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埔军校论文,周恩来论文,政治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为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精英，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标志着中国新型军队的创建，功不可没。说它“新”，在于坚持军事政治训练并重，开了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先河。周恩来则是这一工作实际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一、伟大的实践
本世纪20年代前半期，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中国最大的两个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携手合作了。两党合作的第一项伟大成果就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创立。这个以培养革命军官为主旨的学校是在共产党和苏联的推动和帮助下建立的，所以从它创立伊始，便学习和效仿苏联红军的做法，设立政治部。然而，初期的政治部形同虚设，孙中山和廖仲恺只好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一名干部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担此重任。1924年11月，周恩来上任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展军校政治部的工作。
第一，设立并逐步完善政治工作机构。建立必要而完善的政治工作机构，是保证政治工作正常运转并促进全面工作开展所必须的。因此，周恩来到职后，对政治部的工作立即进行整顿，增设组织，增加人员，建立和健全各方面的工作。他在政治部设立了指导、编纂、秘书三个股，并从第一期毕业生中遴选李汉藩、杨其纲、蒋先云、李之龙等优秀人才担任政治部各项工作，全面担负起校内的政治训练、党务和宣传等责任，把政治部办成了生动活泼的战斗实体。
第二，指导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在思想上加强共产党对军校的影响。周恩来到职后，重视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发展迅速，第一期学员中，有80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每期都成倍的增长，如第四期政治科400多人，就有99名共产党员，后来的黄埔第一军中20%以上的军官是中共党员，且都成为军校的骨干力量，为后来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起了先锋和模范带头作用。
第三，重订军校的政治教育计划，把政治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军校虽然一开学就开设了政治课，但实际上仅有三民主义学说，且比重小、内容单薄，加上校长蒋介石推崇曾国藩、左宗棠的治兵思想，学生在政治上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实在有限。为改变这种状况，周恩来得到廖仲恺的支持，说服蒋介石同意制订出新的政治教育计划。包括：社会主义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等。就教学方法而言，周恩来主张形式要多样，方法要灵活，包括：政治演讲、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组织宣传队和出版刊物等。从而使军校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
第四，及时地战地动员与发动群众，保证军事作战取得胜利。第一次东征时，在军校东征誓师典礼上，周恩来向全校师生进行政治动员。东征军出发之后，周恩来要求宣传队先行向民众宣传东征意义。由于宣传工作及时，“革命军每到一地，人民自愿帮助运输，做向导。政治工作产生了很大作用”〔1〕。总之，在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战斗中，哪里的战事最吃紧，哪里战斗最艰苦，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工作就出现在哪里。第二次东征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授他少将军衔。这是中国军队设立政治部的开始。9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任命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29日，周恩来又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全权负责前方政治工作。周恩来就职后，从军队中抽调几十名共产党员到总政治部工作，积极开展对军内和民众的宣传工作，有效的做瓦解敌军的工作。正是由于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工作做到了征讨叛贼的前沿阵地和人民群众的心窝，从而使革命军士气高涨，得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三次叛乱很快平息，广东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创造了光辉的业绩。抗战时期，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2〕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团就是指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和教导二团，表明周恩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工作的早期开拓者，而且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政治工作的实际开拓者。
二、卓越的理论
正因为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职时期有着一段极富成效的政治工作实践，所以在这一伟大实践中又形成了诸多宝贵而卓越的思想成果，从而成为人民军队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工作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透彻地阐明了军队的性质所在。正确认识军队的性质和地位，是把握建军方向的一个关键问题。周恩来是较早和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的卓越领导人。他在《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演讲中，既深入浅出又逻辑严密地阐述和论证了军队的性质所在。他说：关于军队，我们要知道军队的本身完全在兵士，因为有广大的兵士群众，才能够成为一个军队。这个兵士群众是不是个阶级呢？这是需要弄明白的。他接着说，我们要明白军队能否成为一个阶级，须先了解阶级的意义；要明白阶级的意义，又必须知道阶级的来源。周恩来指出，阶级的来源，是生产的分划。结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演化过程，也联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际，周恩来提出：“在这个阶级的意义中，我们可以找出两个定义：第一，社会上的阶级，不是生产的阶级，便是掠夺生产的阶级。不是压迫的统治阶级，便是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从上古酋长时代一直到现在，天子、诸侯、士大夫、军阀、资本家、地主都是掠夺生产的阶级，是压迫人民的阶级。第二，凡是压迫别人的阶级，至少于他的本身都是很有利的。比方酋长压迫奴隶，而酋长的生活一定比较要好。天子、诸侯、士大夫的封建社会，压迫乡村的农人及城市的商人、工人，而天子、诸侯、士大夫的生活一定比乡村的农人和城市的工人、商人好得多！至于现在的军阀官僚资本家大地主他们的生活，那更不待说了！”〔3〕
