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观念认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认知论文,博览会论文,观念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2-0101-08
发源于西方的博览会传到中国，晚清亦称之为炫奇会、赛奇会、赛珍会、赛公会、聚宝会、劝业会、陈列会、博物会、雅物会、考工会、劝工会、物产会，等等，一般统称为赛会。
从1860年代，晚清就开始有关于博览会这个新鲜事物的言论，既有时人参加、观览、举办博览会时所兴发的感知，也有直接关于“博览会”的论述。这些言论反映了晚清社会对近代博览会的观念认知。就笔者所知，目前对晚清社会关于博览会的认知从观念上进行过探讨的，只有马敏、赵祐志两先生，前者研究了近代中国对博览会传播功能的认识，认为其经历了一个从“炫奇”、“邦交”到“商利”、“文明”的发展过程。[1]后者研究了晚清政府对博览会的态度，认为其经历了由疑惧到接受、由炫奇到商战、由邦谊到商利、由惯例到章程的转变过程。[2]但二者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本文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晚清时人有关博览会的论述，重点探讨晚清社会认知博览会的角度、演化历程、特点，进而分析其思想和情感动因，以期有所裨益于对晚清社会思想的认识。
一、以“博览会”为本位：炫奇斗异、联交睦谊、增长识见与奖材励能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时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外交上设立了总理衙门，对外比以前有所开放；二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开展洋务运动，大兴机械，引进西方格致之学，“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3](P4498)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西之间虽然时有战事发生，但总体是和好局面。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时人开始接触到“博览会”，除感受到了博览会所展示的“新奇”之外，还认识到了博览会本身所具有的联交睦谊、增长识见、扩充贸易与奖材励能的作用。
第一，炫奇斗异。这是晚清时人对博览会的第一感观。最早留下有关博览会文字记载的是王韬，他在1867年到法国时正好遇上巴黎世博会，参观此会后，他称之为“聚珍大会”，发出了“珍禽瑰物，奇形异状，皆属未经目睹，始知土地间所产，有不可以寻常意计测者”的感叹。[4](P92)最早系统留下有关博览会记载的是李圭，他在1876年观览美国费城博览会后写就了《美会纪略》，录入其著的《环游地球新录》之中，他称该会为“赛奇公会”，“广集天下宝物、古器、奇技、异材，互相比赛”，感叹参观此会“如入五都之市，万宝杂陈，已觉心目俱骇”，各国所陈之物“种种奇巧，不可思议”、“种种奇异，不可以理测之”。[5](P201、202、205、220、221)
第二，增长识见，推广贸易。晚清时人对博览会的“新奇”感叹，并没有视之为炫耀的鄙薄之意，更多的是佩服，认为“新奇”之物“藉以增长识见，盖非徒以益夸炫、耀观瞻也”。[4](P93)“（博览会）非以夸奢斗巧，实以博见闻，扩知识，一以觇邦国之藏富，一以勉人力之溥存也。”[6]
1872年，有人认为参加维也纳世博会可以“遍览宇宙中之珍异品物、新奇器具”，可以了解各地物产风俗、人之智巧，从而可藉以“广增贸易”、“加精技艺”。[7]李圭说得更明确，他认为博览会“志在联交谊，奖人材，广物产，并藉以通有无”，“举天下之奇技异能，与夫万物之有益于国计民生者，毕萃一所，由是择其善者而用之，斯罔弗具，亦罔弗当。”“交谊之好尚，人材之众寡优劣，物产之美恶盈绌，了然于前，然后益求其交谊何以敦而固，人材何以用而效，物产何以聚而备，并己国之人材亦因益以淬厉，物产亦因益以富庶。”[5](P203-204)这些看法已折射出时人认为博览会能传播新知、发达贸易，因此，观览博览会，“胜于终身周历寰区也”。[8]
第三，联交睦谊。晚清朝野都认识到了通过博览会能联交睦谊。1873年，晚清政府参加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是为了“昭示和睦不二之谊”。[9]1897年，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参观费城商务博览会之后，认为博览会“以商务相联络，即所以敦睦谊，固邦交”。[10](P32)1905年商部在咨订出洋赛会章程时，认为举办赛会“非但为振兴商务之基，亦藉为联络邦交之助”。[11](P318)
