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唐和亲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亲亦称“和蕃”，自汉迄清，至少有150余次。自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和亲”之后，历代“正史”都留下了珍贵的和亲史料，许多史家对和亲也作过客观或比较客观的叙述和精湛的分析。中外学者对此也作了不少的探索，涉及了和亲的许多方面，但从整体上论述隋唐和亲的特点的论著却不多。笔者拟就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一、开放性
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是开放的，京都内不仅聚集了许多国家的使者、贵族、学者、商贾、僧侣、艺术家及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臣民，而且许多国家及少数民族的商人几乎遍及各地；中原文化不仅传播到亚非一些国家及少数民族地区，而且还以博大的胸怀积极接纳和吸收外来文化。与此相应的和亲，也同样具有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和亲本身的开放性。我历来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和亲始于西汉，盛于隋唐，终于清代。现在我们不妨将隋唐时期的和亲与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宋辽夏金时期及元明清时期的和亲做一些比较。从和亲的对象来看，西汉仅有匈奴和乌孙，魏晋南朝时期主要有乌丸、去余、柔然，突厥及“十六国”中的一些互婚，宋辽夏金时期，汉族政权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而辽、夏、金、蒙古、吐蕃之间的和亲比较频繁，元明清时期主要有元与高昌，清太祖、清太宗与蒙古的和亲，而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与东西突厥、吐谷浑、高昌、吐蕃、铁勒、契丹、奚、回纥、于阗、宁远（迹称拔汗那）及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均有和亲关系。从地域范围来看，西汉把和亲的目光仅盯在西北和西部地区，魏晋南北朝，宋辽夏金及元明清时期仍把目光主要盯在北方及西部地区，而隋唐时期统治者的视野比较开阔，把和亲政策渗透到东北（契丹和奚）、北方（东突厥和回纥）、西北（吐谷浑和高昌）、西部（西突厥、于阗和宁远）及西南（吐蕃和南诏）等地区。
第二、和亲观念的开放性。“和亲”一词在先秦就已出现，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以藩载栾盈及其土，纳诸曲沃。……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氏和亲。”这里的“和亲”是指晋国的中行氏与范氏两个贵族家族联合对付栾氏所进行的修好活动，并没有姻亲关系。《周礼·秋官·象胥》载：“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这里的和亲“是指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的修好活动，也没有姻亲关系。真正名实相符的和亲，是汉高祖刘邦与匈奴的和亲，但整个西汉时期，无论是帝王还是君臣，都视和亲为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高层次婚姻关系。东汉时期的班固，虽对和亲有十分精辟的见解，但他的和亲观念仍局限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和亲史实虽然比较丰富，但当时人们对和亲的认识基本承袭了两汉时期的一些观念。西晋史学家陈寿对和亲的认识虽然扩大了范围，把小鲜卑大人轲比能与鲜卑步度根的联姻称之为“和亲”，但毕竟曲高和寡，没有引起时人的足够重视，所以，传统的和亲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占主导地位。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国际交流的频繁，文化和及社会观念的开放，人们对和亲的认识也随之开放。
其一，西晋已经出现的把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视之为和亲的认识观念，在隋唐时期已被深化与普遍接受，如唐代史学家房玄龄就把匈奴族沮渠蒙逊与鲜卑乞伏炽dàn之间的联姻称为“和亲”，把鲜卑族的南凉主秃发乌孤派使者到鲜卑族的西秦主乞伏乾归处请求联姻，称为“来结和亲”。（《晋书》卷125）
其二，把当时其他国家间的最高层次的联姻视为和亲。据《旧唐书·百济传》载，唐朝曾拟盟文，与百济和新罗“约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说明隋唐时期开放的和亲观念也被百济、新罗两个国家所接受，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和亲观念的开放程度。
