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儿郎伟文体和儿郎伟曲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郎论文,不存在论文,曲调论文,文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3)01-0045-04
宋代楼钥《攻愧集》提出上梁文的儿郎伟问题后，至清代，对儿郎伟的语词意义，基本沿袭楼钥的说法，即儿郎伟相当于“儿郎懑”，也就是“儿郎辈”、“儿郎们”。敦煌文献中发现大量带有“儿郎伟”的上梁文、障车文、驱傩文后，人们开始认为儿郎伟具有文体和曲调意义，并对其内容和体制进行了界定。笔者通过对敦煌遗书及《全唐文》中与儿郎伟语词有关的作品辨读后，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儿郎伟文体和儿郎伟曲调。
一 上梁文
现存唐人文集和敦煌遗书中，有四篇上梁文：S.3905《唐天复元年辛酉岁十二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注：此文又有移录作天德元年者，但其下“辛酉岁”依稀可辨，且天复元年正好是辛酉年，而天德间无辛酉年，故应为天复元年。），李琪的《长芦崇福禅寺僧堂上梁文》（天佑三年）（注：此文见《全唐文》卷847。李琪于天佑三年九月随朱温至沧州（即长芦），丁卯军于长芦，故推测李琪作此文于天佑三年。可参见《旧五代史·梁书》之《太祖纪》和本传。），P.3302《维大唐长兴元年癸巳岁□廿四日河西都僧统和尚依宕泉灵迹之地建龛所上梁文》，P.3757《护军修造上梁文》（拟名）（注：此文原无题，首标“儿郎伟”，六言韵文，首写秉承天时律令护军修造之功德无量，最后对长官及人民表示美好的祝祷，末句为“今日上梁以后，天光自然覆盖”。从内容和用语上看，皆与上梁文无异，故认定为上梁文，并拟题为“护军修造上梁文”。）。上梁文的基本内容大多是写修造原委、修造经过（包括对参与者的功德赞颂），最后表达对当事者以及国家、人民的祝祷。上梁文的体制是极不稳定的，从句式上看，《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和《护军修造上梁文》都是典型的六言韵文，李琪《长芦崇福禅寺僧堂上梁文》是四六骈文句式和一、七、七、七格韵文，《宕泉建龛所上梁文》又四言、六言夹杂。P.3302《宕泉建龛所上梁文》和P.3757《护军修造上梁文》都有“儿郎伟”字样。前者中第一个儿郎伟领起全文，其余三个分别领起后三部分；P.3757则是以一个儿郎伟领起全文，与上述上梁文相反。李琪《长芦崇福禅寺僧堂上梁文》与S.3905《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根本没有“儿郎伟”字样。由此我们可以认定：上梁文并不一定使用儿郎伟（前辈学者多有论证），“儿郎伟？是一篇上梁文的篇首或某一段开始时使用的语词，其意按楼钥之说完全讲得通。
我们认为，使用儿郎伟语词与否，不能作为判定某一作品文体的依据，不仅是上梁文，而且障车文、驱傩文也如此。
当前对敦煌上梁文的文体归属和定名有些混乱。例如S.3905《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一般均作为上梁文，高国藩先生《驱傩风俗和敦煌民歌谣〈儿郎伟〉》说“实际上便是一首典型的《儿郎伟》”[1][P299]，在此前更直接称作“斯三九○五《儿郎伟》”[2][P293]，明确认为此上梁文属于儿郎伟歌谣。而对P.3302《宕泉建龛所上梁文》，高国藩先生《敦煌俗文化学》中又说已“标明是上梁文，决不是儿郎伟”。显然出现了矛盾：有“儿郎伟”语词的《宕泉建龛所上梁文》不属儿郎伟文体，反而没有“儿郎伟”语词的《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却又是典型的儿郎伟。那么“儿郎伟”语词与儿郎伟文体或曲调（歌谣）之间有否关系，我们如何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仅从上梁文的内容和体制特征看不出儿郎伟文体的影子。
