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维度益贫式增长的测度及其潜在来源分解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中国论文,分解论文,来源论文,度益贫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为发展中国家开列了一系列改革处方，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这就是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华盛顿共识坚信滴漏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会自动在社会各阶层扩散开来，增长能自动消除贫困。因此主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给贫困阶层、弱势群体、落后产业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惠，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增加消费、创造就业等途径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共同发展和富裕。华盛顿共识后来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
华盛顿共识的发展理念基于Kuznets提出的倒U形曲线，即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初不平等都会首先上升，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再逐渐下降。该曲线是Kuznets通过对英国、德国及美国的观察而得到的。因为在当时，只有这些国家的数据比较完善，而且这些国家的不平等也的确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所以Kuznets的结论在当时背景下非常成功。然而，目前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对此提出了质疑。如Deininger和Squire运用108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表明，大约90％的被调查国家都不存在倒U形曲线。
同时，联合国《2005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在经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在恶化。在此期间，只有5％的样本国家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略有起色，而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甚至发生了倒退（见表1）。这说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以中国为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30年中，中国人均GDP平均每年以超过8％的速度增长，但同时也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总体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上升至2005年的0.561。
一、文献综述
Chenery和Ahluwalia于1974年建立的增长再分配模型（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强调增长利益的再分配，该模型被看作益贫式增长争论的起源。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普遍增长（Broad-Based Growth），强调社会利益均等化。随后，许多国际发展机构，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大部分双边发展援助机构和许多非政府组织都频繁提出益贫式增长。1999年6月，益贫式增长作为亚洲发展银行减少贫困战略的三项支柱之一被提出。
究竟什么是益贫式增长？它和非益贫式增长的区别是什么？一些文献提出了不同的定义，其中最常采用的是相对益贫式增长定义，即经济增长给穷人带来的收入增长比例大于平均增长率，因此相对不平等下降。根据该定义，一国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增长的模式，即谁从增长中获利更多。该国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改善收入分配（即不平等下降），进而减少贫困。
蔡荣鑫利用图1描述了相对益贫式增长所涉及的增长、不平等与贫困三者之间的关系。假定
是期初的收入分布曲线，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因此有较大比例的人口（由A＋B表示）生活在贫困线下。如果收入分配不变，而平均收入的增长将收入分布曲线移至期末的
，则所有人口均享受更高的生活标准，同时所有的穷困人口将因此而脱离贫困。然而，如果收入增长伴随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即不平等扩大），收入分布曲线在向右移动的同时，变得更为平坦，即从变化为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经济增长了，但仍有一定比例的人口（由B表示）未能摆脱贫困。进一步地，如果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状况严重恶化，则可能出现贫困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转趋恶化的后果。因此，对于给定的收入增长率，更高的不平等水平意味着更低水平的贫困减少。
图1 增长、不平等与贫困之间的关系