其三，和亲公主的身份增加了层次。综观中国古代和亲史，在不同时期，和亲公主的身份也不尽相同。据台湾政治大学林恩显教授介绍，中国历朝和亲下嫁公主有7种身份，并为她们分了等级：第一等为皇女、皇妹，如唐朝的宁国公主，咸安公主与太和公主等；第二等为亲王女，如汉朝的细君公主。北周的千金公主，唐朝的南和县主、金城公主及小宁国公主；第三等为宗室女，如汉朝的翁主，解忧公主，东魏的兰陵公主，隋朝的安义公主、义成公主和信义公主，唐朝的文成公主，弘化公主，多城县主，金明县主和安化长公主；第四等为宗室甥女，如唐朝的永乐公主，燕郡公主，东华公主，静乐公主，固安公主，东光公主及宜芳公主；第五等（等外甲）为功臣女（包括汉蕃），如唐朝的崇徽公主与交河公主；第六等（等外乙）为家人子，如汉朝的名为长公主；第七等（不列等）为媵女和宫女，如汉朝的王昭君。
林先生的上述分类给人不少启发，但也留下了需要补充的余地，其中就有唐代的“女妓”，如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为了结交突厥始毕可汗，曾派襄武郡公李琛与太常卿郑元
携“女妓遗突厥始毕可汗，以结和亲”（《册府元龟》
卷979）。病唱－其次是只注重和亲公主在中原王朝的身份与地位，由此分出等级，忽略了和亲公主的作用及在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地位。
由上述分类，加上“女妓”，实际上共有8类。我们现在通过比较，就可以看出隋唐和亲公主身份的层次增加及和亲的开放性。
其四，少数民族政权的公主以和亲名义到了唐都。西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全是汉族公主出塞；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有汉族公主出塞，也有少数民族公主入塞；隋唐时期，在大多数汉族公主出塞的同时，也有少数民族公主入塞，如回纥的毗伽公主嫁给唐敦煌李承寀（《旧唐书·回纥传》）。
此外，唐德宗时期自称相王的朱滔与回纥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更能说明隋唐和亲的开放程度。《新唐书·藩镇卢龙·朱滔传》载：“初，回纥以女妻奚王，大历末，奚乱，杀王，女逃归，道平卢，滔以锦绣张道，待其至，请为婚，女悦，许焉。既而遣使修婿礼于回纥，回纥喜，报以名马重宝。及僭相王，与武俊、悦、纳纳四金钥于回纥。”在当时已占有一定地盘的朱滔，如果没有开放的婚姻观念，是不会主动向嫁给奚王的回纥求婚并“修婿礼于回纥”的。朱滔的马路求婚，恰好反映了随唐时期婚姻观念的开放，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隋唐和亲的开放性。
这里，我们把视野再放开一些，进一步说明隋唐和亲的开放性。宋、明两朝，因君主多为狭义儒教之训诂学、道学所束缚，和亲政策与汉族伦理道德相抵触，所以皆无和亲。在宋与夏交兵之际，辽兴宗曾对宋提出以和亲、增币代替割地，宋人允许增币，但拒绝和亲；可以纳贡，但不愿纳女；可以称臣、称侄、称孙，但不肯以岳父自居。而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观念及婚姻观念的开放，影响和带动了和亲的开放。
二、目的的多样性
中国古代150余次和亲，尽管每次目的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种：1.羁縻少数民族政权，以达到避战求和的目的；2.建立军事同盟；3.分化、瓦解、削弱及控制少数民族；4.通过和亲向少数民族借兵；5.巩固与发展双方的和亲关系；6.通过和亲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盟好关系；7.依靠和亲一方的势力，达到巩固统治稳定政权之目的。
从和亲史实来看，西汉与匈奴、乌孙的和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若干和亲，辽夏和亲，以及清代和亲，其目的都比较单一。汉与匈奴的和亲，主要目的是了为安边；汉与乌孙的和亲，主要为了结托乌孙，夹击匈奴，减少边患，说到底仍是为了安边；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是动荡分裂时期，所以和亲的主要目的是结交军事同盟；辽与夏的和亲主要是辽想以和亲方式进一步巩固刚刚与夏建立的盟好关系，“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并达到“以夏制宋”的目的；满蒙和亲主要是清与对方结成政治性联盟，进而将蒙古造成一支清朝的政治中斗争中可以直接借助的力量，奴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与蒙古和亲主要为了建立和巩固政治联盟，为击败明朝创造先决条件。当然，在宋元明清时期，至少有两起和亲——即金朝与蒙古和亲以及西夏与蒙古和亲，是战败者向战胜者乞和，也有学者称之为军事威胁下的求和条件。
与西汉、魏晋南北朝及宋元明清时期和亲相对单一的目的相比，隋唐时期和亲的目的就突出显示了其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点。综观这一时期和亲的目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分化、瓦解、削弱和控制少数民族政权。这一目的，贯穿于大部分和亲当中。隋文帝时，突厥在千金公主的怂恿下经常侵边，对隋造成了严重威胁。当突厥向隋求婚时，隋文帝便要求突厥先杀千金公主，“方许婚”。突利遂唆使都蓝可汗杀掉千金公主。开皇十七年（597年），突利派人到隋迎亲，隋文帝“欲离间北夷，故特厚其礼，遣牛弘、苏威、斛律孝卿相继为使，突厥前后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辈。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旧镇，锡赍优厚”，激怒了都蓝可汗。安义公主死后，隋文帝又将义成公主嫁给突利可汗；都蓝可汗又率兵攻伐突利可汗。隋炀帝在处理西突厥酋长射匮求婚事宜时也抱着这种目的。《隋书·北狄传》载：
