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化与论文,徐复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3]01-0045-05
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哲学反复探讨的重大问题。所谓现代化，指的是追求、实现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发源于西方、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运动；而所谓现代性，则是现代化在实现后所呈现出的基本性格，其主要的特征是工具理性、科技文明的凸显与膨胀。因此，现代化与现代性固然有所不同，但两者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开的。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世界相比，对于正在追求和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民族国家来说，现代化与现代性更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十分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难题。在这方面，现代新儒家在近80年的发展中，把反省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同重估中国文化价值结合起来，为解决这一难题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思想资源。其中，徐复观对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新儒家在这方面的成就。
一、“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分裂
与熊十力等第一代新儒家人物相比，徐复观对现代化有着更为深切更为直接的亲身体验。他在20世纪60-70年代亲眼目睹了日本学习欧美所实现的现代化，更亲身感受了台湾、香港的现代化进程。这使得他对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在现代新儒家中超越前贤，独树一帜，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他对中西古今文化的思考与权衡，实际上也是以对现代化与现代性关系的思考与权衡为中心而展开的。
徐复观在对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进行探讨时，首先提出了“现代文化的性格”（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8页。）问题。所谓“现代文化的性格”，徐复观又称之为“近三百年来文化的性格”（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47页。）或“现代社会生活的特性”（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2页。），包括了现在人们通常所讲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内容，但主要是指现代化在实现后所呈现出的基本性格，包含着批判的意味，可以说与“现代性”的概念更为接近。
什么是“现代文化的性格”呢？徐复观指出：“近三百年来文化的性格，是把人拉着向前的性格；没有这，即没有一般所说的进步。但假使在一天之中，没有树荫小憩、茶亭小饮、野外或店里小吃的时间，而只是不断地向前走着，一路上纵有好山好水，但到了下午，饥肠辘辘，体力疲乏不堪，人生至此，还有什么旅行的兴味可言呢？现代文化的病根，及由这各种病根所发生的危机，正与此相像。只带着人们的精神向前，而没有使人们的精神得到一点安顿，于是现代人的精神，实已过分地疲倦而堕入虚无、暴乱之中，不仅失掉了三百年来一直向前进步的意义；并且快要把这一股文化的力量，加以毁灭了。现代人生活上的苦闷、危机，乃是由于精神上得不到平静、安顿而来的苦闷、危机。”（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47-48页。）在他看来，“近三百年来文化的性格”是一种在物质生活中不断向前开拓、不断向前进步的性格，这是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性格。但也正是这种“近三百年来文化的性格”，使人的精神得不到安顿，导致了“现代文化的病根”。在徐复观看来，这种“现代文化的病根”，可以用“沧海遗珠”这一成语来作概括。“沧海是指当前的世界，珠是指的智慧之珠。”（注：《徐复观杂文——记所思》，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76页。）也就是说，人类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只重视和发展“科学世界”，使人的物质生活不断向前、不断丰富，而忽视和拒斥了“价值世界”，使人的精神生活陷入苦闷、陷入危机。
徐复观认为，人的世界是由“价值世界”与“科学世界”这两部分组成的。这两个世界各有自己的特质、功能、界限。“价值世界”是人的精神世界，旨在树立人的理想，提高人的道德，陶冶人的情操，这是使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人的生存智慧，正是来源于“价值世界”。“科学世界”是人的知识世界，旨在追求知识，运用知识，物化知识，这是人向外部世界开拓所成就的科技文明。人的生存手段，正是来源于“科学世界”。这两个世界又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这种关联和影响，不是一种派生的或从属的关系，在“价值世界”中不能直接产生出科学技术，在“科学世界”中也不能直接产生出道德理想。这种关联和影响在于：“科学世界，常常要在价值世界中去追溯其源泉，并反转来成为满足价值世界的一种手段。”（注：《徐复观杂文——看世局》。）如果离开了人的生存智慧，人的生存手段就失去了自己的源泉和目标。因此，对于人类生活来说，“价值世界”与“科学世界”相比，无疑是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人类生活的基本动力和基本形态，毕竟是来自“价值世界”。人的生活与动物的生活之不同就在于：人首先对生活有一种自觉的态度，即“价值世界”，然后依这种自觉的态度去选择、构造生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活的格式和条件，即“科学世界”；而动物则没有这种自觉的态度，即没有“价值世界”，当然也就不会由此而选择、构造生活，从而建立起“科学世界”了。对于人类来说，那种无是非善恶、无喜怒好恶的“无价值”的生活，是不能设想的。正是这样，从根本上说，人的生活本身不是在“科学世界”，而是在“价值世界”。“价值世界”对人的生存的这种根源性、重要性，决定了不能用“科学世界”去取代“价值世界”。即使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的生存手段非常有力，也不能说“科学世界”对于人的生活具有无限的作用，能够取代人的生存智慧，能够解决那些属于“价值世界”的问题。只有协调好这两个世界，人类生活才能平稳而有序地向前发展。
