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的载体 存在的精髓——论加缪的《鼠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缪论文,鼠疫论文,精髓论文,载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尔贝尔·加缪是战后法国著名作家，长篇小说《鼠疫》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对此作品作深入探讨，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鼠疫》的构思，酝酿于1940年。那时，希特勒的铁蹄践踏着欧洲，也蹂躏着巴黎，使千百万人惨遭杀戮。加缪便想把法西斯的横行比作鼠疫的为害，再现那个恐怖时代。因此，作品开头，就引用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话：“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述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在作品中，加缪也写道：“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地不知所措。”诸如此类的言论都明显地透露了作者的这种用心。可见，这部作品是作者采用象征手法“曲径通幽”表达自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所以说，它表面上是在写鼠疫，实质上是在写战争。但它不象其他战争小说，或正面描写，直抒胸臆；或选取侧面，间接反映，而是从整体上，用“疫祸”象征“战祸”，用“鼠疫恐怖”表现“战争恐怖”，用人们在瘟疫中的表现和感受反映人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和感受，把鼠疫猖獗的奥兰城写成法西斯匪徒蹂躏下的巴黎的缩影，从而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深入思考、厌恶心理和对法西斯罪行的强烈谴责。不论加缪愿意不愿意，人们都把他归入存在作家行列，这主要是根据他作品的思想特点来判断的。《鼠疫》就是一部存在文学作品，因为它体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
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荒谬的，无理性的。西方作家从西方社会制度中把它总结出来，又用它来剖析西方社会的弊病，用来描绘帝国主义的战争罪恶，显然具有鲜明而深刻的积极意义。小说《鼠疫》正是如此。
《鼠疫》在艺术处理上也是十分成功的。
首先，加缪选择了一个重大而特殊的鼠疫事件作为题材，来影射二次大战中的世界的荒谬性。他通过生动记述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有头有尾的大恐怖时代。那可怕的鼠疫流行起来之后，粮食受到限制，汽油实行配给，规定节约用电，断绝内外交通。许多商店挂着“无货”字牌，只有食品店前排着长队。投机商则趁火打劫，囤积居奇，高价出售紧缺商品。夜晚实行宵禁，全城一片漆黑，听不到行人的脚步声和犬吠声，这座庞大的城市，静悄悄的，死气沉沉，唯有那些默不作声的雕像，竖立街头，才使人想起这里曾居住过人类。那愁云密布的天空，死一般寂静的街口，活象九泉之下的幽冥王国。来到这里，仿佛进入阴森的墓窟一般。更为可怖的是，在鼠疫盛行时期，居民大批死亡，每天高达一百二十多人，连埋葬也来不及正常进行，只能实行快速而简化的办法，各种仪式一律取消，禁止亲属守尸，全过程顶多一刻钟了事。在连食品供应都大成问题的时期里，哪里有暇顾及体面的葬礼。同时，棺木越来越少，裹尸布和墓穴也不够用，只得刨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另一个埋女尸。后来又迫于形势，连如此简化的葬法也不能保证，索性不分男女，乱七八糟地往坑里堆，什么体统也顾不得了。即使如此仍无济于事，最后只得将死者运往火葬场烧掉了事。