关于益贫式增长的研究，目前国内能够检索到的与其直接相关的文献非常有限。其中包括：阮敬、纪宏（2009），周晓华（2008），周华（2008），蔡荣鑫（2007）总结和分析了国际上关于益贫式增长的相关文献；卢现祥（2009），张克中、郭熙保（2009），罗小芳、卢现祥（2008）分析了实现益贫式增长的政策与制度安排；胡永和（2009），阮敬、纪宏（2009），卢现祥、周晓华（2009），胡浩志（2008），阮敬（2007），张全红、张建华（2007），胡兵、赖景生、胡宝娣（2007），徐俊武（2008）借鉴国外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对中国是否实现益贫式增长进行了实证度量；李丹（2009），卢现祥、周晓华（2008），蔡荣鑫（2010）借鉴国外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分别对北京市、亚洲和越南是否实现益贫式增长进行了实证度量；纪宏、阮敬（2008）基于自己创建的收入分布的方法对中国益贫式增长进行了测度及其分解，但是上述所以文献所采用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均存在缺陷，这直接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目前国外关于益贫式增长的研究，主要围绕在构建合理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方面。为了度量一国是否实现益贫式增长，必须首先构建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目前有很多度量贫困和不平等的方法，如基尼系数、Watts指数、Sen指数等，但是这些方法只考虑贫困和不平等的变化，而没有考虑增长的变化。而益贫式增长的度量必须同时考虑增长、不平等和贫困的共同影响。构建合理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是益贫式增长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一些文献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这些方法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比较。
（1）是否属于全面方法。目前所有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属于局部方法，一类属于全面方法。局部方法是在不指定贫困线和贫困度量标准的情况下，分析益贫式增长。在该方法下，总是存在某些特殊情况，无法描绘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全面方法必须指定贫困线和贫困度量标准。McCulloch和Baulch（1999），Kakwani和Pernia（2000），以及Kakwani和Son（2008）的研究都是基于全面的方法。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它总是能够提供增长是否益贫的决定性结果，而且能够区分益贫式增长的等级。
（2）是否满足单调性标准。单调性标准是指贫困减少量是益贫式增长度量指标的单调递增函数。因为贫困减少同时取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两个因素，因此最大化经济增长只是贫困减少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满足单调性标准意味着，要寻找一个与贫困减少量存在单调关系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指标。该指标的最大化意味着贫困减少的最大化，只有这样的指标才能够提供减少贫困的充分必要条件。相反，不满足单调性标准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指标的最大化与贫困减少最大化目标不一致，按照这种方法度量的益贫式增长可能产生次优结果。目前所有益贫式增长的度量方法中，只有Kakwani和Son（2008）提出的减贫等值增长率（Poverty Equivalent Growth Rate,PEGR）满足单调性标准。
（3）是否考虑通胀不平等（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不平等）。由于支出模式随着收入分配而不同，或者说，由于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不同，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人群的生活成本与购买力的影响就不同。而大多数益贫式增长的度量方法都没有对通胀不平等给予足够关注，在假设时不考虑通胀差异，这样将无法准确评估穷人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程度，使益贫式增长的度量产生严重偏差。目前只有Grimm,M.和I.Günther（2007）在研究益贫式增长时考虑了通膨不平等，但是该文是在Ravallion和Chen（2003）的增长发生曲线的基础上考虑通膨不平等，属于局部方法，而且不满足单调性标准。
（4）是否考虑多维贫困。目前多数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都局限在贫困的收入（或支出）角度考察增长是否益贫，而忽视了贫困者面临的复杂情况；因为实际生活中贫困还应包括健康、教育、寿命等多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贫困实际上是一个多维概念。收入贫困的减少并不能保证非收入维度贫困的减少。如果仅从收入角度度量益贫式增长，并据此制定益贫策略，往往可能是无效的。因此，从贫困的多维角度研究益贫式增长，将有助于制订和执行更具针对性的益贫策略（Kakwani等，2000）。遗憾的是，当贫困的多维性在贫困度量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时，非收入维度益贫式增长的度量却一直被忽视，直到Melanie Grosse等（2008）在减贫等值增长率的基础上提出了非收入维度益贫式增长的度量方法，但是该方法没有考虑通胀不平等。
（5）是否排除匿名假设（Anonymity Axiom）。Michael Grimm（2007）指出，目前所有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都没有排除匿名假设，即它们都潜在假设，如果对于n个个体，每个个体的收入为y[,i]，则下述所有个体的收入排列被认作是等价的，即：
例如，假设t期收入分配可以分成两个相等人口数量的组：穷人和富人。在t＋1期，穷人的收入增长到超过最初富人t期水平，而富人的收入下降到与最初穷人t期水平一致。根据未排除匿名假设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该增长模式被判定为益贫的；但实际上，t＋1期收入分配与t期是一致的，相对不平等并没有改变。Michael Grimm（2007）证明，当使用匿名和非匿名方法时，益贫式增长的评估结果是不同的，并提出了排除匿名假设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即益贫式增长个体增长率（Individual Rate of Pro-Poor Growth,IRPPG）。但是该方法没有考虑通胀不平等与多维贫困。
综上所述，目前每一种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都存在各自的优缺点，只拥有上述5个特性中的1～2个，而不能同时拥有上述5个特性。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构建更完善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该方法同时拥有上述5个优良特性，弥补目前各种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所存在的缺陷；然后运用该方法对中国是否实现益贫式增长进行实证度量，并分析益贫式增长的潜在来源。
