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范式转换及价值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教育管理论文,重构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范式”这一概念最初是美国科学史家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作为科学方法论的概念提出的。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而言，范式主要指从事某一学科或领域研究的群体所共有的信念、规则乃至行为，这种信念规定了研究者们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念和基本研究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框架结构，从而成为学科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方向。[1]对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古芭与林肯给予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对教育研究的范式必须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维度来理解。本体论旨在回答“知识的本质是什么”或“现实的本质是什么”问题；认识论处理“认识者（研究者）与被认识对象（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本质”问题；方法论是解决“认识者应如何发现知识（解决问题）”问题。依据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维度的区分，笔者将目前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划为三种：哲学思辨范式、科学实证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根据库恩对范式的解释，本文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范式解释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者某一时期所共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信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取向。
一、从经验总结到学科反思：理性思维取向的思辨研究范式
思辨研究范式是最古老的一种研究范式，它是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思考，并着重于依据一定的哲学观勾画教育的理想或应然状态。哲学思辨研究范式思考的一般都是教育中的目的、价值、规范等带有终极意义的问题，试图从根本上把握教育的总体状况。哲学思辨研究范式使高等教育研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是由哲学、教育的特性决定的。这一特性在20世纪以前高等教育研究中更为明显，那时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更是很少采取实验、测量等方法，而主要通过思辨、解释来探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教师管理等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涉及的一些问题，从总体上看属于思辨方法论的范畴。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经历了以政治主导的经验总结到以学科定位的理性决策这样一个过程。前者基本的研究规范主要是从政治意义上看待高等教育管理，通过政策文件与“全面学苏”的上层意识来指导高等教育管理，其研究思路沿用的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范畴分析模式和“矛盾论”分析模式；后者的理性决策则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者在学科与领域之争中的必然选择。库恩认为：“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2]。受这个理念的影响，人们用范式来评判一门学科是否成立。与西方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多学科视野下的问题研究不同，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是在高等教育学科视野下的学科研究，作为“后生晚辈”的高等教育管理学，需要通过范式的研究和梳理来规范自身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高等教育管理并不是一门具有完整概念体系和研究范式的独立学科，而是一个宽泛的、与高等教育系统、学校、教师、学生及其行为有关的、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广泛接受的学科标准是一个至少能够被合理地进行某种逻辑分类的知识总体，使得学者们能够至少定量地说出已被接受的知识的分界在哪里。然而，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文献所提供的多是作者的观点，而不是关于高等教育现象的知识。高等教育的分类或类型系统还是初步的，目前也没有被合理地组织起来。”[3]这个评论显然对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状况也是适用的。划定高等教育管理这一学术领域的边界和范围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因此，我国学者以实际工作的“成规”，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分为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师资管理、学生管理、学位管理、后勤管理、法规管理、教育评估等。[4]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所欠缺的就是在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基础上进行专有概念、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即学科合法性的核心——学术合法性的建设。有学者以我国近十年《高等教育研究》刊发的论文为样本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以理论思辨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占到了论文总数的76.5％，有的年份甚至占到了90％；调查研究等实证方法的使用比例从之前十年的4.7％提升到了7.1％；其他研究方法，比如个案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质的研究法使用的更少。[5]研究方法体现了研究范式的认知功能，上述调查结果一方面说明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而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思辨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目前，关于高等教育管理的学科与领域之争还在继续，这种争论既涉及研究的定位，也涉及方法问题，同时还暗含着研究的方法论和学术价值取向问题。定位在“学科”，就要讲究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要追求理论化与学术性；定位在“领域”，则要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追求研究的应用价值。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目标定位现在已经超越了“功利”的眼光，而更多地带有知识论与方法论的审视，因为理论建构本身遇到了核心对象、概念体系、研究范式难以形成的困境，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也遭遇了难以切中要害和应用性不强的责难。
