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金融化的弊端及其对社会伦理文化的负面影响——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弊端论文,负面影响论文,其对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0)02-0010-06
金融危机揭示了过度金融化的负面后果，但过度金融化的后果又不仅仅是经济和金融层面的，它还造成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伦理观念的深刻转变，这种影响更为深远、持久，并借助于全球化进程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而波及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此，除了从经济金融政策的层面，还应当着眼于过度金融化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伦理文化的深层影响，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并总结其教训。
一、过度金融化的表现和原因
金融业的发展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而过度的金融化则体现为金融业在实体经济发展减缓情况下的畸形繁荣，这正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格局。保罗·斯威齐认为，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950年-1970年)和1974年至1975年的经济衰退之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呈现了三个重大趋势：(1)全球经济增速总体减缓；(2)跨国垄断(或寡头垄断)公司在全球扩展；(3)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1]。具体来说，“过度”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金、资产的过度膨胀。以美国为例，依托于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炒作的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从1950年的11.3％上升到2007年的20.67％。实际上还不止，因为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也被金融化了。美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在1952年为1.47万亿美元，2008年底达到145.5万亿美元，56年里增长了97倍。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1952年美国金融资产总量相当于GDP的4.11倍，到2008年扩大到10.2倍。过度膨胀的、缺乏实体经济基础的金融资产所形成的泡沫势必有破灭的一天。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表现，也就是过去20年全球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的资产泡沫的破灭。
第二，过度的金融内循环，即金融交易在金融部门内部的循环不断得到加强，为金融交易提供风险管理功能的衍生金融产品迅速发展，而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活动规模却相对缩小。根据金融产品的基本功能属性，可以将它们分为以下几类：(1)为经济主体提供支付结算功能的流动性工具，包括现金和各类存款；(2)为非金融性的经济活动(生产、消费)提供融资的工具，包括贷款、公司债、政府债券和非金融企业新发股票；(3)为金融性活动提供融资的工具，包括养老金、共同基金、金融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保险产品、证券信贷以及银行间的拆借、回购交易等；(4)为金融交易提供风险管理功能的工具，包括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在内的各种金融衍生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资产的膨胀主要是因为第三和第四类金融工具，即为金融活动提供融资服务的工具和衍生品的快速增长。以美国为例，1952年至2008年，全部金融资产中，直接为消费、生产融资和提供基础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占比从85％下降到46.04％，而直接为金融活动本身提供服务的金融资产占比从15％左右增加到46.36％①。
第三，过度的金融投机。这实际上是过度的金融内循环的必然结果，庞大的、与实体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金融资产及其交易，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投机性市场。例如，根据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统计分析，各类金融机构的交易已经占到商品期货和期权交易的70％至90％，其中最活跃的是对冲基金，衍生品的交易规模远远超过现货的规模。实际上，早在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也对“金融市场的赌场性质”提出了警告：“我们的资源被日益投向那些远离生产商品和服务的金融业务，投向那些与社会生产力不相符合却能产生较高私人收益的业务领域……正如凯恩斯对他所处时代的先见之明，金融工具要获得流动性和可流通性等优势，就必然以目光短浅且效率低下的金融投机为代价。”[2]这种投机性的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金融机构对衍生品市场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商品价格的决定因素不再是实物的供求关系，而是投机资金的走向。比如，稀有金属镍是生产不锈钢的重要原料，历史上从来没有高过2.6万美元/吨，但2007年伦敦金属期货市场把镍炒到5.2万美元/吨，结果几乎全世界不锈钢生产商都没钱赚，而期货投机者则大发横财。
为什么会出现过度金融化呢？斯威齐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过度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正是私人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了“实际投资减缓和金融化崛起并存的双重进程”。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为极少数垄断者或寡头生产巨额剩余的庞大生产体系，垄断创造了大量的利润，同时也导致再投资的需求降低。垄断资本家始终面临着在盈利性投资机会日渐稀缺的条件下如何营运巨额可支配盈余的困境。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是扩大金融产品需求，通过金融投机来实现货币资本的保值、增值。[1]不过，斯威齐并没有分析金融化的具体机制。实际上，金融化并非简单地就是金融活动、金融资产的量的增加，它还意味着金融业自身运行规则的改变、金融体系功能的转变，并由此对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社会伦理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从而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暴露得更为明显。