民间亦是如此，有人认为参加世博会“实于中西交际，大有裨益，……而和好于以日敦矣”。[12]1876年美国费城博览会时，有人劝导中国商人赴赛，说赴赛“诚所谓罄贺忱而敦友谊，实属不可少之举也”，[13]即使留美幼童都认为“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14]但民间所说的“交谊”不仅仅指邦交，更多指民间友谊。1897年，维新人士刘桢麟认为博览会有“联交谊”的好处，“若开此会，使吾华绅商日与彼族相处，狎其人情，知其趋避，公私融浃，嫌怨自释，遇有交涉，因势利导，国家不致因恫吓而受吃亏之害，而商民既通于外情，亦不易寻端弄衅，以贻国家之忧也。”[15]实际上，他认为举办博览会能使中外国民，特别是商民和睦相处，能和平处理纠纷，进而利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和好。
第四，奖材励能。“材”和“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器械为标志的格致之学，因此，时人对博览会上的新式器械介绍甚详，大多认为通过博览会能激发人之巧思，从而推动格致技艺的提升与发展。
格致之学就是近代西方所言的科学。在晚清开展洋务运动之时，更多强调机械工艺的发明与应用，认为西方器物文明的进步主要源于格致之学的发达，而格致之学的发达又与赛会有莫大关系，“西人工商之进步，出于格致之精益求精，实出于赛会之有加靡已。格致内也，赛会外也。赛会者，所以提全欧之精神，而使之一振，所为登高一呼，众山皆应是也。”[16]
早在1872年，时人观览日本举办的“赛工比物之会”后，认为此会能“广见闻，备器械，精格致，斗智巧”。[17]简短数言，言明了赛会通过比较器械来斗智巧、精格致的真义。
1875年，有人十分强调通过博览会发展以机器为外在形态的格致之学的重要性，认为泰西各国通过赛会，进行比较，能兴发竞争，启发“巧思”，使得格致之学“精益求精”，机器制造业也因此日渐兴盛。因此，他极力劝华商赴赛费城博览会，“多使士商百工送物赴赛，广其眼界，开其心思，视机器各件之尤有利益者，无论巨细，宜凑股购回，效而用之。”[18]
1897年，为了让国人明确如何赴赛才能发达制造技艺，有人详细述说了怎样通过博览会进行比较而兴制造，认为西国举办博览会，汇聚各地物产，“欲知其水土之宜否也，则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欲辨其制造之巧拙也，则各饬其材，各庇其工；欲知其货财消长之数也，则岁有会，月有计，比较而求之；欲知其民俗好尚之不同也，则若输入，若输出，参互而考之。一物之列肆也，表其功用，记其价值，详其所出之地，述其所造之人，而有绘图以显之，说帖以明之，盖其事事征实而不惮烦也。”[19](P12)
二、以“中国的问题”为本位：兴商而战与启智劝业
中国初次接触博览会所认识到的炫奇斗异、联交睦谊、增长识见、奖材励能，贯彻整个晚清，但这样的认识是对博览会的表象认识，只停留在“博览会”层面，虽然受洋务运动购机械、办军工民用产业的影响，涉及到了博览会能传播格致之学的一面，但还是没有更多地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体认博览会。约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人开始采用更加实用的眼光，从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角度，倡议中国也举办博览会。
首先是从商利思想出发，认为博览会能互通有无，能调剂盈虚，利于相互比较观摩，进而开通利源，繁荣市面，发达生意，最终促使商业兴盛。
1880年，有人认为博览会能繁荣“地方生意”，“凡物之有大利益而无人知之者，或指而示之，则从此可以获利”，因此建议在上海等地举办博览会，“足以通有无而裕利源也”。[20]
1897年，刘桢麟写专文呼吁中国举办博览会以发达商务，认为赛会有八利：“联交谊”、“扩物产”、“奖人材”、“察商情”、“广贸易”、“增关税”、“兴商地”、“除积习”，而“中国不兴商务则已，中国而兴商务，必自赛会始”。[15]
郑观应更是直言“泰西以商立国，其振兴商务有三要焉：以赛会开其始，以公司持其继，以税则要其终。赛会者，所以利导之也”，“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21]陈炽也认为“赛会一事，实扩充商务之本原”。[22]
时人还认识到了博览会发达商利的具体方式，即通过活跃市场，给商家店肆带来实利。博览会期间，“国中舟车之公司，歇宿之逆旅，饮食之馆，担负之夫，无不同沾余利，利市三倍。”[23]“远近来观，几成人海，因而茶楼酒肆客店佣居异常隆盛，且朝夕游人沽票登场，所入之资，亦以千万计，由此观之，则赛会之设，实兴利之一端也。”[24]
