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自信、制度互信与两岸社会制度“桥接平台”之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两岸论文,社会制度论文,桥接论文,自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4)06-0001-07 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两岸处于隔绝对峙的状态，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两岸在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客观上存在着差异。两岸开放和交流合作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两岸同胞对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差异的理解，但各种偏见、误解和碰撞依然存在，不仅影响到台湾同胞的政治认同，也影响到两岸交流实现质的提升。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巩固和深化的新时期，如何看待和处理两岸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越来越成为一个难以回避和值得重视的问题。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时表示，“我们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也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①但迄今为止，台湾方面对大陆社会制度的误解、偏见和傲慢还非常深刻，不少人甚至将此作为拒绝与大陆统一、阻挠两岸交流的理由和借口。9月26日，习近平在接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特别提到，“台湾同胞也需要更多了解和理解大陆13亿同胞的感受和心态，尊重大陆同胞的选择和追求”。笔者认为，针对客观存在的社会制度差异问题，两岸可以在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建立起制度互信，并尝试在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实现“桥接”，②最终构建起“相互尊重、理性对话、良性竞争、共同进步”的社会制度“桥接平台”。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对彼此社会制度的成见，巩固和深化两岸互信，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继续推进。 一、两岸关系中的“社会制度”问题 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人类基本的社会需要，在各个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体系。③一般来说，社会制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理解，一是宏观层面的总体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它决定着该社会形态的性质，是制定各种制度的依据；二是中观层面的一个社会中不同领域的制度，如经济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等，它决定着不同领域内的具体模式和规则；三是微观层面的具体行为模式和办事程序，如审批制度、考勤制度等。④本文所讨论的社会制度属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制度，即大陆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地区实行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及在这两种制度体系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制度等。社会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规范体系，包含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现在有些人将社会制度简化为“民主”或“不民主”，甚至过度简化为是否举行直接选举，将其作为评判社会制度优劣好坏的标准，其实是一种对社会制度的“狭隘化”理解。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以及人们的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都不尽相同；但社会制度不是静态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改革、发展和变迁之中的。因此，分析比较不同的社会制度，应该用动态、发展的眼光，而不应该抱持根深蒂固的偏见。 海峡两岸的社会制度分歧可以追溯到1949年台湾问题出现之时。国共内战以后，在当时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大陆和台湾分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实行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两岸对峙的初期，大陆和台湾分别以军事手段“解放台湾”和“反攻大陆”为目标，并没有提及制度问题。但随着台湾方面在军事上屡屡受挫，便提出主要依靠政治上的“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光复大陆”。这里面就开始出现了“制度”的因素。1980年6月9日，蒋经国表示，“我们可以向所有的中国人说，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中国成为自由、和平、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唯一可行的道路”。⑤当时，台湾有人不断夸耀所谓“台湾经验”，宣传要将台湾“民主”、“均富”的“幸福”生活带给大陆同胞，以实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⑥大陆正式提出“制度”的问题是在“和平统一”的方针确立之后。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学者时，更进一步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⑦此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成为大陆对台政策的基本方针。可以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当时两岸面对社会制度差异提出的两种不同选择和安排。