二 障车文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卷5《婚礼》下云：“障车之俗，盛于唐代，盖新妇车至中途，游人拥为戏乐，且邀酒食也。自天子嫁女，至庶民纳妇，莫不皆有障车。”[3]障车文就是障车时所念颂或吟唱之词文。现存障车文三篇：司空图《障车文》（注：《全唐文》卷808。）、S.6207《障车文》及P.3909《障车文》。
司空图《障车文》只写障方之词，大概他站在障方立场上写作的，敦煌遗书中的两篇书“礼书本”，具有书仪性质，兼顾两方。司空图《障车文》毕竟是文人之作，用语较典雅，内容主要是对行方的称颂与祝愿，讨赏之语“且看抛赏，必不寻常”，显示障车庆贺讨赏的文人矜持。S.6207与P.3909的障车文主要是障方索要财物、女方（行方）严加斥责的双方对答之词。
障车文的体制特点：
首先从句式上看，司空图《障车文》是押韵的骈文句式，其间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皆用，多对仗、排比，系典型的骈文体。S.6207与P.3909皆以四言韵语为主，间用六言韵语，用于问答，节奏齐整峻疾，显示出双方口锋伶俐激烈。
其次，从“儿郎伟”语词的使用来看，司空图《障车文》四段称贺文字，皆为障方发言，每段以“儿郎伟”语辞引出。S.6207中第1回合行方用“儿郎伟”，第2回合双方皆未用，第3回合双方皆用；P.3909第1回合双方皆未用，其余4个回合皆是行方用而障方不用，可以看出同上梁文一样，在障车文中“儿郎伟”语词的使用也是很随意的。
障车文作为一种婚俗实用文，其内容是障方的庆贺讨赏与行方斥责回避的对答之辞。句式或为骈文句式，或为四言韵语间以六言句式，较自由，“儿郎伟”语词的使用随意性更大。故而，我们无法从中抽绎出儿郎伟曲调来，也无法将之隶属于内涵与外延都不能确定的儿郎伟文体。
三 驱傩文
似乎最有资格属儿郎伟文体的是驱傩文。
敦煌遗书有30余篇驱傩文，有的是几篇写在一起，有的是单文。敦煌驱傩文主要内容有：
1.驱傩渊源、驱傩之法，源自皇帝，古已有之。这是驱傩者自神其事而示威严的套语。
2.时值岁末，迎新去旧，扫除妖鬼，祈愿来年新气象。这是岁末节令的驱傩。
3.驱傩情状，写鬼之状、驱傩队仗的声势、捉鬼、惩戒，或详或略。详者如P.3552e（与P.2669e同）和P.3552d（与P.2569d同），针对形形色色的鬼，采取种种惩戒方法。略者则一句带过，如S.6181，只说“逐鬼远送他乡”。
4.对长官的称颂，长官有“太保”、“长使（史）”、“大王”、“令公”、“尚书”等，有时兼及家人与臣僚。称颂的功业主要是平定番乱，致使四方贡服。还有对长官敬信三宝的称颂，认为他们敬信佛法，才使佛法佑助，敦煌方得太平，人民才安居乐业。
5.对百姓、敦煌的祝祷，表现敦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6.为户主祝祷，向户主讨要赏钱。这主要是《进夜胡词》（注：关于进夜胡词与驱傩文的关系，一般认为，进夜胡词用于打夜狐驱傩，驱傩文用于岁末驱傩，故而二者性质不同，不可混同，但P.3552第5首驱傩文有“岁岁夜孤儿”句，表明此驱傩文借用了进夜胡词。同样P.3468第2首，却又是将驱傩文用作进夜胡词。再者，P.3468“圣人福禄重”一首中有讨赏之语，P.2058a的驱傩文中亦有讨赏之语。这些都说明，尽管打夜狐驱傩习俗与岁末驱傩习俗有别，但进夜胡词与驱傩文之间互相借用与融合乃至混同是极为明显的。），如P.3468（与P.3552第5首基本相同）说：“岁岁夜孤儿，今夜沾优恤。”另P.2058a中“诸人总莫悭惜”以下语，显系讨赏。由此可见，非《进夜胡词》的驱傩文中亦有讨要赏赐的。
