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当前发展的主要经济矛盾——基于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矛盾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052(2014)03－0139－05 一、澳门当前发展的主要经济矛盾 经济矛盾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关系问题。从利益矛盾看，主要划分为利益客体的内在矛盾、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群体之间的矛盾。从澳门当前发展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矛盾。 (一)博彩业独大与经济适度多元化的矛盾 矛盾主要来自博彩业独大对其他行业发展的合法性“挤占”，当中包括人力资源挤占、土地资源挤占、政策资源挤占。由于资源具有稀少性，当资源被博彩业挤占后，被牺牲的必定是非博企行业，当中以规模小、财力小的中小企为主，一些新兴行业也因资源被挤占而无法发展起来，从而窒碍了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这种挤占现象学术界一般称作“挤占效应”。 从人力资源挤占看，主要矛盾是大型博企凭借资本雄厚对中小企进行高薪挖角，由于中小企财力薄弱，根本无法与大型博企抗衡，导致中小企人力资源被挤占，从而产生人力资源短缺的生产危机。例如，从2004－2008年，澳门6间大型博企先后开业，属于挤占高峰期。有关统计显示，这段期间从事博彩业的就业人口由2.29万人增加至6.53万人，增长率185％。其中，荷官人数为18,106人，当中至少有15,000人通过非博彩行业被挤占出来的，因为特区政府作了相关规定，荷官必须聘用本地人，这仅荷官而已，赌场相关职位未计算在内。如果将所有从事博彩业相关职位计算在内，被挤入就业人数估计高达50,000人。 从土地资源挤占看，澳门土地总面积仅29.2平方公里，可开发用地不超过2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有58万，土地稀少性问题更为突出。主要矛盾来自直接挤占和间接挤占两方面，直接挤占是指大型博企的批给用地，在路凼金光大道上共挤占了5.6平方公里，约占澳门土地总面积18.73％。此处原是亚洲稀有的红树林湿地，结果因为要发展大型赌场而将整片红树林湿地铲平。它的代价不但是窒息其他行业发展空间，而且牺牲的是一个不可再生的生态空间。间接挤占是指大型博企挤占大量可供开发用地后，土地由稀少性变成稀缺性，引发市场供求失衡和产生骨牌效应，推高地价及租赁。租金昂贵推高生产经营成本，不但阻碍行业拓展和创新发展，而且更影响外来技术投资，甚至导致大街上不少本地传统老店被国际连锁店挤出，退到小巷经营，更甚的是结束经营。 从政策挤占看，主要矛盾来自特区政府对博企的政策倾斜，导致没有再多的政策资源投向非博企或中小企。理论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推动，单靠市场力量是很难自发形成。自赌权改革以来，特区政府政策倾斜博彩业十分明显，当中以赌牌转批给、外劳批给、土地批给、豁免博企利得税、放任赌场巴(发财巴)。这些政策对促进博彩业规模经济化立竿见影，但却牺牲了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机会。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挤占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化、市场化行为。博企作为利益客体，通过高薪挖角挤占实现企业利益。跳槽者也是利益客体，通过转职实现个人利益。那些被挤占行业自然不是利益客体，是矛盾的一方。从利益矛盾看，这属于利己性的内在矛盾。土地资源挤占可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根据澳门基本法第7条，澳门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委托特区政府管理。特区政府作为利益客体，通过特定方式将土地批给博企从而实现税收目的；博企也是利益客体，通过政府土地批给实现了规模生产；那些受土地制约发展不起来的行业群体自然不是利益客体。理论上，政府行为不存在利己性，因此这属于个别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利益客体内在矛盾，或者说是特殊利益与一般利益的矛盾。政策资源挤占可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特区政府作为利益客体，通过政策倾斜博企从而实现税收目的；博企也是利益客体，通过政府政策倾斜实现了高产出；那些因政策不到位发展不起来的行业群体自然不是利益客体，而是矛盾一方。从利益矛盾看，由于政府行为一般是利他的，因此这属于利益客体的内在矛盾——个别利益与一般利益的矛盾。 (二)博彩财政与国家利益的矛盾 矛盾主要来自资金非法转移上。在“一国两制”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国境内唯一博彩合法化地方。