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精神裂变的社会根源——兼论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的生长与演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根源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生长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5]01-0168-07 10.13553/j.cnki.llygg.2015.01.040 中国社会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取得高度成就的同时，与物质文明成就相比，精神文明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困扰着中国人的正常生活。贺照田教授曾就中国精神、身心问题提出了两个追问：一是中国传统上本是一个高度关注伦理的社会，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又是一种强调理想主义教育，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启动不到30年的时间里， 中国社会表现上却变成了日常生活被商业逻辑穿透、日常心态受商业氛围干扰的社会了呢? 二是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有很强享受生活、承受苦难能力的民族，那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金钱左右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左右着人们有关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感觉与想象，道德下滑、诚信缺失，乃至处于灵魂的拔根状况。这究竟是中国本身无法绕过具有普遍性的资本主义问题、现代性问题和社会不公正问题所导致的?[1]抑或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出了问题?导致无法解决人们对生存境遇或困惑进行的反思。 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学界试图把思想政治教育同日常生活世界相结合。中央明确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三个贴近思想，以回应时代。问题是这些举措未能揭示人类精神变化的全貌。从教育目标上看，它纠缠于道德崇高与兜底的二元对立，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在表层生存需要与深层生命追求两个波谱的端点单向置换。思想政治教育要么“被至善”，要么“被泛化”，其目标缺乏层次性。从辐射范围来看，理论与社会实践间的断裂，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被“社会”消解。尽管思想政治教育试图嵌入社会，但其对社会的嵌入仅仅是一种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缺乏深厚的理论根基，对社会领域的嵌入也局限于对实践要求的简单回应。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应着眼于建构相对独立自主的理论研究空间，关注底层生存困境，保持对底层生存与基本尊严起码的价值关怀。一方面，把理想道德作为人们提升心性与修养方可成就的境界，“上不封顶”。另一方面，又要兜住民生底线，保障人民的基本民生需求，通过“下有托底”，来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给思想政治教育嵌入现实生活一个广阔的空间。唯有如此，才能在社会结构这个真实的实践“场域”中生成与演进。这样才能穿透性地理解：为什么在顶层设计中认为负责的观念推动和现实规划，其实际效果却不显著，也才能更痛彻地认识到：精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跟社会中人真实遭遇道德的困境，精神问题之间的差距，[1]从而突破精英视角的单一局面。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土壤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理论生长点。 一、社会转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精神上却面临着独特的道德危机，以及重建的沉重挑战。尽管中国共产党有注重抓思想、精神问题的传统，但对道德伦理问题的关注并未能有效改善其困境。换言之，今天的中国人普遍忧虑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陷入价值沉沦的生存困窘和精神困顿。在政府与民间举办的不少“道德状况调查”中，频繁见到“道德素质下降”，“道德规范崩溃”之类的字眼。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的“道德危机”由来已久，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即接连不断，至少包括了清末初民的儒家道德秩序崩溃，“文革”带来的共产主义道德崩溃，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热潮。这百余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摧残与失望，道德规范与道德价值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必然只会徒具形式，不太可能取得真实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熟悉的各种“道德重建”的努力，通常只能停留在口号的层次，不容易产生具体的结果。[2]这足以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尽管是学科建设蓬勃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关键。但在强化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推进学科的创新发展上式微。因此，在改革中无论是为大众解疑释惑，还是在引领时代方向上都呈现出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的理论焦虑困境。今天对理论的焦虑以及对新的生长点探寻，必须从重返当代道德形成的社会历史真实场域，回到社会现场，找到分裂的原点，来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焦虑的社会根源。从而针对学科体系建设薄弱的问题，在学科范式建设上下工夫，在理论研究的现实和前沿问题上下工夫，推动学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 1、社会转型对人们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影响 社会转型，这一概念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以后，有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当下全球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社会经济转型。