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所谓“民主化”政治转型的推行，特别是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不断有人将社会制度问题凸显出来，提出对大陆的“制度认同”会影响到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声称大陆“民主化”是影响两岸关系能否和平发展与统一的关键因素之一。李登辉在1996年的就职演说中表示，“海峡两岸没有民族与文化认同问题，有的只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2008年马英九在其就职演说中也声称，“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民进党也多次声称应该以推动“民主、自由、人权”的“台湾经验”，帮中国大陆早日走向所谓“民主化”。虽然大陆多次表示，两岸社会制度不同，不能构成分裂国家领土的借口，不应该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最终统一的障碍，但台湾很多人依然对两岸的制度差异抱有疑虑。台湾学者李允杰就认为，两岸需要的是时间，以拉近彼此的社会差距。如果有一天，这个社会差距不再，两岸的生活与价值观相近且相融，意识形态与制度也不再有冲突，再谈统“独”，就不会是难事。反之，当政治社会制度生活与价值观还有很大差距，贸然谈两岸要如何统一，谁来治理谁，都会是一种悲剧。⑧ 两岸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一个客观现实。对于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制度差异，海内外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主要可以分为三类：1.“制度并存”。这种设想以“一国两制”为代表，认为两岸可以分别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两种制度并存，互不改变。有些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国三制”、“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等都出于这种考虑。2.“制度竞争”。这种设想认为两岸的制度各有优劣，可以在互动中进行制度的竞争，最终整合或选择出一个双方都认为比较好，而且都能接受的社会制度。如马英九在2012年元旦讲话中就声称，两岸间“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相互提升”。3.“制度改变”。这种设想基本上是一面倒地要求大陆改变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向所谓西方的“民主”制度靠拢，认为台湾的制度比大陆“先进”和“优越”，大陆只有“民主化”才能够创造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台湾学者李酉潭就认为，“海峡两岸和平的展望，一方面在于台湾维持自由民主体制并顺利迈向民主巩固的目标；另一方面则系于中国(大陆)未来民主化能否顺利推动，并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稳定和平地进行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历程，最终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⑨ 二、制度自信与制度互信的建立 在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在深化两岸各项交流的过程中，如何看待两岸的社会制度差异，如何化解台湾民众对大陆社会制度的误解和偏见，笔者认为，必须从制度自信入手，建立起两岸之间的制度互信。 回顾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两岸都曾经对自己的社会制度有着充分的自信。在两岸隔绝和对峙时期，大陆和台湾都认为自己的制度是优越的。大陆认为台湾处于“白色恐怖”和“万恶的资本主义”统治之下；台湾则声称要将大陆人民从“邪恶的共产主义”统治的“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着高度自信，毛泽东侧重社会发展进程的宏观角度把握，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⑩而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其背后也是基于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笃信不疑。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民主集中制“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11)邓小平之所以允许港澳台保留和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是要在整个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认为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尚有存在的价值，可以发挥他们的“窗口”和“桥梁”作用，不仅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反而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12)同样，台湾方面当时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是建立在制度自信基础之上的。1988年9月台湾的《民众日报》就发文表示，台湾人民很希望将台湾比较民主的制度带给大陆同胞，要谋求“统一在‘一国一制’的模式里”。(13)但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全球范围的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加上台湾的“民主政治转型”的推进，两岸的制度自信出现了新的变化。大陆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不够自信，而台湾民众则显示出对于所谓“民主政治”的过于自信，这种落差也投射到两岸关系的交往之中。 台湾方面越来越强调两岸社会制度的差异，对台湾“民主”制度盲目自信的出现，有着深厚的国际、两岸和岛内背景。首先，苏东剧变之后，西方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西式的“自由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全面胜利，被证明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有学者指出，冷战后的20年，民主已经被泛化成一种无处不在的国际政治现象，被神圣化、宗教化、工具化、功利化、标签化、绝对化，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焦点问题。民主成为西方划分关系亲疏和国际阵营的政治工具，成为国际政治较量的内容。(14)美国将台湾吹捧为亚洲民主的“楷模”和“灯塔”，却以“民主、人权”为借口不断向大陆施加压力。其次，“经济奇迹”和“政治民主”曾经是台湾方面与大陆打交道的两大筹码。