以上主要是针对博览会具有兴商的作用而言的。那么兴商是为了什么呢？约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晚清士商更多地认识到，通过博览会能振兴工商、收回利权，能更有利于开展“商战”。这使得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认知深深打上了“利权”思想和“商战”思想的时代烙印。
1893年，有人认为举办博览会能把全国物产“陈诸会内，使人一望则知，若者可广为行销，若者可精其制造，细加评品，务造精微，他日转运出洋，利权独擅，则从前银钱之漏出者，此后可逐渐收回。”[25]
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时，政务处外务部官员认为赴赛“意在鼓舞商业，挽回利权”。[26]四川主事卞鼐把通过赴赛来发达商务、挽回利权的主张表达得更为透彻，他认为，“川产繁富，不能制造，坐听外洋之货充塞，利权旁落，漏卮无穷，若不设法振兴，将来工商必有失业之时，……考察造纸、炼糖、制造纸卷烟、毛革，……易讲求兴办，挽回利权，而塞漏卮之大端，并考察外人嗜好，察其应用物器，可以川中材产照式创造者，将其器物或影照或图绘，归而提倡。考察之道，不外仿造，以抵制外来之货，创造以求合外人之用，使川中物产不致仍前废弃，利源外溢，斯赴会宗旨也。”[27]
在晚清，“利权”思想与“商战”思想是联在一起的，要挽回利权，必须进行商战，而开展商战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挽回利权。因而，时人认识到博览会具有兴商功能，进而主张通过博览会来挽回利权时，也就必然表现出了“商战”观念。在晚清有关博览会的言论中，有不少直言“商战”主张的。
一些亲身观览了1903年大阪博览会的中国官绅认为，“博览会之关系甚大，以商战胜他国，全在此举”。[28]留学生观览了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后，认为该会最要之点在于“鼓励国民之精神，融洽万国之交际，比较全球之实业，以作二十世纪后商战之竞争也。”[29]
1910年南洋劝业会举办之前，更有人直言劝业会与商战直接相关，认为中国处于“列强经济战争之漩涡”，要维护商权，必须采取劝业会等“良善政策”，因为“劝业会诚商战上摩厉以须之第一武器”，能“充实国民经济之能力，使之人自为战，制胜于无形之竞争，以收回已失之利权”，从而使国家“雄飞”。[30]
时人通过博览会在表达兴商而战以挽回利权的外向性诉求的同时，也从如何收回利权、如何开展商战、怎样使中国富强的角度来体认博览会的意义与功能，认为通过博览会能启发民智，劝兴实业，从而增强国力，夯实开展商战的实力基础。
一是开启民智。认为博览会广集各地物产，能扩充新知识，更主要是通过比较品评，能启发心智，兴发竞争精神。1896年有人发表了《赛会以开民智论》一文，认为赛会可“驱人之心思才力而趋于好胜者也”，而使“一人之学问必进”；可“驱数十国之心思才力而无不趋于好胜者也”，而使“一国之人才必盛”。因此，“中国诚欲鼓励四民，开其智巧，此会不可不举”，“凡百工技艺，皆可分别设会，以资考核，集思广益，心思智巧必能日辟”，举办劝业会，并列他国新奇工艺，“上者既神其鼓舞振作之方，在下者自易生其感奋发愤之心”，“既（即）以开其风气，即以奋其心志，工艺渐精，即商务日有起色，口兴赛会以益神智又安可少乎？”[31]
博览会能启发民智，是与会场上展品的比较分不开的，通过比较能生发人的竞奋之心。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认为：“推究赛会之本意，实系商学上事，并非商业上事。在开设会场之国，罗致各国物产制造以供研究，使其工商人等，通知各该国之学识理想好尚及其历年程度之比较，以开发其进步思想。……一言以蔽之，则凡有国家者，无非欲以激发其民进取之心而已。”[32]
民智与国民素质紧密联系。有人认为南洋劝业会具有提高国民素质的功用。南洋劝业会外事科科长陶逊认为：“欲发生农工商民之世界思想、国家主义，尤非借赛会之力不可。”[33]更有人把劝业会与立宪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劝业会能使国民更关心政治，能培育国民的国家观念，增强国民意识，能使国民更具有世界思想，从而能养成高素质的国民，这对晚清宪政改革大有裨益，有利于中国实行以国民政治为基础的立宪政治。[34]
二是劝兴实业。认为博览会能通过观摩、比较、竞争来振兴实业。劝兴实业与开启民智不是分离的，且与兴商、收回利权、展开商战紧密相联。20世纪初，随着实业救国思想的勃兴，特别是1908年开始倡办南洋劝业会的前后，时人的博览会认知中有不少劝业兴工的主张。南洋劝业会帮办、后任民国工商部次长的向瑞琨认为：“赛会者，实验产业进步之最要机关也”，通过赛会，进行观摩比较，相互竞争，“一方面可改良其制作品，他方面则以奖励产业之发达而立国家富强之基矣”，更重要的是，能在精神上给予参观者“实物的教育，而养成其兴业殖产之观念，此赛会最多之效力也”。[35]
