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孔子世系与孔壁古文之真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世系论文,西汉论文,古文论文,真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2-0012-08
经学今古文之争，发轫于汉代。唐宋以后，对古文经的怀疑愈演愈烈。晚清今文学家甚至提出，西汉发现孔壁古文一事纯属于虚乌有，是刘歆伪造古文群经以为新朝改制张目。其代表性论述是康有为所谓“壁中古文之事，其伪凡十”。[1](p.55)这种说法对于近代以来的思想革新起过重大作用，而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实在难以成立。近人符定一说：“康举十伪，似是而非，逐一辟之，实成十误。”[2](p.14)但对于这十条的关键，即孔安国于武帝末献书的记载与司马迁称其“蚤卒”的说法相互矛盾，符氏仍信从清人阎若璩的解释，尚不足以完全驳倒对方。至今相信康氏之说的人已经不多，然而并未绝迹。本文通过考察西汉时期孔子世系，确定孔安国的生活年代，试图最终解决孔壁古文真伪这一历史悬案。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
有关早期孔子世系的原始材料，前人比较看重《史记·孔子世家》、《汉书·孔光传》的两条记载。《孔子家语》附有两篇后序，一为孔安国撰，一无撰人，其中载有孔衍奏言，有人称之为孔衍序。明代以来，两序被怀疑是魏人王肃的伪作。从《家语》一书的分卷情况来看，两序在汉代二十七卷本中就与末篇《公西赤问》合编在一卷，不可能出于东汉以后人之手。后一序当是刘歆校书时据孔衍奏略加改写而成，称之为孔衍序亦未尝不可。这一点当另文论证，这里先将其中有关西汉孔子世系的记载与《史记》、《汉书》作一比较。
三者记载秦代以前孔子世系为：孔子生伯鱼鲤，鲤生子思伋，伋生子上白（帛），白生子家求，求生子京（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慎（顺）。世系完全相同，白与帛、京与真、慎与顺，属古同音字互用，可以勿论。但三者记载第九代（或称为八世孙）孔鲋以下世系，则有明显的不同。《史记·孔子世家》曰：
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
《汉书·孔光传》曰：
顺生鲋，鲋为陈涉博士，死陈下。鲋弟子襄为孝惠博士，长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
孔衍序曰：
子武（字子顺）生子鱼名鲋，及子襄名腾，子文名祔。子鱼后名甲。子襄以好经书，博学，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原文此处衍“语”字）《孝经》、《尚书》及《论语》于夫子之旧堂壁中。子鱼为陈王涉博士、太师，卒陈下。生元路，一字符生，名育，后名随。子文生冣，字子产。子产后从高祖，以左司马将军从韩信，破楚于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谥曰夷侯。长子灭嗣，官至太常。次子襄，字子士，后名让，为孝惠皇帝博士，迁长沙王太傅，年五十七而卒。生季中名员，年五十七而卒。生武及子国。
三者除内容详略不同外，其所列世系也有明显的歧异。孔衍序所说最为详尽，其可信度究竟如何？以下逐代作出分析。
第九代始分为子鱼鲋、子襄腾、子文祔三支。《史记》言及鲋、子襄，漏载子文。《汉书》上言“鲋弟子襄”，下言“襄生忠”，又参《古今人表》云：“孔襄，孔鲋弟子”，则此处亦当以襄为鲋弟之子，疑系误读《史记》。但三者更重要的歧异，在于孔衍序以名腾字子襄与名襄字子士者为祖孙辈的两个人，而《史记》、《汉书》只有鲋弟子襄一人。《孔丛子·连丛子上·叙书》云：“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始有三子焉。长子之后承殷统为宋公，中子之后奉夫子祀为褒成侯，少子之后彦以将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其分为三支，与孔衍序所述同；而说“中子之后奉夫子祀”，殆亦以安国等属子襄一支，似又与《史记》、《汉书》所述比较一致。但如果据此断定孔衍序凭空杜撰出子士襄，授人以柄，亦不合情理。西汉私人编撰家谱的风气尚未兴起，司马迁可能只是从孔子后人采访其世系，不慎将子襄腾、子士襄误合为一人。而孔衍序所述是今存最早的西汉孔子后人记载的世系，其以子襄腾、子士襄为二人，应更为可信。东汉以后班固甚至孔子后人都受司马迁的影响，积非成是，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从以下各代世系往上逆推，亦当以作两人为妥。此外，如果藏书壁中的鲋弟子襄惠帝时尚在世，他在除挟书之律后为何不将其取出，亦令人费解。
