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语俗字研究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俗字论文,汉语论文,试论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语文字学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小篆以前的古文字学和隶书以下的近代文字学。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古文字学一枝独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由于种种原因，近代文字学却始终是冷冷清清，处于空白或半空白的境地。因而所谓文字学也就成了古文字学的同义词。本文就近代文字学的核心——汉语俗字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建立汉语俗文字学的主张，以建构完整的（而不是头重脚轻的）汉语文字学体系。
讨论汉语俗字研究的意义，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俗字？换言之，即俗字的定义是什么？对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似乎人们并没有太多的分歧，其实要给予准确完整的表述并非易事。下面且看几家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辞海》（修订本）“俗字”条下云：
异体字的一种。旧称流行于民间的多数为简体的文字为俗字，别于正字而言。区分正和俗的标准，往往随时代而变迁。
《汉语大词典》同条下云：
即俗体字。旧时指通俗流行而字形不合规范的汉字，别于正体字而言。《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未见“俗字”条，但该书“俗体”条下云：
俗体（vulgar form）， 指民间手写的跟字书写法不合的汉字字体。显然，这里所讲的“俗体”和前面讲的“俗字”是一回事，不过称呼略有不同而已。
综合以上各家所说，我们认为汉语俗字的定义可以这样来表述：
汉字史上各个时期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称为俗字。对于这一表述，有必要作如下的诠释：
（一）俗字存在于汉字史上的各个时期。俗字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无论是商周古文还是近代、当代文字，都有俗字的存在。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说：“俗体字的产生在历史上没有停止过，……各种字体里都有俗体字。”〔1〕今后只要汉字存在下去， 汉字俗体的产生也就不会停止。《辞海》等书在“俗字”的定义中冠以“旧称”、“旧时指”的限定语，那是不准确的。
（二）俗字是与正字相对而言的。正字是得到国家承认的字体，其字形结构往往有较古的历史渊源。用唐代颜元孙的话来说，正字是“有凭据”的可以施之于高文大典的官方用字〔2〕。
（三）俗字具有时代性。一定时期的俗字是相对于一定时期的正字而言的。商周有商周的俗字，秦汉有秦汉的俗字，近代也有近代的俗字。正俗之间的关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的。不同时期的字体如此，单个的汉字也是如此。如“躬”字，《说文》定作“躳”的俗体；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则云“躬”“躳”“并正”；到现代，“躳愧俦成为“躬”的古异体字，而“躬”则成了唯一的正字。又如“乱”是一个六朝俗字〔3〕，《干禄字书》、 《广韵》皆云“亂”俗作“乱”；本世纪50年代，国家推行简化汉字，“乱”字则成了“合法”的正字。
（四）俗字是一种通俗字体。俗字之所以称为“俗字”，主要与它通俗的特点有关。它的通俗性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字形“浅近”；二是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文书。字形浅近，主要与俗字简省的特征有关。即使有一些增繁的俗字，同样具有“浅近”的特点。例如旧时上海人把“扒手”的“扒”写作“掱”，从三只手会意，虽然字形繁化了，但其含义却呼之欲出，你能说它不“浅近”吗？