二、理论框架
本文综合Kakwani和Son、Grimm,M.和I.Günther等以及Michael Grimm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首先构建更完善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
1.Kakwani和Son的减贫等值增长率
Kakwani和Son提出的减贫等值增长率是目前所有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中唯一满足单调性公理，而且能够区分益贫式增长等级的全面方法。
Kakwani和Son将贫困定义为人们受到的绝对剥夺①。假设某个个体的收入x是一个随机变量，则个人受到绝对剥夺程度如下所示：
Kakwani和Son（2008）将减贫等值增长率界定为益贫式增长指数与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率的乘积。其中，前者代表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收益程度，后者代表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减贫等值增长率的政策意义在于，如果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尽量减少贫困，那么政策选择既不是提高经济增长率，也不是提高益贫式增长指数，而是使它们的共同效应最大化。因此，γ*的最大化必然导致贫困减少的最大化③。
2.在减贫等值增值率的基础上考虑通胀不平等
Kakwani和Son（2008）又进一步将减贫等值增长率表示为：
4.排除匿名假设，构建更完善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
借鉴Michael Grimm（2007）的方法，排除匿名假设，构建更完善的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
人均收入是综合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中国收入分配数据的统计工作都分城镇与农村两部分进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农村家庭人均收入采用“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家庭人均收入，1991年以前采用“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1991年以后采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二者差别不大，具有可比性。通过对城镇和农村数据进行加权平均可得到人均收入。中国人均收入从1981年的389元上升为2005年的6366.62元，平均年度增长率为12.68％。
贫困人口指数（即贫困发生率）是最常用的反映贫困状况的指标，它是用年纯收入低于绝对贫困线的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衡量。按照不同的贫困线计算的贫困人口指数的结果也不一样。由于中国国家贫困线一直存在争议，也在不断调整过程中，因此采用国家贫困线很难进行纵向比较。因此，本文采用的贫困线是世界银行的极端贫困标准，即按购买力平价每人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按照该标准，中国的贫困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中国贫困人口指数从1981年的73.5％下降为2005年的8.1％（见表3）。
本项目采用的综合福利指标（CWI）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方法计算。人类发展指数衡量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三个基本维度，即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以及体面的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平均成就。上述三个维度分别以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综合毛入学率（有些文献也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考察知识水平）以及人均收入来衡量。由于不同百分点人口的预期寿命和识字率、入学率（或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采集存在困难，所以本文采用不同百分点人口医疗保健支出、不同百分点人口教育支出，经过相应消费产品类别的价格指数平减之后，来代替上述两个指标，分别考察健康和知识水平④。
不同百分点人口收入水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家庭人均收入分组数据。《中国统计年鉴》每年都提供《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表》和《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表》，它们反映了该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抽样调查数据，并将被调查的家庭户按收入从低到高按10％或20％分组。对两个表格进行加权平均，可得到全国不同百分点人口收入水平。计算发现，2005年最贫穷的10％人口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1.6％（1981年为0.59％），最贫穷的20％人口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4.3％（1981年为1.34％），最富裕的10％人口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34.9％（1981年为15.22％），最富裕的20％人口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51.9％（1981年为23.77％），最富裕的10％与最贫穷的10％人口收入之比为21.6，最富裕的20％与最贫穷的20％人口收入之比为12.2。