其次，加缪在动态记述中，再现了那个荒谬的恐怖时代。鼠疫事件，从前一年四月发生，到第二年二月结束，不仅有头有尾，而且，作者完全是按时间顺序，逐月地记述下来的，从鼠疫先兆的出现，正式宣布鼠疫，发展达到高峰，到最后减弱结束，写出了一个典型的荒谬时代，一段恐怖的灾难生活。这是一个全过程。四月是开始阶段，死老鼠从一个到成堆成群地出现，“仿佛负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它的体液，让直到现在为止在它内部作祟的疮疤和脓血，升到表面来发作……几天之内就大乱起来，就像一个身体健壮的人，他那浓厚的鲜血突然沸腾，造起反来”。五月封城以后，疫情进入发展阶段。物质生活困难，病疫不断蔓延。死亡人数增加，人们终日慌乱不安。在这些可怖的日子里，倒“并不像烧个不尽的残忍的大火，而像一种永不停止的践踏，其势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十一月，横行的鼠疫达到顶点，死者的数目没有增加也不见减少，瘟疫“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一样，每天准确无误而又有规律地完成它的杀戮任务。”疫情图表上的曲线，过去是不断上升，现在则沿着横的水平方向前进。到了来年一月，疫情则开始减退，死者越来越少。”瘟神似乎也劳累得精疲力尽了，在一个短短的时期里，鼠疫几乎失去它在好几个月里积蓄起来的全部力量。”最后在小小的起伏中达到终止。
第三，加缪通过人物的主观感受，来表现世界的荒谬性。上述关于恐怖时代的客观描写和直接再现，在《鼠疫》的篇幅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小，主要的、大量的内容，还是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从“主观感受”的角度记述出来的。例如，当死老鼠大量增加的时候，引起人们的慌乱和惊异。此前，大家只认为是一件令人厌恶的偶然事件，而现在却发现，它带有很大的威胁性，既不能确定其广度，又找不到其根源。宣布鼠疫和封城之后，人们只能在震惊和恐慌中感到突然陷入了“囚禁”和“流放”状态，与亲人分离，与世界隔绝，前途茫茫，看不到解放之日，一下子失掉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只能垂着脑袋过日子，几乎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活像苦度铁窗生涯一般，而且还不断遭受到死亡的威胁。当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在居民们窗前经过的时候，那铃声就象瘟神发出的召唤，人们便心惊胆战地意识到：快要轮到自己了。沉重的苦恼，使人们陷入绝境。而当盛行的疫情相对稳定下来的时候，大家的精神才真正进入了“鼠疫的境界”，初期那种冲动和愤怒没有了，人人情绪沮丧，精疲力尽，麻木不仁，不抱幻想，不仅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也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留下来的只有眼前的现实，即使到了宣布鼠疫结束，城门开放之日，仍有不少人为失去亲人而痛苦，疫后的心灵创伤仍久久难以平复。
在作品中，加缪反复强调，“这是作者同许多市民在同一时间中的共同感受。”这正是加缪自己在战争中被隔绝在法国南方的亲身体验。因为当瘟神笼罩住一切的时候，个人命运也被融入了集体的遭遇。通过集体遭遇，更强烈地表现了时代的恐怖和世界的荒谬。正如作品中一位巡夜的老头说的，他宁愿要一次地震也不愿要这鼠疫。他说：“要是一场地震就好了。一场剧烈的震动之后，人们也就不谈了……点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事情就完了。但是这个该死的瘟疫，就是还没有得病的人，心头也摆脱不了它。”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艺术上，加缪也像其他存在主义作家一样，基本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情节，有人物，有心理描写。在作品中，他说：“笔者为了不歪曲任何事实，也不违背他个人的想法，尽力做到客观。他不愿通过艺术加工使任何东西失去真实。”他还多次强调：这是一篇纪实文字，是一篇证词，他要充当“历史家的角色”。所以，他总是把真实事件的生动记述，人物主观的真切感受和引申一步的深入思考融为一体，用现实主义的笔调，刻画出一批面临绝境思考如何进行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人物。
存在主义者还认为：世界虽然是荒谬的，但人并非奴隶，不应俯首贴耳，顺应服从。人有主观意志，面对客观境遇，可以自由选择，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用自由选择的行动，进行自我创造，实现和证明自己的存在。许多存在主义的人物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其原因正在于此。但是，由于加缪的人道主义立场，抑恶扬善的基本观念，以及反法西斯的正义感情，使他笔下的一系列形象在自由选择中都具有鲜明的积极意义。而且这些人物，由于各有不同的追求，不同观念，从而在同一境遇中做出不同的选择，因此个性各异，互不雷同，真实感人。