（五）汉字楷化以后产生的俗字是汉语俗字研究的主要对象。如前所说，俗字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汉字由甲骨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真书，每一种新文字都可以说是旧文字的简俗字，同时每种文字内部也有它自己的俗字。但总的来说，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言语异声，文字异形”〔4〕，各国之间的文字很难用正俗的标准去加以衡量。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车同轨，书同文，以秦国通用的小篆统一六国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5〕，所以小篆就是当时得到官方认可的正字。 与此同时，在民间又逐渐形成一种简略急就的字体，这就是隶书。隶书对小篆而言，便是当时的俗字。到了汉代，隶书逐渐取小篆而代之，因而就从俗字的地位上升为正字。在这一阶段，统治者对是正文字的工作是比较重视的，他们严格限制俗字的流行和使用，“书或不正，辄举劾之”〔6〕，再加上书写工具的限制， 俗字的数量以及流行的程度都十分有限。东汉末叶以后，汉字由篆而隶，由隶而真，字体渐渐趋于定形，楷书作为正字的地位得到了确立，并一直沿用到今天。而另一方面，与作为正字的楷书相对的俗字随之在民间流行起来，并且逐渐自成统系。这种在汉字由隶书到楷书的转变期间及其转变完成以后所产生的通俗字体，就是汉语俗字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对象。
另外，我们有必要指出，《中国大百科全书》“俗体”条所下的定义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首先俗字并不限于手写体。姑且不说俗字连篇累牍的宋元以来戏曲小说刻本，就连最神圣的《十三经》刻本也未能免俗。如《尔雅·释言》：“祈，
也。”郭璞注：“祈祭者呼而请事。”周祖谟校笺：“‘’当作‘叫’。宋刻十行本不误。注‘呼’亦当作‘叫呼’。”〔7 〕又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左传·襄公三十年》：“或呌于宋大庙。 ”阮元校勘记：“朱本、明翻岳本‘呌’作‘叫’，《释文》同，《石经》作‘’。”这里提到的“”和“呌 ”便都是“叫”的讹变俗字。可见字之正俗与是否手写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其次，字形与字书相合与否也不能作为判定正俗的标准。因为字书是一个通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字书，难道能要求现代汉字跟汉代《说文解字》中的小篆相合才算正字吗？更何况字书所收的字可以是正字，也可以是俗字，怎么能作为判定正俗的标准呢？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俗体”条所下的定义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俗字的定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几个理论问题已如上述，那么俗字研究有些什么意义呢？这是本文的重点所在。下面，我们拟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试作阐述。
一、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
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们有必要对汉字楷化以后俗字流行的情况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东汉以后，随着纸的发明，书写大大便利起来。文字运用的范围扩大了，字形纷杂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强。民间书写，务趋简易，以浅近易写为特点的俗字便很能迎合这一需要。加上书未刊刻，人们书写无定体可循，手写之体，势不能出于一致，授受既异，俗体随之滋生。据《东观记》载，光武帝时，城皋县衙官员的印章，同一“皋”字却有三种写法：“城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所以马援慨叹说：“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8〕这种情况表明， 东汉时期俗字已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和流传开来。到了魏晋六朝，国家的分裂，造成了各地区间语言文字的隔阂，更加速了俗字泛滥的势头，并终于形成了俗字流行的第一个高峰。当时的写本书籍及碑刻墓志，其中的讹俗别字，的确连篇累牍，盈纸满目。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异，莫甚于魏齐周隋之世。”毕沅《中州金石记》亦云：“字之变体，莫甚于六朝。”诚哉斯言！
入唐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大唐帝国政治上的强盛，统治者对刊正字体的工作也重视起来。据《旧唐书·职官志》载，唐代国子监置书学博士，立《石经》、《说文》、《字林》之学，并规定宏文、崇文两馆的学生，“所习经业，务须精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9〕。 唐太宗贞观七年（623年），颁布颜师古的《五经》定本， 作为学者读经的依据；并先后有颜师古的《字样》（今佚）、郎知本的《正名要录》、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今佚）、颜元孙的《干祿字书》、欧阳融的《经典分毫字样正字》（今佚）、唐玄宗的《开元文字音义》（今佚）、张参的《五经文字》及唐玄度的《九经字样》等一大批字样书问世，对当时楷书字体的定形和规范起了积极的作用。所以盛唐、中唐时期俗字使用的数量和范围都相对减少〔10〕。但到了晚唐、五代，由于藩镇割据，国力渐衰，世风下颓，一时曾有所收敛的俗字别体遂又泛滥起来，从而形成了俗字流行的又一个高峰。俗字纷然杂陈的数万卷敦煌写本文书，就是这一高峰的实物佐证。