但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军事实力差距越来越大，曾经引以为傲的“台湾经验”、“经济奇迹”已经成为历史，“政治民主”便成为台湾当局仅剩的能够对内宣传、对大陆要价的少数筹码之一。最后，台湾在“政治民主化”之后，“民主”成为各政党、政治人物最常用、最好用的工具和标签之一，出现了民主“民粹化”的迹象。只要将自己标榜成“民主”，将对手打成“反民主”，就有机会赢得选票，站上政治制高点。因此台湾就出现了民进党执政时期国民党表示“民主已死”，国民党执政后民进党指责马英九“伤害民主”，对于同一个政治事件双方都标榜自己是“维护民主”而对方是“破坏民主”的现象。在上述氛围的影响下，台湾部分民众对“民主”的狂热被煽动起来，对台湾的“民主成就”充满夜郎自大式的自豪感，在与大陆谈及民主时经常态度傲慢。 相比之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成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对象。西方国家对“民主”的话语权的垄断，对西方式民主的宣传和渲染，的确让大陆某些人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够自信，甚至产生了怀疑。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来都没有屈服于西方的压力，而是表现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定信心。大陆认为，判断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先进合理，关键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5)制度自信来自于制度在实践中的有效性，提升人民制度自信的最有效办法，即是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成就。大陆一方面吸取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另一方面也吸收西方国家在制度建设中的有益经验，成功地促进了大陆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大陆越来越强调“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大陆也越来越不回避“民主”的问题，而是试图在西方国家对“民主”的话语垄断中建构起自己的“民主”理论和话语系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2006年就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最近发表的《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都显示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自信。习近平更是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16) 制度自信是制度互信的基础。在两岸隔绝和对峙时期，虽然双方都对自己的制度非常自信，但由于双方的目标都是消灭对方，欲以自己的制度取而代之，所以无法建立起制度上的互信。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两岸开启交流交往的大门，双方对彼此的制度开始有一定的了解和感受，也使两岸建立制度互信有了可能性。近30年中，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大陆探亲、投资、就学、旅游，几十万台商在大陆正常经营，上百万台湾同胞选择在大陆长住生活，数百万台湾同胞经常往返于两岸，制度差异并没有能够阻挡两岸交流的步伐。台湾学者林信华认为，在目前的两岸关系中，虽然拥有近100万的台商在大陆，但两岸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共同制度，这在人类社会中的确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互动状态。(17)在交流中，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感受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并非台湾当局长期诋毁和岛内媒体报道的那样“专制”，甚至透过交流切实感受到大陆必须要走与国情相适合的发展道路，甚至还有人开始深入思考大陆社会制度中的优越与合理的成分。但是，台湾当局一开始就非常担心两岸交流可能会导致台湾民众被“统战”，会动摇台湾民众对“台湾民主”的信心，经常以大陆“不民主、不自由”为借口，对台商和岛内民众进行恐吓，提醒他们防范大陆政局变动和“政策多变”带来的风险。(18)台湾学者张亚中就观察到，“从1994年起，台湾已将‘制度认同’作为一种防御性手段，而认为这是两岸根本的差异与无法建立集体认同的关键所在”，具体表现在“台湾以‘民主化’作为区隔与中共的不同，更以‘民主认同’作为两岸迈向统一的必要条件”。(19)这其实暴露出台湾当局在表面的制度自信背后的高度不自信，担心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社会制度产生好感和认同，成为两岸建立制度互信的一大障碍。 两岸制度互信的建立，首先要基于了解和认识，而了解来源于交流，认识来源于沟通。两岸在交流的过程中没有必要刻意回避社会制度的差异问题，而应该正视差异、澄清误解、增加了解、化解疑虑。2008年以来，随着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人数的增多，两岸每年有近千万人次往返于两岸，他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对方的社会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有利于形成对社会制度差异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是建立制度互信的必要条件。如果双方都是基于对“民主”的一知半解，基于对对方制度的道听途说，基于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就难以建立起真正的制度互信。与此同时，两岸学者已经就社会制度差异问题展开对话，也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从2011年开始，在台湾举行的“爱与和平论坛”上，两岸学者已经不回避就“民主”的议题展开讨论，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如前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余克礼指出，民主有多种形式，重点是要按照中国国情去推动，“如果搞快是会翻船的”。而台湾当局前“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苏起也认为，大陆民主化过程必定缓慢，而且需要摸索，过程是曲折和反复的，台湾要了解大陆民主发展的复杂性，不能简单、一厢情愿地看待大陆的民主。(20)无论是学者的交流，还是民间的互动，都是建立制度互信的重要社会和民意基础；而两岸要真正化解制度差异问题，还必须从制度化的角度着手，考虑建构能够发挥“桥接”作用的两岸社会制度平台。 