但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运动不仅没有完善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其结果反倒破坏了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导致了这两个世界的关系的紧张与对峙，导致了“科学世界”对“价值世界”的压抑和拒斥。徐复观指出：“现代化的最基本问题，是知识、技术的问题。”（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167页。）“科学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指标。”（注：《徐复观杂文——记所思》，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11页。）
这就使得现代化所造成的“现代文化的性格”，只张扬工具理性、科技文明，而对于价值理性、人性完善却不予以重视；只发展了人的生存手段，而使人丧失了更重要的生存智慧。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更加剧了“科学世界”对“价值世界”的压抑和拒斥，造成了人类生存的严重危机。他说：“因为新物理学的发展，进一步探索出了许多宇宙中的秘密，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连二十世纪初年的人，想像也不容易想像得到。但是，这种进步，增加了人的知识能力，却并不一定能增加人的安全和价值，所以便形成所谓‘危机的世纪’。”（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170页。）“二十世纪是科学技术飞跃的时代，却同时也是思想沉沦、人生混乱而幽暗的时代。”（注：《徐复观杂文——记所思》，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11页。）
日本是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首先按照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1960年，徐复观重访日本，就相当敏锐地发现了现代化所带来的“现代文化的性格”的弊端，深有感触地说：“人在由科学所成就的物质世界中，是一天一天的变得更为渺小了。”（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0页。）“日本的‘人’，并没有随着技术、经济而进步；所以日本十年来在技术与经济的成就，并不能解决日本自身的问题。其实，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大问题。”（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80页。）及至6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仿效日本的模式去实现现代化，更激起徐复观的莫大忧虑。他说：“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性过剩，抑压了人生中其他方面的理性的发展，以致使文化、人生失掉了平衡，因而发生了反理性的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渐成为有躯壳而无灵魂，并且成为有权势者驱使无权势的工具，因而发生反价值的倾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台湾有些人们，对于西方这种插曲，不穷其源，不究其委，以为这是最新的东西（实际是最旧的），所以也是最好的东西。”（注：《徐复观杂文——记所思》，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64-65页。）
正是这样，徐复观感叹地说：“现代之所以成为现代，正是以精神分裂作为其重要地特征。”（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0页。）这种“精神分裂”，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分裂，人的生存手段与人的生存智慧的背离。这是最能体现现代性的东西。
二、“不思不想的时代”
在徐复观看来，现代人的“价值世界”的失落，在人的生存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但最为凸出和最为关键的，是“思想”的困境与危机。他说：“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说明现代社会生活的特性。不思不想，大约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特性之一。”甚至可以这样看，“越是现代化的地方，便越是不思不想的地方”。正是这样，他把现代化时代称之为“不思不想的时代”。（注：见《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2-23页。）
