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思想论文,行政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丰富，从政府行政管理原理、原则到具体操作的方式、方法都有系统的论述。为了准确、完整地把握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本文仅就其产生进行初步探讨。
一、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
国外有些人曾把邓小平看作改革派，把别人看作保守派。邓小平却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P209)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的思维与决策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晶。
（一）实事求是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基础
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2](P278)首先，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要求我们在研究问题、处理问题时，必须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作如实反映，从研究事物本身得到结论，揭示其内在规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活力、主体诸问题的透彻解决，都是实事求是的结果。
其次，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揭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等基本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特别重视实事求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他反复强凋：“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2](P191)邓小平这一思想丰富和深化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内容，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前提、理论联系实际为基本途径、实践标准为根本保证的思想路线的理论体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条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导，我们党才能够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把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高度统一起来，形成了完整的邓小平理论。
第三，实事求是是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普遍联系和全面发展的学说，它与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它要求人们必须用联系、发展和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客观事物。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客观事物本来就是如此。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就是要通过对“实事”的辩证分析和思考，从中求得“是”，不是从现象而是从本质上把握事物内部的联系，把主观辩证法牢牢建立在客观辩证的基础上。邓小平是辩证法大师，但他是在实事求是基础上讲辩证法，如著名的“两手抓”思想、“一国两制”构想、“三步走”思想等等。
（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观察处理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时又是科学的方法论。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1](P146)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所有方法中，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中，能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正确决策，也在于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运用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如：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一分为二原则；分清事物主流和支流的原则；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和发展的原则；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等等。标志着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形成。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而邓小平对其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体系完整的行政管理思想。
（一）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领导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而工人阶级领导是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3]建国后，毛泽东又一再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因此，作为国家政权载体的政府及其管理，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1年，邓小平针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实际，阐述了党的领导原则，他指出：“然则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什么呢？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这就是说，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4](P12)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一股怀疑、否认共产党领导的错误思想，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P16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2](P391)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又再次深刻地阐述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他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2](P341-342)总之，党指引与掌握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并为它规定长远目标和现阶段的任务，使政府的行政活动沿着党的路线前进。
（二）依法行政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法律早就作过论述，他指出，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可见行政管理也必须依照法律行政，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保证行政管理活动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对此，邓小平进行了透彻分析，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2](P146)邓小平十分强调行政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强调行政管理要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依法行政。
（三）领导思想
“领导就是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工作的根本宗旨。早在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就以《为人民服务》为题作了讲演，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5]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宪法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1](P121)可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领导行为的根本准则。
（四）行政管理的工作方法
行政人员如何完成党的任务，实现政府的目标，工作方法至关重要。毛泽东曾有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他把党的任务比喻为“过河”，把“桥”或“船”比喻为完成任务的方法，“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6]。说明了坚持和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性。毛泽东领导方法体系中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群众路线”。
什么是群众路线？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科学地阐明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步骤，深刻地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一些科学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使它成为全党的一项最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和优良传统。邓小平十分重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多次强调正确的主张必须与良好的方法结合起来，对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作了概括的说明：“我们党对于群众路线历来的解释，正如毛主席讲的，无非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就是正确地反映群众的意见，然后正确地领导群众。”[4](P287-288)“如果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使我们得到成功，那末，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要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4](P221)邓小平一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善于倾听群众意见，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他认为：“从领导方法来说，只有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4](P304-305)“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4](P218-219)邓小平认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于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有着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邓小平丰富的行政管理实践
任何理论均来源于实践。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是他长期行政管理实践经验的结晶。
（一）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1949年）
1929年，邓小平作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开始了行政管理的历史。1931年8月，邓小平开始担任中央苏区瑞金县委书记和金昌中心县委书记。后来，邓小平作为军队的政治领导人和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转战晋冀鲁豫，开辟根据地，创立抗日民主政权。他从创建行政管理机构到探索抗日民主政权的行政管理方法，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并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主要有以下内容：首先，关于党领导政府的方式问题。邓小平在1941年4月明确提出要反对党去包办代替政府工作，提出党要对政权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其次，革命根据地发展经济的经验。1943年7月，邓小平撰写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文中总结了政府如何组织与领导生产，归纳了几条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4](P85)再次，邓小平初步提出了建立行政机构及配备行政干部的意见。他在1948年8月就向党中央提出在新区政权建设和政府工作方面，必须要有足够的经受过任务、政策、作风训练的随军干部，还要预先配好分区、地委、专署及县级党政军的一套机构，进入新区后即配齐军区、分区、县等三级党政军机构。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了行政人员素质和行政机构对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作用。
（二）解放后至“文革”前（1950年—1965年）
新中国建立后，邓小平以满腔热忱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他凭着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和卓越的管理才能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行列，积累了较多的行政工作经验。如他在西南局采用召开各界代表大会的办法解决货币、物价、治安等复杂问题；以研究组、顾问组等形式去容纳一些统战对象；在政府组成人员中至少准备1/3乃至一半的位置给非党人士；强调行政执行对行政决定的重要性。1954年，邓小平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4](P193)，其中阐述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原则，精简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加强财政监督等等，对国家行政管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56年，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正式成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协助周恩来、刘少奇管理党和国家重大事务，对国家行政管理作出了很大贡献。首先，邓小平协助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及时明确和转变党与政府的工作重点。邓小平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摘建设》一文中明确提出：“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4](P261)其次是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素质。邓小平深知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过程中的作用，针对政府部门中的干部多是军转干部和土生土长的缺少较高文化素质的干部现状，提出“办好学校，培养干部”，“现在我们是搞建设，干部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4](P209)，我们要“培养和选择干部，特别是培养和选择各级的领导核心。……要建立经常的干部工作”[4](P3141-315)。再次，注重人民政权的建设。这一时期的邓小平多是从党的建设角度去考虑政权建设问题。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机关中存在着的各种官僚主义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特别强调，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的监督工作。他尖锐地指出：为了防止官僚主义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4](P215)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那时已经注意到要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工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只有建立了完善的制度，政府的行为才可以规范、有序。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78年—1992年）
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充分展示他高超的智慧、杰出的管理才能，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
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原来担任的党政军职务，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时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又开始按照他在1975年制定的政策，指导政府工作，并对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职能、国家行政机关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等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如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了“权力过分集中”等问题，要求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大胆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强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还抨击了“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的官僚主义现象，提出必须对之进行改革，“如果现在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设计者、指导者。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2](P162)“全党的工作的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2](P158)“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P16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轨道上来，此后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始终把握政府工作中心，他在1980年1月《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谈到80年代的三件大事：“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2l(P240)
第二，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了适应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提高行政工作效率，邓小平着力推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2](P321)“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2](P322)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又提出了改革措施：从宪法上“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设立顾问委员会，精干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班子；“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2](P339)；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等等。当然这一切的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也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精干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是邓小平在1982年指出的，他说：现阶段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阻碍了四个现代化进程。“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2](P396)邓小平在《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中充分论证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明确了机构改革的性质、任务和方法，不仅对我国当前机构改革有重大意义，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邓小平在强调机构改革的同时，也重视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提倡干部“四化”，“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形成了完备的改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