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市镇研究的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市镇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6）03—0050—11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言市镇，是指介于城市和乡村的商业性实体。秦汉以降，市镇演变历经不同阶段，至明清而呈繁盛态势。迨至晚清，西力东渐，国人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市镇发展随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学术层面，1990年代以前，有关近代市镇的专精研究较为罕见。近20年来，相关论述虽然不时见诸报刊，部分专著亦有叙及，但与学界对明清市镇研究的热情投入相比，[1]168—172 近代市镇研究不免黯淡许多。这其中似有一个吊诡：明清市镇研究的火爆实因当代小城镇发展而起，但与之更有历史链接关系的近代市镇却被学界冷落。有鉴于此，近代市镇理应纳入研究者的视野，通过扎实的研究，提出合理的解释。概言之，近代市镇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增进人们对近代中国复杂面相尤其是农村问题的了解，加深人们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认识，亦有助于人们摆脱宏大叙事的思维定势，从另一种角度思考工业化、城市化、近代化等问题。不惟如此，近代市镇研究对于当代方兴未艾的小城镇建设亦有借鉴作用。
作为一项有待拓展的研究课题，近代市镇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尚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需要学界同仁从理性思维角度予以审视，这对于相关研究的持续和深入颇有裨益。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近代市镇研究的核心概念、命题以及围绕核心概念、命题的分析框架进行辨析，对近代市镇研究的具体方法展开讨论，提出研究工作中有待探讨的问题及范式。
二、相关概念与分析框架
何为近代市镇？这一核心概念是与传统市镇相比较而言的。本文开宗明义，指出市镇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商业性实体。因此，传统市镇就是近代之前介于县城和乡村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商业实体。因为传统中国城市体系的最低一级是县城。在历史时段上，本文所用“传统”一词概指明清，因为市镇在此一时期基本上脱离唐宋军镇和草市镇而趋于定型。依此逻辑，近代市镇主要指传统市镇在近代的延续，兼及新增市镇。与此相关的命题是：在近代社会情境中，有哪些市镇类型？不同类型的市镇在功能上有何不同？哪些属于传统范畴？哪些呈现近代特质，哪些介于传统与近代之间？近代市镇的适应性如何？在它们兴衰的表象背后，有哪些因素在发生作用？
在历史时段上，“近代”一词概指晚清及民国（1949年前）。实际上，明清时期也包括晚清，如何从清时期划出一个“晚清”，在学界仍有歧见。中国学术界惯常的做法，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断，此前称明清，此后称近代或晚清。此一政治事件史的划分标准有其合理性，但不适用于经济史。因为某一突发事件并不能骤然改变社会经济生活的格局。无论从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角度看，1840年都未构成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开端。简言之，近代工业化即机器工业的出现，才是划分传统经济与近代经济的标准。因此，1860年代以兴办机器工业为标识的洋务运动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史视野下“晚清”或“近代”的开始。由此便引出了另一组核心概念，即近代转型、近代化、原始工业化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命题，如近代转型或近代化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近代转型或近代化的类型及程度到底如何辨析？原始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的关系如何？
罗荣渠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2]17 据此，所谓近代转型，是指以机器工业为主导的一系列社会变迁，它导致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渐进式过渡。近代转型的另一表述，就是所谓的近代化。近代转型或可称之为现代转型。英文modern一词兼及“现代的”、“近代的”两义，modernization 可译成“现代化”或“近代化”。为了研究的便利以及历史语境的贴切，笔者把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称为近代化时期或近代转型时期。章开沅指出：“从历史本身来说，前后连续的过程是很难一刀两断的。特别是所谓近代化与现代化，由于它们都承担了工业化、民主化这样一些基本任务，因而更难作严格的断限。概略地说，作为研究对象的近代化，大体相当于罗荣渠教授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一文中所说的‘早期现代化’，时间可以断限在晚近现代化之前。早期现代化与晚近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与基本内容是前后相联贯的，但却有各自的阶段特征。”[3]19 近代转型属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起始阶段，可称之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时段为1860年代至1940年代。尽管近代化的评价标准存在多元化，但其基本动力仍然是工业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以现代工业为龙头的经济建设，直至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则应视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时期。①
