）。6文化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1963年，B.B.怀亭（Beatrice B.whiting）把田野工作队的6份报告合编成《6个文化：儿童养育的研究》（six Cultures:studies of Child Rearing）一书。1964年，明吞（Minturn）和伦巴特（Lambert）根据6文化中访问母亲的材料，加以分析，写成了《6文化的母亲》（Mothers of six Cultures），以统计方法研究了6个文化的社化方式及影响这些方式的因素。1975年，怀亭夫妇根据6文化的调查材料，写成《6文化的孩子们：一个心理文化分析》（Children of six Cultures:A PsychoCultural Analysis）一书。书中作者利用回归分析（onalysis of regression）的方法发现文化、性别、年龄三种因素对儿童的社会行为都有影响，而在控制年龄与性别二因素后，文化仍有显著的影响。
怀亭等人的泛文化比较研究特别注重研究设计，对每一个与研究变项有关的概念都给予明确的界定，以保证研究过程的可试验性与客观性。他们不仅检验了本尼迪克特、米德及林顿、杜宝娅等人在一个单独的民族或社会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而且为文化与人格研究开创了新的途径。这种研究方法目前不仅在人类学界中继续运用与发展，而且逐渐为其他行为科学所采用。
在理论方面，这一时期的学者突破了基本人格理论，提出了早期学者的同样的社化方式所产生的人格构成是划一的假定的谬误，提出了新的理论。1961年，A·华莱士（Anthony Wallale）出版了《文化与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一书。书中华莱士虽然同意社会训练其成员变为“公民”的手段，但他认为社化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世代之间的复制，使个人全部承袭上一代的传统，个人在社化过程中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而且个人的差异非常大。个人的差异是由于遗传的不同，个人生活经验的不同，而社会有阶层的不同、团体之别，而且有年龄性别以及职业的差异，这些背景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行为可以表现相当一致，但其心理却千差万别，因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和动机之间是有差距的。一队士兵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其行为相同，但动机却不一样：有的出于爱国之心，有的是出于虚荣心，而有的却是受英雄主义思想的驱使或者是一种侵犯动机的发泄。因此，社会的功能是补足性的，而不是一致性的。在一个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必要有相同的动机或了解彼此间的动机，所必要的只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多少是可以预期的。由于行为之可以预期，社群的生活才属可能。
个人对文化传统的约束并不是完全满足的，不能满足便产生挫折（Frustration）；心理挫折如不能以其文化所允许的方法加以弥补，则产生精神上或行为性的异常。早期心理人类学的划一复制理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早期心理人类学家一开始便注意到文化与精神病的关系。林顿就从心理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过精神异常，写了不少文章。1956年，他逝世后，他的学生乔治·德弗罗（George Devereux）把这些文章集合成一本《文化与精神异常》（Culture and Mental Disorders）。康乃尔大学的奥柏勒（Marvin Opler）也研究过这一课题，先后写成《文化、精神治疗和人类价值》（Culture,Psychiatry and Hunan Values 1956）和《文化与精神卫生》（Culture and Mental Healeh）二书。但由于划一复制理论把社化过程看作是纯粹的复制过程，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只注意心理挫折所引起的各种异常行为。由于华莱士等人的变化补足理论的提出，心理人类学家认识到，在某种情形下，个人心理需要因文化的约束而引起的挫折，与不满足会导致异常行为，但在另一种情形下，又可能是文化创革的根源。因此，需要的挫折如何成为创革变迁动力的问题成了心理人类学的最新的研究课题。
注释：
① 有的人类学家不同意用“文化与人格”一词。例如华裔美籍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L.K.Hsu）在其所编《心理人类学》中指出：“人格一词的隐含词义很容易使人错误地认为人格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实体。其实，人格只不过是个人在一生中跟社会和文化互相作用的一种过程而已，根本不是一种必然的终极产物（End—Produce）。但是根据正统的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则认为人格是人类早期经验（即5岁前的童年决定论）的产物。相反，社会科学家则认为人格是社会文化所造成的。它依循着一定的方向行动，而不受心理运作所限制。根据这一观点，则人格便含有英雄崇拜和殉教的个人主义文化承传的特点了……这种把人格作为终极产物的观点必须考虑，而首先要做的是把人格这个词从人类学有关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中删去。”（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Cambridge,Mass,Schenkman Publishing Lo.1972.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