徐复观认为，人之为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具有“思想”，人只有通过“思想”才能建立和完善“价值世界”，如果人的“思想”一旦停滞，那么人的“价值世界”的失落也就不可避免了，人自身的存在也就面临困境和危机了。为什么“现代文化的性格”会造成“思想”的失落呢？他进行了深入论析，指出这是“科学世界”的过分膨胀所起的整合—异化作用造成的。他说：“现代文明，是把人从属于自己所造出的机械。机械变成了主体，而人自己反成为机械的附庸。由机械的构造、活动的要求，而把人组织得比过去任何世纪更为紧密；但组织在一起的人们，彼此只有配合机械的协同动作。这种协同动作，与每一个人感情意志无关；因而很少有情感的交流、意志的结合。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机械零件与零件间的关系。”（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0-21页。）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被编入于万能化的技术家政治及日益扩大的官僚政治之中，使每一个人，不是以‘一个人’的身分而存在，乃是以‘大众’的身分而存在。”（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4-25页。）当人成为机械的附庸，由“一个人”变为“大众”的时候，人的主体性也就丧失殆尽了，人的“思想”也就成了多余无用之物了，于是人也就“不思不想”了。
徐复观指出，这种“思想”的失落表现在许多方面，在道德上、在艺术上、在文学上、在人生态度上都强烈地表现出来。其中有两种形式，在他的笔下受到了专门的批判。
其一，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感官机能”代替了“理性思维”。现代人面对生活，不再追问“为什么”，而只是问“怎么办”。“为什么”，作为“思想”的运用，无疑是一种充满理性的追问与思考，显示了“思想”所具有的向深度方面与广度方面推展、扩大的特性。而“怎么办”，虽然也是一种“思想”的运用，但却不曾通向自己的内心，不曾依凭自己的理性，常是以感官机能为主，把“思想”局限在事物的表层上，局限在事物的孤立的个体上，并不作深层的、总体的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丧失了向深度方面与广度方面作推展、扩大的特性，也就近于“不思不想”了。在他看来，当时东京盛极一时的脱衣舞，可以说把这种“感官机能”推向了极端。“在东京脱衣舞的后面，是隐藏着整个的世界和整个的文化的现代性格。现代人的生活情调，在不知不觉中，正向此一方向发展。现代的文化，使现代人对于要看的东西，一眼便看到、看尽、看穿了。对于不能看到的东西，有如对女性的神秘感、艺术感，乃至羞恶之心等，则贬斥到虚幻的角落，而代替之以彻底地现实感与单纯化。”（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8页。）这种“思想”的失落，正是导致现代人道德沦丧、艺术没落、人生颓唐的思想根源。
其二，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只注意“思想对时代的适应性”，而忽视了“思想对时代的批评性”。所谓“思想对时代的适应性”，是指对时代所发生的新情势、新事物，负一种解释的责任，因而提供以理论的根据，以加强新情势、新事物的发展速度与效能。这是顺着潮流走的“思想”。所谓“思想对时代的批评性”，是指对时代某些成熟了的情势、事物，采取一种否定或怀疑的态度，因而从理论上促成某些事物的崩溃或加以纠正，并希望诞生更好的事物。这是逆着潮流走的“思想”。两者相比，后者的价值远大于前者的价值。然而，对现代人来说，更注重的是“现在”，而不是“过去”和“未来”；更习惯的是顺着潮流走，而不是逆着潮流走。其结果，必然是消解了“思想”所应作出的大部分的贡献。这种“思想”的失落的一种典型表现，就是在知识分子中弥漫着“商人的现实主义”。“商人的现实主义，是把一切利益集结到金钱；而金钱的利益，又只凝缩到当下的一刻。”（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43页。）一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赶热”与“追风”，丧失对“现在”的批判力，即是如此。
对于“思想”的失落，徐复观深感忧虑。他十分沉痛地说：“假使人类有一天，只有工具的制造与使用，只有货物的生产与消费，而根本没有在现实上看不出有任何实用价值可言的‘思想’，恐怕这个世界，在本质上只算是一个大动物园的世界。”（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89页。）也正是这样，他对科学主义思潮所鼓吹的科学万能论，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坚决反对夸大科学的作用，力主划定科学作用的界限，认为现时代只要配称得上“思想家”称号的人，“不约而同的是对科学的反省，而不是对科学万能的‘赞颂’”。（注：《徐复观杂文续集》，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378页。）他说，科学的目的本是在于把不可用数字测量的东西变成可以用数字去测量，把不可用耳目感官视听的东西变成可以用耳目感官去视听。科学在这一方面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仅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同时也代替了人的一部分思想活动，最显著的例子莫如电子计算机的运用。但是，这并不是说科学能说明一切问题，能解决一切问题，其作用是无限的。“在人类生活中，永远存在着只能由心灵去接触、而不能完全诉之于用耳目感官去感受的东西。这种不能完全诉之于耳目感官去感受的东西，并非等于不真实，更非等于不需要。站在人的生活立场来讲，或许这些东西即是最后的真实、最后的需要。宗教、道德、艺术这一属于‘文化价值’系列的东西，便是如此。”（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6页。）只有看到科学作用的局限性，既重视“科学世界”，又重视“价值世界”，使这两个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互相支撑，互相促进，人类才能得到正常的合理的发展。
三、重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价值
以这种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为中心，徐复观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价值作了新的衡论。他的立论主旨，就在于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那些西方近现代文化所缺乏而又必需的生存智慧，以改善两个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使现代人类走出现代性的生存困境。