对近代转型的历史时段，较流行的看法是：西欧国家的近代转型始于16世纪工场手工业、市场和商业的快速发展，加之激烈的政治变革，方才催生18世纪的工业革命。②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对西欧社会经济史的深入研究，国际学术界对近代转型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孟德尔斯等人认为，工业化本身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前， 存在一个以乡村手工业为主体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或“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这种原始工业化的发展为工业革命之后的近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③ 这意味着，西欧国家的工业化和近代化历程是前后衔接的。这是我们在借鉴“原始工业化”概念研究中国历史时格外应该注意的地方。在西方学者眼中，工业化是指近代生产方式建立时期，即“使用非生物动力资源和高效率工具的”技术和经济变革，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统治地位的发展过程。工业化的过程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巨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脱离传统价值观念，趋于强调实利与实际、以个人选择相标榜的“现世化”的过程。故此，美国社会学家W.E.穆尔把工业化视为传统社会过渡到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始发原因。[4]3—4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并无“原始工业化”的概念，习惯于将明清时期手工业的发展纳入“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析框架。近些年来，运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合理性备受质疑，大有被学界搁置一边的尴尬，甚至有学者声称它是一个伪命题。④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开始引入原始工业化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史。例如，李伯重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存在一种原始工业化过程，呈现重工业畸轻、轻工业畸重的“超轻结构”。如果没有外部因素介入，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5]523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西欧还是中国，都经历过原始工业化阶段和近代工业化阶段。因此，以原始工业化或近代工业化作为近代转型的基本动力并划定时段，均有充分的理由。本文采取的学术立场之一，是以近代工业化为背景考察近代市镇。这一研究可以上溯至明清时期的原始工业化阶段。毋庸置疑，中国历史的演进在时段、方式、类型、性质等方面与西欧国家存在明显的不对称。中国历史上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时代。明清时期，虽然市场、商业、原始工业化获得了迅速发展，但并没有产生西欧式的保护财产所有权和自由贸易的普通法，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货币和信用制度的确立，没有出现政府职能（财政、税收、管理等）的转变，更没有产生一个成熟的资产阶级和市民社会。中国的近代转型始于19世纪60年代。因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真正起步正在此时，以曾国藩等地方实力派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为肇始。应该看到，明清时期的原始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之间是脱节的关系，近代工业化基本上是通过从外国移植机器和技术启动的。但这并不妨碍运用原始工业化理论来分析明清以降中国的乡村社会和市镇经济。当然，应该注意其间的差异。例如，西方学者通常将原始工业化时期视为资本主义尚未成熟的早期阶段，而明清时期中国的历史情境并未出现“资本主义”的踪影，也没有“萌芽”的土壤，因此探讨中国原始工业化切忌以定性之抽象概念取代实证研究，或在实证研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轻下断语。有待探讨的问题是：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传统延续性如何？在近代乡村社会的历史情境中，哪些地区传统乡村家庭手工业出现了向机器工业的变革？哪些地区径直创设了近代意义的机器工业？其中，市镇扮演了何种角色？这需要区域研究的深入论证。又如，学界普遍认为原始工业化必然导向以工厂制为组织原则、以机械化为技术特征的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化，但是西欧原始工业化地区并没有全部实现工业化，有些地区出现了原始工业化的衰退或解体（de-industrializing），甚至14世纪最早出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如意大利北部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的手工业也未实现这一转型。这一现象对于我们理解明清时期的中国乡村工业并未构成通往近代工业化的桥梁颇有参考价值。在逻辑上成立的原始工业化必然通往近代工业化的命题，未必能够外化为历史事实。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社会情境，真实的历史动力或阻力蕴藏其中，有待人们走出理论玄思的套路去触摸鲜活的历史。由此引出的另一个命题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通往近代工业化的道路绝非一条（即原始工业化），而是存在多种可能性。
