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后果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后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党中央提出我国经济的“两个根本转变”以来，有关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文章颇多，涉及面也很广，但深入分析和阐明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社会经济后果的，似尚未见。这里，来一点拾遗补缺，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粗放型和集约型。前者是靠增加投入，扩大规模来达到经济增长；后者则靠提高效率和质量，实现经济增长。如作进一步的细分，它们还各有“完全”（完全粗放型或完全集约型）和“为主”（粗放为主型或集约为主型）之别。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粗放型和完全集约型比较少见，常见的是粗放为主型和集约为主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其社会经济后果或者说影响大不一样。下面就几个重要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
考察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后果，应当首先关注它们对环境（这里主要指自然环境）的影响。因为，自然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发展的可持续与否。实践表明，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对于环境的影响也迥然不同。
（一）环境破坏抑不破坏
所谓环境破坏，是指人为造成的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如过量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酷猎滥捕造成某些物种的急剧减少甚至灭绝，垦草开荒造成土地沙化，围湖造田使水资源遭受破坏等。
实行粗放型增长方式，投入多，产出少，单位产品（值）的资源消耗量大；加上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特别是由此形成的粗放经营思想和习惯，更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对各种资源，首先是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也愈来愈多。在市场规律作用和追逐利润的驱动下，对自然资源的滥采乱伐就成为难以避免的必然。结果，煤、石油、各种金属矿、非金属矿等不可更新资源日趋枯竭，水、土壤、动植物、微生物等可更新资源也因超越其恢复、更新速度而绝对地减少，趋向萎缩。由此，环境遭破坏，而且越来越严重。
与此相反，实行集约型增长方式，效率高，耗费低，单位产品（值）的资源消耗量小；加上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经营管理严格、科学，扩大再生产对自然资源的追加需求量相对地小。因而能够较多地注意和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采、节约使用。对不可更新资源进行精加工、深加工、综合利用，充分发挥它们的效用（能），并努力寻找其替代品，减少采掘量，以延缓不可更新资源的枯竭。对可更新资源，则注重“采”“养”结合，边“采”边“养”，以“养”保“采”，形成和保持良性循环。这样，就可以避免环境破坏。
（二）环境污染抑不污染
社会经济活动，物质生产，不可能没有废弃物。问题是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等的数量，即通常所说的“三废”排放置是否超出了环境的自净能力，造成了环境污染。
在粗放型增长条件下，由于经营粗放，加工粗糙，浪费严重，资源消耗量大，废弃物特多。而且乱排乱泄，乱堆乱放，日积月累，大大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造成了环境污染。随着污染范围扩大，污染程度加深，后果也越来越严重。例如，日本发生的足尾铜山事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早在一个世纪前，足尾铜矿山的废水排入农田，使土壤铜量高在200ppm，铜被植物根系吸收后，形成稳定的铬化合物，破坏根系的正常代谢功能，引起植物的生长障碍，使太阳能和构成生物有机体的物质元素在生物间的流动受阻，结果水稻株高仅10cm，造成严重减产。后来，类似情况又一再发生，终于使矿山周围的大片农田沦为不毛之地。
与此相反，在集约型增长条件下，经营管理严，加工技术精，资源合理利用，“三废”排放量少，又注重保护环境，从而可以避免环境污染。
（三）环境保护抑不保护
环境保护，包括对环境破坏、环境污染的事前预防和事后的治理两个层面。从上面已经谈到的情况看，在粗放型增长条件下，要完全避免环境破坏、环境污染是不现实的。至于要对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则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持和技术保证。即使有心治理，也无能为力。反之，在集约型增长条件下，则既能防患于未然，又能对业已被破坏、被污染的环境的治理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和技术保证，从而收到积极的良好成效。
西德莱茵河的污染和治理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莱茵河是西德的重要内陆水道。由于战后西德工业恢复和发展很快，每天有5000～6000万吨工业和生活废水，带着大量有害物质排入莱茵河，使莱茵河的水质一年不如一年，莱茵河成了欧洲最大的下水道。从60年代起（请注意：西德正是在60年代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西德政府开始治理莱茵河，他们修建了100多个污水处理厂，最大的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量为260万吨到390万吨，使排入莱茵河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60 %以上得到处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莱茵河的污染已基本得到控制，部分河段的污染大大减轻，鱼类又恢复生长了。
这里顺便指出，环境破坏、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惊人，治理所需费用相当巨大，但其回报也很丰厚，并非“得不偿失”。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1978年世界环境日（6月5日）发展的文告说，全世界每年因沙漠化而损失的土地为6万平方公里，生产方面的损失达60亿美元。 要避免这种惊人的损失，完全阻止沙漠的蔓延，所需费用每年约4 亿美元，而所产生的利益每年约13亿美元，是所需费用的3倍以上。
二
接下来，应当考察不同增长方式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这里，着重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一）增长速度及其稳定性