二、从理性思辨到绩效管理：科学管理取向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教育科学实证研究范式是以教育事实为研究对象，借助数学工具，以求发现教育规律的研究范式。从发表在美国主要管理学期刊上的研究文章可以看到，西方管理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仍然是实证主义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高等教育管理中也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主要原因就是高等教育管理不论是从理念上还是实践运行上都离不开对管理学的依赖，科学管理理念充溢于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之中。可以说，以效率为核心的科学管理理论对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大学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既被看做解决困扰大学发展的财政问题、效率问题、适应社会需求问题等的良方，又被认为是侵害大学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等大学传统的毒草。例如：高校在开设课程和科研选题认定时，将成本和产出作为决策的首要因素；在教师聘用上，比以往更多地聘用兼职教师，以降低成本；评价一门课程成功与否，侧重于成本和产出的测量；学校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整或设置一些相关的专业等。随着统计学等科学方法的不断引入，调查、统计、教育测量、教育实验等方法在学校管理效率、财务效益、学生成绩评价等方面得以研究与应用。这种以量化为主的研究，揭开了高等教育管理实证研究的序幕，并使其逐步走向繁荣。20世纪80年代后，以院校研究、校本管理等为代表的高等教育管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如果说高等教育管理思辨研究的着眼点在于确定其学科属性及应然状态的话，实证主义研究的特点则是集中于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的问题解决及管理的有效实施，即如何使高等教育管理走向科学化的问题。由于这种初衷，科学管理理论被引入到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高校在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响下对学校的管理非常重视。科学管理理论以效率、效果、经济为核心，奉行科学管理的工作人员会将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的效率、效果、经济作为主要决策目标，这与传统的学术管理以学术发展为核心的管理目标是不同的：在组织结构上，科层化的管理模式在提高高校的计划、决策能力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有悖于基于学科规训的松散的大学组织形态；受科学管理主义顾客至上理念的影响，高校在设立评价指标时，也更多地关注学生这一特殊顾客群体的需要，注重教学效率与社会收益，而相对忽视了学术本身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延续等。这种以科学管理为目标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容易造成教育上的绩效主义：以教育要适应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以教育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基本功能，从而确立了教育是通过知识传授来培养人才的前提假设，这种假设反而缩小了教育的内涵，出现了教育失真、失善、失美的现象。大量使用实证的统计方法，对高等教育管理中的事实、问题、现象进行“科学”研究，以揭示高等教育管理的内在规律性，同时，也将不可计量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价值理论等冠以“非科学”而被遗弃。
由此可见，哲学思辨研究范式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构建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方面功不可没，但也有容易导致研究空洞无物、疏离生活的局限；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在摆脱抽象的形而上学思辨束缚，推动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向科学化发展方面功不可没，但也存在着因过分注重量化而导致复杂研究简单化和难以揭示现象所蕴涵的真实意义之缺陷。[6]
三、从绩效评定到人性回归：实践取向的人文主义研究范式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与科学实证研究范式的争论中走向成熟并逐渐占据了教育管理研究的重要地位，20世纪90年代，人文理解研究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视域。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本体论上强调一种整体观和相互联系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否认价值中立，强调主客体的关系是一个互为主体、相互渗透的过程；在方法论上强调深入现场，发挥研究者的“前见”作用，对被研究者的意义解释系统进行再现和建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范式，必须以关注个体的人本生活为旨归，通过个体能力的发挥和个性解放达到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的目的与价值。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为提高高校管理过程中的效率与效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教育过程中人的存在与发展。这个出发点使得实践取向的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相对于科学管理取向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有着质的变化，即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不仅要寻求实现学校组织目标与教职工利益的一致性，而且要把学校的目标与人的发展的目标统一起来。坚持主体间性（互为主体性）的人的观念是实践取向的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下教育管理学理论的主要特点。以现实主体间性的人为出发点的高等教育管理学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元互补的前提下，赋予质的研究以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质的研究较之量的研究更适合于用来认识和理解现实的主体间性的人。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基本特点是以“实践”为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必须关注现实问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分离。我国学者发表的很多文章要么是照抄照搬国外理论，要么是对国内现状的归纳总结或对未来的展望，而缺乏对现实问题、管理矛盾或困境等的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与实践行为为高等教育管理学提供了试验自身理论和方法的最佳场所和载体，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设也必须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即以高等教育管理实践活动为前提和对象，在实践研究中不断成熟与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管理学应该回归实践，实践任务是第一位的，其最根本的学科属性是实践性。远离实践性这一高等教育管理学的根本属性，使得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学还远远没有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要解决这一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要运用实证方法对现实问题材料进行收集、积累和整理，同时充分运用先进理论来指导研究，广泛吸收教育管理研究的学术成果，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学术水平；研究中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做到不说大话、套话，避免人云亦云；要充分尊重事实的客观价值，从事实分析中得出研究结论与价值判断。