笔者赞同有关学者研究江南市镇近代转型的学术立场：为了将研究限定在江南农村地区市镇的近代转轨，即其源于专业经济的传统市镇结构对工业主义渗透的反应，尽可能撇开政治影响因素，原则上将不涉及政治中心所在的都邑如县城等，而集中探索纯粹意义上的农村市镇。并将研究目的限定为“江南市镇有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了中国社会近代转轨过程”这一问题，或者说，在中国早期现代化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转型达到了怎样的水平。[6]16，21
上述核心概念及命题实际上框定了近代市镇研究的总体性分析框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转折之际，明清时期的传统市镇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被卷入到近代历史的变迁之中，促使其作用和地位发生了变化？如何甄别和评估近代市镇的“近代性”？如何充分认识近代社会情境中“传统的延续性”？
三、研究方法的讨论
近代社会情境中的市镇研究是一个开放性课题，因此围绕这一课题的方法论也是多元的。相对而言，现代化理论是研究者运用较多的方法。下面以现代化理论为主展开讨论，兼及其他方法。
现代化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现代化理论尽管有许多漏洞，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现代化理论从探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入手，着重研究工业化以来的社会变迁，包括经济发展的非经济环境以及现代化的普遍性，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和地区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共同特征。在研究方法上，现代化理论兼容并包，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著名的分析模式包括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进化的文化传播模式和结构功能模式，经济史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理论，历史学家布莱克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和现代化动力学说，社会学家利维的社会现代化模式，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强大政府理论，以及依附性现代化理论、正统现代化理论，等等。各派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现代化特征为：经济方面——工业化、发达的市场和货币经济、高额的群众消费、严密的劳动分工；政治方面——以民族国家代替宗教和种族控制、普遍的法制、公民权、有代表性的政府、能胜任的行政机关；社会方面——众多的社团和利益集团、社会规模的扩大、都市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社会精英、人口控制；文化方面——大众传媒工具作用的扩大、活跃的知识界、文化的世俗化。按照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的观点，工业化、民主化、都市化、世俗化、教育普及、传媒参与等等，在现代化过程中构成连贯一致的整体。⑤ 现代化历程开始于西欧，以故人们又将现代化称之为欧化、西化或工业化，当然这种简约的对等提法并不科学。因为现代化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要言之，“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7]2
以现代化理论作为理论工具，意味着本文是从近代化的角度分析传统市镇的社会变迁。现有的研究成果，包括现代化理论和传统市镇方面的论著，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学术平台。这里仅就现代化理论略作梳理，重点放在与明清以降中国历史相关的研究上。
学术界对何为“现代化”尚无一致看法，对现代化的研究角度也不一样。“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科学词汇在中国出现，是在20世纪30年代。确切地说，1933年7月《申报月刊》发行“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 从此“现代化”成为几代国人心之向往的文化语汇和民族情结。晚清以降，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国人关于东西文化观、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等重大课题有过多次激烈论争，凝聚了时贤对中国命运的深刻思考。当代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学者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即由李国祁、张朋园主持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迨至80年代中期，大陆学者正式介入现代化研究。其主体分别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主持的国家级课题，名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章开沅主持的国家级课题，名为“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这三项大课题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学术论著，并举办了多场有关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学术讨论会。⑥ 时至今日，现代化研究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之一。