第十代鲋子元路及子襄后代皆无考，子文之子冣字子产。《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蓼，以执盾前元年从起砀，以左司马入汉，为将军，三以都尉击项羽，属韩信，功侯。（高祖）六年（前201）正月丙午，侯孔藂元年。”《索隐》云：“即汉五年围羽垓下，淮阴侯将四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事见《高祖本纪》）是也。”《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聚”，又云：“三十年薨。”则子产卒于文帝九年（前171）。孔衍序所说，与以上记载相符，又说他卒年五十三，上推其生于前223年。从高祖起兵的“前元年”，颜师古注云：“谓初起之年，即秦胡亥元年（前209）。”则其时年仅十五岁。其名“冣”当作“藂”，即“叢（丛）”。《新唐书》卷七五《宰相世系表》载鲋少弟名树，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三二引孔宗翰《阙里谱系》云：“树字子文。”《史记·赵世家》索隐云：“丛，树也。”疑宋人混子文、藂父子为一人，又误作“树”字。藂字子产，“产”可以指草木丛生，名、字义正相通。《孔丛子》云：“少子之后彦，以将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彦”当为“产”字之讹。
第十一代藂子臧、襄。《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文帝）九年（前171），侯臧元年。元朔三年（前126），侯臧坐为太常，南陵桥坏，衣冠不得度，国除。”《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略同。《艺文志》六艺略儒家著录《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诗赋略又载《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前一书下颜师古注：“父聚，高祖时以功臣封，臧嗣爵。”李零说：“《孔丛子》名书，是孔臧以父名题书。”[3](p.310)故孔衍序所谓“长子灭嗣”，为孔臧无疑。其所谓“次子襄字子士”，必指藂之次子，与鲋弟子襄腾是祖孙辈的两个人，与他书所载独异。藂子襄惠帝时最多不过十几岁，不可能先为博士，又迁长沙太傅。然“太傅”《史记》作“太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守“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疑“惠帝”为“景帝”之误。孔藂汉高祖六年已封侯，臧文帝九年嗣爵，武帝元朔三年失爵。臧、襄当皆生于高祖时，臧武帝时卒，年七八十岁，襄景帝时卒，年五十六岁，都很正常。
第十二代臧子琳，襄子季中（忠）。
第十三代琳子黄，忠于武、安国。
第十四代黄子宣，武子延年，安国子印。
第十五代延年子霸，卬子驩。
第十六代霸子福、光，驩子子立。
以上诸代统作几点说明：
首先，《孔丛子·连丛子下·叙世》云：“臧子琳，位至诸吏，亦博学问。琳子黄，厥德不修，失侯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废绝，分所食邑三百户封黄弟茂为关内侯。茂子子国，生子卬，为诸生，特善《诗》、《礼》而传之。子卬生仲驩，为博士、弘农守。善《春秋左传》、《公羊》、《谷梁》，训诸生。仲驩生子立，善《诗》、《书》，少游京师，与刘歆友善。”《孔丛子》古人以为伪书，钱穆亦云：“考其书中事实，多有大谬不然者。”[4](p.451)黄怀信曾论定为东汉人所著，并据以考证孔子世系，但对于此处的矛盾，亦不得不予承认：“孔臧之孙孔茂既与孔光同时，则已是刘歆同时人，而下云茂四代孙子立与刘歆友善，已是不可能之事，再下又记子立之孙子建不仕于莽，祖孙七代均与王莽同时，显然是荒唐的。”[5](p.339)然其误实不止于此。所谓“黄弟茂”，殆因安国父武字子威，“武”、“威”二字与“茂”形近致讹。即使黄果真别有弟曰茂，亦不太可能与光同时。《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元康四年（前62），聚玄孙长安公士宣诏复家。”宣当为黄子，则孔黄一辈约卒于昭帝时，比孔光的时代约晚六十年。东汉人之所以造出此说，疑乃据襄即鲋弟子襄之说往下推，黄、光仅相距一代，故以为同时人。而按孔衍序所述臧、襄为兄弟往下推，黄与武、安国同辈，宣与延年、卬同辈，时代都更为接近，可见其说较为合理。
