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康有为人格观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人格论文,康有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午战争是康有为人格观的转折点。甲午战争前康有为已经介绍了西方近代自主平等的人格思想，但对这一思想如何与中国的改革实际相关联，他当时并没有涉及。甲午战争的惨败对康有为的思想触动很大，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他深感国民的主动参与之重要，遂化合中西，提出了融孔孟思想与近代西方人格思想为一体的新型人格观。
（一）甲午战前中西分离的人格思想
鸦片战争爆发后，为了解决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一些不甘沉沦的思想家提出了人格重建的命题。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不振，与国民素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素质之低下有很大关系。有鉴于此，当时的人们，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均关注理想人格的建设，试图以此来扶危济困。如包世臣说“节义本之民性”①，龚自珍也强调“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②，他们都认识到人心是立国之本。欲挽救危机，心自正人心始。何谓理想人格？在守旧派看来，就是孔孟所提倡的以忠孝为本的儒家人伦。被知识界奉为思想领袖的大学士倭仁认为，世道衰微的原因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只要按照古圣先贤的教诲，切实讲求用人之道，励气节、敦礼义、固人心，便可使士民尽忠报国，起衰振弱，“上可纾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而不在于是否学习夷人的数术之学。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中国的当务之急为讲求人事、修明政治、尊孔崇圣、不违旧章，而不在于器艺之是否精良。③
即使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也将忠孝人伦作为救正人心的根本大计，他们认为，为了抵御外侮，固然需要引进西方的精奇利便之器，但那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并非根本之体，作为立国之本的核心仍是万世不可移易的纲常名教。例如，魏源在首倡“师夷长技”的同时，又把用儒家伦理改造伪饰、畏难、养痈、营窟的人心作为复兴的要图。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方面主持引进西方的机器枪炮和科学技术，一方面又力主“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认为这种不平等的秩序就如人之冠履一样不容倒置，声称“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⑤他们都极为重视用孔孟的忠孝伦理思想来规范人格，以维护民族独立，挽救国家危亡，重建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冯桂芬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⑥，张之洞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⑦
上述思想家从人的素质的角度来考虑国家的强弱，他们所提出的思想人格是向传统的简单复归，缺乏时代特点，难以改变知识分子因循守旧、以皇帝圣贤之是非为是非的基本价值取向，不符合近代化要求。
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前也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命题，他的思想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他根据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在《人类公理》和《实理公法全书》等著作中指出，平等自立是人们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法则，一为“公法”，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一为“人立之法”，即现实社会中人们所制订的各种法规。判断人立之法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公法，有益于人道。而最有益于人道的法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他说，“人各分天地原质以为人”，生而具有相同的自然属性，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时“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不在互相逆制之内”，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也是相互制约平等交往的。因为人生而平等，又“各具一魂”，所以人生来便应享有充分的平等自主权利，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自由发展自己的潜力。他认为，人生而具有爱恶二质，发扬其爱质，是有益于人，纵容其恶质，则有损于人。中国数千年来之陷于战乱，近代之沦于败亡，皆因人们不明此大道，而将自身的责任让委于他人，遂造成一桀纣猖狂、暴君得志之世界。他指出，人们固然由于心智和努力程度的不同，在现实中呈现出智愚贤不肖的差别，但正因先天资质相同，所以人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修行，发现人所固有的爱质而贵显之，达到道德完美的境界。⑧这种对人的平等自主个性的强调突破了宗法社会的家族本位观，接触到近代化的实质。然而这种思想如何与中国的改革实际相结合，康有为在当时并没有解决。