自回归后，特区政府相当积极地推行赌权改革，其中之一是将博彩税由原来的29％调至35％。从2002－2012年，博彩税由77.65亿澳门元升至1133.77亿澳门元，升幅高达14.6倍。以2012年为例，博彩税为1133.77亿澳门元，特区政府整年财政收入为1294.98亿澳门元，博彩税占特区政府整年财政收入高达87.55％，形成博彩财政。 众所周知，博彩税高与博彩收益增加成正比，当中来自中国内地赌资达八成①。这正是博彩财政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所在——资金非法地从内地经澳门博彩合法化转移出去，又名“洗黑钱”。2005年美国指控澳门汇业银行涉嫌协助朝鲜洗黑钱；2007年，亚太地区反洗钱组织公布的一项评估发现，澳门的反洗钱政策与国际认可的多项反洗钱措施不符。② 矛盾之一，博彩财政意味着国家利益受损，换而言之，澳门博彩财政建立在国家利益损害上，当中包括国有资金和私人资金流失。但不论是国有或私人，大量资金非法转移，重则危及国家安全，轻则扰乱金融秩序，加大国企、私企债务危机和风险系数，同时难免触及政治腐败现象，长远有损国家发展利益。中央政府明知允许澳门博彩合法化会影响国内赌博风气，有损国家发展利益，何故明知而故犯？这不能从矛盾对立看而需从矛盾统一论分析。从中央角度看，澳门博彩合法化会牺牲国内部分经济利益，但换来的是政治大局利益——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不管如何，澳门博彩财政有损国家利益的矛盾存在是客观事实，中央政府基于政治考虑容忍博彩财政短期发生，长期恐怕未必如此。 此外，博彩财政下的利益挂钩有可能助长特区政府宽松执行国际反洗黑钱条约，导致澳门成为国内外洗黑钱的渠道。如果澳门成为洗黑钱天堂，这一定不利中国在全球反洗黑钱的利益博弈。 除此之外，博彩财政有损国家利益也加速中央－特区之间的委托代理矛盾。根据澳门基本法第12条澳门特区是中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第15条，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特区政府行政长官、主要官员及检察长，在宪法层面上已构筑中央－特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简单而言，特区政府必须向中央政府负责。综上博彩财政有损国家利益来看，特区政府未有完全负责代理中央委托，如果完全负责代理，博彩财政应该是“利澳利国”，而不是“利澳损国”。矛盾的焦点是特区政府未有站在“先一国、后两制”立场代理中央政府委托博彩业发展问题，致使博彩财政有损国家利益。 综上所述，澳门博彩财政有损国家利益，从政治制度上看，它们属于中央地方关系。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通过赌权改革获得博彩财政利益，它是既得利益群体；中央政府作为国家主权唯一代表，属于利益主体。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委托特区政府发展博彩业，然而，赌权改革只实现特区政府利益，不但没有实现国家主体利益，反过来有损自身经济利益，没有创造双赢结果，矛盾一方显然是中央政府。从利益矛盾看，澳门博彩财政有损国家利益的矛盾属于个别群体和国家构成了纵向的利益主体矛盾。 (三)利益最大化的矛盾 矛盾来自制度缺陷，主要发生生产利益最大化上。历史上，澳门经历了葡萄牙460年的侵略统治，澳门因此有了资本主义制度。由于侵略色彩浓厚，澳门的资本主义制度即使经历数百年，仍然停留在初级发展阶段，资本主导市场色彩浓厚，政府主张市场放任不干预。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区成立，在“一国两制”下，澳门继续沿用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基本法第5条)，当时不少报章标题形容为“马照跑、舞照跳”。尽管在特区政府成立时，不少具澳葡统治色彩的法例被删除，但五大法典中大多数条例被保留下来过渡至特别行政区制度，至今五大法典仍是澳门特区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重要法律支撑。过去三届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基本上不约而同地以提高经济总量为导向，而不以改革制度为导向，因此，澳门特区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大致上保留着澳葡时期特点。初阶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存在剥削矛盾、阶级矛盾。尽管赌权改革为澳门特区创造了翻倍的经济总量，但由于博彩业的特殊性和制度自身的缺陷性，因而产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总量越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越深。 当前，利益最大化的矛盾突出，具体集中在三大方面：剥削、垄断、转嫁。 从剥削来看，矛盾主要来自资本家对工人的工资剥削，而现行法例中没有最低工资法，也没有工会组织法，工人基本上失去组织工会的权利，因而没有跟资本家讨会还价的余地。