宋代以后，随着版刻书籍的盛行和流传，以正楷为主的印刷体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字体逐渐趋于一尊。人们的书写有了可遵循的范本，从而大大减少了俗字存在的机会和市场。尽管宋以后的坊间刻本俗字仍不绝于篇，但总的来看，俗字的使用已走向低谷。
通过上述俗字流行情况的简要回顾，有助于我们认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先秦两汉古籍流传到今天，必然要经过宋代以前一次又一次的手抄相传的过程，其间六朝以迄晚唐五代俗字的泛滥不能不在这些古籍身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宋岳珂在《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说：
字学不讲久矣。今文非古，讹以传讹。魏晋以来，则又厌朴拙，耆姿媚，随意迁改，义训混淆，漫不可考。重以避就名讳，如操之为掺，昭之为佋，此类不可胜举。唐人统承西魏，尤为谬乱。至开元所书《五经》，往往以俗字易旧文，如以颇为陂，以便为平之类更多。这种“以俗字易旧文”的情况，决非唐开元间所书《五经》为然，而是宋代以前古籍传抄时的“通病”。于是这些古籍不断传抄的过程，也就是文字被不断“当代”化的过程，俗字在它们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便是自然而然的了。至于魏晋以下的古籍，它们本身便是俗字泛滥时代的产物，自然更无法避免俗字的“污染”。
但到了宋代刊版流行以后，情况又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宋以后刻书家常用后世通行的印刷体改易前代俗字。从字形规范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如果刻书的人不明俗字，凭臆妄改，便会给古书带来灾难。事实上，这种不懂装懂、如逞臆见的刻书家大有人在。清代著名校勘学家卢文弨在《重雕经典释文缘起》中说：
今之所贵于宋本者，谓经屡写则必不逮前时也。然书之失真，亦每由于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见而改旧文。〔11〕
一方面，是唐代前后抄书者用俗字改易旧文；另一方面，宋以后刻书家又好逞臆见妄改前代俗字，改来改去，古籍的真面目便湮没无存了。我们今天整理古籍，要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掌握一定的俗字知识，便是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不明俗字，不但不能发现错误，即使发现了错误，也不能弄清错误的来龙去脉并加以匡正。下面看两个具体的例子：
戴震校清武英殿聚珍版本《水经·湍水注》：“（魏征南军司张詹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铜铁不入，丹器不藏。嗟矣世人，幸勿我伤。’”碑文的意思是说墓中只有白楸之棺、易朽之裳，什么宝贝都没有，希望盗墓者不要打我的主意，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校者于“丹器”句下注云：“丹，近刻讹作凡。”王国维《水经注校》即作“凡”字。然而“丹器”义均费解，其实都是错的。查清赵一清校注本作“
器”，赵氏引何焯云：“，古丹字，俗本作凡，误也。”〔12〕其实“”既非“凡”字，亦非“丹”字，而是“瓦”的俗字〔13〕。《干禄字书》：“瓦：上俗下正。”《五经文字》卷下瓦部：“（瓦）土器也。象形。作讹。”“”字在《汉开通褒斜道刻石》已见，六朝以下亦沿用这一写法〔14〕。伯2011号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上声马韵更径以“”为标目字。可见“瓦”字作“”乃汉代以来的通俗写法。“瓦器”即陶瓷之属，是古代墓穴中常见的殉葬品，亦正是盗墓者所属意之物。释“”为“瓦”，文义亦密合无间，可成定谳。校刻者不明俗字，臆改为形近的“凡”字，自属谬妄。戴、赵等承用何焯谬说，以“”为古“丹”字，亦为凿空之论（“丹”字古或作“月”，而绝无作“”者）；究其实质，仍在于不明俗字。