二、过度金融化与经济运行机制的蜕化
研究者已经一再指出，金融业运作的某些关键环节的失误直接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例如银行发放次级住房信贷时的失误，以及以次级贷款为基础产品的产品衍生过于复杂，等等。然而，除了这些具体的原因，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更为深刻的体制性原因，那就是过度的金融化导致了储蓄动员机制、风险管理机制和分配调节机制等一系列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失灵或者蜕化。
(一)储蓄动员机制的蜕化
金融危机的实体性根源是入不敷出的借贷消费方式造成的“赤字经济”。从1994年到2007年的14年间，按实值计算，美国实际消费需求的趋势增长率每年高达3.5％，而同一时期，实际可支配个人收入增长平均仅为3.2％。到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底，家庭部门负债率飞涨至可支配个人收入的133％，比10年前上升了40％。
支持这种病态经济的，是一种独特的储蓄动员机制，即所谓的“资产型储蓄”(asset-based saving)观念。“资产型储蓄”是相对于“收入型储蓄”(income-based saving)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基于财产性收入而非劳动性收入的“储蓄”。比如说某个人年收入虽然只有5万美元，同时持有的金融资产(股票、房产等)的市场价值一年也增长了5万。通过用金融资产为抵押的借贷(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是用股票抵押，本世纪以来则是用房产抵押)，他一年消费掉9万，虽然实际上他人不敷出，但名义上他却仍然“储蓄”了1万。这种把实质上的欠债变成储蓄的“金融创新”，是以牺牲银行业经营的基本原则——信贷可偿还性原则为代价的。我们都知道，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它贷给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银行之所以敢于这么做，除了寄希望于低利率的环境能够长期维持之外，更为主要的则是寄希望于即使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只要房价不断上涨，抵押物变现之后的资金也足以偿还贷款。也就是说，违背了信贷的最基本的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现金流，而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了抵押物上。另一方面，“资产型储蓄”不但掩盖了借贷消费者入不敷出的财务真相，而且助长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消费主义文化和轻视劳动性收入、过分迷恋财产性收入的财富心态。
“资产型储蓄”要维系下去，依赖于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在房地产价格不断飙升的条件下，基于低利率和便利的融资环境，美国人把住房变成他们的“提款机”，借以维系他们超前消费的奢侈生活。而一旦房地产价格下降，金融基础产品出现违约，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就会立即收缩，并进而导致市场信心的崩溃。
(二)风险管理机制的蜕化
金融业不是一个普通行业，而是一个承担特定责任的行业，这就是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起着督促融资者用好投资者的钱的功能。金融化不仅仅意味着金融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的增加，而且也意味着金融体系自身运转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美国为例，传统的金融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是向实体经济发放贷款以及按照3—6模式(即家庭存款利息3％、家庭贷款利息6％)发放家庭贷款，应该说仍然是实质性地参与了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过程。但是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银行系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运行规则，其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是银行体系的“放款加转销模式”(Originate and distribute)。在这种模式中，银行发放抵押贷款但是并不承担贷款风险，而是将这些贷款包装成各类证券化商品，为它们取得信贷评级机构的评级，再把它卖给投资者。正是这种模式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结构来看，银行等放贷机构最具有风险管理信息优势和能力，但在这种模式下，它们缺乏风险管理的足够动力，而是将风险识别和管理的责任转嫁给了投资者。投资者虽然有足够动力管理风险，但却缺乏足够的信息和手段，因而只能高度依赖于第三方评级机构，特别是对CDO等结构性产品，投资者根本无从判断其风险性质。然而，由于这些评级机构根据评级证券销量收费甚至直接参与产品结构设计，其独立性和公正性无从保证。最终的结果就是，有能力管理风险的人没有管理风险，承担风险的人无能力管理风险，从而形成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当然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导火线，放款加转销模式的道德风险仍然存在。Antje Berndt和Anurag Gupta发现，那些贷款被银行在二级市场上分销出去的借款企业后来的经营绩效，比那些贷款未被银行转卖的企业差了大致8％到14％[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第一种解释是因为这些企业发展潜力本身就差，而银行洞悉其内幕，通过信贷二级市场将风险转嫁出去。然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由于逆向选择机制，次级信贷的二级市场是难以存在的。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些企业本身并不差，但是银行的转售信贷行为使得它们的经营绩效变差了。原因在于，在传统的银企信贷关系中，银行作为企业的债权人，起着近距离监督甚至帮助企业搞好经营的作用；而在放款加转销模式中，银行的这一功能不再存在。企业主借了钱而又没有债权人的监督，自然缺乏足够的动力搞好经营。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放款加转销模式导致了道德风险的加剧。因此，金融危机的根源恐怕不仅仅在于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指银行在发放次级贷款时，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寄托于抵押物品上面)以及衍生产品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基础产品证券化的多次叠加致使风险无限积累，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这些涉及金融业内部运作规则的技术性原因，而是在于整个金融业功能定位的偏离。
(三)分配调节机制的蜕化