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家借用它来描述、批判与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社会转型引发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的变化。探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社会主体——人的变化，有助于我们弄清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精神变化。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社会转型的实质。所谓社会转型是指“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主体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下，对社会结构模式、运行体制和机制进行全方位的整体变革和改造，进而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3]它是由国家社会高度统一意愿的结构向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过渡，强调社会主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第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体呈现新特点。转型时期，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杂然并存，彼此消长，共同作用于社会，导致转型时期的规范迷乱。各种异质性要素的杂然并存、交织、缠绕的现象，使得社会转型时空压缩性呈现双重性特征。从社会发展维度上看，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后现代的大汇集、大冲撞、大融合的时空压缩性特征。从人的发展来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时空压缩性特征。即我国当代人的发展经历着由传统农业社会的“人的依赖型关系”(人的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现代工业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二阶段)和未来理想社会的“自由个性”(第三阶段)发展历程。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实现了社会成员由传统性的第一阶段到现代性的第二阶段的过渡，完成了人的现代化。而目前在我国，由于“我国社会中‘人的依赖性’——人治思想、官本位思想、特权意识等观念并没有彻底终结。”[4]加之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以及我国市场改革的整体推进和逐步深入，我国社会在商品关系中的“物化”倾向逐渐彰显。再加上当下我国所进行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教育，使得中国人在发展问题上也呈现出三种形态的时空压缩性特征：人的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状态共存。这种时空压缩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发生了本质变化的转变，而是一个新旧交替的量变过程。一方面新社会因素努力超越旧束缚积极生长。另一方面，旧的社会因素，也在抵制着新社会因素而顽强地保持着自己巨大的惯性。因此，应在新旧交替中把握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当下社会既具有现代“法理”社会特征，又具有传统人际关系特征，乃至血缘、地缘等传统感性因素的连接作用的复杂社会关系，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扫描中国转型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迁会发现，拟血缘、拟熟人关系等等现象的出现足以说明以陌生人社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却遭遇到了无法摆脱的熟人关系，并形成了陌生人关系、熟人关系并存、交织、矛盾乃至冲突的中国社会格局。致使陌生人关系一直延续在熟人关系这个前提下。厘清这些复杂性有助于我们今天诠释转型社会的中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6]尤其是现代转型所导致的个体化进程中，面对“我要成为谁”与“我该向哪里走的事实困惑”，“我们感”的强烈渴求与“异质化”的事实解读。人们渐渐意识到合作的力量与益处，重建良性共同体，达成共识诉求，孕育公共精神的需求的必要性。 第三，社会转型倒逼着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社会转型及其所带来的精神裂变，是无法抗拒的历史变迁与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它不仅承载着我国经济增长持续，社会观念激变，民主进化进程迅速等所有社会现象，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变革必然经历着价值更替的阵痛与研究范式重构的痛苦过程。 纵观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献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从热衷于传统理想主义话语的元叙事研究范式转换到现代化的思路上，经历着从“一极”到“另一极”的单行置换与侵占。即从遮蔽个人价值，以大写的理想主义为目标直接转换到把社会风气、精神道德问题的解决寄托在现代化发展的思路上。这种中国精神、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过于直接地回收到如何顺利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的视域中的思路，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逻辑思维方式。由于它热衷于两级之间的合理性维度辩护与正确性维度选择。其纷争自然成为一种常态。因为无论哪一个维度，都难以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性依据与辩护品质。“这种分析的危险性在于两级对立的方式过于简单化，没有认识到双方有很多交叉重叠处。”[7]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低质低效，在两个极端的终结与破产成为必然。 