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波普尔对马克思整体主义方法的责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主义论文,方法论文,波普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波普尔是本世纪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西方学者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布赖恩·马吉曾这样评价：“我必须承认，我不明白任何有理性的人如何能在理解了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之后仍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 〕波普尔的影响不仅是因为他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强调马克思的一系列预想并未得到证实，在他看来这些都可通过特定的政治立场和预设性假说予以辩护。波普尔论证的力量更主要地表现在他试图从逻辑上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不可能性。容易看出，这种批判一旦成立，必将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问题，再强的理论也不可能在其基本方法被彻底否定后仍然成立。尤其因为波普尔作为一位科学方法论专家享有崇高声誉，他的批判甚至显得比实际上更为强有力。因此，对波普尔的批判的分析，首要的焦点在于方法论。本文限于讨论其中的一个方面，即波普尔对整体主义方法的批判。
整体主义还是原子主义，是现代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不得不作出的抉择。表面上看，两者容易相互妥协，达成一种宏观的整体主义与微观的原子主义的结合。而且大部分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似乎也正是这么做的。但实际上，最终的落脚点只能是二者之一。一种社会理论对整体主义或原子主义的选择是原则性的问题，并非可以随意取舍的权益之计。这是因为这种选择并不只是涉及到方法上的不同偏好，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对社会本体的根本看法上的重大分歧。整体主义方法立足于这样一种社会本体论，即社会并非其组成部分的简单叠加，社会整体有其独特意义，对部分的理解必须是放在整体中才能实现。原子主义方法的理论基础则正好相反，社会的意义被认为仅仅在于它是各个个体的总和的一种方便的说法，它并没有离开个体的独特意义，真实的存在仅只是个体。这两种不同的立足点既导致了社会研究方法上整体主义与原子主义的分歧，又分别与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相联系，其一是以自由主义为典型代表的个人主义，其二是以社会主义为典型代表的集体主义。
在上述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无疑是整体主义的。整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在有关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论战中，整体主义往往受到高度重视。例如卢卡奇曾极力强调，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最核心的错误就在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总体”观和整体主义方法，因此，清除修正主义的关键也正在于回到整体主义。卢卡奇谴责了伯恩斯坦们对整体主义的背离，波普尔则认为只需较小的篇幅便足以驳倒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关键性论点之一的整体主义。这种批判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社会研究方法的整体主义的批判，二是对作为社会实践即控制和改造社会的方法的整体主义的批判。
二
波普尔指出，整体主义对于整体通常有两种理解，即（a ）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特别是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联系的总和，和（b ）该事物的某些特殊的性质或方面使该事物表现为一个有机体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堆积”。波普尔承认（b ）意义的整体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认为格式塔心理学便是成功的例子。但他强调，这并不成其为支持（a ）意义的整体也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的理由。
波普尔认为，（a）意义的整体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因为我们对任何一个事物的观察、研究或者控制，都是有选择性的。观察、研究等等只能针对事物的一个或某些方面进行，而同时忽视事物的许多其他方面。以观察和描述为例，观察或描述作为整体的事物是不可能的。波普尔引用一例：一只鸟在飞。关于这个事件，可以从无数个方面或角度来观察并予以描述，例如说它的翅膀在抖动，或者说在这里存在着能量的转换等等。显然，任何人对如此简单的一个事件的观察和描述都不可能是完备的，总可以很容易地指出它所忽略的方面，而那些方面在某种场合可能又是重要的。因此，自称是在研究作为整体的事物的说法是荒谬的。
波普尔承认，社会研究中的整体主义方法并不认为作为整体的社会能直接把握，例如通过直觉感知的方法直接把握。如所周知，格式塔心理学正是诉诸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与此相反，整体主义方法认为必须对整体的一切因素进行观察、比较、分析和综合才能逐渐把握整体。这种解释似乎免去了整体主义方法本来具有的非科学的嫌疑，使它成为在科学上可以理解的。即使如此，波普尔仍断然否定整体主义方法的可行性，因为前述批评仍是有效的。他的结论是，整体主义是“企图用不可能的方法研究我们的社会”。〔2〕而且事情是如此明显， 以至于他相信几乎用不着多费笔墨就能完全驳倒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
