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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0)06-0084-08
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对中共建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中共党史人物、毛泽东思想及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等等，进行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对国外学者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对于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无疑具有一定意义。
一、中共建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国外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起源及传播问题。主要的研究论著有：英国学者米歇尔·卢克的《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L·莱达尼的《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1921－1985)》、黄友克（音译Hung－Yokip）的《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一种新的解释》、贝利的《中国人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运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92年）、《论青年施存统——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日本小组”及其建党问题》（1994年），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费路教授的《中国民主主义者与革命者在柏林(1900－1924)》、《中国民主主义者与革命者在柏林(1925-1933)》，美国学者Marilyn A.Levine著的The Found Generation:Chinese Communist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3，等等。
米歇尔·卢克在《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西方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和早期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论题上：一是考察为什么五四运动提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生根的适宜土壤；二是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三是关于“毛主义”概念的讨论。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虽然带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痕迹，但其理论的最终形成却保持了自己的特色①。石川祯浩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式入手研究早期共产党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92年）一文中，作者指出，建党前北京小组代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当时《晨报》驻日记者陈溥贤传播的。对上海组的研究，主要依据高畠素之和山川均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文献。《论青年施存统——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日本小组”及其建党问题》（1994年）等，则搞清楚了参加建党的施存统在日本的活动情况，指出了日本马克思主义与施存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明确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诞生所起的作用②。贝利的《中国人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运动》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对中国学生旅法的动机和赴法后的思想变化，参与政治活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和从事建党活动等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认为这些留法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并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The Found Generation:Chinese Communist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By Marilyn A.Levine,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3，则通过原始资料和回忆录等素材，第一次对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进行研究。作者不仅指出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在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还特别指出，他们在欧洲的见识，对革命成功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仍有积极的意义。
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起源及传播问题的研究，实质上涉及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必然性、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日本、欧洲（法国、德国）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留学生则是重要的传播媒介。
国外学者还专门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想斗争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如苏联学者克雷莫夫（A.L.Kpblmob郭绍棠）和杰留辛主要对2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思想斗争及影响作了专门研究。克雷莫夫在其著作《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斗争(1917-1927)》（莫斯科1962年）中，根据大量史料论述了中国知识界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两次大辩论：一次是在中共成立以前（1920～1921年），一次是在中共二大以后（1923～1924年）。作者指出，通过辩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运用刚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击退了那些冒充“社会主义观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和无政府主义观点。克雷莫夫还指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当时尚未完全掌握它。杰留辛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2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史略》（莫斯科1970年），专门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已经成立，而党尚未诞生的1920年底的情况，即“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的情况。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首次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辩论的是李大钊、李达、李季和施存统。他们用俄国的经验来证明中国虽然落后，但若以俄国人为榜样，联合世界无产阶级，是可以走上社会主义轨道的。这次辩论最大的意义，在于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应于中国，它与这个国家的民族特性是否有抵触，社会主义制度能否使中国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并对这三个问题作出了笼统而肯定的回答，为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将决定中国社会积极而有觉悟分子在此后几十年政治活动的性质。不过，杰留辛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时，对无政府主义者作了一些让步③。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深入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阐明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分析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形成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当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④。本杰明·史华慈在《五四及五四之后的思想主题》（《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第8章）中，着重论述了五四时期及五四之后在知识阶层的讨论中占主要地位的议题和论点，其中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问题与“主义”、大众文化之主题、“新传统主义”——从传统中寻找真理、关于科学与人生的论战、马克思主义的兴盛等⑤。
二、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实践研究