其次，《叙世》虽谬，但其以安国属子文一支，为臧玄孙辈，却颇堪玩味。按《史记》、《汉书》所载，安国皆为鲋之曾孙辈，比臧晚一辈。但据《连丛子》中《叙书》、《与侍中从弟安国书》、《与子琳书》三篇所述，则臧与安国为从兄弟。《叙书》为东汉人作，后两封书信都用孔臧的口气，然不类西汉人之辞，疑亦东汉人伪托。如《与侍中从弟安国书》说：“古文乃有百篇。”《尚书》古文百篇之说，起于成帝以后，非孔臧时所能有。当是东汉人因臧与安国同仕武帝朝，又读《汉书》“鲋弟子襄”为鲋之弟名子襄，故误以臧与安国为同辈人，而伪撰两封书信。其实臧生于高祖时，文帝九年已嗣爵，约仕终于武帝前期；而安国无论按《史记》“蚤卒”之说还是孔衍序所述，都应生于景帝中元初年，约比臧年轻五十岁，确有可能如孔衍序所述为祖孙辈。《叙世》以安国为臧玄孙，其误不为无因。
再次，《史记》以安国为武之子，而《汉书》则以安国为忠之子，与武为兄弟。按常理推测，司马迁与安国同时相游，所记不应有误，但班氏似也无改是为错之理。且《汉书·孔光传》载：“自御史大夫贡禹卒，及薛广德免，辄欲拜霸。”事在元帝永光元年（前42），则延年子霸之卒必在此后。《阙里谱系》称其年七十二，则当生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以后。《史记》载安国子孙，不载霸名，当因其尚未成年，则霸父延年不太可能为安国之兄，而应为安国之侄。安国子孙虽见于《史记》，生活年代亦不清楚，但由驩子子立与霸子福、光同时，可以上推驩与霸、卬与延年亦有可能为同时同辈人。孔衍与子立同时，而称安国为祖，疑系泛称，实为曾孙，或即名衍字子立。
最后，《阙里谱系》第十四代列福、光，又云：“吉，鲋五代孙。”《汉书·成帝纪》载，成帝绥和元年（前7）二月癸丑，诏曰：“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而祭祀废绝。考求其后，莫正孔吉。其封吉为殷绍嘉侯。三月，进爵为公。”则福、光、吉为同时代人，似乎可以推测福、光为子襄五代孙。但鲋子孙世系汉代就已不详，甚至始封殷绍嘉侯的究竟是孔吉还是其子孔何齐，尚有疑问。《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又云：“殷绍嘉侯孔何齐，以殷后孔子世吉适子侯。”“绥和元年二月甲子封，八年，元始二年，更为宋公。”疑《成帝纪》“封吉”下脱“适子”二字，受封者实为孔何齐。班固未言吉、何齐为鲋几代孙，宋人大概是先据《史记》、《汉书》推算福、光为子襄五代孙，然后将同时代的孔吉定为鲋五代孙。如果据孔衍序所述，定福、光为子文七代孙，则吉亦当为鲋七代孙。这两种推算哪种较为可信？成帝为高祖八代孙，孔子同时代子孙若为孔鲋兄弟之七代孙，则大致相符；若为五代孙，则平均每一代都应四十岁生子。孔子子孙虽有寿至七八十者，亦有四十岁生子者，但以寿五十左右者为最多，西汉孔鲋子孙绝不可能每代都平均四十岁生子，孔衍序所述较为合理。
总之，关于西汉时期孔子世系的各种史料都有程度不等的错误，相比较而言，以孔衍序所述最为详细，也比较合理一些。可惜后世如宋代《阙里谱系》、孔传《祖庭杂记》和《东家杂记》、金代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等，虽然曾经利用其中部分材料，但在子襄一支的排列上，无不依据《史记》、《汉书》，故其多数世系都比上述所列早两代，实在是一个莫大的错误。
二
孔衍序所述西汉孔子世系比较可信，则其关于孔安国生平的具体记载也不容忽视。孔衍序又云：
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也。……予国少学《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长则博览经传，问无常师。年四十为谏议大夫，迁侍中、博士。天汉后，鲁恭王坏夫子故宅得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子国由博士为临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于家。