一般说来，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初始阶段或大发展时期的必然选择，主要依靠生产要素即各种资源的大量投入达到增长。由于经济规模或者说经济总量基数较小，故增长速度较高。国民经济运行处于高速度增长态势。但是，必须看到，粗放型增长方式下的高速及其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产必需的资源供给状况或者说保证程度及其变动的制约。一旦供给不足，失去保证，速度就势必下降。而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极大，丰歉决定于“天”。这样，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就忽高忽低，波动性大，很不稳定。
与上不同，集约型增长是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达或比较发达阶段的必然要求和产物。由于经济规模或者说经济总量基数已很大，所以增长速度一般较低，但比较稳定，波动性小。这是因为，集约型增长主要依靠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实现增长，不受或很少受资源供给状况（保证程度）及其变动的制约。再说，农业所占比重已大大缩小，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已明显减弱，而它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则已增强。工农业生产所需资源首先是原材料的补给有保证。这样，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就显得比较平稳、良好。
（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综合平衡状况
如上所述，粗放型增长是一种资源消耗型、浪费型的增长，工农业生产发展对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超过了资源的可供量，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严重脱节，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不得不采取大的调整措施。这样就陷入了“失衡”——“调整”——再“失衡”——再“调整”的怪圈，损害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仅之，集约型增长是一种资源节约型、生产效率型的增长，工农业生产发展对资源的追加需求量相对地小，并能在资源可供量的合理范围内有序地运作，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综合平衡，并留有一定的余地和必要的后备，从而使国民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三）通货膨胀状况
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的结果，必然表现出商品匮乏，市场供应紧张，物价上涨，银根很紧，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率高。这在粗放型增长条件下是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反之，在集约型增长条件下就较少。
例如，亚洲“四小”在以粗放为主实现经济增长的年代，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普遍地经受着通货膨胀的困扰，而当基本实现经济增长以集约为主后，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通货膨胀缓解，除香港外，已降到了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详见下表：
GDP年均增长率(%) 年平均通货膨胀率(%)
1970-1980年
1980-1993年 1970-1980年 1980-1993年
新加坡8.36.95.9
2.5
香 港9.26.59.2
7.9
台湾省9.97.710.0 3.2
韩 国10.1
9.119.5 6.3
资料来源：《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63、165页，《1996年台湾统计年鉴》第309、1页。
三
上面的分析，都局限于一个国家（地区）范围内，现在把视角推向国（境）外，扩展到全世界，看一看不同经济增长方式与世界市场占有率高低和国际竞争力强弱的关系。
为便于说明问题，选择美、日、德、法、英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阿根廷十个国家（前五国的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后五国为粗放型）进行国际比较。据世界银行《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8年，美国的商品出口额最多，达682977百万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2.61%，居第1位；德国的出口额为539689百万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9.97%，居第2位；日本为381965百万美元，占7.16%，居第3位；法国为307031百万美元，占5.67%，居第4位；英国为272692百万美元， 占5.04%，居第5位。而中国的商品出口额为183757百万美元， 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只3.39%，排名第8位；俄罗斯的出口额为73900百万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1.36%，排名第18 位；巴西为50992百万美元， 占0.94%，排名第26位；印度为33210百万美元，占0.61%，排名第33 位；阿根廷为25227百万美元，占0.475，排名第39位。
十分明显，经济集约型增长的美、日、德、法、英等国的出口额及其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比经济粗放型增长的中、俄、印度、巴西、阿根廷等的出口额及其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大得多。其所以如此，除经济规模大小不同外，主要是由出口商品结构不同造成的。美、日、德、法、英的出口额中，制成品所占比重，特别是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比中、俄、印度、巴西、阿根廷大得多。据统计，1997年，美国出口商品中80%是制成品，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又占制成品出口的44%；日本分别为95%和38%，德国分别为86%和26%，法国分别为76%和31%，英国分别为83%和41%。而中国分别85%和21%，俄罗斯分别为23%和19%，印度分别为73%和11%，巴西分别为53%和18%；阿根廷分别为33%和15%。在世界市场上，制成品特别是高技术产品的价格，比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价格，显然要高得多。
对此，有人可能会提出，美、日、德、法、英是高收入国家，而中、俄、印度、巴西、阿根廷是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不是同一经济类型，缺乏可比性。那好吧！下面就以同属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新加坡、香港特区、韩国（以上处亚洲）与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上以处拉丁美州）进行比较。这里，亚洲三个国家（地区）已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拉丁美洲三个国家还处于粗放型增长状态。比较的结果，也显示出了同样的特征。