21世纪高等教育管理学越来越强调对管理之“理”、之“道”的理论阐释，这是今后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发展的基点。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应该贴近、进入高等教育管理的生活世界，应该既讲道理又充满人情味，这是未来高等教育管理学必须坚守的一个“道德底线”。高校管理，管的是“理”，把道理管好，而不是具体管人。“道理”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以学术为中心，以学术为本，以学生为本，以追求知识创新为根本价值，以追求真理为根本价值。同时，高校的行政管理应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命令”的基础之上。可以预见，从凸显“管”的研究向凸显“理”的研究转移，从强调以“管”的“效率为本、技术控制”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向以“理”的“以人为本、解放理性”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管理理论转移，将是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之一。
四、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价值重构：“文化—人”架构下的文化学研究范式
哲学思辨研究范式、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既各有合理性，又各具有限性。这三种范式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高等教育管理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要求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范式要由排他、互斥走向共生、融合。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在哲学思辨范式、科学实证范式、人文主义范式的理念下，经历了经验总结、学科发展、理念成熟、科学运行、人性回归等过程，但其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在“社会—人”这个大的研究框架下展开的，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需要”这个中心上。高等教育管理和研究的出发点都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把人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人，人的素质内涵主要以社会的要求为参照系，政治素质、思想素质、科学素质取代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反思性、批判性等这些对个体而言更本质、更具体的内涵。
“文化—人”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架构是相对于“社会—人”的教育研究架构而言的。根据范式概念的内涵，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文化学范式可以从以下内容来理解：人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基本前提假设是教育属于文化领域，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是为文化所塑造的，高等教育是一种文化的活动，高等教育管理是以文化为境域的管理活动；研究规范、方法和程序是确立“文化—人”的研究框架，运用文化哲学和文化学的观点和方法，将文化、教育、人联系起来，分析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高等教育与人的关系；在具体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过程中，文化学范式可以体现为多种方式，它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论，可以是一种思维方法，可以是一种学科视野，也可以是一种研究视角等。
当前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1）从制度层面研究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尤其是高校内部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介绍西方发达国家高校的管理情况与经验；（3）从不同的视角研究高校管理。这些研究过于关注制度本身，而忽视了人与文化因素在制度运行中的作用。文化学研究范式试图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置于宏观的文化背景下，对高校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整体性考虑。在高等教育内部管理过程中，决策由人制定，治理过程中的人际，互动以及组织文化对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结构主义只关注制度化的权力，而“文化—人”视角则侧重关注治理中各方面的影响力和非正式过程。美国研究者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伯恩鲍姆所著的《大学运行模式》中的核心观点就是有效的治理随着大学的变化而不同，大学的文化、历史和价值选择直接影响治理的有效性。由于美国大学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治理结构，试图通过结构的调整来改进治理的空间比较有限，因此，研究者们转向研究治理过程中人与文化因素对治理的影响。对目前中国高校而言，“文化—人”的视角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高等教育管理尤其是高校内部治理具有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特征，同时，每所高校的治理结构又各具独特性，脱离历史发展和文化环境的条件限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高校内部治理的本质。同时，高等教育管理理念是深蕴于文化之中的，我们在借鉴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经验、理念、模式与制度的时候，要考虑与我国教育文化传统的适应性问题，也就是“文化适切性”问题。“文化—人”的视角更加关注高等教育内部管理过程中的人际互动以及组织文化方面的重要影响，例如，目前中国高校治理结构调整的强烈呼声是要加强教师对决策的参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教师和行政人员在决策过程中如何展开互动？如何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信任和合作关系，从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如果高校中要成立教授会，或改进学术委员会，那么其成员的构成和特点是否会影响治理？另外，领导个体的才能和领导风格是否会影响治理？能否通过领导培训来促进治理？对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国研究者从“文化—人”的视角做出现实的思考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