波普尔要求社会研究必须满足于其雄心远小于整体主义的目标和方法。就目标来说，社会研究应该追求的是对局部的社会现象的有限然而逐渐增长的理解。其适用的方法则是波普尔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提出的著名的“试错法”。就本文的目的而言，这种方法自然是原子主义的。波普尔并且相信，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主义研究方法，只不过是前科学时期的方法，尽管雄心勃勃，却是不科学的。
波普尔的批判简洁而又声势逼人。面对这种批判，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波普尔是透过自然科学方法的眼镜来审视社会理论的整体主义方法的。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典型方法是把某一事物或过程的某些方面、局部和阶段尽可能从其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进行实验、研究。例如为研究太阳系内行星的运行规律，即可忽略行星的体积和行星间的相互影响，视行星为质点，仅受太阳引力场的影响。这是典型的原子主义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实世界中物与物的联系异常复杂，若非经过简化、分离、抽象，则几乎不可能就任何一个问题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例如在天体力学中，三体问题，如太阳、地球和月球三者间相互作用的问题，在牛顿力学中就复杂得几乎无法解决。三体问题尚且如此，现实世界中大量的事物和现象当然更为复杂难解。可见，自然科学研究采用原子主义方法是不可避免的。
波普尔由此推论说社会研究也应使用原子主义方法，这并非合乎逻辑，也不具有说服力。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毕竟是两类不同的现象，适用于前者的不见得就必然适用于后者。波普尔的类比因而很容易归于无效。同时，这种类比反映出原子论的社会本体论的内在影响。
原子论社会理论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并出现于霍布斯及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及后来的功利主义。它强调个体对于社会的优先权，认为个人本质上是他自身或其能力的所有者，并不欠社会任何东西。社会由个体组成，旨在实现主要是为个人的目标。个人的权利存在于任何一种特定形式的社会生活之前。这种社会观很自然引出一种方法论结论：在社会理论中，没有一种关于社会的解释能成立，除非完全用关于个体的事实或特征来表达。〔3 〕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整个社会的经济特征就必须用鲁滨逊式的个人的经济行为来解释。
这种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起到过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瓦解封建秩序方面。但在作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因素方面它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存在重大的问题。就实践而言，其问题表现在个人主义倾向于转化为纯粹的利己主义。托克维尔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预见了美国社会中个人主义对公共生活的威胁，他的预见在本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变成了尖锐的现实。另一方面，原子论社会理论在理论上也站不住脚，事实上，单纯对个体的了解并不足以使我们把握社会。从个体到整体的道路，并不像是上楼梯，一个又一个梯级顺次走完，自然地就达到了整体。勿宁说，社会整体的高度不是将个体的梯级堆积起来就能达到的，而是除此之外还另有门径可循。具体地说，社会整体有它不能还原为分立的个体的独特本质。这正是整体主义社会本体论的观点。
整体主义社会本体论深刻地揭示了个体对于社会的依赖，这种依赖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我认为，原子论的社会本体论确实没有任何办法反击这样的指责：如果把个人身上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因素统统去掉，他就只能是一个赤身裸体的野蛮人，靠采野果打野兽为生。〔4〕因而，将社会简单地比之于自然界， 从而试图用原子主义方法研究社会，是靠不住的。
波普尔对整体主义社会本体论和方法论都持否定态度，还与他对所谓本质主义的批判有关。所谓本质主义，波普尔用它来指与唯名论相对的唯实论。它既有本体论意义又有方法论意义，前者源自柏拉图，后者来自亚里士多德。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承认普遍对象而不是特殊对象的重要性。波普尔认为，不考虑本体论，单就方法论而言，本质主义方法论是不可取的，应为唯名主义的方法所取代。唯名主义方法关注的是事物如何活动的，并毫不拘泥于名词的固定的意义或所谓本质。方法论唯名主义者提问题的典型方式是：“这个东西是如何起作用的？”而方法论本质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必须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才能对事物予以解释。它提问题的典型方式是：“物质是什么？”“正义是什么？”等。这类问题的解决，即对本质的揭示被认为即使不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至少也是其先决条件。在波普尔看来，方法论唯名主义而不是方法论本质主义所关注的问题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应关注的问题。方法论本质主义所关注的问题的目的是非科学的，其方法也不足以将我们引导到其目的。他认为，方法论本质主义是前科学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非科学的遗产，在自然科学中，它已彻底信誉扫地，为方法论唯名主义所取代。例如物理学并不探求原子或光的本质，而是满足于极其灵活地使用这些名词来解释和描述某些实际观察。在社会科学中，方法论本质主义仍占上风。在波普尔看来，这似乎正好标明了社会科学的耻辱。