这部小说主要刻划了五个人物。
医生里厄是一个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他是一个工人的儿子，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膀，长方脸，目光正直，鼻子高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鼠疫发生前，他把生病的妻子送到山区疗养所去治疗。疫情发生后，他们分隔两地，无法联系，忍受着思念之苦。同时，他作为医生，要责无旁贷地救死扶伤。早上，他亲自主持病人入院、治疗和开刀，午后看门诊，晚上再去出诊，直到深夜回家。他虽然体格健壮，能顶得住，但出诊中的悲惨场面仍使他受不了。因为一旦断定是鼠疫，就得立即把病人送进医院隔离起来。病人家属都知道，只有痊愈或死了之后才能同病人相见。于是哭诉、解释，求情、拒绝，挣扎、劝说，末了，不得不在乱哄哄的疯狂中抬走病人。后来，病家干脆关上大门，宁肯冒传染的危险，与鼠疫病人相聚，也不愿作别，坚决拒绝医生登门。于是，他必须在一个便衣警察的陪同下才能出诊。政府也不得不在无效地叫喊、命令之后，继之以警察的陪同下才能出诊。政府也不得不在无效地叫喊、命令之后，继之以警察的干预，最后是出动军队，把病人强行抢走。他的职业再也不是给人看病，而是诊断、登记和宣布不治之症，他不是救人性命而是下令隔离。他看出人们憎恨他，而他只能按照公正原则，公事公办。过去，人们把医生当作救星，三粒药丸和一根针管就解决问题。人们挽着他的胳膊感激地送他出门，使他感到愉快。现在则完全相反，到病人家去必须带着士兵，用枪托拼命砸门，主人才会出来。为了更多人的生命，他只能努力克制同情心，硬起心肠，变得麻木不仁。这一切都搞得里厄精疲力尽，几乎支撑不住。就在这种辛劳和痛苦中，他接到山区疗养院的电报，说他妻子病情加重，他这才觉得与妻子分离的时间太长了。他对朋友说：要不是鼠疫，他或许早已帮助妻子战胜了病魔，而现在她肯定感到十分孤独。想到这里，他痛苦地说不下去。就在宣布鼠疫解除，城门即将打开的时候，里厄先生接到他妻子不幸去世的电报，他沉默无语，忍受着诸多痛苦中这最大的痛苦，最沉重的打击！在庆贺胜利、充满节日欢乐的大街上，他望着欢乐的人群，深深地思考着人生、死亡以及将来还可能发生的“鼠疫之灾”。
里厄先生选择了善行，也就是说作了正确的选择，是个存在主义的典型人物，类似我们常讲的正面人物。他虽对世界感到厌倦，但他热爱人类，公正坦率，不信上帝，是个实事求是的人道主义者。用他的话说，“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因此，鼠疫发生后，他没有消极等待，更没有企图逃跑，而是选择了投身抗疫、积极斗争的态度，脚踏实地地为居民治病，不辞劳苦地救死扶伤。他本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而舍弃自己的所爱，但他与妻子分隔两地，并未为此而离城奔走，甚至连此念头都未动过，并且已作好精神准备将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义无反顾地作出了放弃自己幸福的选择。他所得到的却是妻死外地，无法会面的惨痛结局。也正因为如此，更显出他的崇高和伟大。他理解和同情朗贝尔为早日出城会见情人而作的种种努力。认为“这是朗贝尔自己的事，朗贝尔已作出了选拔，要的是幸福，他里厄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所以塔鲁评论里厄说，“他比我更通人情。”还是因为如此，他在自己和神甫之间能够超越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界限，为了抗疫的共同事业而团结奋斗在一起。神甫说：“你也是为了人类的得救而工作。”他则答道：“我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境界，我是对人的健康感兴趣。”并表示他“最憎恨的是死亡和疾病，大家在一起是为了战胜它们。”