首先是把崇高理想主义作为元叙事话语体系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终结。由于其过分强调人的超越性，将其主要精力投射到理想主义的终极人性上，把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作为由外在规范来评判的对象，遮蔽个体真实的价值理想。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人的超越性的同时，却贬斥着人的适应性，将人的必需的物质欲求排除在理想主义人格之外，主张“只能以共同体的要求去理解人生的意义和选择人生目标。”[8]其发展的极端便是生活话语演化为最为激进的现代性实践，即革命话语，以不可遏止的力量重新组织人们的伦理生活。其实质在于取消人之为人最基本的精神性。这种高调的理想主义，由于其本身的抽象性与排他性的思路遭到了解构，乃至招人反感。也让中国社会付出了沉痛的道德代价。 另一方面，以现代化自身顺便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思路的破产。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落实不能凭借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那么，它同样也不能交给现代化本身。问题是我们恰恰在解构崇高的同时，把人们的追求直接切换到经济轴心。“金钱成了最大的等价物”[9]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现代中国正在演绎一个极端物化的图景，人们追求的是实际、实用与实惠（“三实”）。当人们对于日益物化的生活逻辑本身认同、认可，并以之为准则时，随之而来的是恐惧和焦虑充满着现代人的生活，人将处于归属感的缺失，失去对精神意义的探寻的“存在的焦虑”之中。在空虚的现实面前，又开始怀念崇高理想的年代。人们试图追问“我们如何能活下去，却又不受这个时代的虚伪、金钱欲、狂信和粗暴的气氛所扼杀”的命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并未深入下去。如果说理想主义由于未能回归于每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尤其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缺乏责任伦理与公平正义的价值规范下，很难想象每一个真实的个体在追求和实现其梦想的过程能有可靠的保障，其真实的精神信念能有坚实的地基；那么，在现代化进程上，现代化的发展并没有顺便解决道德问题。其实，人的超越性让它得以徘徊在‘是其所是’与‘其所不是’之间，并能从二者否定之否定的辩证中探寻人的意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正视，主要以经济价值为轴心的当代中国实践带给人身心的诸般后果，全面挑战现代化思路对道德、伦理问题的解决思路，在物化的时代顺承、转化重新出现的理想主义激情，并在社会生活中找到稳固的支点，化解因理想主义挫败所产生的虚无，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生活的血肉与社会实践都具有新的含义、新的方向。 2、碎片化的时代观念机制：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根源 自近代以来，从前现代社会转为现代社会这一遏制不住的渴求使得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快地摆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努力，皆带有明显的碎片化痕迹，缺乏深入的社会历史分析。无论是主要以抽象性与独断性为基础的高调理想主义话语体系，抑或是其他变革形式等等，各种“主义话语的泛滥，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现实”。[10]尽管每一种主义背后，在深层都包含着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价值理想的承诺的努力，为现代性的建构提供合法性的宏大话语。但其共同特征在于把自己的价值论证建立在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等两极对立的碎片化的思维模式。这种单向度的权力和无处不在的霸权话语围剿着思想政治的实效性。使得一波又一波的充满理想色彩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给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以坚实的支撑。时至今日，现代化自身的发展也没有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失效的难题。究其根源在于碎片化的时代观念机制局限未能对当代道德问题的形成给予真正历史具体的分析有关，缺少对有关社会结构做认真深入的考察与分析，导致思维方式的局限与多元开放的局限。 第一，碎片化的思维方式的局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回顾与反思，往往将自身置于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的内部，而不是将自身的观念纳入反思对象。因此，无法将自己反思的目光推进到质疑各种现存的思想视野的合法性层次上来，忙于给自己所置身的时代做一番新命名的冲动，也未能对当代道德问题的形成给予真正历史的具体分析。结果丧失了对自身所处的时代语境的清醒判断，致使其反思也是基于时间的线性递进，来全景式地提供一种学术现象的扫描而已，或者纯粹出于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乃至颠覆的放大。这样不但不能开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之路，反倒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历史演进统统纳入到种种现成的已经预设好的逻辑线索之内。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理论界笼统地将党风与社会风气状况不理想归结为文革的影响，用“去文革”来解决之，其结果是在党和国家政治、经济观念与政策规划告别文革的同时，党风、社会道德、伦理风尚都未见好转。到了八十年代上半期又将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改善过度转换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上。自1992年与“国际接轨”成为时代观念、感觉潮流，此时，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党和政府内部)开始把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寄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上，认为，现代化经济发展本身具有道德效能。