按这种观点，整体主义的目标和方法都是本质主义的，因为它试图把握社会整体的本质，从而陷入了社会科学方法常陷入的窠臼。它也必将与所有本质主义方法一样，为唯名主义方法所取代。
这种观点又是自然科学方法简单类推的一个错误结果。本质主义即唯实论的是与非诚然不是本文三言两语能解决的。但我认为，社会科学中本质主义方法并不会遭遇在自然科学中的同样的命运。如果说在自然科学中名词没有本质是对的，这并不能表明在社会领域中同样如此。不同于自然事物的是，社会的事物无论如何是由人所创造的，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到宗教、社团、家庭等莫不如此。不论人们创造它们时是有意地要实现某种目的，还是为势所迫，无意识而为，社会的事物一旦出现，就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尤其是社会整体的独特的本质并不能还原为对个体行为的描述。在这里，唯名主义方法必然是失效的。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一个工人欲出卖劳动力，经过讨价还价，与某资本家以双方都接受的价格成交。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单从市场行为来看，双方的交易是合理和公平的。如果以唯名主义的方法把所有这些交易汇总，必然会推论道：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双方的关系是平等交换的关系。我们看到，撇开对于社会整体的本质主义探讨，唯名主义方法会得到多么荒谬的结论。
波普尔对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的拒斥，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并不正确的。这一倾向只不过反映了分析哲学从罗素到逻辑经验主义的传统对他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一影响的消极方面表现为对形而上学的语言和一般概念的无条件的拒斥。许多哲学家因此而患上类似于爱因斯坦在批评罗素时所说的“形而上学恐惧症”。这种病症导致对语句和一般概念进行走火入魔式的还原、分析、清理。还原、分析固然是必要的，也确实有些成就，问题是把它当作绝对的纲领就会误入歧途。这正是波普尔之失。
波普尔认为整体主义方法的非选择性是使得它不能成其为科学方法的重要因素。如果真有那么一种方法，试图无选择地把握波普尔所说的（a）意义的整体，那么我得承认，波普尔对它的批评是强有力的、 决定性的。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主义研究方法，这一批评是文不对题的。首先，这种方法并不试图直接地把握整体。马克思主义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其起点仍然是分析和抽象，这当然是有选择的。只不过它强调仅有分析和抽象是不够的，在此基础上必须上升到对于具体的总体的理解。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能为我们直接感知，对社会整体则不可能用无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其次，整体主义方法并不试图达到对（a）意义的整体的完全把握， 它的目标是有限得多的且有选择性的实际的目标。为此，恩格斯曾一再强调现实的社会生活相对于理论的复杂性，并反对因为忽视这一因素而对理论进行简单套用。关于理论的局限性、选择性，恩格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成就并不表现在它完备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全部细节，而是在于对社会结构的科学揭示，特别是揭示了经济条件“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5〕。
上述分析表明，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是非常武断的，至少也是有严重疏漏的。首先，他没有看到，整体主义方法实际上已经表现为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关于这一点，像悉尼·胡克这样的在总体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见解“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一种口头禅”〔6〕。 其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杰出的分析表明，整体主义方法不仅成其为科学方法，对于社会研究来说还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资产阶级学者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最常见的方法就是人为地将各种社会要素分立出来看待。比如这种说法：法律是社会的、全民的法律，它是自足的，与社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无关，因而能保证其公正。又比如边际主义经济学的说法：商品价值取决于边际产品交换的价值，与产品代表的劳动量无关，因而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价值论是错的。不难看出，这些说法貌似客观、公允，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唱赞歌。这正是非整体主义方法所要做的。