根据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明清以降，中国农村经济形成了密集型劳动力投入的生产结构，生产总量虽有增长，生产率却并未提高。这种农村经济结构促使农民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因人口压力日益窘迫的土地资源，转向种植需要比粮食生产更多劳动投入、同时收益更大的经济作物，在江南主要是棉花种植业和蚕桑养殖业。由此导致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并直接促成相关专业市镇的成长。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即根植于此。由于这种农村经济结构在近代仍然存在，必然对传统市镇的近代转型产生影响。吴承明认真考察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工场手工业、二元经济，并对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交通运输业的产值作出了估计。⑦ 罗荣渠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延误了的现代化，学界对此的解释可归结为外因论和内因论。外因论强调西方资本主义渗透和帝国主义侵略，由此形成“侵略—反侵略”的革命史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得到来自“世界体系论”和“依附理论”的有力支持。内因论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停滞性和落后性，由此形成“传统—现代性”的分析框架。究其实质，内因论是一种隐蔽的西方中心论，外因论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倾向，它们忽略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是错综复杂的多重矛盾纠结所呈现的多线性、多方向运动。在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近代历史出现了交错在一起的四个过程，即现代化、革命化、边缘化、衰败化。其中，只有现代化才能概括中国社会转型的广泛内容和宏大目标。所谓现代化过程，是指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换的过程。[2]249—257 虞和平等人认为，从现代化的世界性和主体目标——工业化和民主化来讲，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从世界学术界比较公认的现代化发展阶段标准来讲，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1911年之前的准备阶段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启动阶段。从中国特有的现代化道路来讲，可分为1949年10月之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1949年10月至1978年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1979年至今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化，与工业化、民主化一起，共同构成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核心含义。[8]30—34
西方学者也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作了深入探讨。罗兹曼等将“现代化”一词与“工业化”或“西化”作出了严格区分。[9]4，6 费正清等人认为，把现代化的观点应用到中国时，“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罗了主要为近代西方所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科的思想而受到损害”，强调在使用时“加以精确的界说和具体的例证”。并提醒人们，“晚清对西方的反应现在开始显得只是一个次要的主题；主要的过程乃是在新条件——包括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继续对它的过去所作的反应”。[10]4—6 费维恺通过剖析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关系，研究中国早期工业化，并将工业化视为近代化的中心内容，进而对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作了比较。[11]1—11
尽管关于19世纪前的中国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所谓冲击—回应模式）遭到抛弃，尽管传统—现代二分法也受到挑战，但“传统市镇”的提法仍有其合理性。因为离开了传统的支点，我们无法谈论任何意义上的“近代性”、“近代化”或“社会转型”。更何况，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历程中，传统与近代是交织在一起的。[7]3
考察西欧和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尤其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审视，可以说机器工业的崛起、国际贸易的繁盛、交通工具的发达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社会变动，是近代转型时期的突出现象。鉴于此，以现代化理论为参照，以区域研究为视角，以近代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为切入点，对传统市镇的近代转型进行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综合考察，不失为一种可操作性研究路径。这当然只是整体研究方案的主体架构，在此过程中，还可参照其他方法论，选取不同的研究路径对近代市镇的不同面相进行剖析。