这种效能再加上配套的现代教育和观念熏陶，中国道德伦理与精神问题可以依据“仓廪实而知礼节”说法而破解，如此这般简单地把有关问题归结为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没有经过真正的现代化、现代观念涤荡的二元线性的思维方式，自然也会把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过快、过度、过于直接地回收到如何加快经济建设，顺利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视域中。[1]这种碎片化的思维严重影响了社会改革全面稳健的推进，运动式的思维方式占据了相当大的地位。 从九十年代以后至今这一碎片化的思维逻辑遭遇到了最尖锐的挑战。道德精神状况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改善。加之社会转型使得社会矛盾形态由隐蔽到暴露、由单一到叠加，矛盾程度由浅到深、由表层性转向沉淀性，使得中央高层先后提出了“八耻八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新的理论体系与应对措施来解决这一碎片化时代观念。缺乏基于整体性方法论规则的建构，缺乏通过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纵横交错，通过理论与实践，精英与草根之间的对话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问题。 第二，碎片化引发中国知识分子的开放、多元意识乃至批判思想的局限性。中国知识分子在对道德、伦理问题研究从思想的交锋转向社会现实，呈现出多元开放的局面。从表面上看，思想风雷激荡。但深究其实，对问题的回答要么深陷立场预设的逻辑，将自身立场外推，以立场分化，对道德、精神问题给予多元的回答；要么缺乏可深入真实社会实践来探讨当代精神、身心问题的认知途径。或者局限于借鉴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解释来阐释思想政治教育，把对文本的阐释，经验的解释推广为普遍的规则。缺乏深厚的学理基础。因此，其表面上的开放，并不意味着其思考就有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更开放、更多元乃至批判意识对市场经济对道德的冲击做了多元的回答。但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碎片化的时代观念的误区，以逻辑推演取代实证研究。例如对当代中国信仰缺失问题的思考过快地开出药方“因为中国没有宗教，故中国人缺少终极关怀”。其实，我们从一些新兴宗教在短时间传及全国而论，至少说明当下社会缺乏帮助人们安排精神生活和诠释价值疑惑的思想资源。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缺乏终极关怀的土壤，毋宁说是国家、政治精英没有提供精神安置与精神关切有效互动的能力。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多数都是逻辑推演式的，或者基于中央文件精神，尤其是热衷于那些决策形成后的解读、欢呼、拥戴，或者从纯粹经典文本解读中寻求可借鉴的思想资源。知识分子深入的社会历史考察之空场是碎片化认知缺陷的根源。正是由于我们没有追问关于“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的新领域精神却不安苦恼”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结构性原因，从而发现我们时代精神裂缝的社会根源，而是过快地给出了诸多关于当代精神、伦理问题的解决路径。 总之，基于“自上而下”的先验设计，这种精英的共谋局面，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所蕴含的“社会”元素，漠视社会的结果，使我们在精心建构理论象牙塔的同时放任着经验感受力的萎缩，使我们始终高层云端、傲慢地将理论的逻辑加之于生活的逻辑之上。[11]这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效果以及社会认同程度。如果说“作为哲学的哲学问题，从哪里来?它不是单纯来源于纯哲学的研究，而是来自实践和科学、来自生活中提出的哲学难题。因而哲学问题的形成有一个由实际问题向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即由形而下向形而上提升的过程。”[12]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如此，它也是一个在社会这一独立领域生成与发展的过程。 二、定位偏差的精英立场的局限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的空场 现代化引起社会上各种社会势力的积聚化和多样化的叠加整合，这为国家、部门、组织与个人之间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共建提供了可能性。无论是从精英视角抑或是从草根视角都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向深层次、全方位展开，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单一或对立的视野，意味着以多种力量的辩证互动为视角去克服单一视角局限与理论盲点，将精英视角的意识形态资源与草根领域的生活实践资源的各种形式、各种性质、各种程度的互补和影响，融合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总能量的活动过程。使思想政治教育既承载历史的厚度，又开拓其未来的广度。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理想状态。 问题是现代化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由于社会这一概念具有较大的理论张力与讨论空间，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所释放的社会发育空间中，社会断裂，社会结构分化，社会群体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诉求日益增加，使得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外形成了多种权力主体。如公司、企业、社会组织、其他非营利组织、辖区单位与居民等。如何推进自下而上的社会建设之格局的重塑，培育社会自主之能力的发展，使人们通过各种组织形式和追求，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约束，成为当下的难题。尽管思想政治教育积极主动参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中力图在社会领域有所建树，然而却效果不甚理想，在社会领域总是呈现可有可无的尴尬地位。这源于定位偏差的精英共谋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出现空场的现象。思想政治教育成了理论上重要(传家宝)，行动上忘掉(不创收)。 1、定位偏差的精英立场的局限 转型时期，无法化解社会领域出现的种种危机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杂音等等问题，足以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原有的药方不对症。导致官方、精英强力话语失灵，精英宏大叙事的独立合法性已经面临着空壳化的危机。