孔安国的仕履，《史记·孔子世家》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儒林列传》亦云：申公“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其任博士的具体时间，没有明确记载。据《汉书·兒宽传》云：“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二云：“案汤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前126）。”“汉制，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则为之师者年又长于弟子，安国为博士时年最少如贾谊，亦应二十余岁矣。”（下引阎说出处同）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亦云：“以此推之，则安国为博士，当在元光、元朔间。”[6](p.488)又《汉书·儒林传》云：“安国为谏大夫。”据《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前117），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阎若璩云：“盖初置此官，而安国即为之。何者？元狩五年癸亥，上距博士时乙卯凡九年，后又几年至临淮太守，遂卒，此安国生平之历宦也。向云安国为博士年二十余，则谏大夫时年三十外，卒于郡太守应亦不满四十，与孔氏他子孙异，故曰蚤卒，此安国之寿命也。博士秩比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由比六百石迁比八百石，由比八百石迁二千石，此安国之禄秩也。”这些推断大多很有见识，但对早卒之说并未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述，而先入为主的倾向极为明显。
孔衍序载安国年六十而卒，与《史记》早卒之说不符，阎若璩不引其说，显然是以为伪书之说不足置辩。但他既然考证安国为谏大夫至少已三十多岁，后来又任郡太守六年之久，免官后卒于家，至少已年近四十，通常应推测其寿在四十以上。他又说：“孔氏子孙都无高寿者，不过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谓之蚤卒，何独于安国而夭之乎？”本来应据此致疑于早卒之说，但他偏偏以此为理由，认定安国死时“不满四十”。这除了迷信太史公之外，实在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其实《史记》既载安国历官，又独言其“蚤卒”，显得十分异常。并且《史记》所谓“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汉书》作“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从孔子世系来看，应以后一说较为可信。《汉书》中许多内容都是采自《史记》的相关记载，其所载孔子世系，较《史记》简略，但除对“鲋子襄”的理解有误外，与《史记》并无其他矛盾，只有此处纯属世系排列不同。因此有理由推测，班固记载孔子世系是根据《史记》略作删节的，其所见《史记》“武生延年”四字很可能在“蚤卒”二字前，今本偶有错简。上文考证延年为安国之侄，其子霸生于武帝元鼎四年以后，如果他在霸生不久去世，确属早卒。但《新唐书》卷七五《宰相世系表》载延年为大将军、太傅，又似不应早卒。《阙里谱系》更明言：“延年武帝时为博士，转太傅，迁大将军，年七十一。”又云：“武字子威，为武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唐宋晚出之说，张冠李戴，疑不可从，然由此可见早卒者非安国的怀疑，实乃古已有之。
胡平生说：“如果以两序为主折衷全部材料，却能够排出一张比较合理的‘孔安国大事年表’。”[7](p.52)其不从《史记》所言早卒之孤证，颇有可取，但他没有说明具体的考证经过，所列年表与两序颇多矛盾，还不够准确。首先，他可能是根据刘歆所说“天汉之后”献书的记载，将安国献书和卒年确定在天汉二年或三年，并由卒年上推其他事迹的年份，这一基点有误。其次，他推测安国十九岁为侍中，三十五岁为博士，四十九岁为谏议大夫，这与汉代官制不符，也与孔衍序“年四十为谏议大夫，迁侍中，博士”明显相左。最后，由于胡氏所定卒年不确，上推安国元封六年为临淮太守，亦自有误。
我们认为孔安国生平系年应以“年四十为谏议大夫”作为最重要的支点。需要说明的是，武帝始置谏大夫，东汉光武帝时才改为谏议大夫，以后历代相沿不改。所以孔衍序原文中“谏议大夫”应为“谏大夫”，此为东汉以后人误改，《史记》、《汉书》中都有这样的误例。孔衍序说安国由谏大夫“迁侍中、博士”，易滋疑窦。因为安国元朔初二十多岁时己任博士，而且谏大夫、侍中官秩都高于博士，岂能说安国四十以后先任谏大夫、侍中，再“迁”为博士？但仔细考察汉代官制，这一记载不仅是可信的，而且恰恰反映了西汉比较特殊的官制。汉代谏大夫和博士官秩相近，皆可为郡国守相之选，如《汉书·萧望之传》云：“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以望之为平原太守”。