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社会资本、战略决策速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决策论文,中国企业论文,绩效论文,企业家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一体化条件下，企业面临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一方面，国家或地区之间、企业或企业网络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另一方面，新的技术和新的竞争对手不断涌现，需求不断更新，产品/服务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等，企业间竞争出现“并非大吃小，而是快吃慢”① 的现象，公司管理时间的方式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新来源②，因此，对战略决策速度的研究一直受到部分西方战略学家的重视，首先，关于企业战略决策速度为什么不同的问题，现有研究认为环境动态性和支持性、组织集权化和正式化、决策过程特征以及企业家（决策者）特征均会对企业战略决策速度产生影响③④⑤⑥⑦⑧，然而，现有文献不能解释在上述影响因素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为什么企业战略决策速度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我们认为，原因在于现有研究忽略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速度的重要影响，因此限制了相关理论的解释能力；其次，关于战略决策速度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问题，现有西方研究基本肯定了战略决策速度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然而，基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样本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转型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企业，还有待实证研究的检验。
鉴于现有研究现状，我们认为存在以下亟需研究的问题：对中国企业而言，（1）企业家社会资本是否对企业战略决策速度具有显著影响？（2）企业战略决策速度是否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3）企业战略决策速度是否在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间充当了中介变量的角色？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社会资本曾被广泛地定义为社会网络、资源、能力、诚信与准则⑨，作为创造社会财富和从事战略决策的企业家，常和承担经营风险、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相联系，整合现有关于社会资本和企业家的概念定义，将企业家定义为参与企业战略决策并在其中起主导或决定性作用的人，将企业家社会资本定义为企业家建立或维护社会关系网络并从中获取信息、知识及其它资源的能力。由于企业家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官员的关系网络不同于企业家与客户、供应商或其它企业高管人员间的关系网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两种关系网络中嵌入的资源类型不同，前者主要嵌入了有关制度、权力、影响等方面的资源，后者则主要嵌入了有关市场、技术等方面的资源；另一方面，建立或维护两种关系网络可能需要不同的能力和遵循不同的规则。因此，为区分这两种不同社会关系网络，我们将企业家建立或维护政府类关系网络并从中获取资源的能力命名为企业家制度性社会资本，将企业家建立或维护企业类关系网络并从中获取资源的能力命名为企业家市场性社会资本，事实上，一些研究也表明管理者的这两种关系网络是不同的⑩。
在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较多研究发现企业家（或管理者）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11)－(17)，这其中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转型经济国家，因缺乏完善的支持市场经济的制度而存在着“制度空白”(18)，管理者开发的跨越组织边界的社会关系网络能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促进经济交易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19)。对我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得到完善，然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社会资源配置、经济活动、企业生产监督和经营监管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级政府官员在项目批准和资源分配方面仍然具有较大权力(20)。因此，中国企业家或管理者自然会较多地维持与政府官员的联系。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家或管理者的政治关系网络是一种特殊资源(22)，事实上，在中国特定文化背景和非完善的制度条件下，企业家的制度性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是企业获取所需信息、资金、帮助、优惠政策、权力和影响等资源的重要渠道，而且可以使企业获得制度保护和避免“合法伤害”(16)，因而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企业家市场性社会资本也是企业获取所需信息、知识、技术及其它资源的重要渠道，可以加强商业性合作和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正如Peng & Luo所言：企业家与供应商高管人员的良好关系可以使企业获取高质量原材料、良好的服务和及时供货，与客户的良好关系可以激发顾客忠诚、提高销量和支付保障，与竞争对手的良好关系可以促进公司间协作和“串谋”；Williamson（1985）(23)也指出管理者间的私人关系可以作为公司间关系的润滑剂而降低交易成本，Acquaah（2007）(11)提到，管理者开发与其它企业高管人员间的关系网络，可以使企业获取资源、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H1a：企业家制度性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H1b：企业家市场性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二）企业家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的关系