到了筹办南洋劝业会时，时人对博览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更加全面，基本囊括了1860年代以来对博览会的所有认识层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洋劝业会坐办、候补道陈琪的观点，他认为，欧美农工商业发达，“无不由赛会而起”，举办赛会，可“萃本邦之物品，列异域之珍奇，精较其良楛巧拙，以劝商励工兴教”，还可“激励其国人竞胜之思想，使优者愈进于精美，劣者尽化其窳楛，文化之进程，有非可以道里计者”。他还认为，赛会是“研究商战之术”的首要之策，因为赛会不仅可以发达“铁路、轮船、银行等事”，而且“对于学界，成绩烂然，则有教育普及之功；对于农业，研究垦牧，则有大兴地利之效；对于工业，则搜取原料，可以改良制造；对于商业，陈列物品，一若广登告白”，因此，“欲求农工商业之勃兴，非速开博览会不可。”[36]
三、晚清社会博览会认知的变化历程及其特点
从1851年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到1911年清朝灭亡，在这60年时间里，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体认有个变化历程。
有人据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后，认为晚清政府对博览会的观念演进有三个层次：一是由疑惧到接受，19世纪是疑惧，进入20世纪改为接受；二是由炫奇到商战，在1890年代中期以前重“奇”，以后重“竞争”；三是由邦谊到商利，早期以联络“邦谊”为主，晚期转变为“商利”与“邦谊”并列。[2]但也有人利用相同的资料，从外交的角度，认为晚清政府对博览会的认知以1905年列日赛会为界，由“炫奇”、“赛珍”转到了“交流”、“商战”。[37]也有人利用档案和报刊资料，从科技传播的角度，认为近代中国朝野对博览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炫奇”、“邦交”到“商利”、“文明”的过程。[1]
本文认为整个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认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1880年代及以前，主要侧重于“博览会”，认识到了博览会上的“炫奇”、“斗异”、“赛珍”和“荡心骇目”，及其所具有的联交睦谊、增长识见和奖材励能的作用；大约从1890年代开始，时人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认识到了博览会具有“兴商”的作用，能通过博览会来繁荣市面，扩大出口，进而抵制洋货，堵塞漏卮，挽回利权；到了20世纪初，更多地以内省性的“中国问题意识”认识到了博览会所具有的“劝业”功能，能通过博览会的比较来发达工艺，提高民智，进而振兴实业，并可改良中国政治。这三个阶段没有明确的界限，有的认识贯彻始终，比如联交睦谊，是整个近代中国对博览会的共同体认，即使是“炫奇”、“赛珍”之论，在20世纪之初也不少，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增添了新的取向。
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认知除了大致有如上的时态分布外，还有如下立体的递进层次：最表象的层次是感观层次，人们观览博览会后，首先感叹的是会场上的新奇之物，无所不有，奇异互现；其次开始思考博览会的作用，认为在博览会场上，展陈的物品可相互比较，从而达到奖材励能，而参展之国汇聚一堂，也能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再次就是结合中国遭受“洋货”欺凌而积弱积贫的事实，认为博览会具有振兴商业，开展商战，挽回利权的作用；最后，也是最理性的层次，在对内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民智，特别是商智不开，工艺落后，才导致中国实业落后，因此认为通过开办博览会事业，能启发民智，劝兴实业。
总体而言，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认知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从认知的内容看，具有叠加性，从“炫奇”、“赛珍”、“邦谊”到“商利”、“商战”，再到“启智”、“劝业”，是层层叠加，使得认识不断深入、全面。到1910年南洋劝业会前后，基本认识到了博览会既是赛奇之举，也是劝商励工兴教之举，既能进行“商战”，又能进行“工战”，既能富民教民，又能富国强国。