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实践研究是国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领域。就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主要涉及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的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李大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的研究，如苏联学者舍维廖夫在《李大钊的阶级观和无产阶级专政观形成史略（1918～1920年初）》一文中指出，李大钊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彻底转变是发生在1919至1921年期间。其理由是：李大钊在1919年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并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理。李大钊开始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仅仅是在1921年他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之后。苏联学者克里夫佐夫和克拉斯诺娃在其专著《李大钊——从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指出，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深刻理解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反映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的人，他的政治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革命民主主义阶段（1907～1917年）、逐渐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过渡阶段（1917～1921年）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1921～1927年）。作者认为李大钊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实际上是在五四运动的准备、发生和显现结果的时期，俄国的十月革命对李大钊思想发展由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起了决定性作用。1919年初，李大钊在自己的文章中开始把新时代的到来同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联系在一起；自1919年夏，他公开领导了马克思主义潮流；1920年底1921年初，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提法，从而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书中，两位学者还批驳了美国学者M·迈斯纳和西德学者B·鲍尔的错误论点，指出李大钊既没有修正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解释”；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有机结合”。他们认为李大钊是国际主义者，他没有背离中国民族的特性；李大钊不是农民革命者，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⑥。日本学者后藤延子等亦对李大钊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期间的思想进行了研究。二是关于李大钊的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起源的关系研究，如日本学者丸山松幸的《李大钊的思想及其背景》（1957年）、西顺藏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人民概念》、野村浩一的《关于“五四革命”的思想——李大钊》，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年）等。丸山松幸在《李大钊的思想及其背景》（1957年）一文中指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在于把它作为分析中国现状和指明变革道路的理论武器。西顺藏和野村浩一都认为，中国历史上全新的人民概念是从李大钊开始的，李大钊提出的把“天下的世界体制”中最下层的、客体的、被动的人民概念颠倒过来的观点被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野村浩一在《关于“五四革命”的思想——李大钊》等文章中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之一，是重视思想解放和主观能动性，其根源正是李大钊的“物心两面改造”的提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为人们所接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现了“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这一观点⑦。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则在其专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列丛书第27种，1967年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中，通过对李大钊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深入研究，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加以改造的历史起源及其过程。作者既肯定了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所作的贡献；又指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具有非正统性，并阐述了造成这种非正统性的原因，进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历史主题。
有些国外学者还将李大钊思想与陈独秀等思想作了比较研究，如日本学者后藤延子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1983年）一文中指出，在“问题与主义”论战阶段，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特点以及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问题上，与陈独秀等人不同。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亦在其著作《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对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的思想作了分析和比较，指出了他们思想上的异同和内在联系。
国外学者关于瞿秋白的研究发表的论著亦较多，具有代表性的如苏联学者施奈德的《瞿秋白——革命家、作家、斗士》（莫斯科1960年）、科瓦廖夫的《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瞿秋白》（载《远东问题》杂志1974年第2期）、格卢宁、施奈德合著的《共产党人、列宁主义者、政论家、文学家》（载《远东问题》杂志1979年第1期），日本学者石川忠雄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1959年）、姬田光义的《瞿秋白研究》等。苏联学者一致认同，瞿秋白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党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位天才的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学、艺术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为在中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理论和制定中共的战略与策略作出了重大贡献。日本学者从翻译瞿秋白的著作入手对其加以研究，石川忠雄主要分析了瞿秋白路线和毛泽东路线的特点与不同。姬田光义则着重探讨了瞿秋白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精神世界的特征。指出瞿秋白革命理论是由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二阶段连续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构成的。瞿秋白精神世界的特征主要有：爱国心；民族性与国家性的结合；坚强党性、组织工作的灵活性和群众观点；带有浓厚文人味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作为钢铁般革命家的形象⑧。
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上半期，苏联史学界还对其他中共党史人物进行了研究，如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蔡和森、澎湃、方志敏、彭德怀、林伯渠等，研究其生平事迹和革命活动，肯定了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功绩和作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受微观、个案研究的学术风尚影响，还逐渐开展了对一些身份背景较为复杂的或与中共有过较紧密关系的人物研究，如中共早期人物张申府、李达，早期曾领导农民运动、后成为西山会议派的沈玄庐等。特别是对党的文化干部邓拓等20世纪革命文化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研究不足的缺憾，如Introduction: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by Timothy Cheek,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ersity,New York，1997，作者通过回忆录等大量第一手资料，介绍了邓拓投身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事业并为之奋斗一生的经历，对邓拓加以分析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中共顶尖级的宣传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分析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有那样大的吸引力，使他们情愿为之服务的原因；分析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参加革命并追逐共产主义的原因：一是救国，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事业发展与挫折的看法⑨。