塔鲁是另一位令人崇敬的人物，他年纪较轻，外形厚实，不信奉上帝，待人一贯和蔼可亲，主张人们之间应互相理解，是个脚踏实地的人道主义者。他与里厄医生志同道合，因而向他倾诉肺腑，二人结为至交。他理解记者朗贝尔与情人天各一方的痛苦，因此真诚地支持他逃离疫区。连逃犯科塔尔也说：“他很通人情，总是很体谅别人。”他几星期前才来奥兰定居。他善于观察和思考，把奥兰城各种细节都记在他的记事本上，尤其是以见证人的角色记下这场鼠疫的状况。他深深理解：鼠疫既已发生，就应作必要的斗争，而斗争就不是几个人的任务，它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所以必须同舟共济，因此面对疫情发展严重、防疫人手缺少，政府措施又跟不上需要的现状，他提议并组织起第一个志愿防疫队，协助医生作救护工作。在他带动下，许多小分队纷纷成立。他很清楚，这种工作总在第一线，有被传染的极大危险，只有三分之一的生还机会，但他仍毫不退缩，勇往直前。几个月下来，他消瘦了，眼也花了，脸脱相了，宽阔的肩膀塌下来了。就在宣布鼠疫结束，城门即将开放的时候，塔鲁却累坏了身子，染上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鼠疫，他的朋友里厄医生不忍下令隔离，而将他留在自己家里，由医生和自己的母亲亲自照料。经过一天一夜的病痛的折磨，塔鲁终于离开了人间。
塔鲁的选择，显然带有英雄主义色彩，他的悲剧也带有一种崇高和庄严感。他并无超验的主观上的英雄意识，而是具有在极限境遇中，通过高尚的行为选择，真实而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英雄主义倾向。他诚诚恳恳为大众利益甘冒生命危险，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在大多数人逃脱了死神威胁后，他竟太令人遗憾地成为鼠疫尾声的牺牲品。
记者朗贝尔，身材不高，神色刚毅，处事果断，是巴黎一家名报的年轻记者，鼠疫发生前来奥兰城采访。鼠疫发生后突然被关进城里，远离故乡，见不到亲人，倍增囚禁之苦。他把情人丢在巴黎，千方百计设法通信。在一切内外关系断绝的情况下，同行们表示无能为力，邮局把他拒之门外，省政府的女秘书对他的要求嗤之以鼻。最后，排了两个小时长队，只打了一份简短电报。他去见省政府办公室主任，以非奥兰人偶然来此为由要求离城，主任只表示“十分理解，但不能作例外处理”。他找里厄医生为他出具一张未患鼠疫的证明，也被婉言谢绝。因为城中像他这种情况的人有好几千，从未放走过一个。所以，不论他愿意不愿意，事实上，他同大家一样，也成为奥兰城的一员了。朗贝尔参加过西班牙战争，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怕死鬼。但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所以当他得知为抗疫终日操劳的里厄医生的妻子也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时候，朗贝尔十分惊异，深深受到震动和教育，经过一夜思考，他终于第二天一大早就打电话给里厄医生，表示在离城之前，愿意跟他们一起参加战斗，成为主管一个隔离病房的临时负责人。当他长期奔走，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秘密逃走的好机会时，却在里厄、塔鲁等朋友真诚的感召下，觉得“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从而毅然改变主意，做出了留下来共同战斗的决定。最后，他终于等到疫情解除，城门开放，交通恢复的那一天，在第一列火车进站后的月台上，和扑进他怀抱的情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享受到了那久别重逢的幸福。
记者朗贝尔从选择个人幸福，变为选择集体抗疫，从消极逃跑变为积极斗争，是一个重新选择、不断选择的存在主义人物，即我们常说的变化人物。他经过了逐次变化的三个阶段：鼠疫开始，他囿于爱情至上的观念，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为逃出疫城和情人相会而到处奔走，虽四处碰壁，仍不放松追求。当他偶然得知里厄医生也忍受着夫妻分离之苦，却不辞劳苦忙于防疫治病时，思想受到震动，从原来的拒不工作，决心出逃，变为边服务边为出逃努力。最后，在他得到了个良机的前夕，却放弃了它，在里厄、塔鲁等真诚朋友的模范行为影响下，终于决定留下一起抗疫。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神甫帕纳卢是个耶稣会教士。他一直忠于教会，热烈捍卫天主教教义，坚决反对过去几个世纪的愚味主义，也猛烈抨击现代放浪主义，因而享有盛誉。鼠疫流行起来后，教会决定采用自己的方法来对待这场灾难。方法之一，便是帕纳卢神甫的讲道。他认为：长期以来，这个世界已成为罪恶的渊薮，一直靠天主的宽容而存在，人们便有恃无恐，继续犯罪。天主在永久的期待中失去了信心，于是降下鼠疫之灾，以示惩罚，迫使人们不得不屈服于他的脚下。所以，鼠疫流行是人们“罪有应得”。