徐复观指出，西方文化执着于知识、科学的追求，自近代以来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却忽视了对道德、价值的维护，在精神文化方面呈现出巨大的反差：“自十六世纪以来，金钱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被普遍承认为人生的究极意义。甚至可以说，近代的文明是追求金钱的文明，近代的人生是追求金钱的人生。”（注：《徐复观杂文——记所思》，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02页。）“与追求财富关连在一起，出现科技万能论，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答、解决人类任何问题。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飞跃的发展，精神上出现了虚无主义，更由核子武器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国与国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感到科技正把人类驱向不可测度的深渊。”（注：《徐复观杂文——记所思》，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87页。）总之，当今世界因科技发展非常迅速，物质生活非常丰富，反而把人类推向各种根源性的危机。
同西方近现代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为在儒家精神中缺乏科学。儒家对于自然是很亲切的，但不同于科学对于自然作冷静、客观的剖析，而是把自己的感情和德性客观化、自然化，这就使得儒家难以成就关于自然的科学。当然，儒家精神中之所以没有科学，只是由道德实践性限制了思索的自由发展，由对道德的主体的重视不知不觉地减轻了对事与物的客观性的重视，而非儒家本身就排斥科学。这就使得以儒家精神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对知识、科学的追求不足，在物质文明方面缺少足够的建树，却在道德、价值的维护上成就斐然，足以在精神文化方面显示出优越性。
在徐复观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局限恰恰相反：“中国文化所遗留的问题，是在物的方面。因物的问题未得到解决，反撞将来，致令人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西方文化今日面前所摆的问题是在人的方面。因人的方面未得到解决，反映转来，致令本是为人所成就的物，结果，反常成为人的桎梏，人的威胁。”（注：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湾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年版，第81-82页。）也就是说，西方近现代文化有力地发展了人的生存手段，而中国传统文化却积累了人的生存智慧。因此，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现代文化的性格”以及所产生的“现代文化的病根”，中国文化之长正好弥补西方文化之短，从而使现代人类克服现代化及其现代性的负面作用，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他说：“仁性与知性，道德与科学，不仅看不出不能相携并进的理由，而且是合之双美、离之两伤的人性的整体。”“我相信由各种文化的不断接触互往，人类文化能向近于‘全’的方面去发展。”（注：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湾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页、第46页。）西方文化在现时代的转进是“摄智归仁”，而中国文化在现时代的转进则是“转仁成智”。两大文化都应力图由“偏”而“全”。所谓“全”也就是使“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关系得到协调，相互支持，合谐发展，造福于现代人类，使现代人类健全和平地生存发展下去。
在这方面，徐复观对中国文化的资源作了许多发掘工作。如对于中国画及其所体现的中国艺术精神在当今世界的意义，他就作了深入的发掘和独到的阐释，通过对于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现代绘画的比较，揭示了中国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生命力。他指出，由中国山水画所体现出的中国艺术精神的寄意自然、玄远淡泊的境界，无疑与现代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以及由之而来的激烈的竞争、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反差，处于两极对立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艺术精神与中国山水画，在现时代就失却了实际的意义，仅仅只能作为思想史和艺术史上的古董。这是因为，艺术作为对社会的、对时代的反映，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顺承性的反映”，另一种是“反省性的反映”。“顺承性的反映”，对于它所反映的现实会发生推动、助成的作用；因而它的意义，常决定于被反映的现实的意义。现代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和工业社会，带来了竞争、争斗、异化，现代人类处于孤独、焦虑、绝望的精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现代派绘画尽管新奇、多变，但所表现的，只是一群感触锐敏的人，感触到时代的绝望、个人的绝望。这种艺术对于痛苦中的现代人类来说，只能是火上加油，愈感困顿。“反省性的反映”，会对它所反映的现实发生批判的作用；因而它的意义，则在于对于它所反映的现实的超越。中国的山水画，是在长期专制政治的压迫下，在一般士大夫的利欲熏心的现实下，想由人间世超越到自然界中去，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纯洁、恢复生命的活力的产物，是这种“反省性的反映”的代表。与西方的现代派绘画不同，中国画、特别是中国的山水画，所呈现的冲融淡定、物我皆忘的和平境界，能像炎热时的清凉饮料一样，给躁动不安的现代人类注入平静、安定、和谐的因素。徐复观颇有感慨地说：“专制政治今后可能没有了；但由机械、社团组织、工业合理化等而来的精神自由的丧失，及生活的枯燥、单调，乃至竞争、变化的剧烈，人类是需要火上加油性质的艺术呢？还是需要炎暑中的清凉饮料性质的艺术呢？我想，假使现代人能欣赏到中国的山水画，对于由过度紧张而来的精神病患，或者会发生更大的意义。”（注：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自序第8页。）