（二）甲午战后以中化西的新型人格观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也是康有为人格观发展的转折点。他对比了中日两国不同的近代化道路，认识到，近代化不仅是机器枪炮科技知识等硬件的学习和引进，而且与政治体制之优劣也有很大的关系。他说：“国无大小，民无众寡，能修其政则强，不能修其政则弱，……若夫日本，地域比我四川，人民仅吾十之一，而赫然变法，遂歼吾大国之师，割我辽、台，偿二万万”，因而他断言，“守旧拒之则削弱，更新变之则骤强”。⑨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认为中国的改革需要有新的方向，需要改变定于一尊的专制政体，为此他提出了变政的主张。变政的依靠力量是什么人？康有为认为不仅仅是公卿贵族，而且与全体国民有关。他引孟子所说“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指出，中国所以割地失权，与中国人的“安然耽乐，从容谈笑，不自奋厉”的“义愤不振之心”有很大关系，所以“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他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之治，盛强之效”的关键即在于其布衣百姓之奋起。他认为中国由弱变强的希望也在于此，即中国的士大夫和中国的国民必须改变等待他救不思振作的积习，激励心力，“人人热愤”，担负起改革的重任。⑩
鉴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认识到，在中国推行改革，固然必须借鉴西方近代思想，但欲取得改革的成功，又必须使之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正如梁启超所说：“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11)即必须使西方思想中国化。因而康有为一改甲午战前中学西学分离的不足，他以中化西，一方面引进西方近代人格思想，并努力使之与中国传统相协调，一方面大力发掘中国传统人格中的民主成分，并对之进行新的阐释。
康有为把西方的人格平等，人人应享有同等权利的思想，借助他所塑造的孔子的形象加以说明，指出，两千年来人们所尊崇的孔子，并不是孔子真实形象，而是遭到了历代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篡伪。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将孔子从勇于创新、为天下立法的改革者，偷换为孝父忠君的先师。知识分子以这个经过改篡的孔子作为立身行事的楷模，只能愈学而奴性愈重。什么是孔子的真精神？康有为认为就是近代西方思想家所阐述的自主平等的人格观，就是所谓“恕道。恕道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这是得民心施仁政的重要道理。其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也帮助别人得到，康有为说：“孔子之道本于仁，仁本于孝。孝在于锡类，仁在于推恩。凡人类皆天所生，分形而同气者也，”所以“仁者博爱，己欲立而立人”，这是实践孔子仁爱之道、达到人类大同的唯一途径。(12)孔子生当乱世，为拯民救国，他不顾有德而无位的布衣身份，不盲从古人，而是根据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并参核古史传闻，进行“托古改制”。他“损益三代之法，立三正之义，明三统之道以待后王。犹虑三不足以穷万变，恐后王之泥之也，乃作为《易》而专明变易之义”，写就了六经，奠定了历代制度、礼仪、思想、道德、法律的基础，并游天下而鼓吹之，办私学而宣传之。中国的历史“自孔子改制而后文明”。(13)因此，孔子的真实形象就是由他改革活动所体现出来的自尊自强、平等自立的人格意识和为万世立法的开拓精神。人们奠孔子学孔子，最重要的就是“反身而求诸己”，自信、自立、自强、自用，如此“人皆可以为尧舜”。
由此，康有为就将西方近代人格观导入中国传统人格观的框架结构之中，这种思想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但康有为对传统并不是简单复归，而是力图使之有新的内涵、新的生命、新的作用，使之在容纳、消化、融合西方近代思想的过程中得到升华，成为既有民族特色、不违圣贤教诲，又符合近代思想、较易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新型人格观。这一作法产生了相当的成效，不但有助于人们接受近代思想，自觉参与改革，而且对转变改革思路、促进中国传统思想向适应近代需要的方面转化也有创造性发展。然而这一思想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康有为以中化西，用孔孟思想作载体承纳西方近代人格观，这就不可避免地将西方近代思想引入中国传统思想之对立而同一的阴阳结构之中，使之变成似是而非的东西，自觉不自觉地改换了命题。
（三）以阴阳为纲的利弊得失
康有为以中化西，以孔孟思想为基点对西方思想的解释，有利于中国人民对之的理解和接受，但因其深刻的内在矛盾，它又阻碍着中国近代人格观的进一步深化。
康有为认识上的矛盾于传统的阴阳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由对立面构成，即所谓“阴阳”。阴阳交感化生万物，阴阳对立而同一就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变化依据，即康有为所谓“天地之理，阴阳而已”。(14)因而在对待具体事物时，他们便以是否发现阴阳对立关系作为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几千年来，阴阳说成为中国人观察和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它有助于人们以辩证的眼光看问题，避免片面性。但由于缺乏建立在受控实验基础之上的定量分析，而阴阳说的哲学命题又被无限外推，因而这种方法往往不能把握事物的具体特征和本质联系，只能根据经验做直观的猜测。在认识论上它往往导向相对主义，其特征有两点。首先，它认为只要发现了事物之间存在着矛盾对立的关系，就完成了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如对日月星辰的运行，只是满足于观测的它们盈缩、迟疾、顺留伏逆的矛盾状况，满足于“自然是阴阳的集合”这一笼统的解释，而不去深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而对人类社会的运行，也认为物皆有两，人格是平等与差等的集合，政治是民主与君主的集合，社会是尊卑贵贱智愚贤不肖的集合，等等，以描述这种对立而同一的关系为满足，以为如此便可穷尽对于事物的认识，因而缺乏弄清矛盾某一方面确切性质的兴趣，缺乏改变不合理制度的理论动力。其次，它认为阴阳双方的互动只是时间、地点的位移或量变，而非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从积极意义来看，它承认事物的运动性和矛盾的相互转化，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以客观条件为转移；而从负面来看，它否认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把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看作无条件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一切都处于转化过程之中，无所谓事物的确切性质，也没有正误好坏是非善恶的确切标准，从而取消了认识事物的可能性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意义。