又如《左传·成公二年》齐有“逢丑父”，“逢”字闽刻本作“逄”〔15〕。又《孟子·离娄下》：“逢蒙学射于羿。”“逢”字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如此，宋朱熹集注本作“逄”，音“薄江反”〔16〕。关于“逢”、“逄”的异同，纷如聚讼，堪称久悬不决的一大公案。《后汉书·刘盆子传》：“郡人逄安。”唐李贤注读“逄”音“庞”〔17〕。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力主“逄”“逢”古本一字，其说略云：“逢姓者，盖出于逢蒙之后，读当如其本字，更无别音。今之为此姓者自称乃与庞同音。按：德公士元所祖自别，殊非伯陵尹父之裔。不应弃其本姓，混兹音读，乃猥云逢姓之逢与逢遇字别，妄为释训，何所取据乎？”宋郭忠恕《佩觽》则云“逄”、“逢”本为二字二音，而斥颜说为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一《经部·小学类二·佩觽集》下更以此例作为郭氏“洞解六书，所言具中条理”的典型。元李文仲《字鉴》卷一亦云：“逄，皮江切，姓也。《左传》齐有逄丑父。从辵从夅，夅下江切，与逢遇字不同。《孟子》‘逄蒙学射于羿’，当从此正。传写作逢，误。”直至今人钱剑夫先生，亦以郭、李说为然〔18〕。其实颜师古的观点是正确的。《说文》有“逢”无“逄”，汉碑有“逢盛、逢信、逢祈、逢诉”等人名（分别见《逢盛碑阴》、《孔庙碑阴》、《景君碑阴》，参看《隶释》卷一○《逢盛碑阴》后洪
跋语），字皆从夅，而无从夅之“逄”。碑刻文字有原碑或拓本流传，不易为后人窜改。字形往往比较可靠。而传本古籍屡经后人传抄翻刻，文字不断被“当代”化，而不能反映作者当初用字的实况，因此未必可靠。《左传》闽刻本之“逄”，《孟子》朱熹注本之“逄”，以及《后汉书》之“逄”，很可能就是后世传抄翻刻时“当代”化的产物。考唐代前后俗书“夆”旁或写作“夅”，如伯3798号《切韵》残叶东韵载“蓬”字，斯2071号《笺注本切韵》钟韵载“峯”“烽”等字，其“夆”旁原卷皆写作“夅”。故“逢”字俗书可写作“逄”。如敦煌写本斯328 号《伍子胥变文》：“今于水上泊（拍）纱，有幸得逄君子。”又伯2603号《赞普满偈》之一：“胜事难逄切要知，敢希聪鉴细寻思。”又之四：“何人逄此不开颜，几度遨游意自闲。”凡此“逄”皆为“逢”的俗字。《干禄字书》云：“逄逢：上俗下正。诸同声者准此。唯降字等从夅。”这正是颜元孙目验当时写本用字得出的结论。旧本《切韵》系韵书亦无“逢”“逄”的区别。如伯3696号《切韵》残叶钟韵：“逄，苻容反。”即“逢”字。又故宫博物院藏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同韵：“逢，符容反，遇。俗作逄，音□（
？），误。”〔19〕这里更明确指出“俗作逄，音□”为非，可证“逄”“逢”确实本非二字二音。所谓逄姓之“逄”，本即“逢”的俗字。《左传》《孟子》或本之“逄丑父”、“逄蒙”，《后汉书》之“逄安”，大约就是唐代前后俗写在它们身上留下的时代印记。但正如颜师古所说，唐时已有人读姓氏之“逢”为“庞”音；后来大约为避免与相逢的“逢”字混淆，遂以原来的俗字“逄”当作姓氏之“逢”的专字；最终习非成是，“逄”、“逢”遂分化作二字二音矣。《广韵》“逄”、“逢”分立，就是根据当时用字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结果。李贤、朱熹读“逄”为“庞”，也是这种世俗用法的具体反映。罗振玉《增订碑别字》序云：“人姓之‘逄’，古与逢迎无别，亦无庞音。后儒别构其画，又别构其读，其实谬耳。”这是罗氏长期摩挲碑版别字得出的洞明本真之论。我们也只有在通晓俗字的基础上，才能对“逄”、“逢”这种绞绕不清的字形歧异现象做出正确的裁断。
二、俗字研究与大型字典的编纂
大型字典区别于中小型字典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收字多，而那些增多的字相当一部分就是俗字。所以收录、辨析俗字的情况如何，就成了检验一部大型字典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尺。现有的几部大型字典如《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在收录、考辨俗字方面都做了自己的努力；尤其是后二书，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汲取了今人的一些新成果，成就尤为突出。《中华字海》收字八万五千多，比《康熙字典》多出将近一倍，比《汉语大字典》也多出三万多个，收罗的俗字最为完备。然而由于受整个俗字研究水平的限制和可资利用的书面材料的不足，这些字典在俗字收录、辨析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加强俗字的研究，则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种缺憾。具体来说，俗字研究对大型字典编纂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选定正确的字头；（二）纠正辨析的错误；（三）抉发俗字的渊源流变；（四）提供准确的用例；（五）增补漏收的俗字；（六）考索“无可考据”的俗字。限于篇幅，也为了避免过多的刻字，这里不能详细讨论〔20〕。下面只提出两个实例来试作评骘：
，《汉语大字典》示部收此字，释云：“灾祸。宋王禹偁《谢降御劄表》：‘覃恩而已灭妖星，转礻而尚忧时雨。’明郑之珍《目莲救母劝善戏文·社会插旗》：‘只教你闭门屋里坐，礻从天上来。’”《中华字海》礻部亦收此字，注云“音未详”，释义与《汉语大字典》同。
按：这是一个有义无音的疑难字，这个“义”显然是编字典的人根据文义猜出来的。
三、俗字研究与文字学
俗字研究与文字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意义也最为重大。在我们看来，这种重要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助于对汉字简化的正确认识