总之，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徐复观显示出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批判了西方文化价值的现代缺失，强调了中国文化价值的现代意义，力图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弥补西方近现代文化在生存手段发展中所造成的现代人类生存困境。这也是徐复观新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如何理解徐复观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
如何看待徐复观对现代化和现代性所作的这些反思呢？这无疑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恺用中文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在书中，他把梁漱溟、张君劢这些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人物都列为“反现代化思潮”，认为“梁氏的思想可说是典型地反现代化的”，而张君劢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用的就是反现代化思想中极常见的二分概念：中国并不研究或控制自然，是故衰弱；中国立基于农业，是故可免‘计较锱铢之市侩’，也没有个人主义；‘如是，东西相形，若其中亦自有可以安心立命者，于是在人相率以精神文明之。’”（注：以上见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62页、第185-186页。）按照这个标准，徐复观被列为反现代化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其实，现代新儒家对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并不存在什么“反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对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作一种深度的反省。
首先，在对待现代化问题上，徐复观是肯定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是强调中国需要科学、民主和现代化的，也是认为中国是需要学习西方文化以图富强的，正如他所说：“谁也不会怀疑中国需要现代化。”（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166页。）他又从以西方近现代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看到了工具理性、科学技术的无限制扩张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看到了由之而兴起的“技术官僚”、“文化生产”、“大众文化”的巨大负面作用，看到了这种异化与负面作用对人的扭曲和使人的单向度化，看到了这种异化与负面作用同西方文化性格的内在联系。他的总的看法是：“‘现代化’中含有许多可资警惕的问题；但现代化中的问题，依然要在现代化中解决。”（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166页。）
其次，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徐复观肯定了西方近现代文化对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作用和意义，肯定了中国必须吸纳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西方近现代文化。他说：“孙中山、梁启超、梁漱溟、张东荪、张君劢、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这些先生，有谁人不主张科学，有谁人不主张民主，有谁人反对吸收西方文化？”（注：《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115页。）但他反对把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标本，反对西方文化通过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所表现出的对非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反对用单一文化中心论、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心论来衡论非西方文化的现代价值。他认为：“以一个尺度去量两种性格不同的文化，恐怕这不能不是一种错误。”（注：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湾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正是这样，他强调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自身的资源，为现代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西方文化所不具有的智慧，从而对西方近现代文化所造成的现代性的弊端起一种消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