不同百分点人口教育支出、不同百分点人口医疗保健支出数据也来自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家庭人均收入分组数据，对城镇和农村数据进行加权平均后获得。2005年最穷20％人口人均教育支出为145.9元，最富20％人口人均教育支出为569.35元，前者仅占后者的1/4左右。2005年最穷20％人口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101.22元，最富20％人口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303.4元，前者仅占后者的1/3左右。
单位百分比消费者价格指数（PCPIs）可以通过源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家庭消费支出构成及相应消费产品类别的相对价格变化计算获得。计算方法如下：
从家庭消费支出构成数据可以发现，贫富家庭之间支出模式有很大差异，特别是支付于食品的收入份额。2005年最穷20％人口食品支出占总收入份额高达51％，而最富20％人口食品支出占总收入份额仅占14.3％。而中国食品价格的上涨往往高于其他大部分商品，1981～2005年居民消费价格平均上涨1.8％，食品价格却上涨2.9％。经过计算发现，最穷20％人口PCPI为3.6％，而最富20％人口PCPI仅为1.2％。这说明通货膨胀对穷人的影响大于富人。
图2显示了1981～2005年中国不同维度
与社会平均收入增长情况。
图2 1981～2005年中国各维度益贫式增长与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率
1990～1997年期间（除1994年以外），中国人均社会收入增长显著，明显高于改革开放初期。1994年中国经济过热，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导致人均社会收入出现负增长。1989～2000年，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人均社会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1981～1986年期间，收入维度低于人均社会收入，说明中国并未实现益贫式增长。1987～1997年，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收入维度出现明显的减缓迹象，这主要因为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的大量增加，而这段时期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利于贫困群体，不平等加剧，使得贫困群体福利相对社会平均水平降低，特别是1995～1997年间，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恶化显著。而在1998～2005年间，中国出现了8年稳定的收入维度益贫式增长。1998年是转轨中后期的起始年，新的增长理念也是从这时开始酝酿、形成并逐步付诸实施的，1998～2004年间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此后新一轮的调控政策对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1981～1997年，数值的波动比人均社会收入增长率波动大，这一方面说明与其他人群相比，贫困群体更加脆弱，更易受到宏观环境的冲击；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一时期针对贫困群体的分配机制的变化较大，1998年以后的数值波动趋缓，说明针对贫困群体的分配机制趋于稳定。
中国在1981～2005年期间没有实现教育维度益贫式增长，且教育维度在此期间基本呈下降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和教育市场化的发展，中国教育在规模、数量上显著发展，但旧有的制度性障碍产生特殊的教育问题，即教育机会扩大的同时，教育差距也在扩大。
中国在1981～2005年期间同样没有实现医疗维度与综合福利维度益贫式增长，且医疗维度在1981～2005年间也基本呈下降趋势，特别在2000年左右达到最低点。这与世卫组织对中国的评估结果不谋而合。世卫组织评估称，中国2000年卫生医疗的公平性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188位，倒数第四。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医疗改革制度相关。由于医疗改革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扩大了医院自主权，但导致贫困人口看病越来越难。
2.中国益贫式增长的潜在来源
为了分析益贫式增长的潜在来源，本文将益贫式增长分解为增长、社会收入初次分配及再分配效应，表达如下：
本文使用方差分解来总结益贫式增长的各种来源的相对重要性。表4上半部分显示了益贫式增长变化中，社会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之和相对于增长的重要性。第一栏表示社会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之和的方差。样本方差是衡量一个样本波动大小的量，样本方差越大，样本数据的波动就越大。第二栏表示增长的方差。第一栏与第二栏的方差值都很小，说明数据的波动很小。第三栏表示前两者之间的协方差。协方差用来衡量两个样本之间的相关性，也就是一个样本的值的偏离程度，会对另外一个样本的值偏离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两个样本的变化趋势一致，那么两个样本之间的协方差就是正值。如果两个样本的变化趋势相反，那么两个样本之间的协方差就是负值。该栏的协方差值为负，说明社会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变化趋势相反。最后一栏显示归因于社会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益贫式增长变化的方差份额。数据显示，益贫式增长变化中，社会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成分占主要部分，而很小部分归因于增长。
表4下半部分显示了益贫式增长变化中，社会收入初次分配相对于再分配的重要性。数据显示，分配与再分配的波动都很小。二者的协方差为负，说明二者的变化趋势相反。43％到80％的益贫式增长变化可以由初次分配来解释，其余的归因于社会收入再分配效应。
3.中国促进社会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度
进一步地，本文将促进益贫式增长的政策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促进社会收入再分配政策，主要包括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第二类是促进社会收入初次分配政策，包括建立农村金融发展、科技扶贫战略及政府腐败治理。为了检验这些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度，本文设置模型如下：