汉字的简化已有很长的历史，清朝末叶掀起的简化汉字运动差不多也已持续了一个世纪。1955年12月和1956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先后颁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共简化汉字二千二百多个（包括偏旁类推的简化字），精简异体一千多个，简化字终于作为国家正式用字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对简化字的利弊得失，人们仍存在着不同看法；反对简化字的，也大有人在。通过对历代俗字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简化字有一个更为正确的认识。
汉字由甲骨文、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经历了几次大的演变过程。在这些演变过程中，俗字在其间扮演了关键的、革命性的角色。从总的趋势上看，字体不断向简省的方向发展。用唐兰先生的话来说，“新文字总就是旧文字的简俗字”〔21〕。这种由繁到简的发展，是汉字本身发展的主要规律。也是推行简化字的重要依据。在隶书到楷书的转变完成以后，汉字字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但字形简化的进程并没有终止。六朝碑刻、敦煌写卷、宋元以来通俗文学刻本中简体俗字的大量出现，显示了人民群众对于汉字简化的不可遏止的要求和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俗字发展的情况了解得越清楚，汉字简化的必然性也越明确。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人对简化字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见，有的人甚至提出全面恢复繁体字。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对俗文字的深入研究有关。事实上，今天通行的简化字，绝大多数都可以在历代俗字中找到依据。诸如乱、辞、趋、继、断、双、门、坚、麦、尽、庄等等，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就已广泛流行的，说明这些简化字是经过长期演变约定俗成的，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切实可行的。当然，在具体字形的择取上，现行的简化字确也有一些不尽切当之处。而俗字研究在简化字字形的选用方面是可以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的。
在肯定简化字的同时，我们也反对一味求简的做法。在这方面，俗字研究同样可以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文字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交际工具。文字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形体简化的必要性。但形体简化必须照顾到文字自身的系统性，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假如不顾系统，一味求简，有时不但达不到简便的目的，甚至会走向它的反面。所以俗文字在简化的同时，又有大量繁化的实例；俗字里固然有简化字，也有大量的繁化字。像今天通行的“燃”、“暮”、“捧”、“樽”等等，都是唐代前后产生的繁化俗字。有的人认为俗字总是笔画少的，就是简化字，这是对俗字缺乏深入研究而想当然罢了。
（二）有助于汉字的整理和规范
俗字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由于造字者的时代、区域、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造字者会用不同的形体来表示同一个字，或者用同样的形体来表示不同的字，从而造成异形同字、同形异字等纷歧错乱的现象。这种现象当然不利于记录语言和交换思想的需要，于是就需要正字的工作，选择那些有群众基础的俗体加以接受、规范和认定；同时淘汰那些纯属冥想臆造而缺乏社会基础的别体俗字。这种选择、淘汰的过程，必须在对各种异体俗字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否则就容易出现失误和偏差。如收载汉字最多的《中华字海》凡例收字项第二条下云：
（三）有助于建立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
汉语文字学古称“小学”，是研究汉字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科学，根据历史的分期，有人把汉语文字学划分为五个方面〔22〕：1.先秦古文字研究；2.秦汉篆隶文字研究；3.魏晋以后的行书、楷书研究；4.六朝唐宋以来的俗字、简体字研究；5.近代方言字的研究。其实，如果更概括一些，汉语文字学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1.古文字学、研究小篆及其以前的古文字；2.近代文字学：研究隶书以下的近代文字。