过度金融化将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卷入投机性的金融交易。越来越多的人像重视他们的房屋市值一样重视他们的金融资产，“家庭财政”中各种金融收入占比逐渐大于劳动收入；炒股成为和赌场、彩票、跑马一样的一种赌博方式，完善的交易系统使得只有万元存款的家庭妇女也热衷于炒股；对于那些即将进入老年，不得不靠退休金生活的人来说，对金融市场动荡性的赌博，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4]。普通民众卷入投机性金融市场的结果是社会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拉大。坎特伯雷基于统计分析指出：“华尔街为自我谋利益的理论告诉我们，在过去人们通过广泛参与繁荣的金融市场，社会财富已经变得大众化了。事实上，在1983年和1995期间，美国最富裕的1/5的家庭的盈利是11％，平均净金融财产的价值达到73万美元。接下来的1/5家庭损失了4.3％，再下来的家庭损失了7.8％，而最后4％的家庭的损失令人震惊，达到68.3％，他们最后的金融净值为负值，价值为－10.06万元。”[5]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通过广泛地参与金融市场增加普通民众的财产性收入以及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可以使社会财富变得大众化，使普通民众更好地分享资本主义经济的成果。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1977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爱德华·米德提出的“财产所有民主制”的经济模式，它的最大特点是“每个公民将从财产上获得自己的大部分收入”，“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大降低了。”米德的这种思想具有进步的意义，也得到了包括罗尔斯在内的很多政治哲学家的高度赞赏。但是它并没有试图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性特点，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所导致的国民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分配的不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确出现了私有企业股票分散化的趋势，但是它并没有真正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民主化，作为“劳动者+小额股票拥有者”的普通民众的经济处境实际上却被进一步恶化了。一方面，股权的分散化并未导致股权所有的平等化，如美国股票的82％集中在占美国家庭总数的25％的富裕家庭中，而且由于股权的分散化降低了为实现公司控制权所需要的股权份额，为数众多的小股票持有者在公司决策中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只能通过带有投机性质的股票交易来实现其利益。另一方面，作为劳动者，他们在经济体系上的地位被进一步边缘化了。在金融市场的强大压力下，英美国家的企业更像一个金融实体而不是生产实体，它关注股价更甚于关注生产，它仅仅把雇员看作为股东谋取最大化利润的手段，很少重视发展雇员的能力，并且把劳动力的不稳定性看作是劳动力市场运行良好的表现。因此，在资本剥削劳动的生产关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试图增加普通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来实现分配公平，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股票占有的‘民主化’……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手段而已。”[6]
三、过度金融化与社会伦理文化的危机
除了经济运行机制上的变化，金融化还带来了社会生活、社会文化乃至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度金融化助长了美国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和对财产性收入的过度迷恋。但更为本质的，则是过度金融化造成私人资本的贪婪本性无限扩张，使资本逐利本性凌驾于其他社会价值之上。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业内部的一次危机，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伦理文化的危机。
要分析金融化对于社会伦理文化的影响，就不能不说到所谓的“资本主义模式”。从事社会经济体制比较研究的学者都一再指出资本主义存在多种模式，每种模式都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系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它们都有各自相对突出的特点，比如英美模式强调个人利益优先，而日德模式更加强调团体利益至上；英美模式注重通过消费拉动经济，而日德模式更加强调储蓄支持经济；英美模式的金融体系以资本市场为中心，而日德模式则以银行体系为中心；英美模式的企业强调股东回报最大化，而日德模式的企业更注重平衡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英美模式的企业注重资本运作和商业性技巧，而日德模式的企业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和生产、研发能力；等等。在上述对比中，金融体制的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英美模式的金融市场(在欧美的言语体系中，“金融”往往是指与银行体系相区别的资本市场)高度发达，金融资产的持有者(投资者和基金管理者)经营的是流动性相当高的投资组合，他们关注企业在股市上的表现更甚于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而日德模式的金融市场则无论是规模还是功能都逊色得多，银行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英美模式中股票市场的作用。银行不仅为企业提供信贷资金，而且通过行使在本银行开户的股东的投票表决权，这种银企关系超出了单纯的金融关系，银行关注的是企业长远的发展而不是短期的资本利得，从而缓冲了私人资本的终端所有者对于企业的压力。
实际上，所谓的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两种内在的倾向。凯恩斯说过，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依赖个人对赢得和嗜爱财富本能的强烈兴趣，以这种个人本能作为经济机器的主要动力。英美模式更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个方面，这恐怕也是英美模式被认为比其他模式更有竞争力的原因。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容忍资本逐利本性的无限扩张，必须用金钱之外的其他社会价值来节制和平衡它[7]，日德模式更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方面。例如为德国经济体制奠定思想基础的弗莱堡学派认为，市场经济的秩序应当是一种“有运作能力的合乎人类尊严的经济秩序”。竞争性的经济体系是一个繁荣、自由和公平的社会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把市场纳入一个合乎人类尊严的架构秩序中，它的积极作用才能得以发挥出来。而日本则是将儒家思想运用到经济领域的典范。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之间的相互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资本主义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此消彼长。然而总体来说，在全球化、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背景下，英美模式被认为“更有效率”、“更有竞争力”，而日德模式的资本主义也多少变得与之雷同了。以至于米歇尔·阿尔贝尔等人不得不悲叹：莱茵河的资本主义看上去比英美模式优越得多，但德国人却拼命步美国人的后尘[4](227)。