因此，打破“精英共谋”的僵局，重建精英与草根、国家、社会、个人协同合作的共同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 第一，单一的精英立场的实然困境。在具体的政治时空中，人民是谁或者说，谁是人民，有着极大的不同。但从现实横切面上来观察，在任何国家的国内政治运动中，人民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利益、组织与观念的行动主体，相反，他们内部都存在众多分野。最常见的分野就是精英与大众。[13]所谓精英，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特指那些占据使用公共权力先机者以及围绕在其周围利用这种先机获取经济收益的各界人士。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与精英及其定位有着直接的联系。所谓精英共谋是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采取的共同的意识和行为。利益追求的无限性与利益本身的有限性的矛盾，使得精英通过共谋，有效的控制各种资源配置，拥有大量的财富，掌握着话语主导权。精英共谋的局面阻碍了国家与社会的健康形塑。“一方面，在地方政治发展中，许多经济精英阻碍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的结构和利益的重叠，他们的聚合也阻隔了中央正常的管理。”[14]缺少公民的成长与中央的正常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健康形塑，根本无法实现，导致社会断裂，阶层固化，思想意识混乱、价值观念偏离，人为地造成了人们心理归宿失落等现实。“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经历了一直是精英为主体的进取型争权运动逐渐向以工农为主体的反应性维权转变”[15]的现实，是最好的脚注。 第二，精英立场的应然状态。从应然维度来看，精英应为民主化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推动力量，这已为西方的发展所印证。有学者指出，最理想的政治状态就是精英与平民达成一种平衡。换言之，民主最健康的时代是草根民众得到基本的政治权利，受到基本的尊重，能够参与公共事务，同时，精英又能主导国家政治生活，也能够对草根民众形成引导和制约的时代。在我国精英对于国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精英应清醒地认识到还权于人民的必要性与草根理性参与政治的权利的合理性，认识到自己共谋局面的局限，走向草根，打破自上而下的思维习惯，倾听他人的声音。这不仅是为光脚的找出路，更是社会长治久安的路径。 2、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中的空场 社会转型必然导致个体化趋势。若不因应现代变化了的社会状况而更加积极地进行社会建设，就不会有全体社会成员实质性的个性自由与独立自主。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个横断面上，都会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草根群体，如果没有来自社会的保护和支持，个体因处于碎片化的状态而无法规避个中可能的风险、压力甚至连起码的尊严都得不到保障。因此，着眼于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尊严、自由独立来重构社会保护与支持，是当下执政党的重要使命。作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自然应主动参与如何建构和加强全体社会成员一视同仁的保护和支持，整合日趋原子化的社会成员，更好地实现社会团结，促进社会建设和发展。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中空场。 第一，在承担确保底线公平的兜底责任中空场。如果说，衡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要看它的穷人过得怎么样；那么，衡量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么样。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问题上都没能给予阐释。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在如何主动参与到确保全体社会成员能获得一份在其置身的社会中过正常的、不失尊严的基本条件，解释清楚为什么所有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等等问题上显得无奈。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在如何从触及既得利益的灵魂到触动其利益，并说服，遏制人们的贪欲等问题上也力不从心。 第二，在澄清重大理论问题、链接理论与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关系上缺位。现代化在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蕴含着西化与同质化的趋势。因为，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不断向政治、文化领域渗透扩展，市场交换关系向社会各方面传播，力图将全世界民族编织在一个全球“同质化”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中。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应对由于现代化浪潮所导致的现代社会同质化的趋势所引发的文化、价值认同危机?如何在社会现实层面切实改变道德缺失、价值纷乱、信仰迷失的境遇?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领域之中，并落实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内容与伦理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摆脱迄今仅留在观念中的局限；如何通过渗透到社会生活实践领域，落实为日常生活与礼俗伦常，成为一种坚实的信念，以建构从基层社会到整个国家的各个层次的伦理共同体，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与个人生活之间的有机互动与良性循环等等方面缺乏研究。如何通过当代世界、当代中国乃至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各种重要问题的思考和分析上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价值，使思想政治教育富有时代感、理论感等等。理论工作本当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书写着时代的进步，记录着人民的伟大实践，创建有筋骨、有温度、有深度的理论体系。然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思想政治教育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局限于经验层面，并未形成深厚的理论体系。