战略决策速度通常被定义为完成决策过程的快慢程度，即从开始考虑行动方案到决定行动所花费的时间(24)，本研究认为比较不同行业企业战略决策的“绝对速度”意义不大，因为不同行业环境变化速度不同，因此决策速度的战略意义不同，真正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决策的“相对速度”，只有当战略决策速度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较时才有意义，因此，本研究将战略决策速度定义为，相较主要竞争对手来说，企业作出战略抉择的快慢程度。企业战略决策过程是一个包含多种活动的、动态的、循环的和复杂的过程，通常包括机会或问题识别、信息收集、信息整理、信息分析、备择方案获取、评价和选择等活动，由于企业家社会资本可能影响企业家的战略认知并可以促进企业家对战略决策所需信息、知识和其它资源的获取，所以可能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企业战略决策速度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企业家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企业家更早发起战略决策。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企业家理性选择的结果(25)，其中嵌入的信息、知识和资源一般是被企业家认为重要和有价值的，企业家通常对相关战略性信息比较敏感，企业家在其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会“选择性注意”那些重要和关键的内外环境信息，因此，企业家社会资本有可能促进企业家更早发现并识别外部机会或威胁，或者更早发现并识别内部存在或出现的战略性问题，从而促使企业家更早发起战略决策活动。
其次，企业家社会资本可以减少战略决策所需信息的收集时间。战略决策过程所涉及的多数活动都会使用相关信息，信息收集活动很多时候贯穿决策过程的始终，尤其某些关键和必需的战略性环境信息必须得到确认，这类信息通常涉及决策的前提和方向，错误的信息会导致整个决策失败，当决策所必需的战略性信息欠缺时，企业家会尽力去收集其所欠缺的信息，社会资本可以加快此类信息的收集；同时企业家社会交往活动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和任职的过程，是一个积累战略性环境信息或知识的过程，社会资本高促使企业家更快地弥补战略性信息缺口。
再次，企业家社会资本可以加快企业家决策认知过程，减少决策活动的时间。通常，认知主体和客体间知识或信息重叠程度越高，认知速度会越快，社会资本会促进企业家认知结构中存储的相关环境信息或知识的数量、质量、多样性增加，增加企业家认知结构中信息或知识与环境信息或知识的重叠程度，从而促进企业家对环境认知能力的提高，企业家在参与战略决策过程中，经常会伴随一系列的决策活动，如：对环境信息的分析、判断、过滤，对解决决策问题的备择方案进行搜寻、过滤或设计，对初步确定的备择方案进行评价、判断和选择等，同时会伴随分析、比较、推理等思维活动过程，在这一系列活动过程中，企业家对环境认知能力的提高无疑会加速企业家的认知、分析、判断、推理和选择过程，从而会促进战略决策速度的提高。最后，社会资本还可以减少企业家建立决策信心的时间。企业家战略决策的过程也是一个建立决策信心的过程，当企业家对决策问题有了“想法”或“主意”后，可能会在自己的“社会圈子”中寻求意见、心理支持或其它资源支持，那些社会资本越高的企业家越有可能更快地建立决策信心，这是因为社会资本越高的企业家越有可能获取更好的信息、建议甚至资源支持，促使企业家对自己的想法进行更好的判断、确认或修改，更快地建立决策的信心和作出抉择。
综上，企业家制度性和市场性社会资本越高，企业家对制度环境、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和竞争环境等方面的现状和趋势认识越全面、准确，掌握的相关信息和知识越丰富、准确，能够从中动员和获取的战略性资源越多，从而减小战略决策所需信息缺口和信息收集时间，加快企业家决策认知过程和决策信心的建立，对战略决策速度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可以提出如下的理论假设：
H2a：企业家制度性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正相关
H2b：企业家市场性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正相关
（三）战略决策速度的中介作用
1.战略决策速度与企业绩效
在动态复杂环境下，相关环境信息是不确定、模糊、不可获取或过时的，此时快速决策容易犯错误，避免战略错误的传统方式就是简单等待事情明朗或模仿别人(29)，但是观望或模仿同样可能会导致失败，因为“战略机会窗口”会很快关闭(30)。那些能进行更快战略决策的企业可能会更容易抓住机会，促进组织学习和更快获取新的知识，并在未来竞争中取得“先行者优势”，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例如，有研究认为更早推出新产品或改进商业模式可以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26)，在成熟产业中进行快速决策可以使企业更早采用提高组织效率的技术(27)，抢先进行企业并购决策可以更早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和知识整合(28)。事实上，国外早期的案例研究发现，在高速环境条件下，那些成功的企业通常战略决策速度更快，战略决策速度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有的文献⑤ 采用了三个行业的企业样本进一步研究了战略决策速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也发现在高速环境条件下，战略决策速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而有的文献⑦ 对318位CEO进行为期四年的纵向调查获得了研究的样本数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高速环境还是低速环境中，战略决策速度皆与企业绩效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H3a：战略决策速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2.战略决策速度的中介作用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设，我们认为：企业家社会资本通过影响战略决策速度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路径在现实中可能是存在的，于是可以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H3b：战略决策速度在企业家制度性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间具有中介作用。
H3c：战略决策速度在企业家市场性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间具有中介作用。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结果
（一）研究方法
1.变量测量
（1）自变量。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借鉴了耿新（2008），边燕杰，邱海雄（2000），Peng,Luo（2000），Acquaah（2007），Li,Zhang（2007），Xin,Pearce（1996）等的测量方法，设计了五个题目测量企业家制度性社会资本，五个题目测量企业家市场性社会资本。
（2）中介变量。对战略决策速度的测量主要借鉴了Wally,Baum（1994）的测量题目，在原有三个题项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题目共五个题目测量企业战略决策速度。
（3）因变量。对企业绩效的测量主要借鉴了Parket & Eilbiet（1975），Stanwick等（1998），Griffin等（1997），Waddock等（1997），Rof等（2001）和Gupta（2001）的测量题目，选择了五个题目测量企业绩效。
2.问卷设计