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雄辩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的重要性并不仅仅表现在它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正确地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这里，很容易指责波普尔为了美化资本主义的缘故而牺牲科学的立场。但我认为，波普尔对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大体上并未渗进政治立场的因素，原因在于波普尔对于自己的科学论证抱有极强的信心，在他看来，单纯从科学的角度即可彻底完成他的批判。这并不是说，波普尔的批判就纯粹是科学领域内的批判。事实上，在他对整体主义社会实践的批判中，非科学的因素表现得非常突出。
三
在波普尔看来，整体主义者不但企图用不可能的方法研究社会，而且企图做另一件同样是不可能的事，即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和改造。他强调，这种不可能是逻辑上的不可能，因为要对社会关系进行新的控制，就同时会创造一大堆需要加以控制的新的社会关系，这样做会导致无穷倒退。他认为，对于整体主义者“国家的权力必须扩大，直到它和社会几乎合而为一为止”的要求，上述结果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隐含着一个前提即整体主义必然要求对全部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加以控制和改造。其要害在于控制和改造是没有选择性的。应该承认至少对部分整体主义者来讲这是真的，例如波普尔指出的曼海姆就是如此。而且针对这部分人的观点波普尔的批判确实是有力的，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在此列。没有一种理智清醒的社会改造方案会试图控制与改造全部社会关系，这一点是足够明显的。波普尔不过是把个别整体主义者的观点当作全部整体主义者的观点，以偏概全罢了。
关于这一点，波普尔的批判实质上主要是一种政治批判。具体地说，波普尔认为整体主义社会实践必然的政治含义是乌托邦主义和极权主义，它们必将对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构成威胁，这是波普尔极为担忧的。其中最现实的威胁正是马克思主义。
指责马克思主义为乌托邦主义并不新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其实就回击了这种指责。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离开具体的社会现实，把理性构想的世界强加于人，从而创造使各个阶级由于道德和人性的完善化而无冲突地结合在一起的任何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的尝试。关于极权主义的指责，我们可以看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极权主义和反民主的现象，并非内在地决定于马克思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建立于一些有很深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有关。在这些国家，陈腐的思维方式和政治传统的强大渗透力不可能因新社会的建立而突然消失。波普尔的指责只是反衬出了他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他提出的用以替代整体主义社会实践的方案中，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
波普尔强调渐进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柏拉图的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社会过于保守。以整体主义方式根据计划而全面改造社会的前景又为他所惧怕。在他身上便因此而出现保守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奇妙结合。一方面，与其科学观一致，波普尔认为社会必须通过试错法而不断取得进步。任何柏拉图式的使社会固定在一种模式上的努力都是反动的。另一方面，激进的社会革命亦不可取。它既有导致社会权力集中的危险，也很容易出现社会范围的重大挫折，为极小的成功可能性而冒如此大的风险是不合算的。因此，所应该做的只能是寻找和克服最严重和最迫切的社会弊病，而不是寻求某种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
波普尔的思想更多地表现出保守主义的特征。他反对社会革命，尤其是当它意味着有牺牲的时候。在思想自传中，他回顾了自己从接受到转而怀疑并拒斥马克思主义的经过。在这一转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事件是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游行示威而遭枪击，其中几人遇害。波普尔的结论是警察固然可恶，马克思主义也难辞其咎。〔7〕因此， 当波普尔自陈他也希望一个更理想的社会出现，但现实中所能做的只能是极为有限的事如反对贫困和失业、反对不公正或剥削而不是更高的政治或社会目标时，他确实表明他深信保守主义的如下核心信念，即人类的生存以紧张状态为其特征，政治活动能使之缓和，但决不可能使之完全清除。现实社会不一定完美，但确是我们实际上必须接受的。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历史上的社会革命，例如几次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则至多会赞同英国的光荣革命而反对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很难理解波普尔怎么会认为自己有资格指责黑格尔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的叛逆。按照他的渐进发展方案，他本应持相反的看法。