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甲骨文的发掘和金文的大量出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因而古文字学在文字学的领域内一枝独秀，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近代文字学包含的范围很广，也很重要。早在40年代末，唐兰先生即已指出：
近代文字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隶书、草书、楷书，都有人做过蒐集的工作。楷书的问题最多，别字问题，唐人所厘定的字样，唐以后的简体字，刻板流行以后的印刷体，都属于近代文字学的范围。西陲所出木简残牍，敦煌石室所出古字本经籍文书，也都是极重要的材料。〔23〕
此后，蒋礼鸿、潘重规、周祖谟、李荣、裘锡圭、郭在贻、朱德熙等著名学者都曾在不同场合呼吁过加强汉语俗字的研究。尽管不少有识之士一再呼吁加强近代文字、尤其是俗文字的研究，然而时至今日，俗字研究的赤贫如洗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不但研究论著寥若晨星，研究人员也少得可怜。这和整个呈现勃勃生机的文字学研究来说，显然是很不相适应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与重正轻俗的传统观念有关。传统的文字学作为经学的附庸，它所重视的是所谓的“正字”以及古字的研究，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字作为“革命”的对象，是很难在其中找到容身之地的。另外，可资研究的俗文字资料的匮乏，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雕板发明以前，书皆手写，书写文字无定体可循，俗字滋生，乃属必然之理。逮至宋元以后，刻本流行，字形趋于规范。写本中“遍满经传”〔24〕的俗字，一经后人刊刻，亦多荡然无存。所以传世的一般的刻本书籍中俗写文字已不多见（坊间的俗文学刻本除外）。近世铅印流行，俗字更难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这种情况对汉字的规范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也造成了俗字研究资料匮乏的后果，从而对俗字研究工作的积极开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大批敦煌写卷文书逐渐公诸于世，加上出土墓志碑铭日见其多，已使这种状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敦煌写卷和出土碑铭中数量至为繁夥的俗讹别字，不但为汉字的进一步整理规范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材料，而且也为俗字研究的昌盛，为建立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准备了条件。我们只有将近代文字（尤其是其中的俗文字）研究透了，才能够勾勒出汉字由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而不是头重脚轻的）汉语文字学体系。
具体来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俗字的成因、俗字的类型、俗字的特点、俗字和正字的关系、俗字对汉字演变的意义，还有必要对一个个具体的俗字做个案研究。现在的常用字里有许多字的来历我们是不清楚或不太清楚的；或者对古文字的演变比较清楚，但对古文字怎样演变为现代汉字却不那么清楚，以至于在古文字和现代汉字之间留下了长长的一段空白。比如说国家的“国”，《说文》从囗从或作“國”，现代汉字从囗内玉作“国”，这个字是怎么来的？有人说是学日本。如曾任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研究部长的林大说：“他们（指中国）并没有完全不顾到日本，例如国字，他们先略成国，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王的存在，似乎说不通，于是便学日本，加进一点，变成玉字了。”〔25〕这是日本人津津乐道的一个例子。其实“国”字并非日本人的创造。大约六朝前后，“國”字产生了一个俗体“国”。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上云：“只如田夫民为农，百念为忧，……囗王为國，文字（子）为学，如此之字，皆后魏流俗所撰，学者之所不用。”“囗王为“國”，即指俗字“国”而言。隋开皇十五年《故比丘尼释修梵石室志铭》：“赵都建国，代有哲人。”〔26〕其中的“国”亦即“國”字。“国”大约是从囗从王的会意俗字，表示封建王国。俗书每有增添笔画的通例，加上“王”“玉”原本皆无一点，所以方框内王的“国”俗书便有可能写作方框内玉的“国”。如敦煌写本伯2838号《拜新月》词，“国泰时清晏。”即是其例〔27〕。可见日本汉字“國”字作“国”，不过是沿袭中国汉字的俗书罢了。
又如菩萨的“萨”，宋代以前皆作