在问卷设计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步对借鉴或直接使用的国外量表进行了双向、双盲翻译，经反复讨论、修改后确定适宜的中文表述方式，同时，根据本研究对相关研究构念的界定，确定了所有变量的测量条目并设计了初始问卷，问卷采用Likert7点记分制，以匿名方式填写；第二步通过南京大学两个EMBA班课堂发放了52份问卷，通过对预试问卷结果的详细分析，对有可能引起歧义或不易回答的条目进行了进一步修改，通过因子分析剔除了载荷系数过小的一个条目（测量市场性社会资本）；第三步请了5位企业家对修改后的问卷条目的有效性和适宜性进行评价并提供建议，根据企业家的建议对个别用词和表述进行了调整，最后形成本研究的正式调查问卷。
3.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
正式问卷的发放主要通过了五种途径进行：第一种途径通过南京大学EMBA总裁班战略管理课堂发放；第二种途径通过部分管理咨询公司举办的企业家培训课堂发放；第三途径是通过部分行业协会向成员企业发放；第四种途径是部分开发区管委会向所辖企业发放；第五种途径是以Email方式直接向实体企业发放。最后总共发放了562份问卷，回收314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93份，有效回收率为52.13％。在进行正式分析以前，我们还对数据的正态分布情况和共同方法变异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数据的非正态性和共同方法变异的问题并不严重。
（二）测量模型
1.探索性因素分析
首先，我们把所有样本数据随机分成2组，第一组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N＝147），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了主成份、正交旋转提取方法，提取结果见表1，从表中1可以看出，19个题目提取了四个因子，共解释了总变异量的80.71％，按表中顺序分别是战略决策速度、企业绩效、企业家制度性社会资本和市场性社会资本，所有量表都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系数达到可以接受的0.7以上水平。
2.验证性因素分析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利用第二组数据（N＝146）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下：
（1）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的2因子测量模型拟合样本数据比较理想：
＝23.5，df＝26，P＝0.607，GFI＝0.983，CFI＝0.99，TLI＝0.99，RMSEA＝0.000，RMR＝0.038，其中制度性社会资本组合信度为0.93，AVE＝0.75，市场性社会资本组合信度为0.90，AVE＝0.70。
（2）战略决策速度。战略决策速度的1因子测量模型可以拟合样本数据：＝6.03，df＝5，P＝0.303，GFI＝0.99，CFI＝0.99，TLI＝0.99，RMSEA＝0.027，RMR＝0.016，战略决策速度信度为0.96，AVE＝0.85。
（3）企业绩效。企业绩效1因子测量模型拟合样本数据较好：＝8.00，df＝5，P＝0.156，GFI＝0.990，CFI＝0.997，TLI＝0.994，RMSEA＝0.027，RMR＝0.016，企业绩效信度为0.92，AVE＝0.71。
（三）实证分析
1.研究变量间的区分效度检验
我们采纳Fornell & Larcker（1981）的建议(30)，直接比较变量间相关系数平方与AVE平均值的大小来检验各研究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计较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间相关系数平方均小于相应的AVE平均值，说明所有变量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2.控制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考虑的控制变量有企业规模、决策团队规模、企业性质、企业所属行业四个，测量尺度为分类编码，其中企业性质按照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其它分为5大类；将企业规模按照不同的企业在职总人数分为5类；企业决策团队规模按照参与企业战略决策人数所在数值范围分为6类。对以上三个控制变量采用方差分析检验其对决策速度和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本样本数据中影响不显著。将企业所属行业分为两类：主营业务生产有形实物产品的企业划分为制造业，并编码为1；其它企业划分为服务业，分类编码为0，由于样本只有两组，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在本样本中行业对决策相对速度和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在后续结构方程模型中将不再考虑这些控制变量。
3.假设检验与结果讨论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我们用所有变量测量指标的平均值为各测量变量赋值，并进行了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见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企业家制度性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显著正相关（r＝0.453，p＜0.01），企业家市场性社会资本与战略决策速度显著正相关（r＝0.397，p＜0.01），企业家制度性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r＝0.461，p＜0.01），企业家市场性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r＝0.451，p＜0.01），战略决策速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r＝0.583，p＜0.01），因此，假设H1a、H1b、H2a、H2b和H3a初步得到样本数据支持。
为了进一步检验假设H3b和H3c，首先根据假设的理论模型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同时建立了3个与之具有嵌套关系的竞争模型：即部分中介模型、完全中介模型、无中介作用模型，模型运算结果表明，部分中介作用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最好（卡方值最小），对企业绩效的解释能力最强，因此，我们接受部分中介作用模型，各路径估计参数如下图1所示。
在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模型中加入战略决策速度中介变量后，两个路径系数方向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大小发生显著变化，路径系数分别从0.30和0.29降低到0.13和0.20，t值分别从3.7和3.8降低到1.9和2.7，结合中介作用结构方程各路径参数估计值和其显著性来看，按照传统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和多数学者的观点（例如，根据温忠麟（2004）(31) 关于中介效应检验步骤的建议），可以认为战略决策速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存在。