三、关于毛泽东思想及其与马列主义的关系的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今，西方各国不同政治倾向、不同学派和不同世界观的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及其与马列主义的关系等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论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本杰明·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布兰特利·沃玛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1982年版）、R·E·怀利的《毛主义的形成：毛泽东、陈伯达对中国理论的探求(1935-1945)》、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八篇论文》（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2年），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1983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艾思奇、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2002年），苏联学者别列兹内的《有争议的中国革命史概念问题》（1990年），季塔连柯的《中共七十年的经验与教训》（1991年），梅利克谢托夫和潘佐夫的《斯大林、毛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2001年）等，相关的研究内容主要有：
第一，关于“毛主义”形成过程及其理论特点。1948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对“共产主义”、“毛的战略”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交织发展的过程作了最初的研究，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特殊的，“毛离经叛道地声称中国的‘革命先锋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贫农’。他深信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因此他甚至在共产国际批准以前就着手建立农村游击队，并创立‘苏维埃’。”⑩1952年，费正清和康拉德·布兰特、本杰明·史华慈三人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运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文献进一步阐明“毛主义”的形成过程和理论特点，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标志着西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开始(11)。
第二，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本杰明·I·史华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对此做了深入的、富有开创性的研究。史华慈的基本看法是，毛泽东和中共战略的形成是同以列宁主义原则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但他认为，尽管列宁主义是“毛主义”的战略核心，但在1926～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以及1927年的秋收起义革命实践中，“毛主义”形成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理论：一是强调群众基础，认识到农民这个最具有革命潜力的现实；二是建立“边区”，深刻了解到了在国家权力不能有效控制的广大偏远农村地区实行革命的可能性。“毛主义”战略正是以此作为主要线索，充分利用外部的有利条件，最终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引导到胜利。因此，本杰明·史华慈使用“毛主义”(Maoism)一词来表明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体系的区别。在本杰·明·史华慈看来，毛泽东思想是“同旧教义的真正背离”，表示旧教义的瓦解。他认为以“毛主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表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实践中也真诚地宣称忠实于马列主义，但是，当苏区越来越被称为中国革命的重心时，它同马克思、列宁设定的以城市无产阶级为基础的革命，几乎完全断了渊源。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党，也不像某些援引马克思列宁理论框框的人所说的农民党。它是一个在列宁主义原则下组织起来、吸收了社会各个层面中最优秀人物的政治精英团体。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个精英团体不拘泥于马列主义的教条，实现了以农民作为基础，并动员他们完成革命转变这一使命。中共的领导者们非常彻底地吸收了列宁关于在落后地区实行革命的理论以及马列主义有关工业化潜能的理论。只有在我们不仅理解了阶级决定政党的性质，而且理解了党本身的含义的时候，我们才能读懂在“毛主义”指导下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本杰明·史华慈认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项独创性的理论，它突破了对马列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在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的基础上，试图创造出中国独特发展的观点和理论(12)。
与本杰明·史华慈的观点不同，美国新一代青年学者理查德·普费弗、安德鲁·沃尔德、马克·塞尔登等人，把毛泽东思想理解为“一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旨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目标的革命发展战略”(13)。
第三，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在其论著中，就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例如，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1983年）一文中，尼克·奈特详细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论的形成，以及毛泽东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予以中国化的过程。作者认为，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责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前提下，将产生于19世纪工业化欧洲条件下的这一原理，应用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特殊的中国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并对其加以丰富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14)。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艾思奇、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2002年）一文中，作者通过对艾思奇与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关系的研究，指出艾思奇在20世纪20～30年代，深受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影响，并将其介绍到中国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艾思奇与毛泽东一样做了许多理论研究工作，是艾思奇将马克思主义原理通俗化和普及化，并在中国将这一“新哲学”变为一种制度化的意识形态。苏联学者季塔连柯在《中共七十年的经验与教训》（1991年）一文中亦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共领导在40年代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一个不仅仅对中共具有意义的重大理论“突破”。虽然在问题的提法上存在某种功利主义和民族主义因素，但其实质是要求在中共的政策和理论观点中，要考虑中国的民族特点和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具体条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理论对于从政治思想上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解决50年代初期社会经济政策中的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的理论成果——群众路线，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尤其是美国学者，如米奇·迈斯纳的《大寨：实践中的群众路线》、马克·塞尔登在《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性变革历史文献》、詹姆斯·哈里森的《通向权利的长征：中共党史(1921-1972)》等。米奇·迈斯纳在《大寨：实践中的群众路线》中指出：“群众路线是中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具威力的创造。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采用群众路线，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在中国并非一个完全新的发明，但是，中国的榜样，对各种革命运动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影响。马克·塞尔登在其著作中也高度评价了群众路线，认为“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延安时期以来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了群众路线。基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信念而形成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终生所奉行的革命战略核心(15)。詹姆斯·哈里森则称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支柱”，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一是共产党人善于把握20世纪渗透到中国人民生活中的革命民族主义潮流。二是他们能够通过群众路线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既进行反对军阀和列强的民族革命，又为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发动社会革命。”(16)