等形（后世刻本、铅印本宋以前古籍中有“萨”〔繁体作“薩”〕字，那是传刻时“当代化”的产物），源于何字？它们又是什么时候演变为“萨”的？这也是一个至今不甚了了的问题〔28〕。再如“茶”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作为国名的“随”究竟是什么时候省作“隋”的？“花”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家俬的“俬”是怎么来的？“娘”“孃”是什么时候混用的？“赔”的本字是哪个？等等，像这一类的问题都有必要逐个加以研究，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并进而勾勒出每一个现代汉字由古至今演变的谱系，使断开的锁链重新连接起来，使汉字学的研究趋于完整，为构建一部完整的宏大的汉字演变史打下基础。我们想，现在该是俗文字研究被受到重视的时候了，建立汉语俗文字学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注释：
〔1〕《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版，第299—300页。
〔2〕《干禄字书》卷首序，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3〕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卷下，四部丛刊本。
〔4〕〔5〕〔6〕《说文解字·叙》，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 页。
〔7〕《尔雅校笺》，第210页。
〔8〕《后汉书·马援传》李贤注引，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39页。
〔9〕《册府元龟》卷六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
〔10〕据施安昌先生抽样调查，初唐碑志中俗字约占总字数的百分之十左右，而到盛、中唐时期，则仅占百分之三左右，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详见其《唐人〈干禄字书〉研究》一文，附载于《干禄字书》之末，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11〕文载《抱经堂文集》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
〔12〕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孙诒让《札迻》卷三首发此说，中华书局1989 年版。
〔14〕参见《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15〕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1899页。
〔16〕《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4—195页。
〔17〕《后汉书》卷一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78页注〔2〕。
〔18〕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4页。
〔19〕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438页。
〔20〕参阅笔者所撰《俗字研究与大型字典的编纂》，《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93年版；《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版。
〔21〕唐兰：《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183页。
〔22〕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页。
〔23〕唐兰：《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8页。
〔24〕《颜氏家训·杂艺》卷下，四部丛刊本。
〔25〕见《中国文字改革之现状座谈会》，《言语生活》1975 年6月号（第285期），东京筑摩书店出版。
〔26〕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五，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27〕陈直：《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载《汉代民间简字举例》一文，据《德九存陶》所载汉陶残片谓汉代已见“国”，其说可疑。
〔28〕参看拙著《汉语俗字研究》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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