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统计公布，澳门居民月工作收入中位数由2002年的4672澳门元增加至2012年的11,300澳门元，同一时期，澳门人均本地居民收入由2002年的128,221澳门元增加至2012年的530,221澳门元，我们知道，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代表工薪阶层，人均本地居民收入包括工薪阶层和资本家在内，如果按人均本地居民收入－月工作收入中位数*12个月计算，2002年一名本地雇主年平均收入约为72,155澳门元，较一名工人年收入中位数(按12个月计)56,066澳门元高出16,089澳门元，到2012年则高出394,621澳门元，扩大23.5倍，而工人工资增幅只扩大1.4倍，反映出工人和资本家收入差距扩大，归根到底是制度缺陷致使剥削严重，社会贫富差距亦因此而扩大。 从垄断来看，澳门特区作为一个微型经济体，市场规模细小加上没有反垄断法规管，制度环境本身容易产生垄断现象，通过同业联盟、市场操作、合谋定价，从中榨取消费者收入所得。其矛盾在于垄断市场上，消费者在没有选择下被逼购买高价商品。近年，澳门存在合谋垄断风险较高行业主要有房地产、能源、医疗、烟酒等。房地产：由2004年的8295澳门元/每平方米，升至2012年的53,162澳门元/每平方米，基本呈现刚性升势；能源：无铅汽油由2004年的8.84澳门元/每公升，升到2012年的12.16澳门元/每公升，与国际油价变动比较，“加快减慢”现象十分明显；医疗物价指数由2004的82.4，升至2012年的120；烟酒等物价指数由2004的91.8，升至2012年的151。上述指标都呈现刚性增长且均高出同年的总指数。当经济在高速增长时，行业出现呈刚性增长不足为奇，但当经济在低速甚至增长放缓下，行业仍呈刚性增长就有点不寻常。例如，澳门在2008、2009年GDP实质增长率分别为3.4％、1.7％，较2007年的14.3％大幅倒退10.9％、12.6％。从供求理论看，总需求大减，但个别价格供给不跌反升，这并非必需品造成刚性需求，更多的是市场垄断的现象。当中更以房地产垄断造成的社会矛盾最大，房地产商通过圈地、囤积土地、合谋定价等手段推高楼价，使一般消费者为买楼安居不惜花掉多年积蓄，更要签上30年的银行楼宇按揭，时下称这种长期负债为“房奴”。一旦房地产发生泡沫，如果未能还上楼贷，银行将收楼，“房奴”很可能因资不抵债成为“负资产者”。这就是市场垄断下产生的利益矛盾，归根到底是制度缺陷促使资本家合法榨取人民利益。 从转嫁来看，矛盾主要来自企业生产的外部不经济，由于制度缺陷，企业基于经济人考虑选择低技术生产，而低技术生产往往产生高外部成本，直接转嫁社会，从而增加社会发展成本。 澳门较常见的外部成本转嫁矛盾有：①博彩业产生病态赌博。这是澳门当前最大的经济矛盾，一方面，博彩业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博彩业增加了社会病态赌博蔓延风险。由于制度缺陷，博企获得利益最大化，但不用承担负责任博彩，将病态赌博成本转嫁给社会，形成经济短期收益最大化与社会成本长期分摊化矛盾。②汽车数量急增产生空气污染和城市病。由于政府汽车政策管制宽松，从2000－2012年，澳门汽车由113,231辆增至217,335辆，增长率为91.9％。一方面汽车进口商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汽车产生的空气污染和城市病，汽车供货商不用承担空气污染和城市病治理费用，成本直接转嫁社会，社会生活成本上升。③建筑工地产生高噪音。这是发展中地区十分常见的经济矛盾。在先发展后治理的主导下，由于政府对建筑工地产生噪音监管宽松，造成建筑商为了增加利润采用较低级的生产技术从事粗放生产，最常见的是打桩工程，其产生的高噪音成本直接转嫁社会。 综上所述，在经济矛盾中，剥削、垄断、转嫁明显属于利己不利他的利益客体内在矛盾。企业主通过剥削工人成为利益既得者，矛盾对立的是工人；企业通过同业联盟、合谋定价等手段榨取消费者收入所得，矛盾对立的是消费者；企业通过不同方式将外部成本直接转嫁社会，矛盾对立的是受影响社群。但从另一角度看，剥削、垄断、转嫁都属于自利性行为，但合法存在，明显是制度缺陷所致。制度属于国家权力的产物，理论上制度缺陷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力扭曲的结果。从利益矛盾看，这些矛盾可以归纳为个人、群体、国家利益的垂直主体利益矛盾。 二、矛盾的产生及影响 澳门当前三大主要矛盾的产生及影响，离不开利益冲突，避不开政经之间的影响。 (一)澳门经济矛盾的产生 澳门当前的经济矛盾主要归咎于澳门特区实行的是一种初阶资本主义制度③(澳葡时期的产物)。从政治经济学看，初阶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以资本家利益设计，因此，制度的设计是十分强调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保护。根据1845年，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葡萄牙在1888年6月28日律令核准之《商法典》第1－480条，并于1894年4月27日第16期《政府公报》副刊之，1894年2月20日命令延伸至澳门适用。④自由港在《商法典》前设立，突显葡萄牙资本侵略的重商主义色彩十分浓厚。而有关《商法典》直到1999年8月2日总督韦奇立根据《澳门组织章程》第13条第1款之规定进行修改，相隔足足超过100年。