三、两岸社会制度“桥接平台”之建构 两岸社会制度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而且受到诸多现实政治因素的影响，希望在短时期内得到彻底解决并不现实。但是，为了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为了给两岸交流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两岸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面对和讨论这个问题。两岸光有制度自信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建立制度互信，而制度互信又必须要有制度化的保障，必须让对方对自己的制度“有安全感”、“有信任感”。为此，两岸可以开始探讨建立两岸社会制度“桥接平台”的可能性。 “桥接”一词是被经常运用于物理学、信息科学、科技哲学和语言学中的概念。所谓桥接，通俗地讲就是在不同的东西之间搭一个桥，让他们能够连接起来，可以相互通讯和使用。(21)在信息科学中，桥接模式是一种结构型模式，它是为了应付物体的两个或多个维度变化，将被分离了的抽象部分和实现部分进行搭桥。两个物体之间既有密切联系，抽象部分兼容成为一体，具体领域又能够保持各自相对独立的面向。刘国深教授第一个将“桥接”引入两岸关系的研究中，他认为两岸可以在“一个中国”的大系统下进行两岸政治次体系的“柔性桥接”，通过“桥接”，两岸中国人要从此告别相互排斥和攻讦，要更多地以彼此欣赏、彼此珍惜的观念推动交流合作，让两岸人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建立起共同的生活圈，最终实现“让我们所有中国人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的目标。(22)这其实也是两岸有必要构建社会制度“桥接平台”的原因所在。 客观地说，两岸的社会制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优越性，就不可能在30年内将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台湾对自己“民主政治”的得意吹捧，也难以掩饰近20年来其“过度民主”和“民主民粹化”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作为一种创新思维，“桥接”突破了过去两岸在制度问题上“1+1=2”和“2-1=1”的模式，而是试图寻找一种“(1-0.5)+(1-0.5)=l”，“(1-0.4)+(1-0.6)=1”，“(1-0.3)+(1-0.7)=1”……的新模式，两岸尝试建立社会制度“桥接平台”，其根本目标就是要在两岸动态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化解和逐渐消除两岸社会制度差异所带来的误解，巩固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创造有利于两岸之间最终解决问题的氛围；同时探讨最适合两岸中国人文化特点、最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制度。 两岸建构共同社会制度“桥接平台”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笔者认为至少应该包括：相互尊重、理性对话、良性竞争、共同进步。“相互尊重”就是不相互抹黑，不谋求相互改变。大陆已经多次表示尊重台湾人民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无意改变台湾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邓小平早就强调，“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地区)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23)既然大陆对台湾人民的选择给予尊重，台湾方面在社会制度问题上也应该谦卑，对大陆的制度选择有所尊重，不要动辄就指责大陆的制度“不民主”，要求大陆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靠拢。 “理性对话”就是两岸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讨论制度差异问题。大陆并不惧怕同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任何国家或地区就“民主”展开讨论，实际上中美之间的“人权对话”已经进行多年。两岸要进行此类对话，动机必须单纯，必须建立在理性、客观、平等的基础之上，不应该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和进行无端的指责和歪曲，更不能将“民主对话”作为分裂国家的理由和借口。台湾有反对党和所谓“人权人士”提出将大陆民主化的问题、法轮功的问题和西藏问题列入两岸政治谈判的讨论范围，背后有着险恶的政治用心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样的对话北京“绝对不会同意”。(24) “良性竞争”是指两岸可以通过社会制度“桥接平台”取长补短，不断完善自己的社会制度。在两岸交流日益深入的情况下，每年有数百万大陆和台湾同胞往返两岸之间，还有数千万人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相互了解对方，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双方都要有包容的心态、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胸襟，看到对方社会制度中的可取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不断借鉴和汲取其他社会制度中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台湾也不能盲目自大，将大陆的社会制度一概否定，也应该考虑吸收大陆制度中的合理成分。 “共同进步”是指两岸可以透过这个“桥接平台”，来改革和完善自己的社会制度。无论是大陆的制度，还是台湾的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很多不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特征的地方。双方可以在交流互动中，大胆抛弃不适应两岸实际情况、不符合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的制度，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对方和世界制度文明发展成果，为两岸中国人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华文化特点，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梦实现的发展道路。 两岸建构社会制度“桥接平台”的可行路径是：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先理论后实践。社会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到方方面面。