这些内容中，对长官的称颂和对美好生活的祝祷最为常见，且篇幅较大。这说明敦煌驱傩文已经超越早期的驱鬼逐邪的实用性，而发展为驱邪、称颂、祝祷以及讨赏等的实用文体。驱邪是原初功能，人们将外番侵犯与鬼怪灾孽联系起来后，长官带领人民平定番乱，其性质也就等同于驱邪了。敦煌的安治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对首领的称颂与祝祷也就与对百姓幸福生活的祝愿联系起来了。对长官功治及敦煌安治的言过其实的称颂，其实正反映了百姓美好生活的愿望，祝颂说吉利话，也就成为获取赏赐的理由了。
下面，我们再分析驱傩文的体制特征。
使用“儿郎伟”语词的占驱傩文总数的1/2强，这说明驱傩文不一定使用“儿郎伟”。如S.2055和P.3552的第2、第3篇驱傩文，无疑是典型的六言韵语，皆未用“儿郎伟”语词。可见，驱傩文中“儿郎伟”语词是时用时不用。
敦煌驱傩文以六言韵文和四言句开头，主体六言韵文较多，占1/2强，还有五言、四言、杂言、骈文，句式变化相当大。
其实P.3468第4首首题“驱傩”和第5首文末题记“驱傩词，唐再安”，已经表明这一类文书名为“驱傩”或“驱傩词”。我们知道，词指歌词，宋时始普遍，此处“驱傩词”事实上就是“驱傩文”，我们称“驱傩文”是符合作者原意的。从驱傩文的内容和体制特征来看，将驱傩文归属所谓的儿郎伟文体或儿郎伟曲调，理由是不充分的。
四 根本不存在儿郎伟曲调和儿郎伟文体
敦煌遗书中大量带有“儿郎伟”字样的文书，“儿郎伟”多出现在文首（主要是驱傩文），后空格写正文，或与正文连写，空格的最多，与敦煌文书标题的通常书写形式相同，因而当作标题著录。
较早的研究者们对此较谨慎，如法国艾丽白《敦煌写本中的“儿郎伟”》称作“一批具有特殊体裁的文献，其主要特征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由‘儿郎伟’一词开始”[4]，并未视为一种文体或一种曲调。周绍良先生《敦煌文学“儿郎伟”并跋》中将所见凡带有“儿郎伟”字样的文书一并抄录，称为“儿郎伟”作品[5]，也未视为一种文体或曲调，但成为儿郎伟文体说的导源者，一些学者相继提出儿郎伟曲调说、文体说。
我们要认定某一文体，必须从功能和结构两方面去考察，前述上梁文、障车文、驱傩文中，我们已经知道这三种文体分别属建筑上梁习俗、婚姻障车习俗、驱傩习俗的实用文，功能各异，应用场合不同。从结构上看，句法、段落层次差异甚大。作为关键因素的“儿郎伟”语词时有时无，似无规律可循。这使我们很难界定儿郎伟文体的内涵和外延。我们不禁要想到是否存在总括上梁文、障车文、驱傩文的儿郎伟文体，事实上没有一种从功能上、结构上都涵括诸端的儿郎伟文体。在无奈之下，一些研究者将上梁文和障车文剔除出去，将儿郎伟文体收缩到驱傩文上，但这样叠床架屋的文体认定，正好表明了儿郎伟文体论的不必要。
与文体说紧密相关而更具迷惑性的是儿郎伟曲调说，此说更是无根据的。儿郎伟曲调说的主要依据是这些文书的六言韵文句式居多。六言句式往往分成三个双音节，音促调板，无一唱三叹之韵，文人诗中较少使用。但它和四言一样，多用于叙述性的文体，节奏急促，易于铺排对仗，表述内容往往能得曲尽之妙。骈文最终发展成以四六骈文为主体，亦正缘于此。敦煌文书中有大量的六言韵文，如《舜子至孝变文》、《十二因缘六字歌词》等，用于多种文体，六言句使用很广泛。倘若某一作品是六言韵文，就认为该作品采用了儿郎伟曲调，则是大错而特错的。我们知道上梁文的表事与祝吉、障车文的称贺与讨赏，驱傩文的驱邪、称颂、祝祷与讨赏，这都不要求余味绵邈，反而是惟恐不能曲尽，也就是说铺排叙尽是其首要，因而在这几种文体中，四言句和六言句（包括骈文）是绝大多数，这是文体功能要求而对句式结构的选择。
总之，我们不能以六言韵文句式作为判定儿郎伟曲调的依据。