必须指出，现代化理论有其局限性，并带给中国问题研究消极影响。援用现代化理论，并不假定它的正确，而是旨在借鉴传统与近代的分析视角，通过近代市镇的实证性研究，对该理论进行检验。这不是一个简单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而是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任何西方理论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适用度，都必须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证实或证伪，都必须置于中国本土的历史情境中予以审视，决不能假定其代表客观真理，盲目信从，拿来就用，造成所谓以论带史的削足适履式的难堪，无形中使中国历史的实态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我们应该通过扎实的历史研究，对西方理论的某些概念和分析工具提出修正或予以抛弃，力求创建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理论架构。
不独现代化理论，包括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原始工业化理论、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区域研究、城市化研究等方法，均应坚守历史主义的立场，以史实为依据，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对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抽象。迄今为止，运用该理论研究近代市镇的代表性学者是罗威廉。⑧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局限于若干大都市，如上海、天津、武汉等，至于近代市镇是否出现“市民”，以及是否构成“市民社会”，尚无论者予以回答。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价值判断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观，重点在于凸显在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利益格局中，区域性的基层社会建基于市场经济之上的契约性、独立性、自治性。在近代社会情境中，中国市民社会的中坚应是工商业领袖和知识精英。选择市镇作为切入点的合理性是，明清以降的市镇具有社会经济生活的市场导向、非政治化和世俗化特点，这正是造就市民社会的动力源。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与市民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诸如互助性合作团体、帮会、民反官式的反抗性组织、宗教团体，以及以农民为主的各种组织形式，都不具有市民社会的特质。[12]11 由于传统的延续性以及近代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市镇为主轴的区域社会（简称市镇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出现了市民社会雏形或根本就未曾出现，有待扎实的区域性历史研究给出答案。也许借助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更实际的成果，是更有利于分析基层社会的内部机制，尤其是国家的相关制度性安排对基层社会的多元影响，以及基层社会如何应对国家权力的渗透，以维持自身的秩序稳定和经济成长。
原始工业化理论是西方学者用于解释西方近代工业化历史基础的一种理论。上文略有提及，此处再从方法论角度予以说明。原始工业化的基本特征概有：它是出口导向型农村家庭工业，与商品化农业是互补关系，以市镇或城市为中心。⑨ 应该说，这些特征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广大乡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不同的也许是，西欧国家原始工业化依赖的市场主要是远距离的外地市场特别是海外市场，反观明清时期的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依赖的市场恐怕主要是本地市场，其功能在于调剂余缺，至于远距离的外地市场（即吴承明强调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与区域性原始工业化的关系，尚需进一步探讨。明清时期原始工业化与海外贸易的关系，更须作出开创性研究，但海外贸易的重要性似不应夸大。步入近代，海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渐突出，但近代海外贸易或国际市场与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关系远未得到全面深入的论证。任何精致的理论框架都无法遮蔽和概括历史的复杂性，以故在市场理论方面，中国原始工业化的历史研究可以修正和完善原始工业化理论。西方原始工业化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工业革命以前在广大乡村出现的农民家庭工业，其截取的时段是工业革命以前的3个世纪，即16—18世纪。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 欧洲近代早期即原始工业化时期的许多社会经济特征并未因工业革命而消失殆尽，相反它们传承给了机器大工业时代。⑩ 也就是说，从16世纪以降直至19世纪，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它带给我们的启迪是，传统的延续性是近代史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因此，应该从长时段研究中国的原始工业化，即对原始工业化的研究不要仅停留在明清，而应扩大到民国。诸如：近代社会情境中原始工业化如何保持其历史的延续性？这种传统的延续与明清时期有何异同？这种类型的工业化与近代机器工业化的关系如何？近代市镇与这两种不同类型工业化的关系如何？等等，都缺乏深入的解答。“传统的延续性”这一命题所揭示的近代社会情境中传统的持续存在和多方面的功能，提醒人们注意近代因素与传统因素的共生关系，避免陷入简单贴标签式的以优劣评估事物的进化论思维定势之中，避免出现将“近代”等同于进步、先进、发展、充满活力和希望，将“传统”等同于落后、保守、停滞、僵化和没有前途这样的历史误判。近代工业化与原始工业化的共生，为我们考察近代情境中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可以检验或修正现代化理论。
