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外交思维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外交论文,思维论文,特色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不仅是一位干练的国务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国际活动家。他从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与世界前途相统一的高度，着眼于世界政治格局的新变化，着眼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形势，着眼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发展，以马克思主义者卓越胆识和战略思维，以恢宏的全局谋划和高超的驾驭艺术，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国外交战略思想，充分凸现其外交思维的鲜明特色。
一、求实性
求实性，就是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本来面貌，这就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去作周密的精细的调查研究，弄清矛盾的各个侧面，掌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求实性是邓小平外交思维的重要特点，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外交思维的核心，也是贯穿他全部外交理论的一条红线。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代世界发展变化的新情况，科学地观察和分析了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明辨和把握了国际风云变幻的特点，透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差异，抓住当代世界发展的基础问题和总体走向，正确估量国际局势，准确把握时代特点。
1.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斗争形势的变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早在1984年10月他就提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1]（p.96）“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p.105）和平问题主要是指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发生新的世界战争问题。发展问题主要是指发展经济和文化的问题。
邓小平这一对当代全球性战略问题的概括是在继承毛泽东70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上，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洞察入微的判断力揭示了当前世界战略力量的发展变化和特殊的斗争形式。其思维的特点是在国际关系中把政治的考虑与经济的考虑适当分开，进一步揭示出矛盾斗争的新变化，即其重点已从政治转向经济，从革命转向和平。
2.立足现实，正确估量国际局势
立足于现实，放眼于未来，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现实及未来贯通的交汇点思考问题，是邓小平求实的思维方式的又一体现。例如，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思维定势是“大的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强调战争加速革命进程，从而一切工作皆着眼于为反侵略战争作准备，“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有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1]（p.127）进入80年代以后，邓小平分析了世界各种关系，洞察到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变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审察时机，忖度形势，及时调整和修改了对时代问题的传统看法，作出了“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论断。[1]（p.233）这一论断至今已被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和科学的。邓小平之所以能够作出上述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军事力量、特别是核力量上处于势均力敌，谁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
第二，美苏两霸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两国的扩张势头受到抑制，限制了其发动战争的能力。
第三，尽管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着，但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也同样存在着。各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战争。国家要稳定，民族要和睦，社会要进步，人民要安宁，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已成为阻止霸权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强大力量。
第四，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引起了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和力量对比上的重大变化。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家和地区经济上的日益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主旋律。这对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显而易见，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和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不是从书本的抽象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的具体实际出发，是需要具备坚定的务真求实的科学精神、专心致志的政治信念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的。
二、创造性
所谓思维方式的创造性是指人们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思维能力。作为总设计师的创新本领，在内容或对象上首要的标志，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战略思维，即善于从大趋势、大格局中用开拓、发展的思维作出战略设计和战略选择。从邓小平所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发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法，以至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中，无不闪耀着其善解难题的创造思维的火花。
1.“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际形势出现的新变化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而扩展到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把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置于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充分尊重各方的实际利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p.49）即“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
“一国两制”作为全新的理念，它不仅仅是实现中国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同时也为解决国际争端和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范例。邓小平指出，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方法。”[1]（p.49）“世界上一系列问题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1]（p.49）把“一国两制”“延伸到国际问题”。[1]（p.49）这样，争端的双方就可在“谁也吃不掉谁”的条件下，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在相互交往中共同发展。
“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科学最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它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开阔了人们解决国际问题的视野。这种“富有想象力的做法”（撒切尔夫人语）是一种主体的统一性、治权的独立性、两种制度的长期共存性和主次性的崭新构想，无论在世界国家史上还是我国港、澳、台政策上都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它也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正确的途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应性。
2.“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法
在运用“一国两制”办法解决历史形成的长期悬而未决的对峙和冲突的同时，邓小平又进一步思考如何解决国际另一类争端即国家之间边界纠纷、领土领海争端。他针对我国面临的国际争端和世界上的一些争端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他主张，解决这类争端，“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1]（p.87）他说，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这些岛屿附近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石油资源，开发价值巨大，人们完全可以合资经营，共同开发资源，不动武，也可以不谈判，把主权搁置起来，“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1]（p.87）作为“一国两制”构想之延伸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新思路是邓小平对世界和平的全新的诠释。
3.“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
作为一位世界性的伟人，邓小平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在他晚年所进行的历史性思维中，如何使世界真正迈向和平与发展之路，成为其思索的焦点之一。为此，他深刻总结了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化，各种矛盾的消长，各种战略力量的对比及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崭新构想。他说：“世界上现有两件事同时要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p.282）“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新秩序相适应。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1]（p.328）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和反复实践而提出来的，客观存在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邓小平创新思维的又一体现。
三、辩证性
“照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提出并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的一句名言。这句名言也集中体现了邓小平辩证思维的特色。邓小平的辩证思维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他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我国的外交实践中，在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中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于认识和行动之中，真正体现出“刚”“柔”相济，“针”“绵”互补。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其中“刚”和“针”指的是原则性，“柔”和“绵”指的是灵活性。新的和平发展时代和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恰恰需要这样一种包容天地、顺承时运、广泛吸取、韬光养晦的“柔”的精神和独立自主、刚健主动、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的“刚”的精神，且外柔内刚，柔中寓刚。