从现存文献来看，我们尚不能肯定这些韵语是用于歌唱还是用于念诵。文中的一些暗示不能证明它们用于歌唱。《宕泉建龛所上梁文》有“次有金钹银钱”，“金钹”的“钹”本是“钱”字（注：敦煌写本中“钱”常写作“錢”，“贱”常写作“賤”，“錢”与“鈸”形近而误为“钹”。），不能证明上梁文配乐。驱傩文有六篇尾注“音声”，一篇尾注“变声”（注：见S.2055、P.3270a、P.3270b、P.3270c、P.3856、P.4976、P.4055。），据P.3350《祝愿新郎文》“每日音声，娱乐更如北方”，可推知“音声”即奏乐之意。这证明驱傩过程中确实奏乐，但不能证明驱傩词配乐，相反暗示了念诵和歌唱时是无需奏乐的，如果歌唱或念诵已经配乐，在末尾就不必提示开始奏乐了。由此可见，驱傩活动的奏乐是在驱傩词结束后开始的，不能证明驱傩文配乐。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清唱，即不配乐的歌唱。某一歌唱腔谱，必然内在地对句式、用韵、篇幅有某种限定（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曲调说又暗含了文体说。），而儿郎伟曲调，例如《宕泉建龛所上梁文》就有四六言相间的非韵文，就是六言韵文部分，也时有七言句、九言句夹杂其中，曲调是无所适从的。障车文的四言、六言夹杂，毫无规律，难合曲调。正由于此，一些研究者将儿郎伟曲调收缩到驱傩文，并认为上梁文、障车文中儿郎伟体式的差异是时代衍变的结果。
但在驱傩文中，仍然困难重重。P.3552，显然是同一个人抄录于同一张纸上的六篇驱傩文，我们可以认为流传时间相距不会远的，但第一首为六言韵文（中间有一句四言句），第五首却为五言韵文，二者格式（句式）差异既然如此之大，就认为他们属于同一曲调，则难以令人信服。
其次，即使是主体为六言韵文的驱傩文，其四言句和六言句的比例与组合方式，差异也颇多。如P.3270a第一首是两句四言开头，继以六言韵文；第四首却是七言一句，四言一句，再是六言一句，四言一句，继以六言韵文；P.3856却是四句六言句式开头，继以六言韵文。这些规则句式的用韵却与紧接其后的规则齐整六言句式是一致的，显然是一气而下，我们不能认为齐整六言韵语是符合儿郎伟曲调的，而前面的不规则句式是不符合儿郎伟曲调的。
从篇幅来看，有的长达数百言，有的则只有几十字，长短悬殊。上述的不规则无疑会使儿郎伟曲调难以适从。即使以六言韵文为主体的驱傩文中，也难以抽绎出儿郎伟曲调来。
我们不否认驱傩词有采用某种曲调的可能性。俄藏L.1465《曲子还京洛》就是一篇可能采用了《还京乐》曲词的驱傩歌词[6][7]。《还京乐》多种曲籍有载，这首《曲子还京乐》句式上毕竟体现出符合某种音乐规律，柴剑虹先生推测“‘还京洛’疑即《还京乐》”，这是谨慎的。与此相反，儿郎伟曲调，遍检曲律词谱并无记载，而上述文书句式又体现如上的种种不规则性，认定为儿郎伟曲调就牵强了。
其实，我们不妨认为“儿郎伟”仅仅是一个呼辞，其原意正如楼钥所说“儿郎辈”，即今天的“小伙子们”。这样，许多问题就清楚了。无论建筑上梁、婚姻障车、岁末驱傩，小伙子都是活动的生力军，在活动开始和某一阶段，称呼“儿郎伟”起到整肃听众和唤起注意的作用，相当于我们今天大会开始时称呼一声“同志们”，讲到一定时间，或某个段落，希望听众注意，又称呼一声“同志们”。《宕泉建龛所上梁文》开始标“儿郎伟”，然后每一段落前标“儿郎伟”，就是这个道理。也正因为“儿郎伟”是呼辞，现场活动进行时主事者可随机增减使用，抄写者、记录者也可自由处理。这就是“儿郎伟”在文中时有时无显得没有规律的原因。上梁文、障车文、驱傩文都是以念诵为主的，只要求节奏齐整、音韵铿锵，四言韵文、五言韵文、六言韵文、杂言韵文都是符合要求的。不管是主事者独诵还是众人齐诵（如P.3270第二首“儿郎齐声齐和”），都是如此。我们用不着强诸句式之难而入曲调，反多龃龉。
综上所述，愚意以为：说“儿郎伟”具有曲调和文体意义，是徒滋纷扰，还是还“儿郎伟”以本来面目为妥。
收稿日期：200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