原始工业化理论将研究对象圈定在区域而非国家或国际范围内，认为这一经济活动不是国家更非国际范围内的整体现象，而是在区域内发生的现象。这一分析视野与本文提倡的从区域性角度考察近代市镇的方法相吻合。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学者认为，近代工业化以前以行会为组织形态的城市手工业趋于式微，工业发展的重心转向农村，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原始工业化，以故他们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农村。这与中国明清以降的经济格局有很大不同。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最活跃的舞台在市镇，其后通商口岸成为市场发展和工业进步的主角，城市手工业及工业的重要地位并未受到撼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学者常将手工业及工业历史研究的重点放在城市和市镇。不过，在考察中国历史情境中的原始工业化进程时，视角不妨多元，既可从乡村立论，亦可从市镇切入，尤其是后者，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另一面相。从原始工业化角度探索区域性市镇的发展脉络，注重城乡关系的互动，的确是一个新视角。
跨学科研究是二战后国际学术界的一大趋势，愈演愈烈。在历史研究领域，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最引人注目，研究者藉此对人类社会内在结构和基层社会作深层次的剖析。与历史学家用叙述手法罗列资料不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设定的目标是揭示社会的结构模式，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具有问题意识，在其引导下寻找回答问题的具体材料，同时建构某种注重结构分析的理论体系，作为回答问题之必需。只有建构这种结构模式，将其同其他结构模式作比较，才能建立“类型”，确定它们的本质特征及相互差异。这似乎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的类型学概念。要言之，社会科学方法之于历史研究的功能之一，是帮助研究者突破研究对象特殊性的限制，摆脱简单的因果推理，注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赋予杂乱无章的资料以诠释的意义。[3]76—100 这与本文强调的社会情境分析的学术立场相吻合。因为研究者只有自觉地置身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感知、体察当时当地的场域和各种关联（contexts），才可能进行阐释，或者使阐释本身具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市镇研究的开山者杨庆堃、费孝通等人正是一批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当代史家眼中，这批学者囿于其自身学科理念所展开的工作具有历史研究的意味。他们可能并不知晓这种跨学科的意味，但是他们的研究立场及其成果却对后来从事同一课题（乡村社会情境中的市镇）的历史研究者具有特别的方法论意义。其中，田野工作格外重要。对近代市镇研究而言，走进田野和走出田野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田野调查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收集乡土文献，而是培养研究者置身社会情境之中所累积而成的现场感，这是一种别样的有学术意味的历史时空感和乡土情结。不过，田野工作不能取代历史文献所蕴藏的阐释价值，通过两者的比对和综合，可以重新认知市镇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情境。
比较研究是避免片面孤立分析的有效途径，但其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理想的比较研究，是在知己知彼的状态下进行，即对比较研究的多个对象有充分研究，然后对其进行比较。这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括史料的全面掌握，研究的极其深入，尤其是理论上高屋建瓴式的洞察力。迄今为止，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成功的范例似不多见。次一等的比较研究，是以某一对象为主，兼及其他，即将其他对象作为评估此一对象的参照系。较理想的情形是，研究者应该对主要的研究对象有独创性的研究，并对作为参照系的一个或多个对象有一定研究。然而通常的做法是，研究者立足于某一研究对象，对其进行解剖式的分析，对参照系则采取“参照”之法，即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实现学术成果之间的对接与互动。最末之方法虽有严重局限，但可能是最便于操作之法，而且有其所长。例如，“参照”之法既可在正文部分铺陈开去，亦可在注释部分点到为止，或以精炼之笔墨展开局部讨论，反倒显得灵活通融，可将相关论题进行自由伸缩式的处理。在此过程中，学界的研究成果得以披露，个人的学术观点也得以凸显，视野可谓不小。比较研究从研究主体角度大体可分为个体性研究和群体性研究，两者在学术上的贡献不分轩轾，而且均可进行跨学科分析。若按研究类型，比较研究又可分为中外比较研究、国内不同区域比较研究等。市镇研究领域的中外比较研究的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亦存在相当难度，目前只有美国学者罗兹曼等人稍有论及。罗氏注意到，在日本和俄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传统市镇被湮灭的命运。他指出：“在日本和俄国，甚至在现代化起步以前，城市金字塔结构就开始发生变化。至少在有些地区，位于已经显得狭小的金字塔底脚的集镇市场已开始衰落，而在19世纪后半期，这些集市大都已销声匿迹了。”罗兹曼对比同一时期的中国，认为“中国金字塔的基础甚至还在拓宽，大概除了19世纪末邻近几个日益繁荣的条约口岸地区之外，定期集市并未衰落”。[9]203—204 罗兹曼的研究成果揭示出，中国传统市镇在近代转型过程中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整体上得以保存下来，甚至获得某种程度的发展。这一结论固然粗糙，但其对近代市镇整体状况的揭示却极具启发性，中国学者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用扎实的区域性分析凸显近代社会情境中的多元化市镇实态。在条件成熟时，再与国外学者合作，进行跨学科、跨国界的比较研究。