谏大夫和博士还可以同时兼任。如《史记》卷六○载武帝时人奏疏，言及“谏大夫、博士臣安”、“谏大夫、博士臣庆”，《汉书》卷九载“谏大夫、博士赏”，卷七二载王吉“复征为博士、谏大夫”，卷七五载翼奉“以中郎为博士、谏大夫”。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以上诸例都见于武、昭、宣三朝，东汉时期则仅《后汉书·丁恭传》载其“建武初为谏议大夫、博士”，可见这一现象西汉中后期最为常见。孔安国既然二十多岁时已任博士，晚年又由博士出任太守，则所谓四十为谏大夫当系由博士而兼任。那么，安国四十岁在何年？《孔子家语》安国后序自言：“元封之时，吾仕京师。”结合安国生平来分析其上下文意，这并不是说元封中才仕京师，而是说元封中仕京师时才见到秘府所藏“吕氏之传”，并开始募求副本，重新撰集《家语》。其契机应该就是孔衍序所述年四十为谏大夫。胡氏将“为谏议大夫”和“编集《家语》”同系于元封元年，当亦有见于此。但为牵就卒年，无视“年四十”之明文，定此年为四十九岁，实属不妥。元封凡六年，可以照顾其前后事迹，推测其中任何一年为四十岁，但不宜径改其年龄。考虑到孔安国元朔三年以前为博士，当已二十多岁，下距元封元年凡十六年，自然很有可能此年已经四十岁，故应由此上推四十年，暂定安国生年为景帝中元元年（前149）。这比胡氏所定晚近十年，若伏生尚在，亦已百岁，颇疑孔衍序所谓“受《尚书》于伏生”，乃因二人皆以《尚书》学名世，而有此传闻美谈。
孔安国由谏大夫“迁侍中、博士”，亦属可信。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为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等，“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安国加侍中时之正官当为博士。博士侍从天子时的加官本为给事中，但安国此前已兼谏大夫，故可加官侍中。胡氏将安国为侍中定在武帝建元元年十九岁时，可能是因为孔臧有《与侍中从弟安国书》。这封信上文已疑其依托，即使真出孔臧，其中提到“古文百篇”，亦不可能写于武帝刚即位的建元元年。按我们确定的生卒年推断，建元元年安国年仅十岁，更不可能任侍中之职。但是《连丛子》多处提到安国为侍中，可见这一任官是东汉时孔氏家族相传的一个事实，不过时间较晚。
这里还应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孔衍序为何不记安国始官博士之年，独从“为谏大夫，迁侍中”说起？谏大夫为光禄勋属官，光禄勋即秦郎中令所改，掌宫殿掖门户；侍中则为入侍天子之官。而汉代藏书制度，虽然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但以宫廷内延阁、广内、秘府之书为最富，这从今存《别录》、《七略》佚文可以得到充分证明。所以成帝时校书，实以“中秘书”为大宗；而刘向、刘歆父子分别以光禄大夫和侍中的身份，先后主持其事，则说明掌管内廷藏书是这两种官员的职守之一。孔安国初任博士，授业弟子员，乃外朝官员；任谏大夫、侍中后，才有见到内廷藏书的便利，而整理其中部分图书更成为其职责所在。孔衍序下文所述著书之事，都在安国为谏大夫之后，有些更是在这两任内受诏而撰，则序文之核心既在于叙述安国之学术，其从为谏大夫说起，固极其自然。这一点很容易被人忽略，更是后人造伪不太可能注意到的，仅此就足以说明序文内容的真实性。
孔安国生平系年的另一个支点，当然是“年六十卒”。史书仅言安国官至临淮太守，孔衍序又载其“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于家”。根据上述生年的推断，可以推算出其卒年为征和三年（前90），这就与安国武帝末献书的记载没有任何矛盾。胡氏定在天汉中，有三点不妥。首先，天汉下距征和巫蛊事起尚有六七年时间，何以不得立于学官？其次，据孔衍序天汉实为孔壁古文悉归安国之年，安国以今文读之，又作训传，不可能在一年内完成。此外，由天汉中卒上推安国为太守至晚在元封六年，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孔衍序先言天汉，后言为太守，必在天汉之后；且若元封中出为太守，难以看到京城丰富的公私藏书，其收集各种古文抄本的工作当早已完成，不应说“天汉后”“悉归安国”。而将卒年定在征和三年，则安国当是从元封之时开始募求《家语》诸本和孔壁古文副本，只不过《家语》易于从事，当时即已着手编撰工作。而古文副本至天汉中才悉归安国，开始整理，并于天汉四年出为太守。征和二年病免之时，初步完成整理工作，自计来日无多，乃献书于朝。巫蛊事初起于前一年十一月，此时初尚未达到“祸及士大夫”的程度，安国病免于家，或许还蒙在鼓里。次年病卒之时，自能预见到不立于学官的结局，可谓赍恨而逝。