两岸建构共同社会制度平台，可以借鉴过去几年两岸协商谈判的经验，先从比较容易的领域入手，从低敏感度的经济领域入手，然后再循序渐进地探讨比较困难的政治领域。实际上，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制度领域已经有很多制度与国际接轨，在社会管理领域也借鉴了台湾的某些先进的经验，这些领域可以成为两岸社会制度“桥接”的优先领域。两岸的社会制度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主”或“不民主”、“投票”或“不投票”的问题。“民主”是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两岸在讨论这个议题时必须要有理论上的准备和共识。刘国深就表示，我们多数人追求真理，要有理论的体系，做事情一定要有逻辑性，两岸之间的事情，制度的问题，民主的问题，是需要理论的探索；法包括法度与方法，追求民主也要有方法、法度。(25)两岸建构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的“桥接平台”，一方面是要为两岸某些领域先行实现“桥接”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为两岸学者、智库和理论界就社会制度差异问题进行理论建构、理性探讨、舆论引导提供机会，通过交流、沟通、引导来消弭和化解两岸在社会制度领域的误解和偏见，从而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顺利推进。 ①习近平：《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华网北京2014年2月18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19/c_119394028.htm ②“桥接”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近年极力倡导的概念。刘国深认为，两岸政治发展和实践各有所长、各有优点和不足，双方应在“一国两制”的精神之下，进行两岸政治次体系的“柔性桥接”，既不硬性改变对方，又让两岸子系统可以有效兼容，使两岸的正能量得以更好地结合在一起。见刘国深：《“一国两制”融合两岸正能量》，香港中评社，2014年5月19日香港电，http://www.crntt.com/doc/103l/9/2/9/103192942.html ③王道勇：《社会制度的“中国特色”：价值取向与运行机制》，《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5期，第18页。 ④秦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多层次解读》，《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期，第14页。 ⑤李军主编：《台港澳百科大辞典》，北京：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117-118页。 ⑥朱天顺主编：《当代台湾政治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页。 ⑦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外事人员读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40-41页。 ⑧李允杰：《“冻独”与推进中国“民主化”》，台湾《中国时报》，2014年9月9日。 ⑨李酉潭：《自由人权与民主和平：台湾民主化的核心价值》，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236页。 ⑩贾绘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框架分析》，《理论探讨》，2014年第2期，第37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第240页。 (12)丛凤辉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第223-224页。 (13)《北京与台北的认识差距》，台湾《民众日报》，1988年9月25日。 (14)张树华：《冷战后西方民主与民主化研究：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红旗文稿》，2011年第11期，第9-10页。 (15)郑志国：《为什么我们有制度自信》，《人民日报》，2013年8月9日。 (16)《习近平：制度自信不固步自封》，新华社北京2014年2月17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3gnews/2014-02/17/c_126147770.htm (17)林信华：《超国家社会学：两岸关系中的新台湾社会》，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199页。 (18)李鹏：《海峡两岸经济互赖之效应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84-845页。 (19)张亚中：《两岸统合论》，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第130页。 (20)《民主论坛有助拉近两岸距离》，华夏经纬网，2012年4月12日，http://www.huaxia.com/thpl/sdfx/2810550.html (21)对于“桥接”的理解，一个通俗的事例是，假设现在我们需要为某个餐厅制造菜单，餐厅供应牛肉面、猪肉面，而且顾客可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是否添加辣椒。此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应对这种变化：我们是否需要定义辣椒牛肉面、无辣牛肉面、辣椒猪肉面、无辣猪肉面4个子类？如果餐厅还供应羊肉面、韭菜面呢？如果添加辣椒时可选择无辣、微辣、中辣、重辣风味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使用桥接模式。桥接模式的做法是在保持主类完整的前提下，把变化部分抽象出来，使变化部分与主类暂时分离开来，从而适应多个维度的变化；最后提供一个管理类来组合不同维度上的变化，通过这种组合来满足业务的需要。摘自http://newleague.iteye.com/blog/1124299。 (22)刘国深：《“一国两制”融合两岸正能量》，香港中评社，2014年5月19日香港电，http://www.cmtt.com/doc/1031/9/2/9/103192942.html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0页。 (24)黄嘉树：《关于两岸政治谈判的思考》，香港《中国评论》，2010年12月号，第6页。 (25)《刘国深：因有情 没理由对两岸和平发展悲观》，香港中国评论新闻网，2014年5月15日，http://cmtt.com/doc/1031/8/7/9/103187903.html标签：台海时事论文; 台湾论文; 台湾经济论文; 国家统一论文; 两岸政治论文; 两岸经济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两岸关系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