大家只有跪地祈祷，才能消灾灭难，拯救生灵。但是置身于鼠疫城中，怀着对众人的怜悯，他也参加了防疫队，成为抢救人员之一。共同的斗争，使他感情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他目睹了一个纯洁无辜的孩子临死之前的垂死挣扎，在那连续不断、不可名状的哀叫声中，他跑下来连连祈祷：“我的天主，救救这孩子吧！”但孩子仍在痛苦中死去。孩子何罪，难道也在天主惩罚之列？帕纳卢神甫无法解释。他陷入尖税的精神矛盾之中，观念发生了动摇。但是他本能地不愿丢掉旧有信仰，仍宣称“应当去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当他染病之后，一面明确宣布：不要请医生看病，不能抛弃宗教原则；一面又抵御不住病魔的折磨，却要人把他送到医院“照章办事”。在病床上，他一面对医生的诊断和关怀口称感谢，一面又说：教士没有朋友，他把一切都托给天主了。临死前，他一面“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给他作各种治疗，一面又始终没有放下过手中的十字架像。最后在无法解脱的精神矛盾中离开了人间。
如果说朗贝尔是一个变化人物，那么神甫帕纳卢则是一个矛盾人物，也是一个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否定人物。他忠于教会，死抱住天主教教义不放。但是，他的有神论对眼前的鼠疫流行作不出科学解释，尤其是那个天真无罪的孩子，遭受那惨不忍睹、耳不忍闻的长时间折磨之后死去，更使他无法理解。他的信仰根基有所动摇，但又本能地不愿放弃；他的宗教信条要求他消极等待，求主保佑，而他的怜悯感情又促使他投身救护工作；生病之后求医生治疗，有违于他的神道宗旨，但病痛的折磨，求生的本能，又使他不得不希望和接受医生的诊治。在这个人物身上，神道和人道相违背，有神论和无神论相冲突，在真理和谬误的夹缝中，无法自圆其说，难以找到出路。他手捧十字架，死在医院的病床上，就生动地表现了他的这种进退维谷的矛盾心理状态。
科塔尔是个矮胖子。鼠疫发生前他是个逃犯，因害怕警察追捕而上吊自杀未遂。平日他很不开朗，行踪诡秘，沉默寡言，孤僻而多疑，总是独自呆在屋子里，公开身份是推销各种酒的代理商。他以为他前科犯罪的事，他们已经忘记。不料警察局把他叫去，通知他在调查结束前要随叫随到。他知道总有一天警察会把他抓去的。因此，他唯一担心的事，是害怕把他投入监狱。他宁可和大家一起被鼠疫围困起来而不愿作单身囚徒。但是，鼠疫盛行起来之后，什么档案啊，调查啊，迫在眉睫的追捕啊，全都谈不上了，就是说，新旧罪行也罢，犯罪分子也罢，警察局也罢，全都化为乌有了。鼠疫只给他这种人带来好处。在他看来，使人们团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径，就是把鼠疫带到他们中间去。所以在鼠疫流行期间，他虽也脾气突发，反复无常，但总的来说，他变得彬彬有礼起来，总设法与人随和相处，总想和大家厮混在一起，说话和气，手头大方，到处博取人们的好感，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坏人。在鼠疫围困的物质困难时期，他从事配给物品的走私活动，贩卖烟酒，利用涨价之机，赚取不义之财。当塔鲁邀请他参加防疫队时，他生气地顶撞道：“我在鼠疫中间也过得不坏，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参加进来去制止它。”十二月正当瘟疫横行，大家协力抟斗的时候，科塔尔却鸿运高照，生意兴隆，投机买卖使他大发横财；当疫势减弱，大家高兴起来的时候，他却大为惊慌，不愿恢复正常生活。他怀着瘟疫继续存在下去的希望，怀疑鼠疫难道“一下子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停止了”？面对疫情好转，他不是高兴而是恼火，情绪沮丧。大家害怕鼠疫卷土重来，他却希望重新开始。省政府宣布鼠疫结束的那天，科塔尔逃得无影无踪。当城门打开，交通恢复，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他竟满怀仇恨，躲进房间，向街上欢乐的人群开枪，终于被警察逮捕了起来。
逃犯科塔尔和医生里厄形成鲜明对照，他选择了恶行，与大家冰炭难容，是个反面人物。这个逃犯早在鼠疫发生前已作了恶的选择。在整个鼠疫流行期间，他与大家在思想上、行为上以及对疫情变化的主观感受上，都背道而驰，大相径庭。他的一系列反常行为和反常心理，都展示出他违反人道、选择恶行的历史。最后，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应得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