它还使人走向宿命论，不是积极地去解决问题，而是期待对立面的自动转化，即民谚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它腐蚀并削弱了卑下贫贱者的反抗意识，起着消极维持社会结构稳定的作用，同时也就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阴阳论对康有为的人格观的负面影响有两点，首先，以角色转换代替制度转换。康有为依据孔孟思想指出，平等自主是人类的原初和理想形态，不平等与他主则是其现实状态，二者对立而又同一。其矛盾既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又能够使之崩溃，为了避免后一种命运，孔孟采用了一个机智而巧妙的办法来解决，即角色转换，指出人的社会身分社会地位可以上下流动或上下互易：一是人皆可为尧舜，众望所归，编氓可以成为天子；苟不利于国家，天子也可以被诛杀。二是人皆有双重身份，《左传》中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便反映了人的这种既支配又被支配的状况。它使人们都有可能成为某种支配者，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弥合了平等与不平等的矛盾。但该理论有一个致命弱点，即它只论证了个人的地位和命运改变的合理性，而并未否定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这就为专制思想的还魂留下了可乘之机。其次，以局部开放维护整体封闭。儒家思想是开放的，能够容纳西方近代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天赋人权思想。但它又是封闭的，视尊卑贵贱的等级结构为永恒。它对西方思想的容纳，是建立在平等与差等和谐统一的基础之上，因而这种容纳实际上已经摈弃了西方近代人格观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认为人生而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之基本权利的理论依据，而将它纳入中国传统的阴阳体系之中。深受其影响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也对西方思想持一种实用态度，他们仅限于用它来弥补阴阳体系的不足或缺陷，把它纳入阴阳对立同一体的或阴或阳的一极，但绝不允许动摇这个体系。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吸纳范围有所深入，从枪炮机器推而及于立宪政体民主思想，但它始终只是作为对立的一极，以巩固阴阳秩序为目的。康有为也不例外，他始终认为，平等与不平等、自主与他主、民主与专制皆不能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以这种心态搞改革，实际上是以局部的开放来换取和维护整体的封闭，很难避免复归皇权、专制和依附人格的老路。
由于阴阳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人从康有为那里所接受的平等是等级秩序下的平等，其理想人格是平等与差等和谐并存的人格，其理想政治就是既承认等级结构和君主专制，又以民本论和平等思想对之进行约束的社会制度。康有为的君民共主思想固然同他重视德、日、俄等国的近代化经验有着很大关系，但在诸种西方民主政体中，他唯独钟情于君主立宪制，就不能不使人认为，这是其阴阳思维方式的逻辑结果。近代很多改革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从提倡平等民主始，而以复归差等专制终，其思想上的原因多与此有关。他们一方面赞成人格平等和民主政治，一方面又将等级秩序视为天经地义，不能改变。虽然从局部看人们的认识有所前进，但从全局看则仍然固守着对立同一的阴阳秩序。不利于中国人的平等观由古代向近代的进一步转化。不利于改革的深入进行。在维新变法的过程中，人们对顽固守旧派的思想还多少有所警惕，但对于改革派的思想，人们却往往受其误导而不自知。中国人对于近代外域先进思想的了解，往往是经由改革人士的引进和介绍，而最为人们所青睐的，是那种既有具有近代色彩，又富民族特色的思想。但人们并没有想到，从哲学上看机智而巧妙，在中西关系上满足了中国人民族自尊心的这种思想却极易滑向相对主义，并且给不平等和皇权留下了藏身之所和复活之门。这种以中化西的方式固然有助于近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但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有赖于认清并走出以阴阳为本的思维误区。
甲午战争前后，康有为的人格观之转变经历了纲常名教为体、以中化西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一转变与西方思想的引进和中西思想的融汇有着很大的关系，它既使中国人民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想的发展脉络，又使古老的中国思想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出现了某种适应近代化发展方向的转机和再生，并由此影响到中国近代改革的面貌。然而不同阶段的变换并不完全是由中国社会内部之新经济新阶级因素的壮大所推动，而主要是由于对西方入侵所造成亡国危险的回应。因而康有为人格观的演变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急就章的痕迹，如以中化西的思维方式和过分强烈的感情色彩，等等，未能以充分的理性来全面分析中西思想。
注释：
①包世臣：《致祁大臣书》，《安吴四种》卷三十五。
②龚自珍：《平均篇》。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四十九。
④魏源：《海国图志》原序。
⑤曾国藩：《讨粤匪檄》，《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
⑥冯桂芬：《采西学议》。
⑦《张文衮公全集·劝学篇》。
⑧⑩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一卷，第279页。
⑨⑩(14)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第222页。
(11)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
(12)康有为：《孟子微》卷四，仁政第九。
(13)《康有为全集》第二卷，第161,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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