1888年产生的《葡萄牙商法典》属于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初级产物。葡萄牙自己作了多次修订，而澳门的却继续抱残守缺。澳门特区政府成立后，也没有大幅修改《商法典》，显示澳门特区沿用的依旧是初阶资本主义制度。 正因为澳门实行的是初阶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发生当前经济矛盾是必然的。 第一，用19世纪末的经济规条管理21世纪初的发展态势，属于严重脱节。 第二，初阶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以资本家利益设计的，这与21世纪全球主张的以民为本的发展趋势相违背，属于过时产物。 第三，初阶资本主义制度维护了资本家的利益，牺牲的必然是平民百姓的利益，造成贫富悬殊，属于制度公平严重缺位。 第四，初阶资本主义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不协调，澳门特区在政治制度上的创新改变，未能彻底摆脱旧有资本主义制度约束，属于改头不换面做法。 这可以解释为甚么澳门在赌权改革、经济高速增长、政府财政丰裕下，依然发生博彩业独大与经济适度多元矛盾、博彩财政与国家利益矛盾、利益最大化的各种矛盾。归咎于初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以资本家利益为依归，忽视了国家与人民利益。即使澳门基本法确立了特别行政区制度，但澳葡时期残留下来的法律条文反过来制约了，甚至架空了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发展，从而形成“一国两制伟大”，“特区制度缺位”的畸形现象。而这种畸形现象下产生的权力扭曲，正是导致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的根源。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特区政府成立之初，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优势下，不选择加促优化资本主义制度而停留在初阶发展？从政治经济学建基于权、责、利的分析来看，澳门由澳葡统治过度“澳人治澳”，其中最瞩目的是本地部分资本家变身为政治家。然而，披上政治家衣裳做的是资本家所想，倾向有权无责利己——权力用于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是以民为本，严重脱离政治家应有的政治思维——有权有责利民。正是这样，在政治资本化主导下，澳门沿用澳葡时期的初阶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得到优化、深化。不排除初阶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更符合、满足权贵自身利益，致使本地部分资本家掌权后想方设法控制立法会，阻止核心法律的修改，以固化自身利益；同时利用基本法第5条“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通过不同渠道被解读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就是保持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以转移社会求变视线。所以，过去14年，我们看见的大都是边缘法律的增修，一些防范政治腐化、资本垄断化的核心法律根本没有看见。如果再深入分析的，造成澳门特区当前经济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初阶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资本串联权力所致。 (二)澳门经济矛盾的影响 由上可见，澳门当前的经济矛盾产生自制度缺陷，如果制度缺陷长此下去，经济之间的矛盾激化必然会影响政治改革，反过来，政治改革会协调经济之间的矛盾。 从短期看，澳门当前浮现的博彩业独大与经济适度多元矛盾、博彩财政与国家利益矛盾、利益最大化的各种矛盾必定促使政治上一些改革，因为这些矛盾中有很多是深层次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随时有引爆的可能。过去特区政府靠的“派钱＋福利”手段处理当前矛盾。持续多年的“派钱＋福利”，不但矛盾没有被化解，反而从表层积存至深层，已到了非政治改革不可的境地。适逢2014年是澳门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年。在作者看来，无论谁当选第四任行政长官，都必定改变过去那种政治问题金钱化处理的务虚做法，而将寻求较务实的一些政治改革举措。短期内将整个制度缺陷完美化不太现实，但从政治层面切入改革在短期内是应该力所能及的，例如主要官员问责制、调换制的设立等，在短期内推行的可能性较高。 从长期看，澳门当前浮现的经济矛盾，一方面，它必定促使澳门奉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由初阶向高阶发展，并结合特别行政区制度，形成一套政治清明、以民为本、市场自由竞争的混合资本主义制度。