波普尔的保守主义和改良主义使他为社会发展模式限定了唯一的一种可能性，导致只要将视野扩展到真实的世界历史，他就会陷入类似的窘境。巴林顿·摩尔在其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提出了一个有影响的观点：类似美国南北战争那样的冲突如果不是以战争、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则任何温和派立场、任何和平的解决方式都只能是反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不会有战后民主制的发展。〔8 〕我相信波普尔对这类问题只能作出糟糕得多的解释。
这种保守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结合最终服务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波普尔认为，一种可以接受的、与个人自由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首要的价值目标是平等，而平等与自由不可兼得。“试图实现平等就会危及自由；而如果失去了自由，那么在不自由的人中间也不会有平等。”因此，根本的立足点应该是自由，“自由比平等更重要”。〔9〕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体主义社会改造方法当然是不可取的， 因为其目标（平等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必然借助于一定程度的计划和权力集中）都是对自由的威胁。既如此，结论当然是满足于“自由”社会的整体，偶有些许改善即可了。这其中的政治意味可谓昭然若揭。
四
关于社会理论的方法论的争论向来表明不大可能是纯“科学”的争论。意识形态背景往往无形地、但又是强有力地发挥着影响。这一背景往往又被有意无意地遮掩起来。为了强调自己方法的科学性，这样做当然是方便的。可惜的是助长了罗素曾予以严厉指责的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的那种陋习：用理智来证明他所喜欢的那些结论，而不是把理智运用于对于知识的无私的追求。在这方面，波普尔也算不得一个好例子。他对于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近乎可以看作是纯“科学”的，而对整体主义社会实践的批判实际上是由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支配。
但波普尔用并非名符其实的“科学”方法为之辩护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并未见得是现实世界最为美好的福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由主义确实其风甚劲。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人们对纳粹的集权主义的恐惧、对共产主义的戒心以及战后繁荣的局面。波普尔的政治哲学顺应这一潮流，取得很大影响。他本人也被认为是英国最后一位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甚至有人认为由于波普尔、哈耶克等人对自由主义的有力提倡，自由主义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毫无争议的，以至于在罗尔斯《正义论》出版前几乎已不存在政治哲学了。但在现实世界中，自由主义的煊赫声名还是逐渐由它自己败坏了。自由主义向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发展使得吸毒、种族歧视、暴力犯罪、性放纵等等带来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残忍而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更是打破了自由民主社会的美妙神话。
剔除政治的因素，波普尔的批判中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值得我们注意。他指出有效的社会改造方案必须是有选择性的，这一观点看似平常，但十分重要。悉尼·胡克曾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这一问题。他批判了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观点：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建立，则其一切方面立即无条件地改变了性质，从而高于资本主义。这种夜郎自大的观点是思想僵化、不思进取的表现，它显然反对任何改革，特别是反对向资本主义学习一些有益的经验。其实略加思考即可知道，这种观点实际上构成了对于社会主义的亵渎，因为它把封建家长制、反民主、反科学等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无法根除的一些封建陋习也包括在社会主义优越性之中了。
专制主义的危险在整体主义社会改造方案中确实存在，波普尔这一观点虽过于激烈，但有一定的实际意义。谁也无法否认相继在苏联和中国出现的个人崇拜、家长制作风等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如何切实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波普尔另一个很有意义的批评是关于计划的。他相信这样一句话：地狱之路由善良愿望铺成。我们以为会做到的，很可能并非实际上会做到的。计划者非全知全能，而且大的计划一旦出错，其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事实上计划多半不会导致合理的结果。我们不能全然接受这种推断，但计划的重大缺陷正是我们放弃计划体制，转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就此而言，波普尔的批判是有力的而且是有预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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