根据这两个定义，兵士究竟是不是一个阶级呢？周恩来指出：第一个定义应用到军队来，诚然军队是可以拿来压迫人的，可以拿来压迫群众的；可是军队的本身，不是生产的群众，而又不是掠夺别人生产成为自己所有。这在第一点上就发生问题了。并且被压迫者本身组织起来的武力，也并不是压迫人的，而成为解放人的武力了。看来第一个定义是说不通的。再看第二个定义怎样？就是说：“兵士的生活，是否压迫别人的生活于自己有利？”其实，兵士的生活，比农工的生活更坏。虽然国家有时也给他们以优待，但与其他的比较起来，还是赶不上被压迫的农工群众生活。这样说来，说军队是个阶级，按第二个定义推论起来也是不成立的了。那么，军队究竟是什么？周恩来得出结论：“他是工具不是一个阶级。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如酋长以其工具去压迫奴隶；天子诸侯王拿这工具去压迫乡村的农奴和城市的市民；又如现在的军阀资本家大地主，利用这工具去压迫农工或其他群众。但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势力。如酋长制度的社会，奴隶起来赶跑了压迫他们的酋长；封建社会破裂，资产阶级起来赶跑了压迫他们的天子诸侯王；资本主义社会，一些最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会起来打破资本主义社会，打倒资产阶级的压迫。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和支配之下的工农商学，也会起来用武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所以军队不是一个阶级，乃是工具。”〔4〕这样，周恩来就从大概念入手，由表及里，立论正确，论据充分，论证有力，一层一层，再透彻不过地阐明了军队的性质——是一个工具。正因为军队是个“工具”，被压迫阶级也可以用它求得自己的解放，所以，周恩来认为组织军队具有重大意义，“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5〕从而为部队官兵指明了奋斗的目标和方向，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战斗士气。这既是对军事理论的一个杰出贡献，也是对政治工作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二，再三重申了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和目的。1925年2月6日，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出席东莞商务分会举行的欢迎东征军大会，并发表演说，论述了革命军队与旧军队的区别，而区别的标志便是前者授以政治教育，后者无政治教育。周恩来说：“革命数十年尚未成功者，因多数军队均系前清遗留而来，即有新招之兵，仍仿前清编制，此种军队不知人民痛苦，不知政治意义。吾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如欲使中国和平，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故特设立党的军官学校，于军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6〕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告诉每个军官士兵“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告诉他们“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兵士均能了解此理”。〔7〕简言之，就是要告诉军官兵士明了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以及寻求解放的途径。这既是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也是政治教育要达到的目的。
1926年7月，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发表讲话，再次阐述军队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其革命观念”。在这次讲演中，他不仅指出了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而且指出了最近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担任政治教育的人员，一定要晓得革命军的使命。最近国民革命军唯一的使命，就是反帝国主义。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消灭军阀及平息社会上一切不安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最紧要的是使广大的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这是政治工作最近的目的。”〔8〕
第三，辩证地阐释了革命军队应与人民保持融洽无间的关系。周恩来在青年的时候，就已初步形成朦胧而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即“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9〕等论点。随着他世界观完全转到马克思主义，并在革命实践中，使这方面的思想不断丰富，日趋成熟。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他强调革命军队应与人民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还是在东莞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中，他申明“此次军校出发，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10〕周恩来寄厚望于东莞同胞，希望他们“为革命军向人民宣传解释，使之了解人民与革命军之关系”。他还向东莞人民坦诚相告：“本校之政治部极愿大家筹划一种方法，使彼此融洽无间，诸位如有何种痛苦及要本军实行之事，请随时写信与政治部，政治部当尽力设法，如诸位有意见，请即尽量发表。”同一天晚上。周恩来在另一个市民联欢会上发表演说，再三申明：“本军系解除人民痛苦而来，增加人民幸福而来，愿与大家戮力同心，共促革命成功。”〔11〕这与后来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制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同年10月8日，在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率部经过东莞县石龙镇时，他向欢迎群众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又一次申明并号召：我们这次东征，完全是为人民幸福而来，人民应与革命军队联合起来，如同兄弟一样互相亲爱，互相提携，将敌人早日打倒才是。再次强调了革命军队应与人民保持融洽无间、并肩战斗的关系。
第四，强调遵守革命纪律的极端重要性。“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它最早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所讲的。而在此13年前，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就已经明确地强调过这一重要问题。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周恩来发表演讲时指出：革命党员守纪律，比任何政党中还要紧要，这是革命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假使没有这个原则，一定不能把反革命的陈炯明，假革命的杨希闵、刘震寰打倒，将来更不能把我们的仇人一概打倒。他还指出：“在革命之下，守革命党的纪律，并不是强迫的，是各同志甘心愿意遵守的；每天的军事训练，军事教育，是甘心受的。”周恩来又援引孙中山的话：谋人类的自由，就要去掉个人的自由。他强调：“这一点如果相信不彻底，一定不能革命。”并号召广大官兵，“努力研究主义，在党的指挥之下，守严格的纪律，能如此去做，将来一定能得到很好的成绩。”〔12〕周恩来这次强调执行革命纪律对夺取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恐怕还是较早的。第二次东征时，他亲自指导制定的《政治宣传大纲》提出的“不拉丁，不筹饷”等内容，显然构成了后来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内容。