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在重建共同体问题上空场。社会生活个体化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更具有独特性。在我国，国家通过体制改革，给个体松绑，全球化个体主义作用于社会成员，中国虽也经历了个体化的过程，但较之西方，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个体化处在一种张力之中。国家既需要个体化，又要对此进行约束的矛盾之中。作为一种潮流，个体化迎来个性解放，个人自立的同时，也带来了有关社会整合问题。即面临着重建共同体的问题。因为“人类文明是通过社会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更高层次，都必然导致更大范围的合作。在一个行动主体多元的社会之中，竞争的结果只能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合作为最终结局。”[16]重建社会，打造良性共同体成为人们的合理需求。因为“群体不只是规定其社会成员的一种道德权威，它更是生活本身的源泉。”[17]其关键在于对草根的处境与遭遇给予道德的关注。但现有的社会制度却压抑了他们的声音。思想政治教育在如何凝聚共识，如何重建共同体，使共同体与个人生活之间有机互动和良性循环，而不是仅停留于观念等等问题上还有待深入。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处于既脱嵌于传统，又脱嵌于社会制度的双重困境。 一方面，脱嵌于传统。从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在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其理论的彻底性并未得到充分展示，基本上偏向于宏观性的从儒释道三种文化中提炼一些具有启示性的思想资源，局限于泛泛的解读；从研究方法来看，拘泥于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碎片式地肢解传统文化，使得传统思想的本来面目无法真实呈现。中国的传统，值得继承与发扬的究竟是哪些?哪些与今天的现代化相一致?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理论工作者应有一个统一的认可。不能像烧菜做作料一样凭着感觉添加。 另一方面，脱嵌于社会制度。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未能同公平正义捆绑在一起。中国当代的改革就精神主体层面而言，其所遭受的问题便是双重的。处身于此境遇中的中国当代个体必须同时承受从传统到现代和从一种现代到另一种现代的双重重负。尤其是进入深水区的中国，它所涉及的面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久远，是前所未有的。诸多社会失范，道德缺失、信念沉沦、价值迷失乃至社会群体分化敌对等现象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如果我们把关注的焦点切换到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这个特定的时代里，不管是草根还是精英都存在这样的迷茫。这足以说明社会的基本权利和基本生存保障出了问题。在一个缺乏公平正义的环境里，人人都在互相转嫁伤害，草根弱势，精英也不例外，这自然容易触动社会集体性焦虑。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为人们重新厘清多元重叠而又相互冲突的身份与如何参与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的问题。尤其是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无论从社会地位，权利的享受和资源的分配上都谈不上公平的社会，人们就会不断地在想象中把经济的困顿变成道德困顿、把现实的残酷变成人性的残酷。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低质低效不是历史必然，而是社会历史中我们的观念认识状态，以及此观念认识状态所推出的实践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因此，建设性把握和思考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深切扎根于社会这块土壤是其变革的关键。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生成与演绎理论的解释框架 如今，中国社会的空前巨变，使得“国家-社会”的关系面对从未有过的时代背景，对新的历史阶段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提出，要求社会治理体系变革达到社会群体之间和谐相处和最大限度地解决社会矛盾。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纠缠在新的社会现实拷问的过程中，并随着具有中国特色且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国家——社会”关系的重塑过程中变革其研究范式，拓宽其研究领域。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除了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联袂之外，还需要社会(第三只手)的合作。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嵌入社会，意味着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意味着其研究立足于国家-社会的基本分析框架基础上，在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建构中的理论创新中，具体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中的生成与演进。 1、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中生成的意义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存在很多研究范式，无论中国社会按照何种范式发展，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由于社会长期被控制在国家之下，以及在改革之初社会建设的边缘地位，社会力量整体薄弱。因此，无论哪种范式的最终兑现都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发育。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这个独立领域里的生长与演进，旨在建构相对独立自主的理论研究空间，改变理论研究对实践作用亦步亦趋的局面，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理论生长点。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向社会领域延伸意味着打破精英共谋的路径依赖。