在混合资本主义制度下，澳门基本法赋予澳门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将被正确理解和充分发挥，在行政主导践行下，权力将主导资本，一些在初阶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权力寻租和资本垄断现象将被打破。另一方面，中央－特区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机制将由形式走向具体、由宽松走向严格、由两制走向一国。 三、化解矛盾的思路 澳门当前发展的经济矛盾源自于制度落后与缺陷，而制度落后并非生产力低造成而是政治资本化造成，归根到底是政治腐败引致制度落后。所以，只有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政治清明，方能加速制度公平建设，将现行初阶资本主义制度推向更高阶发展。由政治腐败实现政治清明，再由政治清明实现制度完善，各种博弈与立法之争要在短期内实现不太现实。所以本文建议特区政府采取政策、行政法规、立法混合兼施。 从短期看，以政策、行政法规为主，立法为辅，以经济手段防止矛盾扩大化。目前，特区政府财政丰裕，具备以经济手段防止矛盾扩大化的所需条件。针对博彩业独大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矛盾，一方面，可以透过政策调控限制博彩业发展规模和赌枱增发、加强负责任博彩；另一方面，可以透过政策发展纯电动车、3D打印技术、中医药(生物技术)、4G产业，这些都是未来主导全球经济的高科技产业，如果澳门能够参与其中之一，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自然水到渠成。当中，中医药(生物技术)应该是澳门最有条件切入发展的，因为中央“十二五”规划中已明确澳门要参与横琴的中医药产业园。目前，粤澳已成立相关合资企业，正等待政策到位。只要特区政府政策适时到位，利用中医药(生物技术)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指日可待。针对博彩财政与国家利益矛盾，一方面，考虑澳门承载力有限问题，不妨有序限制内地游客人数，从而倒逼博企自行发展新客源；另一方面，澳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博彩财政的事实，但特区政府可以成立国家发展基金，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发展；再一方面，实行更严格的反先黑钱监管政策。针对利益最大化的矛盾，一方面，可以透过行政法规规范企业的剥削、垄断和转嫁行为；另一方面，加强监管和提高罚则。 从长期看，以立法为主，政策、行政法规为辅，以政治手段根治经济矛盾。澳门具有制度优势，基本法赋予特区高度自治权，包括立法自主权。只要行政长官在政治上正大光明，澳门完全具备条件完善和推进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向更高阶发展。第一，设立主要官员问责制、调换制。问责制可以约束主要官员(即使有资本家背景)，奉行有权有责利他的政治作风，杜绝以权谋私；调换制防范主要官员在位时间长产生利益固化问题。第二，有序增加立法会直选议席过半数甚至过2/3。直选议席过半数有效监管政府提出的议案，提升立法质量和效率；直选议席过2/3更有效约束行政长官依法治澳、以民为本。第三，中央－特区委托代理机制具体化。澳门基本法中明确列明中央－特区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目前，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没有得到制度化安排、也没有具体化操作，这会增加中央－特区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矛盾。目前，澳门博彩财政不断固化，这是适时、必要通过中央－特区委托代理机制具体化以降低国家利益的损害，最终实现“利国利澳”双赢局面；同时，它可以有效拉近中央与特区之间的改革步调，有利统一部署。 收稿日期：2014年3月1日 注释： ①王五一．世界赌博爆炸与中国的经济利益[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119. ②亚洲电视对黄少泽的专访，亚洲电视网站：http://www.hkatv.com/zh-hk/atvnews/12769/2013-08-18/[2014-01-18]. ③初阶资本主义制度是指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倡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模式，强调自由市场、分工和私有产权。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M].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④杨允中主编：澳门特别行政区常用法律全书[M].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2年版：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