在根据本研究理论假设建立的中介作用结构方程模型中，企业家制度性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绩效的总效应为0.30，其中直接效应为0.13，通过战略决策速度的间接效应为0.17，间接效应明显比直接效应大；企业家市场性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绩效的总效应为0.29，其中直接效应为0.20，通过战略决策速度的间接效应为0.09，直接效应更大，因此该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制度性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主要通过影响战略决策速度的间接效应为主，直接效应为辅；企业家市场性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以直接效应（或其它路径）为主，间接效应为辅。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假设：H3b和H3c得到样本数据支持和验证，但是战略决策速度的中介作用在企业家社会资本两个维度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表现明显不同，战略决策速度在企业家制度性社会资本—企业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更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企业家制度性社会资本更有助于提供更稀缺、更具战略性的环境信息（通常会涉及决策的方向和成败），因此会更多地通过影响战略决策速度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而企业家市场性社会资本则可能更有助于提供日常的经营性环境信息和其它资源，因而会更多地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图1 战略决策速度中介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
注：***表示P＜0.001，**P＜0.05，*P＜0.1。
此外，从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检验结果来看，企业家制度性和市场性社会资本对企业战略决策速度和企业绩效均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36（P＜0.001）、0.13（P＜0.1）、0.19（P＜0.05）、0.2（P＜0.01），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的理论假设H1a、H1b、H2a和H2b，企业战略决策速度对企业绩效也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路径系数为0.46（P＜0.001），因此理论假设H3a进一步得到验证，并与西方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
四、结语
就理论贡献而言，由于现有关于战略决策速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忽略了社会资本的影响，本研究关于企业家制度性和市场性社会资本对战略决策速度有积极影响的研究结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该类理论研究空白，是对战略决策过程理论中关于战略决策速度影响因素以及企业家与战略决策关系的相关理论的重要补充。同时，本研究关于战略决策速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也进一步在中国情境下证实了Baum&Wally（2003）的研究结论，本研究关于战略决策速度在企业家社会资本维度与企业绩效关系间存在显著中介作用的研究结论，是对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这一理论研究。
从实践意义来看，本研究关于战略决策速度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说明了战略决策速度对中国企业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企业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应尽可能提高决策速度，通过建立相对竞争对手的决策速度优势来获取竞争优势，以达到“领先一步”并持续占据“先行者优势地位”的目的。根据现有西方文献的研究结论，企业家要提高战略决策速度，似乎应该重点关注内部组织模式、决策模式的构建和选择，本研究的结论表明，企业家社会资本也是企业战略决策决速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在转型经济情境下，中国企业家不仅要考虑如何通过构建合理的组织和决策模式以提高战略决策速度，更重要的是，还要考虑如何通过构建具有战略价值的外部社会关系网络来促进战略决策速度的提高。
受时间和成本的限制，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属于横截面数据，对企业家社会资本、战略决策速度间关系的研究是一种横向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否是“时间稳定”的，不能通过本研究来加以证实，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进行纵向研究设计来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否稳定或是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注：
① Thomas,Competitiveness through total cycle time,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1990.
② Stalk,Time—The next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88,66(4):41-51.
③ Bourgeois,L.J.,& Eisenbardt,K,Strategic decision processes in high velocity environment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8.
④ Eisenbardt,Making fast strategic decisions in high-velocity environment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9,Vol,32,No,3,543-576.
⑤ Judge,& Miller,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decision speed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text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1.Vol.34,No.2.449-463.
⑥ Wally,& Baum,Personal and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the pace of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4.Vol.37,No.4,932-956.
⑦ Baum,& Wally,Strategic decision speed and finn performanc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3.
⑧ Forbes,Managerial determinants of decision speed in new venture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
⑨ 孙俊华、陈传明：《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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