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心态的失衡与调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文化心态是一个民族一个阶层的人们在某一特定的经济条件下对社会存在的感知和认同，并由此表现为以感情、风俗、习惯，乃至道德观念、审美意识为主要内容的心理倾向。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趋势，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发展态势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学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心态，在新的市场经济的撞击面前，不可能不出现倾斜失衡。因此，就失衡现状作出审美探求，对如何调适我们民族文化心态，以便增强和促进民众深化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 民族文化心理演绎的历史轨迹
我国是一个具有浓重的传统文化色彩的东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有它长久的持续性又有它坚定的主体性。因为政治上愈来愈要求统一，经济上却保持着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国情，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封闭性与过分的自我性、排他性。高度统一的政治，也只有在这种经济极端分散的小农意识基础上建立起来。可以说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从不断地协调政治和经济的这一对矛盾中走过来的。于是几千年来的中国人的心理态势就一直保持在遵从统治者的统治（统一意志）与满足小农意识的分散（自足心理）的自由状态中。这样，小农经济分散带来的软弱性和依赖性强化了君权迷信、长官迷信、长辈迷信等迷信思想，而弱化了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尊重心理，使崇拜和盲从成为中国人传统心理的两大支柱。如果动摇这两大支柱对所崇拜的对象稍有怀疑或对所盲从的行为稍有分离，就会被认为破坏了“稳定”、“和谐”的正常秩序而视为罪过。于是中国人就悲剧性地演绎出这样一种心理态势：
对上：由迷信而遵从；由遵从而敬畏；由敬畏而崇拜；由崇拜而奉献；由奉献而牺牲……
对己：由分散而闭塞；由闭塞而知足；由知足而安分；由安分而守成；由守成而平庸……
由这一连串的心理反应过程出发，我们可以看出在长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中国人文化心理一直受到压抑和扭曲，使本来就先天不足的竞争意识和自我尊重意识愈加薄弱和隐蔽，于是人们遇到不平和压抑，遇到灾难和危机，不是挺身而出去奋斗，去改变自身命运，而是在知足而安的状态中观望（准备随从别人）、等待（等待时来运转）和寄托（盼望上天有眼、神仙有灵、皇恩浩荡、领袖英明等等），从而“自我”弱化而泯灭。
但是，随着近十余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台、港地区经济腾飞的启迪，中国人已经从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走出了一段距离，开始从开阔的文化视野上，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使全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出现了许多显而易见的变化。尽管说这种变化呈现出明显地社区差异和代际差异，但总的趋势已是不可逆转的。
二 民族文化心态失衡的原因与畸形现状
应当说，中国人从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走出后，在民主与改革的双向推进过程中更新了许多观念。譬如时间观念、人才观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审美观念，这是一大进步。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强大的惯性力量，迫使这种更新不断产生新的错位，致使我们民族文化心态在观念更新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倾斜，引起了诸如道德评价、审美意识等许多方面的混乱，这确是令人遗憾，同时也是令我们不得不认真关注的。
（一）政治信仰上的理想主义色彩开始淡化，世俗化倾向渐趋强化，形成人们道德观念的真空感。
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主义一直表现在政治信仰的目标单一和道德主义的无条件确信上。这种道德主义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个体人格的完善放在万事之先，把道德的自我确认和自我满足视为人生的最高需求，把政治信仰与道德的自我修养作为人生第一要事。其表现：从大处说，忠君报国，忠于事业；从小处说，光宗耀祖，为集体争光添彩。到了50年代，我们党和国家在建立高尚的信仰上，也开始作了大量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成效。毛泽东、刘少奇等就反复强调“思想改造”和“自我修养”的重要，经常引用圣人先哲的“三省吾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道德信念，对于群众进行教育。这种以灌输革命理想和统一思想意志为目的的道德主义、信仰主义，对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作为理想人格，在当时的背景下为社会的稳定和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崇高的心理净化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人们丝毫也不怀疑“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不赞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剥削阶级世界观，希望成为一代有理想有抱负的新人，但人们对于理想的理解比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理解却要淡化得多，也现实得多。以前对于统一性、逻辑性和坚定性的重视，往往落脚在道路、原则、方向等带有终极意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而今人们所最为关心的却是实际效果、现实表现、有用没有等具体问题，这种理想、信仰的多样性、实用性形成了社会心理的主要倾向。