第四，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源泉及毛泽东哲学思想。西方学者非常重视毛泽东思想寻根研究，且大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寻求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布兰特利·沃玛克在其著作《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中，提出了与其他学者大相径庭的观点，认为实践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源泉。强调毛泽东的思想并非经由单纯的理论批判获得，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17)。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西方学者关注的内容之一。康福斯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方法》一书的日文版序言中写道：“由于中国革命及领导者毛泽东的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里谱写了伟大的新篇章。毛泽东不仅涉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策，而且涉及哲学的领域。特别是他的认识论有深远意义的书籍及《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贡献。”(18)让·雪斯诺撰文指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尤其是给辩证唯物主义的总的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19)日本学者主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和特征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松村一人在1952年日本《思想》杂志上连载《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文章对毛泽东哲学的意义、毛泽东哲学的根本特征、毛泽东哲学的新内容、毛撰写哲学论文的有关情况、《实践论》以及《实践论》同《矛盾论》的内在联系等10个问题作了颇有见地的论述(20)。他指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毛泽东哲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马列主义具体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实际，具有中国民族的形式，而且还具有国际意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征，日本学者认为有三个方面。松村一人认为，第一个根本特征，即毛泽东哲学的根本特性，是哲学家的群众化与民族化，是哲学同本国革命的理论、同民族的智慧相结合。第二个根本特征是，它彻底地打破了对辩证法的教条主义的理解，这是毛泽东的辩证法给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新意的关键。第三个根本特征是，实践的思想。这其中包括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是野村浩一坚持的，从指导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实践及其效应的角度上强调的实践；二是认为这一特征是基于毛泽东对实践的本质上不同于马克思、列宁的理解为基础形成的，如强调相互转化的辩证法、重视实践主体以及主观能动性、主张实践高于理论等，这使毛泽东思想体系包含了许多独特的成分；三是认为，这一特征决定了毛泽东理论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特殊理论，尽管在中国产生的实践效益无可非议，但不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提并论(21)。
国外学者在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毛泽东思想方面所作的评述及方法论尝试，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美国青年学者安德鲁·沃尔德、约翰·G·格利从方法论的角度，深入分析和批判了中共党史领域中传统的研究方法。一是脱离文本的主观主义研究。安德鲁·沃尔德指出，中共党史的某些研究者并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自身的著作，就先入为主地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经济决定论”，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固定化、绝对化，并使之与毛泽东的“唯意志论”对立起来。这样，歪曲或曲解马克思是为了贬低毛泽东。二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沃尔德指出，强调“毛主义”“唯意志论”的学者，“用来思考和讨论马克思和毛辩证分析方法的那些词法和范畴，歪曲了这两位思想家的分析方法的思想实质。这些学者不是像马克思那样用辩证的方法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统一体或一个概念结构的不同的两个方面，他们无例外地都采用我们西方哲学和科学传统中的原子概念。根据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方法，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被看做两个不同的、可分离的因素或两个独立的相互作用的可变的东西。按照这种方法所描述的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要明确解释马克思或毛的思想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些学者的著述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他们普遍选择一种假想的事物的两个对立面中的一个方面，而且只选择每一位思想家‘比较接近’的那个方面”，并且“必须在完全不同和可分离的两极之间作出这种选择”。运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是：他们根本不会去设想“毛既不是‘决定论者’，也不是‘唯意志论者’。在他们看来，根本无法简单地表面上调和毛的思想中的这两个方面”(22)。安德鲁·沃尔德指出，要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前提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约翰·G·格利从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批评了静止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指出，只有运用历史辩证法分析问题，才能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看到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才能从所谓历史决定论和意志论的对立框架中摆脱出来，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尼克·奈特提出，研究毛泽东思想应跳出经验主义的藩篱，从重视史实考证，转到重视理论研究、分析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上来，以提升这一研究的学术成熟度；以及将其放入20世纪中国革命与建设史中研究，使其更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采用不同的视角，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中共建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中共党史人物、毛泽东思想及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等等作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尽管国外学者研究这些问题时，受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立场、研究目的、文本资料、方法论等各方面的限制，有时研究缺乏客观、公正，有的观点值得商榷，有的观点甚至是错误的。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们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的资料；另一方面，他们在研究中采用的新的研究视角，提出的一些独到见解、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对于拓展我们的研究思路、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⑥⑦⑧⑨(13)(14)(15(17)(21)(22)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372、312、64～65、123～125、345～346、349、276～279、186、422～423、200～201、242、353、207～208页。
④［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⑤［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7～482页。
⑩费正清：《美国和中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
(11)(20)成龙著：《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12)［美］本杰明·I·史华慈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6)James P.Harrison:The Long March to Powe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72.Parger Publishers Inc.1972。
(18)［英］康福斯：《唯物主义与辩证方法》，三联书店1956年中文版。
(19)《思想》1955年11～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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