邓小平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非常重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在他看来，原则性是基础，灵活性是保证。原则是一种刚性的东西，必须要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原则在具体执行中是讲求灵活性的，即一种柔性的东西。只有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创造性地工作，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
邓小平对原则的坚定性主要体现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怕压力、敢于碰硬、敢于斗争。他的主权不容商量、国权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的外交观正是其“刚”性一面的充分体现。
1.主权不容商量
当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邓小平针对英国坚持用香港的主权交换香港的治权的无理主张，斩钉截铁、旗帜鲜明地指出，在主权问题上绝对没有任何妥协和回旋的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p.12）这一立场清楚地表明，中国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的，绝不会拿国家主权作交易。中国永远不会接受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为，也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屈服。
2.国权不容侵犯
针对西方国家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侵犯人权、侮辱人格，邓小平理直气壮地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的利益的”。他还指出，像我们这样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的自尊心，不珍惜民族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国格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人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越大。”[1]（p.320）
3.内政不容干涉
1989年“六四”风波后，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对此，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指出：“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1]（p.332）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当然，不干涉是双方行为，也就是说，我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人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特别强调了不能让外国人指手划脚，他说，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
邓小平在坚持原则坚定性的同时，对策略的灵活性也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灵活性首先表现为将抽象的原则问题具体化，要在实践中坚持原则，就必须要通权达变，做到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用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来解决具体问题。邓小平在策略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权衡利弊，利用矛盾、灵活务实、处变不惊、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领导艺术，无一不是其思维辩证性的产物和结晶。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风云突变，西方七国对中国联合施压时，邓小平沉着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高瞻远瞩制定了统揽全局的“二十八字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邓小平认为，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存在着许多不确定、不可预期的因素，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因此，我们只有冷静观察，才能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才能沉着应付，趋利避害，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彻底打破西方大国对我们的封锁和遏制。
在国际格局变化之时，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挺身而出，在国际斗争中起带头作用。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告诫我们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但不扛旗，不当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不能当头头。“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他说“不要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1]（p.320）总之，不要张扬，要韬光养晦，少说多干，埋头苦干，全力发展自己。
四、系统性
系统性是现代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系统性思维方式，就是要求思维主体把认识对象看作是一个由若干要素和要素关系构成的有机整体，注重研究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要求从整体和系统出发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事物的整体运动和交互作用，来说明事物发生和发展的规律。邓小平注重系统性的战略思维方式，就是系统统一的现代思维方式。
邓小平在观察、分析和解决我国对外关系的各种矛盾和各种问题时，就是运用这种独特而神奇的思维方式，不仅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而且科学地设计了一系列的策略方法。
1.邓小平把中国放在当今世界的大背景下来研究，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的系统统一。
独立自主，是指各国人民有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自己处理自己国家内部的事务。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活动，这是新中国一贯的外交准则。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正确的外交原则，并为此赋予了新的内容。他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十分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过去长期奋斗而得到的独立自主权利。”[1]（p.3）为此，邓小平还进一步提出了“不结盟、不打别人的牌”的外交策略。邓小平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真正的不结盟，包括不与任何大国结成同盟，不参加任何集团，不发展针对第三国的战略关系。“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1]（p.57）
我们既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又能进一步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因此，为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实现，我们必须要立足于中国，放眼世界，认清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争取国际支援，发展国际合作，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把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和加强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有机统一起来。
2.邓小平还从国际关系的大系统角度，提出各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和世界维和反霸的战略的统一。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国家利益目标，国家利益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根本动因，是各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归宿。国家间的关系，从实质上讲是一种国家利益关系。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们都是以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着眼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
必须指出的是，邓小平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并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因为邓小平认为，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利益不是对立的，而是根本一致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谋求世界和平的国际环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贯主张。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邓小平之所以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于世界和中国的大局来考虑的。
首先，从世界看，霸权主义当今仍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霸权主义是指大国、强国欺侮、压迫和支配小国、弱国，实行在世界上或在一个地区称霸的政策。霸权主义总是想成为集团的、地区的甚至是世界的主宰，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别国利益之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因此，霸权主义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其次，从中国看，争取世界和平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
邓小平的这种放眼世界，从大局出发，服从大局的思维方式，就是系统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是，把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看作是一个由多种要素和要素结构形成的系统，进而从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系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研究和思考现实问题，形成战略性的外交决策。
综上所述，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今时代特点以及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外交活动的新经验，全面地提出了我国外交战略的原则、目标和策略，向世人展示了其外交思维中的求实性、辩证性、创造性和系统性。这不但表现了邓小平驾驭复杂局势的高超才识，而且也展露了其非凡而独特的外交思维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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