然而，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时期心理准备不足，一旦原来具有的过浓的理想色彩，从那种过分强化的理想高峰跌入低谷后，一种失落感使人们又盲目地寻找、形成世俗化倾向。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社会神秘意识丧失，个人崇拜心理消失，意识形态淡化后，社会趋于功利化和实用化。譬如，金钱标准成为衡量事物价值标准的基础，在科学中，实证性分析代替了价值判断。这种趋势源于1978年的全国思想界、理论界的大争论。中间经过潘晓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争论，继而经过遇罗锦离婚案风波以及蛇口风波关于“淘金者”的争论，再经过1989年—1991年三年治理整顿中全民性的反思，到1992年，终于形成了全民大下海和百万大军南下打工的淘金潮。有趣的是，一向以见利忘义为耻的中国人竟开始不择手段地公开捞钱，历史以“恶”的形式对“左”的长期垄断实行了报复，结出另一个恶果，让人们自己品尝。这就是少数人的暴富心理的误导（即所谓大亨导向），使中国不仅出现经济真空，而且出现了道德体系的裂缝，造成大众文化心态的极度倾斜，从而使一个本来有序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和审美体系，开始解体分化。形成了是非混淆、美丑颠倒、善恶倒置的价值判断标准，诚实被视为傻气，艰苦朴素被当作寒酸，奢侈被视为光荣，善良被当成无能，等等，严重地引起道德的滑坡，不仅损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且污染了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
（二）政治文化心理上的神秘色彩和愚昧观念淡化。清官寄托意识淡漠，长官迷信淡化，心理需要的短期行为增多，形成人际关系的交易化、行邦化趋势和无所依仗的迷茫感。
在中国历史上民众一直处于分散的个体经济生活方式之中，政治上就一直处于无权地位，人微言卑。这种经济文化的落后造成的心理倾向，长期以来，使民族心理上有一种对上的恐惧感和崇敬感，形成盲目的偶像崇拜和政治万能的依附感，在文化心理上形成了长官迷信清官寄托意识。封建社会人们视皇帝如神仙，视各级官吏为父母，就是这种变态心理的真实写照。这种小农意识酝酿的“小我”心态，正好为官僚主义阶层的形成与强化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心理环境。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在竞争中认识了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发现了新的“自我”，不再盲目地崇拜别人、依附别人（包括顶头上司），人们淡化了官本位而强化了民本位，开始尊重科学、才能、干劲，依附心理淡化。为了寻求竞争机遇和确保机遇的平等，人们自然而然地从心理上向民主、科学、法制倾斜。但是令人担忧的是，道德信念上的习惯力量使人们在淡化长官意识和愚昧的依附观念的同时，出现了无所适从的迷茫情绪，形成了信念的真空层和断裂带。于是一种廉价的寻求充实行为便应运而生，这就是权钱交易普遍化、“合理”化的文化根源。发展到极端，人际关系的交易化、行帮化正成为不可轻视的社会课题。曾经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变成了“为官一任，造福一帮”。就是视为神圣的爱情、婚姻、家庭，也把金钱变成了维系的纽带，合同型家庭（婚前即搞财产公证）、拼贴式家庭（家庭之外的协议同居）、忘年型家庭（少女嫁大款）、同居试婚型家庭开始增多，形成了中国家庭结构的异型化、松散化趋势，引起人们“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慨叹。由此，一部分习惯于用旧框框审视现实的人，在这种新的社会问题面前，形成怀旧情绪，反过来把许多今天需要抛弃的东西，又当成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或传统文化的精华加以固守，形成寻祖热和传统回归热，以致于封建迷信、宗教崇拜又大幅度回升，造成新的信仰混乱。
（三）社会群体对立观念削弱，群体平等意识增强，这给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和参与意识提供了多向选择的机遇，但由于参与手段与索取的不等值，造成竞争事实的不合理，使一些人产生荒诞感。
我们的社会曾存在严重的群体差别，如干群差别、城乡差别，商品粮与非商品粮户粮关系的差别。这些差别鸿沟一直强化着人与人之间的血统意识和等级观念。而今，随着商品意识的增强，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群体意识平等观念开始觉醒，阶级对立心理已经淡化，等级观念开始减弱，干群之间，出身背景不同的人之间，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由于经济收入的差别的填补，心理上的平衡感和政治上的平等意识开始上升。这不仅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抽象原则上，而且要求社会在承认每个个体的独立人格和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选择自由的前提下，竞争机会人人均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平均观念不同。这种平等意识承认差别的合理性，但认为差别的产生，应该是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进行竞争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各方面的外部的原因（诸如出身优劣、干群差异、机会迥异等）造成的。可以说这种以每个人各自的能力和对于社会的贡献为标准来判定每个人的价值和确定每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而不仅仅依据出身血统）的心理倾向，促进着人们的竞争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增强，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道德评价和审美价值的变化。但是，在社会给人们的参与意识提供多向选择的同时，由于文化消费的短期投资行为增多和实用主义色彩浓厚，形成一部分人不合理的“暴富”，这就给参与与竞争手段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合理，形成竞争机遇均等名义下竞争事实的不均等。这就是脑体倒挂现象给人们带来的心理错位，社会上一些人心理上的荒诞感就是由此产生的。
（四）在人才观念上两种价值取向相背并存，使一部分人产生沉重感。