金融化所代表的，恰恰是一种强化资本逐利本性并使之日益凌驾于其他社会价值之上的趋势。我们可以把金融化理解为“市场化”的进一步延伸。这里所说的“市场化”不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而是指经济系统从社会伦理和文化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波兰尼的话说，就是“经济在几个世纪漫长的过程中与社会逐步脱节”，商业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行为是由逐利动机和竞争压力所决定，而不是出于责任、习俗或感情，经济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似乎变得真的和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经济人”模型一样了。而金融化则试图进一步推进这一进程，把个人彻底从他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成为一个可以跨时空配置资源、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成为一个“超级原子化”的经济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把金融理解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例如借助于各类保险、借贷、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产品，一个人可以统筹他一生的收入和支出，从而可以摆脱对家庭、社团，甚至国家等一切集体的依赖。这种建立在超级原子主义的个人观念之上的金融观念，试图用利益交换关系和契约关系来取代一切社会伦理关系，使得整个社会成为一个超级的利益交换场所。②
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看来，这才是一个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经济应有的场景。的确，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将这种理论演绎得淋漓尽致，并且在技术创新没有实质性重大突破的情况下，通过花样繁多的金融创新维持了经济的高度“繁荣”。然而，它同时也培育了一种最终葬送自己的贪婪文化，它甚至公开宣扬“贪婪是个好东西(Greed is good)”。这个说法来自1987年的奥斯卡获奖片《华尔街》：“贪婪是个好东西，贪婪是对的，贪婪管用；各种各样的贪婪——对生命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爱情的贪婪、对知识的贪婪等，都是人类奋发上进的标志。”我们都知道，贪婪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之一，正是贪婪导致了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不计后果地进行投机，甚至公然违背基本的商业伦理法则，摧毁了市场信心的基石。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贪婪文化的产生恰恰是由于过度的金融化。贪婪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导致了人的贪婪。贪婪源自对被剥夺的恐惧。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那样，人的本性并非得其一而思其二，而是因为他的利益缺乏保障和安全。我们都知道“有恒产者有恒心”，基本的安全感是自尊、自律的基础。在一个过度金融化的经济体系中，所有的“恒产”乃至生存必需品都被金融化了，其价格几乎完全由投机资金决定，既可以毫无节制地飙升，也可以瞬间消失殆尽。这种经济体系中，人的行为被恐惧和贪婪所统治，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过度的金融化实际上是对经济生态的一种破坏。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缺少了金钱之外的其他社会价值的制衡，私人资本的逐利本性最终将摧毁资本主义本身，因为它所创造的短期财富越多，它所破坏的长期价值也越大。
把过度金融化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矛盾，是不是意味着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就不会产生同样的问题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恐怕未必。戈拉德·A·爱泼斯坦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的兴起是过去30年全球经济变革的主要特征，而金融化是关键，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都是金融资本的霸权势力在世界重新兴起的表现[8]。金融资本的扩张有着突破国家、体制、文化疆界的内在冲动，金融化深刻地而又主要是负面地影响了全球经济运行。只有深刻认识过度金融化对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伦理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才能在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蹈过度金融化的覆辙。
注释：
①参见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殷剑峰、胡志浩执笔)，载“陆家嘴论坛”论文，2009年5月。
②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甚至认为金融业的发展会淘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他认为，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金融业不够发达的产物。“‘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性‘契约’的概念。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性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在没有市场提供的保险及其他金融品种的前提下，‘养子防老’是最主要的规避未来风险的手段，而儒家‘孝道’文化体系则是保证作为投资者的长者能有回报的文化制度保证。”而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完全可以由金融证券与保险市场来取代，同时也使家庭越来越成为一个单纯的精神生活和情感交流的组织。参见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02页、201页、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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