六年（610年），（隋炀帝）遣侍御史韦节召处罗，令与车驾会于大斗拔谷。其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帝大怒，无如之何。适会其酋长射匮遣使来求婚，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于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馆，微讽谕之。帝于仁风殿召其使者，言处罗不顺之意，称射匮有好心，吾将立为大可汗，令发兵诛处罗，然后当为婚也。……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外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
由此可以看出，射匮的求婚正是隋炀帝利用西突厥削弱处罗势力的大好时机，于是通过射匮的求婚令其击败处罗。
唐朝君臣们更把和亲视为分化、瓦解、削弱和控制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原以新兴公主出嫁薛延陀首领夷男，通过和亲将被挟持到薛延陀的唐大将契苾何力换回。当契苾何力归唐时，新兴公主已离开唐都向薛延陀进发。因契苾何力比较熟悉薛延陀内部情况，遂向唐太宗建议：宜让夷男到京师或灵武亲自迎接公主，夷男“畏我，必不来，则姻不成而忧愤不知所出，下必携贰，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很戾，必死，死则二子争国。内叛外携，不战而擒矣。”（《新唐书·契苾何力传》）唐太宗遂令新兴公主停止前往。契苾何力的判断很正确，夷男“果不敢迎，郁邑不得志，恚而死，少子拔酌杀其庶兄突利失自立，国中乱，如其策云。”（新唐书·契苾何力传）唐在北方的一大威胁由此遭到削弱。贞观四年（630年），夏州都督窦静止上书唐太宗说：“臣闻夷狄者，同去禽兽，突则博噬，群则聚。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莫如因其破亡之后，加其无妄之福，假以贤王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自可永保边塞，俾为藩臣，此实长辔远驭之道。”唐太宗“虽未从之”，但“深嘉其志”。武则天时期，右武卫铠曹郭元振根据自己对吐蕃考察后的认识，上书武则天说：“臣揣吐蕃百姓倦戍久矣，咸愿早和。其大将论钦陵欲分四镇境，统兵专制，故不欲归款。若国家岁岁和亲使，而钦陵常不从命，则彼藩之人怨钦陵日深，望国恩日甚，设欲广举丑徒，固亦难矣。斯亦离间之渐，必可使其上下俱怀猜阻。”（《旧唐书·郭元振传》）武则天很赏识这一主张。从此数年之间，“吐蕃君臣果相猜贰，因诛大将论钦陵。其弟赞婆及兄子莽布支并来降。”（同上）
第二，借兵。李渊在太原起兵时，曾欲以和亲为手段，向突厥借兵。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势力。《资治通鉴》卷184恭帝义宁元年（617年）六月条云：“刘女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中央仅靠唐军显然不能尽快消灭叛军，极有必要向少数民族政权借兵。而回纥是当时北方最强盛的政权，因此唐肃宗便派仆固怀恩、将军石定番和敦煌王李承出使回纥，要求和亲，“以修好征兵”。回纥怀仁可汗之女毗伽公主与李承的成婚，则拉开了唐与回纥和亲以及回纥出兵助唐平乱的序幕，而宁国公主的出塞和亲则把回纥助唐平乱的活动推向了高潮。只要我们看一下唐肃宗为宁国公主的出塞而发布的一项诏书，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次和亲的目的。
顷自凶渠作乱（安史之乱），宗室阽危。回纥特表忠诚，戴怀奉国，所以兵逾绝漠，力徇中原，亟除青犊之妖，实赖乌孙之助。而先有情款，固求姻好。……是用筑兹外馆，割自中闱，将成万里之婚，冀定四方之业。……宜以幼女封为宁国公主，应缘礼会，所司准式。（《唐大诏令集》卷42）
第三，利用和亲公主左右少数民族首领。尽管和亲公主的身份不尽相同，但她们到了少数民族后大都被立为可敦，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因此，隋唐王朝均有以和亲公主左右可汗、使其不侵扰中原王朝的意图。会昌二年（842年），唐武宗令李德裕起草的责备太和公主的诏书中就坦率地道出了这一目的：“先朝割爱降婚，义宁家国，谓回鹘必能御侮，安静塞垣。今回鹘所为，甚不循理，每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灵！欲侵扰边疆，岂不思太皇太后慈爱。为其国母，足得指挥；若回鹘不能禀命，则是弃绝姻好，今日之后，不得以姑为词！”
第四，结交军事同盟。隋唐时期“夷狄”之患从未间断。作为中央君臣来说，在谋划消除边患的众多方式中，始终没有忘记结交军事同盟，“以夷攻夷”和“以夷制夷”。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尽管结交军事同盟的手段不尽一致，但在隋唐君臣的心目中，和亲无疑是重要手段之一。如隋朝以义成公主嫁给突厥启民可汗，启民“畏天子之威”而与亲家吐谷浑断绝关系，并随隋治书御史韦云起征伐契丹。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在战争中大显身手。不久，又奉诏准备与隋玉门道行军大将薛世雄征讨伊吾。回纥骨咄禄可汗“得唐许婚，甚喜”，主动向唐德宗表示“‘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因辱吐蕃使者以绝之。”