据统计，1998年，新加坡的商品出口额为109846百万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2.03%），其中制成品占84%，出口的制成品中高技术产品占71%。香港特区的商品出口额为174145百万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3.16%），其中制成品占93 %，制成品中高技术产品占29%。 韩国的出口额为133233百万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2.46%），其中制成品占87%，制成品中的高技术品占39%。而阿根廷的出口额只25227 百万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0.47%），其中制成品占33%，制成品中的高技术品占15%；巴西的出口额为50792百万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0.94%）， 其中制成品占53 %， 制成品中的高技术品占18 %； 墨西哥的出口额为11750百万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2.17%），其中制成品占80%， 制成品中的高技术品占27%。
现在，把这14个国家（地区）的上述情况绘成统计条形图显示，以便于大家直观地看清它们的差异。
对上述14个国家（地区）的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的结果也表明，经济集约型增长的国家（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强，而经济粗放型增长的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则弱。作为例外，近年来韩国的国际竞争力因爆发金融危机而明显减弱了。
根据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1996年以来发布的资料，上述14个国家（地区）的世界竞争力综合排名如下表（入选国家和地区数：1996、1997、1998年为46个，1999年47个）。
国别或地区1999年竞争力得分 排 序
1999年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美 国
100.00 1 11 1
新加坡86.04 2 22 2
香港特区 79.67 7 33 3
德 国76.72 9 14
14 10
英 国74.20 15 12
11 19
日 本73.92 16 18
9 4
法 国70.76 21 21
19 20
中 国61.02 29 24
27 26
阿根廷53.76 33 31
28 32
巴 西53.08 35 37
33 37
墨西哥52.57 36 34
40 42
韩 国52.05 38 35
30 27
印 度49.95 39 41
41 38
俄罗斯
37.728 47 46
46 46
资料来源：IMD（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1999 年世界竞争力年鉴》
转引自《世界经济》1999年第12期第80页。
《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7）》第344、346、391页。
《世界经济统计研究》1997年第2期第36—38页。
四
最后，简单地考察一下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对居民生活和投入分配的影响。
世界经济史表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内在规律，是每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重大课题。而实现转变之后则将大大促进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由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按照国际通行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百分比）衡量，美、日、德、法、英、新加坡、香港特区、韩国等集约型增长的国家（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就比中、俄、印度、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粗放型增长的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小得多。
根据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美国的恩格尔系数为10，日本17，德国12，法国16，英国12，新加坡19，香港12，中国61，印度52，阿根廷35，巴西35，墨西哥35。即使是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前后的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情况也很明显。 如韩国， 1985年为37.7，1990年为32.5，1995 年为28.8 。 又如我国台湾省由1974年的49.4减为1984年的38.83，再降为1994年的26.05。
美、日、德、法、英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两极分化是其内在的必然规律。但也应看到，在它们经济发展到发达或比较发达水平，经济增长方式转为集约型为主后，居民家庭的收入分配也呈现出趋向均等的现象。按照国际通行的基尼系数衡量，美、日、德、法、英、新加坡、香港特区、韩国等集约型增长的国家（地区）基尼系数，就比中、俄、印度、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粗放型增长国家的基尼系数小。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资料，美国的基尼系数为40.1 （1994年数字），日本27.0（1979年数字），德国28.1（1989年数字），法国32.7（1989年数字），英国32.6（1986年数字），新加坡39.7 （1982／83年数字），香港37.6（1980年数字），韩国31.6（1988年数字），中国41.5（1995年数字），俄罗斯48.0（1996年数字）， 印度29.7（1994年数字），阿根廷33.7（1989年数字），巴西60.1（1995年数字），墨西哥53.7（1995年数字）。即使是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增长方式转变前后的基尼系数的变动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我国台湾省，1964年为32.1，1989年为30.3，1994年为29.6。又如韩国， 1976 年为36.2，1988年为31.6。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如美国的基尼系数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后的一段时期内是趋于缩小的，但后来又有扩大了。据统计，1972 年为42，1980年为32.9，1985年为35.3，1994 年为40.1。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毕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规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