任何社会对人才评价都是以是否维护和发展其社会经济利益为标准的。从政治上讲，都是以能否满足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为转移的。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由于小农经济的个体性和保守性，竞争不很激烈，发展相对缓慢，一般只要求恪守传统的知识和技术，不提倡带有突破性的创新与开拓。因为开拓创新就会引起人们对传统观念的怀疑和否定，危及上层统治的稳固。因此，他们对人才价值标准的唯一取向是听话驯服，于是“熟读经书，深知礼仪”的儒家教条支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生活。而解放以后，我们实行有计划的计划经济制度，经济活动是受上级计划的指令进行的，这只要求社会成员无条件完成指令性指标，否则，经济活动就无法正常运转。单位和个人的主要职责只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搞横向联系、开拓创新，这样经济制度就只要求人才是顺从、平庸、实干型的。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却需要大批的具有竞争能力和开创意识的人才，这对中老年一代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特别是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比较敏感，在生活的激流里有一股闯劲，但是他们自己一时又难以公正而自信地评价自己的社会贡献，强烈地创新意识与心理的传统惯性交互作用于他们的行为，使之产生一种矛盾感和沉重感。更有甚者，当碰到诸如以下矛盾时：潜在的改革积极性与大锅饭习惯思维束缚的矛盾，物质生活的提高与精神生活的滞后的矛盾，先进的管理方法与传统的就业观念的矛盾，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巨大的贡献与微簿的收入的矛盾，人们改革的积极心理物质就会受到压抑，尤其是企业实行劳动、工资、人事制度改革，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公务员制度时，又有人就反常地认为是倡导贵族效应，大呼“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丧失”等等，从而产生失望情绪。
（五）心理期待值与实现值之间的矛盾，使一些人的心态呈现出世纪末的幻灭感。
人们的心理满足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期待实现值的大小。我们长期的低收入、低消费使人们厌恶旧体制，欢迎新体制，对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有着强烈的渴求心理。但是由于“等贵贱、均贫富”是中国人的传统理想，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美好原则，更是中国人几十年来的信条，而社会生活竞争结果造成的差别的存在，均平观念又变成了攀比意识。这种攀比意识使人们在对改革抱有过高收入期望的同时，却忽略了对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反复性的心理准备，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如贫富分化、物价波动、不正之风、治安不稳等，不少人不知所措，甚至怀疑改革的前途，更有一些人看到租赁制、股份制企业的产生，就认为是对祖宗的出卖，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心理上形成了世纪末的幻灭感。
三 民族文化心态的调适
这里，我们应当从宏观上认识一下这种文化心态不平衡所带来的二重性。就其建设性一面来说，它可以有助于防止一种观念的僵化，激励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可促使人们不断思考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判断并选择新的生活方向，以便从不同价值融合点上，产生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构架；就其破坏性一面来说，它会使社会缺乏宏观的一致性，造成信息受阻，破坏稳定健康的发展局面，其至引起社会审美行为失控和背向发展，造成社会差异、贫富差异现象严重和干群关系紧张的局面，从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为此，我们试提出几点协调民族文化心态的对策，以供大家参考。
1.依据当前社会文化心态多梯度、多层次的特点，采用选择、融合、创新的原则，来达到失衡文化心态的平衡，而不应采用翻烧饼的办法在两种审美价值观冲突时一反一正地“纠偏”。
2.活跃文化生活，普及科学技术，提高文化素质，促进审美意识更新。心态的不平衡，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促使的文化要求冲动与原有的生产力水平下文化心理的安逸状态的冲突。这只有通过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才能促进整个民族由传统文化观念向新文化观念的更新。
3.尽快发展市场经济，巩固社会文化心态平衡的社会基础。纵观社会心理变化历程，尽管离不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则，但文化心理同经济发展之间不同步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之，要稳定文化心态必须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稳定。要这样，就只有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从稳固的基础上均衡社会审美心理。否则，低层次的经济生活方式、保守僵化封闭的心理习惯与动荡的改革大潮永远也不会适应。
（四）加强宣传教育，用先进的意识形态来指导和影响社会文化心理，引导并促进整个民族文化心态趋向平衡稳定。这种措施虽说是老生常谈，但又是必要的，任何放任自流都是对改革开放不负责任的表现。今天我们应采用审美疏导与指导相结合的办法来进行教育，不能采用说教式或布施式来追星族、打工潮、下海潮的出现都是我们应当沉思的。如果没有高层次的文化引导，这些狂潮的出现，就会给社会文化心态的变动带来负效应，我们要让先进的社会意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发挥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以此对失去平衡的社会文化心态进行调适，重建新的民族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