根据上述考证，并参考胡氏所列，另排“孔安国大事年表”如下：
三
关于孔壁古文及其与孔安国的关系，学界争议较大，上表所列过于简单，有必要再谈点粗浅的看法。
史书中最主要的记载有四条：《史记·儒林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汉书·儒林传》抄录此说后，又云：“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又《楚元王传》载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云：“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又《艺文志》云：“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此外，《汉书·景十三王传》、王充《论衡》、许慎《说文解字叙》、荀悦《汉纪》等亦有零星的记载，诸书关于孔壁古文发现的年代、孔壁所出古书的种类、孔安国与孔壁古文的关系等的说法不尽相同，后人的解释更为纷歧。在确定孔衍序的真实性以后，其有关记载可以为讨论孔壁古文之真伪提供重要依据。孔衍序又云：
天汉后，鲁恭王坏夫子故宅得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子国乃考论古今文字，撰众师之义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录《孔氏家语》为四十四篇。既成，会值巫蛊事，寝不施行。……其后孝成皇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定众书，都记录名《古今文书论语别录》。子国孙衍为博士，上书辨之曰：“……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孔子家语》。既毕，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
前人讨论这一问题，都直接从史书记载之异立论，往往不信《汉书》多出《史记》的部分，甚至怀疑为刘歆伪说。其实对照孔衍序，刘歆和《汉书》的有关记载很明显都是源自于此。孔衍序所谓“天汉后”，是指孔壁古文归于安国的时间，鲁恭王得书的时间必在此前。刘歆先述鲁恭王得书，后述安国献书。一合述，一分述，并无矛盾。既然刘歆说“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而巫蛊之难起于征和元年十一月，为何不直接说征和或其前的太始年号，却只说“天汉之后”？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刘歆正是依据孔衍序立论的，而序中述安国献书前只有天汉年号，所以才泛言天汉之后献之。鲁恭王封于景帝时，卒于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其发现孔壁古文的时间，王充《论衡·正说》篇说是“孝景帝时”，但《佚文》、《案书》两篇皆言“孝武帝时”，与《汉纪》相符合，应以后一说较为可信。无论如何，鲁恭王武帝末已死三四十年，班固理应知道这一点，为何《艺文志》却载“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班固正是根据孔衍序改写的，因序中“天汉后鲁恭王坏夫子故宅得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这句话，很容易让人忽略原文之意是说书归安国之年，将其直接读作鲁恭王从孔壁得书之年。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天汉之时已在位四十多年，班固将“天汉后”改写为“武帝末”，自属正常。如此，则“天汉后”安国献书之可信，“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之致误原因，都很好理解。既然最早明确记载孔壁古文的是孔衍序，则刘歆伪造之说已不能成立。而前人对安国献书问题的一些其他解释，已属多余。如阎若璩怀疑“天汉后安国死已久，或其家子孙献之”，并从荀悦《汉纪》找出“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一语，以为“足补《汉书》之漏”。这个校勘学上的著名案例，其实难以成立。因为《汉书》两言“安国献之”，不太可能都是脱漏所致。今人撰文考证孔安国献书遭巫蛊，是指武帝元光五年（前130）陈皇后巫盅之案，献书者“可确定为孔安国本人，并非其‘家’”。[8](p.181)这种说法康有为的伪证之四就已提及并予以否定，殊乏新意。既然孔衍序先言“天汉”，后言“巫蛊事起”，当指征和之事无疑，不容作其他解释。