三、和亲公主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的交叉性
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和亲尽管所要达到的间接目的不尽相同，但其终极目的却是相同的，即都是“为我所用”。而和亲公主是和亲政策的重要体现者，所以都被中原王朝的君臣们寄予厚望，肩负着左右和监视可汗使其不侵扰中原、向中原王朝通报信息以及在双方爆发战争后做中原王朝内应的重任。从中国古代和亲史实来看，绝大部分和亲公主在这些方面尽了最大努力，为安定边疆、减少战争以及发展两个政权的关系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隋唐时期也有一部分和亲公主一方面肩负和好双方关系的重任，并做了一定努力，另一方面，又走向了中原王朝所期望的反面，对中原王朝构成了威胁。与突厥和亲的千金公主及义成公主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千金公主是北周赵王宇文招的女儿，于大象元年（579年）肩负和好北周与突厥的关系以及解除高绍义对北周威胁的使命出嫁突厥他钵可汗。但出塞不久，杨坚就代周建隋，千金公主自然在感情上按受不了这一现实，于是便“自伤其宗祀绝灭，日夜言于沙钵略，请为周室复仇。”沙钵略召集部下，宣称“我，周之亲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见可贺敦乎！”遂与占据营州反隋的北齐旧臣高宝宁联合攻陷临渝镇，并约请突厥诸可汗共同出兵。开皇二年（582年），突厥40万大军南下，与隋军展开了激烈的交战，后因长孙晟的离间计奏效，沙钵略才带兵北撤。由于突厥的内讧，沙钵略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为了巩固地位，沙钵略表示愿与隋和好，停止战争，千金公主也上书隋文帝，“请为一子之例”，改宇文氏为杨氏，加入隋朝皇籍。千金公主的这一举动在隋与突厥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化干戈为玉帛，使此前北周遗臣与隋对立转为和好，而且也起到了联系突厥和隋的纽带作用。从此之后，直到开皇七年（587年）沙钵略去世，突厥与隋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当然，从精神及感情上来说，千金公主对隋文帝的代周建隋一直转不过弯来，时常流露出对隋的不满情绪，给怀有反隋企图的人提供了借题发挥的条件。这是千金公主最后为隋文帝所杀悲剧发生的原因所在。
义成公义是隋宗室杨谐之女，于开皇十九年（599年）六月嫁给突厥启民可汗。通过这次和亲，隋与突厥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在启民可汗遭到达头攻击时，隋文帝出兵相助；当隋炀帝北巡时，义成公主与启民可汗召集奚、室韦等数十名酋长前往迎接；大业十一年（615年）八月，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因对裴矩“献策分其势，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田可汗”不满，乘隋炀帝北巡之机，率领数十万骑兵袭击隋炀帝。义成公主因事先知道始毕可汗的这一计谋，曾“先遣使者告变”。由于隋炀帝麻痹大意，结果被始毕可汗围困在雁门。后经内史侍郎萧建议，隋炀帝便向义成公主求救；义成公主一接到信即派人“告急于始毕，称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围”而去。始毕可汗死后，义成公主又成了处罗可汗的可贺敦。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建立了唐王朝。义成公主对隋的灭亡极为悲伤，准备伺机复隋。为了网络隋王朝的遗臣遗民，她一方面派人把隋炀帝的萧皇后接到突厥，另一方面又把原隋齐王的遗腹子杨政道立为隋王，还把战乱期间逃亡在突厥的万余中原人送给杨政道，并按照隋朝制度，建立百官，俨然是一个小独立王朝。武德四年（621年），义成公主和处罗可汗又想夺取并州，让杨政道居住，突厥大臣大都以为不可，纷纷劝谏，处罗不听，说：“我父失国，赖隋得立，此恩不可忘。”（《资治通鉴》卷188）将要出师便卧病不起。处罗可汗死后，颉利可汗继位，义成公主又成了颉利可汗的可贺敦。为了达到复隋的目的，义成公主与其弟杨善经及王世充使者一起劝说颉利可汗：“往启民兄弟争国，赖隋得复位，子孙有国。今天子非文帝后，宜立正道以报隋厚德。”（《新唐书·突厥传》）于是颉利可汗连年侵扰唐朝。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千金公主与义成公主所起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相交叉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固然与和亲公主对改朝换代的认识和个人感情的倾向有关，但也与当时大的政治背景以及突厥的习俗、可贺敦的政治地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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