近些年来，区域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受到重视。这一研究方法的兴盛与法国年鉴学派有相当关联。该学派力倡在总体史观下着手区域研究，旨在分析基层社会民众生活。年鉴学派对国际汉学的一大影响，就是出现了以施坚雅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主张抛弃以“国家”和王朝周期为分析单位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强调将中国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因为不同区域有自身的运作机制和发展周期。应该说，这种分析视野更贴近历史真实。在展开区域研究时，人类学对“地方性知识”的“深度描写”，以及强调借助移情的途径感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14]11—23 无疑具有方法论的启迪作用，对于深入展开区域研究和阐释“社会情境”均有裨益。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来自对不同区域社会的精细的历史描述，将无法建构国家的整体历史。与此同时，不可忽视国家作为区域历史之根基的背景，国家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多元而不规则的互动，尤其是当我们从制度变迁、文化认同、法律架构、政治运作诸层面考察区域社会时，国家的影响如影随形。如何将宏大历史叙事与区域分析结合起来，有待史学家作更多深入探索。市镇作为沟通城乡关系的商业实体，是我们观察基层社会的独特窗口。以中国疆域之广袤，近代社会情境之复杂，理应从区域性层面切入市镇研究，以期揭示不同区域真实的市镇存在状态。选取某一区域，如江南、华北、两湖等进行市镇的区域分析，是目前最可取的方法。区域的选取大至毗邻数省，小至基层社区，可依不同的研究目的而定。区域的划分标准没有定例，诸如施坚雅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模式、斯波义信的地文——生态学区域模式，以及传统的行政区域模式，均可为我所用。在运用区域研究方法时，应避免以偏概全的通病，切忌将某地之现象“放大”，断言全国皆如此。研究者的着力点应是区域社会内部的结构和机制，而不可盲目总结所谓“特点”。以往的某些研究归纳的某地之“特点”，如果搬运至异地，亦可适用，或大同小异。(11) 在着手区域研究时，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方法应予重视。譬如分析近代区域市镇的机制，就应该对历史时间的延续性保持高度的自觉，将相关论题置于明清抑或唐宋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予以考察，一则可以避免就事论事的狭隘做法，二则可以放宽历史的眼界，不割断历史自身的逻辑关联。
建立研究模式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特征。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习惯于建构一个理论模式，以之分析中国历史，著名者如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文化的权力网络模式等。目前在市镇研究领域，除了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尚无其他有影响的分析模式。能否通过区域性市镇研究提炼出相应的分析模式，有待学界同仁继续努力。在认知层面，研究模式建基于个案研究及其结论，属于更高层次的认知成果，是从个别结论演绎出的对同一种现象或类型具有解释效力的理论抽象和分析性话语。对研究模式的提炼和超越，将有助于历史研究的升华。尽管研究模式的产生是人们历史意识不断深化的重要表征，但是，也要指出任何模式的解释力都有其无法逾越的边界和相当的局限性。近代市镇的研究模式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区域研究之上，而且对此应该保持警觉，不可使“建模意识”泛滥成灾。施坚雅虽然建构了分析中国基层市场结构的模式，但却有严重的局限，即历史研究的不深入和不充分。[15]117—120 这一点应该为研究近代市镇的学者所记取。
城市化研究始自西方，但似无一个固定的理论架构。农村城市化固然是历史的发展方向，但把这一命题不加限定地外化为历史实际，即脱离具体的社会情境，预设农村城市化的必然和已然，此一做法于历史研究的旨趣相去甚远。在近代社会情境中，市镇的城市化固然有踪迹可寻，如汉口镇、景德镇等超级市镇虽名为市镇，却有明显的“都市”色彩。但是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市镇都与近代城市的评价标准不符，而应放置于乡村社会的范畴加以评估。即便今日所言之小城镇，在广大的中国内地也更多地与乡村社会相关。以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因素比照近代中国，彼时的城市化水平可想而知。这并非排斥从城市化角度考察近代市镇的发展状况，但是不可夸大其词，而应将区域内的不同市镇放置于当时当地的社会情境中进行客观分析。人口因素是评估市镇近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已有学者对近代江南市镇人口与城镇化水平进行了开拓性的初步研究，(12) 但在某些地区，人口增长资料的阙失不足以说明问题，以故研究者应当谨慎对待。从现存资料和研究成果看，重建传统市镇和近代市镇人口数据库已不可能。
四、余论
在讨论近代市镇研究的方法论时，除了摒弃唯方法论的机械主义，还应避免方法论在实际操作层面的误区，如选精与集粹法。按照李伯重的诠释，所谓选精法即从相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为据，概括全体。所谓集粹法，就是研究者在研究发生于一个较长时期或较大地区中的重大历史现象时，尽可能收集相关的各种史料，从中选取若干（多于一两种）最重要者（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合成”一个全面性证据，以此勾勒出历史现象全貌。[16]110，117 实际上，“集粹”亦是“选精”，只不过“集”更多之“粹”，“选”更多之“精”而已。选精—集粹法暴露出的前提模糊、概念不清、以偏概全的弊端，以及历史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将复杂历史予以简化的因果演绎思维、价值判断先于史料分析的目的论、单线递进的一元历史发展观，都是我们在研究近代市镇时所应避免的。此外，在借鉴西方诸社会科学方法时，应该保持警觉，力戒西方中心主义的魅影对研究工作造成干扰。如是，建基于实证研究之上、讲求研究方法的近代市镇研究必将取得骄人的成就。