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中的演绎与生成是一种积极的建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在波普的两个端点单向置换的一种反思。它试图突破原有精英共谋的局限，辐射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在社会结构转型，功能升级中再反辐射到精英层面，打破传统精英共谋的路径依赖。将社会生活世界的碎片化、日常生活的流变性统统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使草根智慧与草根意识填充到精英共谋之策略中。它既致力于为人们日常惯用的道德概念、道德评价字眼填充具体的内容，又能为社会生活与个人言行提供可信、有效的道德准则。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向社会嵌入意味着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新的研究范式的转换。库恩认为，范式是新旧知识体系的改革及其断裂。很多时候，“范式—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18]思想政治教育向社会的嵌入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转变，也是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 社会结构的“时空压缩性”的动态整体网络特点决定了传统单一的、“上下一般粗”、“横向一个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今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分化的新特征。其研究范式变革的目的旨在突破单向性道德和价值层次论的思维方式，成为一种崭新的多元异质互动的价值体系，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解体与现代社会建构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在人们思想行为上的集中投射与表现。如果说，社会结构转型主要来源于看得见的手(政府力量)与看不见的手(市场力量)的双重启动，那么，为了保持社会结构转型能持久的向纵深方向发展，还必须依靠社会。它是“规范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行的第三只手”[19]。因此，在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建构中的理论创新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中的生成与演进逻辑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回归与还原每一个真实生命公平。另一方面，社会在“责任伦理”与“社会正义”价值的规范下为每一个真实的个体追求和实现其梦想提供保障。这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向纵深推进的新的理论生长点。作为一门面向实践的学问，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用科学的方法论，对其所处的社会现实做生动的研究，力求切中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多学科、多视角出发，研究其范式的转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解读，并非技术上的解码，而是在理论阐释、传播的过程中彰显的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具有的品格与力量，更是打开其理论的纵横剖面，以不同的角度呈现思想政治教育丰富的理论体系。 2、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生成框架：双重嵌入 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植于中国社会和传统的纵深地带，站在时代的前沿，呼应着历史的脉动与大势来变革。 第一，嵌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基石。自现代化成为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以来，“现代”便具有话语优势，它适应当下社会的需要并确定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但现代主义话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割断历史，无视“现代”是由过去而来的。犹如人体基因，具有重复性与复制性。社会的变迁受历史惯性的支配。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随心所欲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20] 传统文化的内蕴无论经历什么样的时代更迭，社会变迁，都会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精神底色。在现代化突飞猛进之时，正是中国传统的复兴与挖掘的契机。这体现了历史延续性的割不断、扭不歪的特性。托克维尔曾说，“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并不是亦步亦趋的仿效他所建立起的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适用于我们的东西；更不是为了照搬他的教育之类的制度，我们所要引以为戒的是其法制的原则，而非其法制的细节。”[21]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又有不背弃其过去的建设思路与胸怀。向人民讲清楚，使其明白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国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弄明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① 第二，嵌入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手拉手，联袂变革。中国社会转型带来个体化空前发展。个体化成为近年来解释中国社会转型的视角之一。这也让我们思考，自我建构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开启和超越自我的可能性，思考从传统社会中脱离出来的中国个体如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体? 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多元共识的欠缺。公共治理局限于精英内部，草根民众沦为旁观者，沦为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做出的最低限度的妥协与退让者，治理体系呈现精英共谋的局面。