根据孔衍序，不但孔安国献书在武帝末，而且孔壁古文悉归于安国亦已在天汉之后，这一点值得注意。阎若璩对于史书所载孔壁古文本身，并未加以怀疑，而只是对恭王发现孔子壁及安国献书的时间作了考证，并认为今传《古文尚书》是东晋梅赜所献伪本。自从康有为开始怀疑孔壁古文的真实性，这也成为《古文尚书》辨伪的重要依据。如康氏证伪之第七至第九条，都是以“兒宽受业于安国，欧阳、大、小夏侯学皆出于宽之传也，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而诸人皆治今文学为疑。在得知安国天汉年间才开始整理孔壁古文之后，这一疑问就可以涣然冰释了。因为兒宽受业是在元朔中安国二十多岁任博士时，早于天汉近三十年，所传当然是今文学。至于司马迁，康氏说：“考史迁载《尧典》诸篇说，实皆今文，以为古文者妄。”符定一已指出：“《史记》古文说，则较然无疑。康谓是今文，失考实甚。”《史记》中既已明言“孔氏有古文《尚书》”，又说“安国以今文读之”，“《逸书》得十余篇”，这与孔衍所说孔壁古文发现后“安国为之今文读”，刘歆、《艺文志》载逸《书》多十六篇极为相似，无疑是指孔壁古文。《史记》主体记事下讫太初，其偶引古文《尚书》，当是晚年“从安国问故”后增入，并及时记载了“孔氏有古文《尚书》”之事，已属难能可贵，不能要求其文字表述上也与后人一模一样。
现代学者顺着康氏的怀疑思路，又提出孔壁古文出于讹传的说法。陈梦家说：“颇疑《古文尚书》本孔氏旧藏，出壁中乃后来的讹传。”“汉兴以后，不同地方所出所献的先秦古文书和孔氏家藏的古文书，渐渐都蒙壁中书之称。”[9](p.45)这种说法至今尚有很大的影响，如刘起釪亦认为“刘歆宣扬的中秘所藏孔子壁中本”出于“讹传”。[10](p.117)有人还专门撰文论述孔壁古文其实就是“中秘古文”，“是河间献王所得之古文”。[11]这类说法很可能正好颠倒了事实。世言安国之学，唯知其为孔圣后裔、献书于朝，不知汉初孔门之学，不绝如缕，安国受历官之赐、读中秘之书，遂有以成其学、起其家。《史记》所谓“孔氏有古文《尚书》”，分明是孔壁古文，不是什么“孔氏家藏的古文书”。汉代虽然还有其他古文书的发现，但以孔壁古文为大宗，河间古文之类极可能为其副本。关于孔壁古文发现以后的去向，今本孔安国《尚书序》云：鲁恭王“悉以书还孔氏”，安国“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而王充《论衡·佚文》篇云：恭王“上言武帝，武帝遣吏发取，古经、《论语》此时皆出。”《正说》篇亦云：“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以情理度之，王充之说或许更为可信。若今本《孔传》果系伪书，书归孔氏之说或为后人想当然之辞。但这两种表面矛盾的说法，仍有可能都是可信的，即或者各得其部分，或者一为真本，一为副本。至于《汉书·景十三王传》记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孟子》、《老子》之属”，王国维曾提出“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其理由之一即为：“献王所得古文旧书，有《尚书》、《礼》。此二书者，皆出孔壁，或出淹中，未必同时更有别本出。而献王与鲁恭王本系昆弟，献王之薨仅前于恭王二年，则恭王得书之时，献王尚存，不难求其副本。故河间之《尚书》及《礼》，颇疑即孔壁之传写本。”[6](p.327)又汉代中秘藏书，兴于武帝之世，由刘向校书时“中书”同一书篇卷之夥，可以逆推武帝时中秘古文亦多复本，既有孔壁所得真本，也有河间献王所抄副本，甚至还有其他未见记载的副本。而由孔安国撰集《家语》时广求众本的做法，也可以推测孔衍序所谓“悉以归子国”，应该不仅是指书的种类，也包括同一书的不同副本。因此，孔安国之所以在天汉以后才为古文诸经作训传，是因为他元封中任谏大夫以后，才有机会见到和收集中秘古文的多种真本、副本，并在完成《家语》编撰工作后，与其所藏鲁恭王还归孔氏的本子相校，以今文读之并受诏作训传。
本文通过考察西汉孔子世系和孔安国的生平年代，澄清了前人对于孔壁古文及其与孔安国关系的一些疑惑。至于今本所谓伪孔传的真伪，这是另一个问题，因其牵涉太多，这里不予评论，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就此作些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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