收稿日期：2006—02—12
注释：
① 本文研究时段的确立受到若干学者的影响。吴承明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初始步骤。参见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129页。罗荣渠认为，1860年代—1940年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参见氏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49—361页。李伯重指出，对于江南近代工业化研究而言，应当把19世纪中期作为起点。参见氏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24页。马敏指出，划分出早期工业化阶段更符合中国自身历史实际。参见氏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若干问题》，《光明日报》2003年6月24日。另外，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刊行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丛书，以1860—1916年为限，也给笔者以启发。
②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历史作用，指出“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2—63页。英国学者约翰·希克斯认为，16世纪“专业商人”的出现，是西欧经济由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标志。参见氏著：《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5、26、130页。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诺斯提醒人们注意，1500 年以后“贸易和商业在欧洲各处扩展”的结果，导致“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一套有效的财产所有权制度”，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参见该氏与罗伯特·保尔·托马斯合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张炳九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年，第198、213页。
③ 有关“原始工业化”理论的评介，参见刘兰兮：《门德尔斯原始工业化理论简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1—18页；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21页；杨豫：《欧洲原工业化的起源与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
④ 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批评，参见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胡成：《“资本主义萌芽”与本土化研究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载《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学典：《“五朵金花”：假问题与真学术》，《北京日报》2002年6月9日；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3年第4期。
⑤ 有关现代化理论的评介很多，除了前揭罗荣渠专著，另参见丁学良：《“现代化理论”的渊源和概念构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1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6页。
⑥ 如华中师范大学于1987年5月举办的“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大学于1994年11月举办的“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
⑦ 参见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在这本论文集中，作者至少有7篇文章对中国的经济近代化作了专题研究。另参见氏著：《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收入书中的文章主要是从市场角度论述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
⑧ 值得注意的是，罗威廉后来却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参见氏著：《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邓正来、杨念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01—419页。
⑨ 这是孟德尔斯1984 年发表在法国《年鉴》杂志上的题为《原工业化时期的农村工业》一文的观点。参见杨豫：《欧洲原工业化的起源与转型》，第46页。
⑩ 例如，恩格斯曾指出传统的“农村家庭工业”在近代工业化时期的欧洲部分地区尤其是德国继续存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4页。
(11) 在此问题上，陈春声的提醒值得注意。参见氏著：《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8—9页。
(12) 代表性成果可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第16卷第2期，第26—47页； 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64—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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