如何达成共识建构成熟的多元社会主体协作局面?如何提供和社会要求精神安置、精神关切土壤有效互动的理论体系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面前的难题。因此，必须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嵌入社会结构中以及楔入后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冲击，和由此所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共时性结构的变化，是我们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的历史性坐标。 3、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生成与演进的现实路径 今天，政治改革的新使命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协调发展，解决市场中的价值冲突、利益冲突。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历史使命就在于诉诸以社会结构为关键所在的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文明秩序建构上来探讨，以提升治理水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意味着社会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协调与整合。具体说就是在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建构中的理论创新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结构整合逻辑的深层密码：将思想政治教育从纯粹政治维度上释放出来，突破精英共谋的局限，关注草根，进而解读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角色。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自由穿梭于世俗化与意识形态逻辑之间提供重要的途径。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不仅关注理论者自身的世界，还要把草根世界作为立足点和基本点。 一方面，关注草根智慧。在我国改革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理论界还是务实界，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一种认识误区：认为草根民众文化素质底下。殊不知，文化素质高低只是专业知识以及职业分工的差异，并不代表草根民众缺乏智慧。农民首创的农村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就是例证。它来源于生活实践的草根民众的本能追求，不会受制于各种问题主义之争等各种命题的干扰束缚，切中现实生活问题，不绕圈子、直截了当，直奔解决吃饭问题这一主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站在草根的视角关注草根的独特性，怀揣一颗谦卑之心、敬畏之情去尊重周围的每一个人。让草根说话，而不是替他们说话。尤其“不能借口民众的智识低下，就拒绝给与他主人的地位。”[22] 另一方面关注草根世界、所谓草根世界(群众世界)是一个现实的人的生产世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人的交往逐渐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蕴藏着变革现实与历史的过程。[23]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旨在将其自身视野拓展到精英的世界之外，消解以自身世界替代草根世界的武断与粗暴，弥合两种世界给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所带来的壁垒，即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问题域转换到关注精英的世界和草根的世界，并以草根世界为核心的问题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把群众问题作为自身的哲学问题域，并从群众的历史与群众的实践中寻找问题意识和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灵感。这样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本身经过群众实践的检验而得到深化、丰富、完善和发展，而变得更加充分与合理。它不仅进入草根世界，又在草根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使得草根阶层受到积极影响，有助于提高其认识水平，并获得思想上的跃迁。这样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改变了“草根”，也改变了“草根世界”，世界也因草根世界的改变而得到改变。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结构是一种辐射与反辐射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目标辐射到整个社会结构中，社会结构再对其形成反射。这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思维方式合理地解决了真实的历史过程与群众的实践过程是同一过程的认识论问题，从而合理地提出改善或解决草根的生存境遇及其问题的方案，重构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 总之，社会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着实践场所，更具有了场所整合的力量，它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涵容量，使其渗透和覆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群体，以凝聚改革共识，肩负着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历史使命。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只有走进社会，并在社会领域中生成与演绎时代的壮烈与决绝，我们才能够触碰到：“中国奇迹背后人们心灵与精神却不安苦恼”这一问题的真实社会结构，用真实的体验来考察、分析与讨论中国精神心身问题，深切地理解内在于此现实社会结构中的精神伦理经验，真正触碰导致全社会陷入今天这样一种精神、身心困顿局面的社会结构性之所在。 注释： ①习近平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标签：政治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