第二，从认知的历程看，具有由外而内的取向，从会场展品的奇异到展品所代表的科技文明，从会场的荡心骇目到博览会所具有的功能，从对外能兴商而战到对内能劝业启智，总体而言，大致可离析为从“博览会”本身到对外“商战”、挽回利权，再到对内劝业以求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了晚清的博览会认知是立足国内的，具有内向性的价值取向。
第三，从认知的目的看，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目的，十分强调博览会的功用，从扩充识见、联交睦谊，到繁荣商业、发展贸易、挽回利权，再到开发民智、振兴实业，从观摩比较到改良竞进，从取长补短到改良工艺，不仅利于商人推广销售，而且利于观者增长识见，不仅利民，更可利国。这种认识的目的性是与内向性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认知博览会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宣传“博览会”，而是要明了其对中国有何价值，以便通过开办博览会事业，促使民富国强。这与近代的经世思潮不无关系。
第四，从认知的背景看，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与整个中国的时代演化密切相联。在1860年代，中国开始开展洋务运动，强调“自强”，创办以机器为动力的工业，因而对博览会场上西方所展陈的机器和格致技艺十分感兴趣，介绍颇多。后来随着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商利”、“商战”思想日渐兴盛，因此开始强调博览会兴商而战的作用。到了“维新变法”、“晚清新政”时期，出现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因而又开始着重于博览会启发民智的教育功能和振兴实业的重要性。
第五，具有“自省”倾向。观览博览会时，国人不可避免地要把中国展品与西方国家的展品进行比较，基本都能承认“国货”不如洋货，并能分析中国展品窳败的原因。比如郭凤鸣参观1906年意大利万国博览会后，以边介绍博览会内容，边进行批注的形式写就了《意大利万国博览会记略·调查欧西实业纪要》一书，对会场中外展品进行了详细比较，分析了中国产品落后的原因。[38](P67-68)
晚清社会对源于西方的新名词、新事物“博览会”的认识有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从“博览会”的表象到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认识不断深入。先是接受新名词、新事物，再是立足中国的实际，根据自身的需要，加深对新事物功能的理解，可以说，在观念上，对新名词、新事物的认识有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夹杂着近代民族主义情感，这似乎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一个普遍倾向。
四、观念认知背后的民族主义情愫
晚清接触到博览会时，中国的情势已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可谓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晚清所面对的对手不是一个王朝，也不是一个民族，更不是“夷”，而是一个崭新的不断上升发展的与中国完全异质的世界。当这两个异质世界直接相碰时，晚清中国没有像以前的“王朝中国”那样，达到“夷服于夏”的目的，而是在枪炮之下一败涂地，这迫使一些先进的晚清士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在枪炮之后，随之而来的以机器为动力的工业文明开始不断侵蚀冲击以手工为动力的传统农业文明，使得中国的“国计民生”问题日渐突出，这又迫使一些先进士商一改“天朝上国”、“以夏服夷”的高傲态度，开始向近代工业文明寻求自强求富之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晚清社会开始认知近代博览会。
晚清对博览会感知的第一表象是“炫奇斗异”。西方举办博览会的浅层目的是博览新奇，展现各地的人情风俗，这些带有“民族特性”的东西，不仅对初次迈出国门的晚清士商，即使对所有观览者都是新奇的。博览会不仅仅只是“炫奇”，更多的是要展示一种文明的进步，因而展品不仅仅只是“奇异之品”，更多的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人生日用之品”。但对长期萦绕在封闭思维圈里的晚清士人而言，由于受自身识见的限制，这些随着“六合之外”的西方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而产生的新生事物，即使是日常所需，也是奇异的。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晚清士商对近代博览会的认识，“从前吾国风气未开，闻各国博览会之设，每误为争研斗巧，必出其珍贵之品，或供玩具之用者，名曰赛会，虽经各国之赞赏，然与国民生活之机关，科学发明之资料，国家典礼之敬崇，外交亲睦之旨趣，固未尝得其要领也。”[39]