第五，较早倡导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难能可贵的是在周恩来早期的政治工作理论中，把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都非常鲜明地提出来了。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论求什么学问，如果只求一点观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达到，我们总要在实际上去做。”〔13〕这里说的“观念”就是指“理论”，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否则，“任何目的，都不能达到”。多么明确的思想，而在70多年前提出这一思想，又是何等地难能可贵！
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周恩来讲得更多。他要求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保持“融洽无间”的关系就是强调密切联系群众。1925年7月，在一次演讲中，他总结和回顾了黄埔军校一年来的历史经验说：“我们这一年多的历史光辉，从诸位的思想行动上，传到全国革命青年的身上，我相信将来的中国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因为中国人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有许多不知道近代的潮流，这完全希望各位作无线电机，将革命的思想传到全中国，使全中国的民众革命化。”〔14〕固然， 这是号召革命军要宣传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革命的洪流之中，但说到底还是讲要联系群众的问题，而且要求更高。
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周恩来在《通告第一师党部诸同志》中，要求各级党部的会议必须有“同志间互相批评，以党的见地为中心”。虽然他在黄埔军校时期讲同志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还不算太多太集中，但毕竟把这一问题提出来了，也讲得明确了。
周恩来在黄埔时期的政治工作实践对后来中国共产党人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树，他是这方面理论的最早倡言者，虽然当时还没有使用“三大作风”这一概念。
第六，要求政治工作人员一定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指出：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对民众、士兵、伤兵、俘虏，各种宣传，都要用适当的时间，做相当的教育及训练。“能如是，才能鼓起士兵们作战的勇气，才能使军队去过的地方，人民不发生反革命的举动，才能巩固革命的基础。”〔15〕而周恩来本身就是这方面的楷模与典范，毕其一生，从不褪色。
除上述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思想外，就军队政治工作的范围、方法及政治部的职能等问题，周恩来都有较多的论述和阐释，表明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三、特色与借鉴
周恩来政治工作的实践是伟大的，思想是丰富的，而且这方面的特点也是鲜明的，对新时期的政治工作很有借鉴意义：
第一，在政治工作的实践上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及时性。首先是针对性，即有的放矢地从事各方面工作。周恩来从事和领导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特别注意针对性。针对政治部形同虚设他设立和完善政治工作机构；针对政治内容太单薄且有重大偏差，他重订军校的政治教育计划；他推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工作是因为国民党右派在军校极力破坏和分裂统一战线。周恩来有一句至理名言：“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16〕这句话虽然是从做好领导工作的全局上讲的，但也可以认为是他要求政治工作要有针对性在理论上的精炼概括。其次是及时性。所谓及时性是讲做好政治工作的时效性。及时地战地动员与发动群众就体现出周恩来政治工作的及时性特点。
第二，在政治工作理论上的开拓性和深刻性。所谓理论上的开拓性是说他言了前人不曾言或言之不确、不全的地方。关于军队性质的判断，梁启超曾说过，“中国有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有枪阶级是压迫者，无枪阶级是被压迫者。”显然，梁氏认为军队是一个阶级。周恩来则从军队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阐明它是一个“工具”，这不仅纠正了近代著名思想家的偏颇认识，而且对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确定“只许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这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建军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开拓价值。周恩来较早倡导三大优良作风，强调执行革命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在当时来讲都是富有开拓性的。所谓深刻性是指他在理论上有独到的见地或创新。很明显，关于军队政治工作二重性目的阐述就是很深刻的，即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目的不仅在于确立自己部队内部广大官兵的革命信念，而且还要使军阀部队渐渐觉悟，也就是我们后来形成的“瓦解敌军”的方针；历朝历代的反动军队虽然都来源于被压迫阶级，但它们无一例外地成为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而周恩来主张革命军队要与人民形成“融洽无间”的亲密关系，不仅在当时来讲极其深刻和具有战略见地，即使现在，此理虽人人皆晓，但在实践上仍具有极端重要性。
第三，对现实的有益借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期开展政治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治工作要紧紧围绕中心任务服务，即为创设新型军官学校，建设新型革命军队以及扫除封建和军阀势力服务。此后，利用这一时期政治工作经验，并在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结合新形势、新任务、使有效的政治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巨大精神动力和优势所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无论军队还是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内容、方式与方法都应随之变化。既然有效的政治工作是共产党人的优势所在，那么无论全党还是全军的政治工作都应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发挥这一优势，以促进和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顺利进行。学习周恩来黄埔军校时期的政治工作实践和理论，对当前贯彻和落实江泽民再三强调“讲政治”的指示能提供思考和领悟；对贯彻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3〕〔4〕〔5〕见国民革命总司令部政治部1926年出版的《政治工作须知》单行本，抄自广州黄埔军校纪念馆。
〔6〕〔7〕〔10〕〔11〕1925年2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
〔8〕原件存革命历史博物馆。
〔9〕《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1页。
〔12〕〔13〕〔14〕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开学讲演录》， 抄自黄埔军校纪念馆。
〔15〕《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的讲话》，抄自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1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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