其中，EDU代表教育人力资本变量，本文采用教育经费支出额/学生来度量，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SS代表社会保障变量，采用社会保障支出指标度量，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COR代表政府腐败治理变量，用透明国际测度的中国清廉指数表示，数据来源于http://www.transparency.org；RF代表农村金融发展，用农村金融机构信贷与GDP比率表示，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金融年鉴》；ST代表科技扶贫变量，采用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亿元）度量，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α为常数项；μ为误差项。
模型检验的最终结果表明：①教育人力资本、社会保障、政府腐败治理、农村金融发展、科技扶贫有力地解释了多维度益贫增长的变化，拟合优度为0.999，F统计量显著。②教育人力资本、社会保障对多维度益贫式增长有一定影响。变量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虽然符号为正，与预期相同，但经济意义显著性水平一般。③政府腐败治理、农村金融发展、科技扶贫对多维度益贫式增长有较大影响。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都较显著，符号为正，与预期相同。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构建了更完善的多维度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度量方法，该方法能够从收入、教育、医疗及综合福利维度，判定一国或地区是否实现益贫式增长，具有以下优良特性，弥补了目前各种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所存在的缺陷：①属于全面方法，能够区分益贫式增长等级。②满足单调性标准，该指标的最大化意味着贫困减少的最大化。③排除匿名假设。④考虑通胀不平等，能够减少益贫式增长度量偏差。⑤从多维贫困的角度度量贫困，能够全面考察贫困者面临的复杂情况，从而有利于制定和执行更具针对性的益贫策略。然后运用该方法，对中国是否实现益贫式增长进行实证度量，将益贫式增长的潜在来源分解为经济增长、社会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三部分，并进一步地将促进益贫式增长的政策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促进社会收入再分配政策，包括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第二类是促进社会收入初次分配政策，包括农村金融发展、科技扶贫战略及政府腐败治理，从而检验这些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度。研究结果发现，1981～2005年中国在部分年份实现收入维度益贫式增长；而在教育、医疗以及综合福利维度未实现益贫式增长；影响中国益贫式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其实不是社会收入再分配和收入增长，而是社会收入初次分配。教育人力资本、社会保障对益贫式增长有一定影响，但经济意义显著性水平一般；而政府腐败治理、农村金融发展、科技扶贫对益贫式增长有显著影响。
为推动中国实现益贫式增长，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加强政府治理。腐败事实上人为制造了“稀缺”，抬高了资金成本，阻碍经济增长；腐败还会使社会资源流入少数人手里，从而扩大社会不平等。②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因为我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分布在农村；而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与农户增收，从而阻碍益贫式增长。③实施科技扶贫战略。应用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科学，提高贫穷者素质，指导贫困地区合理开发资源，增强贫困地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快脱贫致富步伐，从而实现益贫式增长。④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教育会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教育是否促进益贫式增长，则取决于教育资源如何配置。⑤构建社会安全网。社会安全网泛指政府主导形成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如最低生活保障、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制度、教育救助等。社会安全网在减少贫困的同时，还能够调节社会供求，为经济增长筹集资金，缓解社会矛盾，确保市场稳定，进而促进益贫式增长。
注释：
① 绝对剥夺是指由于缺少食品、水、住所等，一些人群的最基本生活要求得不到满足。
② Kakwani和Pernia提出的益贫式增长指数（Kakwani,N.and E.M.Pernia,What is Pro-Poor Growth?,Asian Development Review,18(1),2000,1～16）不满足单调性标准（相关证明参见周华：《益贫式增长的定义、度量与策略研究——文献回顾》，《管理世界》2008年第4期），而Kakwani与Son在该指数的基础上提出了满足单调性标准的减贫等值增长率。
③ 关于减贫等值增长率符合单调性标准的证明，参考Kakwani,N.,M.Neri,and Hyun H.Son,Linkages between Pro-Poor Growth,Labor Market and Social Programmes,Erik Thorbecke and Machiko Nissanke,WIDER,Helsinki,2007。
④ 全国不同百分点人口的预期寿命和识字率、入学率（或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采集，必须通过5000～6000人的大样本跟踪调查。由于人力、物力及财力所限，本文无法完成这样的调查，因此只能采用不同百分点人口医疗保健支出、不同百分点人口教育支出来代替上述两个指标，这也是本文的缺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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