但时人对博览会“炫奇斗异”的第一感观背后，并没有多少“奇技淫巧”的鄙薄之意，主要是一种羡慕之情。惊奇和羡慕的背后也反映了先进士人承认西方器用文明先进和中国传统文明落后的潜意识，因而晚清中国人，无论官员还是士商，并没有排拒博览会，而主要是从两方面接收了博览会：一是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联交睦谊；二是经济与社会层面的扩大贸易、奖材励能与兴发格致之学。可以说，对博览会，晚清社会所思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和平与发展。
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早期世界博览会存在着西方大国以开放心态展现的无形的霸权主义。当把中国与西方放在会场上进行比较时，就会直观展现二者之间巨大的互异性和落差，加之中国处处受西方欺压的现实，使得博览会在显现“炫奇斗异”的表象时，又必然激发起中国人奋发图强，积极向西方学习，兴办赛会，发展工商业以图国家富强的愿望，这又必然使得晚清社会的博览会认知带有浓厚的民族情感。
首先是看到博览会场上中国展品与西国展品的差距后，对中国利权丧失表示了深深忧虑。李圭在1876年费城博览会上比较中国丝和意大利丝时，认为中国丝做法不善，粗细相杂，而意大利蚕丝“做法匀净，非若华丝间有掺杂也”，“用以夺中国之利，可不虑哉？”[5](P220)陈琪1904年游览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时，长叹中国展品：“几与印度波兰犹太等置之可有可亡之列，能无付诸长叹乎？”[14](P37)也有人把中外展品进行对比后，在忧虑中感叹：“与会各国，若法若德，穷精极巧，各有其强大不可摧毁之慨。后进如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等，皆各有骎骎日上之势。……我中国国虽弱，犹国也，而独为世界上所不齿，夫果安在哉？”[40]
其次是在如上忧虑的基础上，寻求自救之法：一是思考如何与“经济帝国主义”开展“商战”以维护利权；二是理性承认中国落后的现实，并正确分析中国落后的自身原因；三是思考如何仿效发达的西方，使中国发展起来，也成为世界上一大强国。比如，1875年，有人以实用主义劝导华商踊跃赴赛1876年费城博览会，主张通过博览会认识、采购代表先进技艺的机器，然后予以仿造，别出心裁，促使中国工艺日渐发达，“推广其法，妙出新裁，则我华人材技自能蒸蒸日上，不使堂堂数千年大国而贻讥于远人，岂不盛哉！”[18]
最后，其最终目的是欲通过举办博览会达到“富国”的目的，以获得与西国一样的平等地位。如有人视博览会为“兵强国富”的基础，为“谋国之要图”，倡议举办劝业会“以浚利源而阜国计”。[41]更有人直言，“群知求国之富强，必在工商之发达，而欲求工商之发达，则必自设立赛会始。”[42]
显然，晚清社会博览会认知的背后已有一种较明确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虽不是以“民族”、“民族国家”为基础，而是以一个与西方世界相对的中方世界“统一体”为基础，但在博览会上，西方世界是以一个个的“国”为单位而展示出来的，因而，这个中方世界“统一体”虽不具有近代民族国家形式，但也不单纯指“晚清王朝”，也不同于传统的“民族”，而可能是以华夏文明为纽带的多个族类的统一体。正因为此，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体认中虽没有出现“民族”一词，但诸如“国”之类的词汇已提及不少。①
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认知之所以蕴涵民族主义，其直接动因是博览会上西方所展示的“先进”给落后中国造成的无形催动，但这种民族主义的眼光是“向内”的，并没有把中国的贫弱与落后仅仅归结于西方，而是主要强调中国自身的落后性，主张通过学习先进西方，促使中国改进，增强与西方开展“商战”的实力，其最终目的是在吸纳西方先进文明的基础上，堵塞漏卮，收回利权，实现与西方的平等，实现国富民强。这样的民族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
注释：
①对于近代中国博览会观念认知和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国家观念，笔者将专文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