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栋[1]2018年在《哈特·克兰的追寻罗曼司和自然观:《航行》新读》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试图把哈特·克兰著名的情诗《航行》诠释成一首依附在浪漫主义传统下的追寻罗曼司。《航行》最终完成了从外在的追寻罗曼司到内在的追寻罗曼司的转变,诗歌的主人公从一个在不完满的尘世中苦苦寻觅一个虚幻永恒的追寻者,转变成了一个以想象力重铸世间万物的诗人,在这一过程中,主人公对待自然的歧异态度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何欣[2]2013年在《逃逸与追寻—罗伯特·潘·沃伦诗歌研究》文中认为罗伯特·潘·沃伦的诗歌为他赢得了包括两次普利策诗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内的众多奖项和美国第一任桂冠诗人称号,吸引了国外众多研究者的目光,但国内对这位现代诗人的了解和研究还很薄弱,因此本文选取了沃伦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个领域继续探索。本文研究沃伦诗歌时采用了“逃逸与追寻”的视角：论文主体的第一章探讨了美国文学中的“逃逸与追寻”传统及其与沃伦诗歌创作的关联,展现了美国文化土壤、美国文学,尤其是“逃逸派”文学对沃伦诗歌主题和创作的影响。第二章借助大量的诗歌实例讨论了沃伦诗歌主题、意象与结构所体现的“逃逸与追寻”,展现了沃伦诗歌浓郁的“逃逸与追寻”情结和其折射出的诗人对社会弊端及救治途径的思索。第三章探讨了沃伦诗歌作品呈现出来的时间观所体现的“逃逸与追寻”。在该章中沃伦的诗歌被与布莱克和哈代的某些诗歌进行了横向对比,展现了这几位诗人在“逃逸绝对时间观”方面的相似性与不同点,而沃伦诗歌中弹跳交织的网状时间模式是对以往线状和圆状两种时间模式的超越,展现了一种独抒性灵的时间观念,“逃逸”了传统时间观念的束缚、“追寻”了对人生体验及其意义的更充分地发掘。第四章分析了沃伦诗歌作品呈现出来的历史观所体现的“逃逸与追寻”。本章阐述了沃伦诗歌中体现的历史是与现在、未来共同构筑的时间统一体中不可分割之部分的观点,以及历史是人类认知自我与认知社会之源的看法,并尤以美国南方为例论述了诗人“对忘却与扭曲历史的逃逸”与对“正确看待和借鉴历史的追寻”。结论部分总结了“逃逸与追寻”主题和创作模式在沃伦诗歌中的体现及其重要意义,尤其是沃伦诗歌中“逃逸”体现的批判与“追寻”体现的重建对在当下困境中找寻出路的人们的启示。总之,本文遵循先梳理沃伦“逃逸与追寻”诗歌的根源,再细化探讨其在沃伦诗歌主题、意象及结构上的表现,最后聚焦诗中的时间观与历史观来进一步探索沃伦诗歌呈现的“逃逸与追寻”内涵的思路,向读者呈现了“逃逸与追寻”视角下沃伦诗歌的丰富内容、深刻思想及独特表现手法。本文以“新批评”的细读和语义批评方法为主,辅以神话一原型批评、历史文化批评等方法对沃伦的诗歌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对“逃逸与追寻”这个朴素视角的运用使本文突破了以某种文学批评理论套用于文学研究的模式,更生动地反映了沃伦对人类复杂经验的感悟以及对当下人的生存困境和出路的思索；该视角的运用还较好地体现了沃伦诗歌作品与美国文学传统和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过程的关联,同时加深了读者对这三者的认识和理解,一定程度上填充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缺。在阐述沃伦诗歌呈现的时间观所体现的“逃逸与追寻”时沃伦诗歌与布莱克和哈代诗歌的横向对比,以及在论述沃伦诗歌呈现的历史观所体现的“逃逸与追寻”时以美国南方为例的个案研究都是本文的一些特色。通篇丰沛的作品细读是本文的一个亮点,文中涉及的沃伦诗歌是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且全部由笔者翻译而成,在更全面展示沃伦诗歌全貌的同时,也为沃伦诗歌的译介贡献了一点力量。
王平[3]2012年在《诗性的追寻》文中研究表明在“空间理论”的转向中,反叛、质疑、解构、重构,成为消解传统二元对立空间结构的思维方式,但同时也重建了文学对于空间的新认识立场和视角,为人们发掘现代文学更深、更广泛的意义,奠定了基础。在空间意识的维度上,将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肉体、抽象与具象、现实与想象等汇聚在一起,使之保持开放的姿态,使得我们可以突破各种文学形式风格、叙事模式,甚至学科范式的束缚,以更加多元的透视和解析手段重建文学研究的范式,扩大文学批评的视域。本文依据“空间理论”的基本要义,致力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空间意识的探讨和研究。尝试在现代诗学层面上,发掘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空间意识及其意义的生成,阐释其空间意境的精神特点。并将其叙述层面上的叙事空间,文本层面的结构空间,心理层面的精神空间,以及外在的社会现实空间等,融合在一起,结合对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文本读解与创作阐释,从空间意识入手,深入探讨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审美机制和审美理想。并融汇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各种体裁样式,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在内,注重以空间链接的方式,对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空间意识,进行相互开放、互为补充的论证说明,发掘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空间性建构的意识内涵和艺术特点。本文认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在文学空间拓展中,最大限度地展示现代人对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的追求。基于这种理念,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注重空间的灵活性、无限性、结构性的构筑,其目的有二：一是在思想认识层面上,体现对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的追求；二是在艺术审美层面上,突出对文学诗性的品格和境界的追求,从中展现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自由精神。同时,本文还认为,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微观空间,呈现着灵动的变幻、组合的特点。它的空间意象、时空的建构,形成了其内部空间的意义组建。灵动的片段、单体的空间意象,甚至是空白和抽象的空间意象、意境,以及所传达出自然与人文、思想与艺术的审美意蕴,都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经典艺术范式。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主张以“空白”接近意义的无边无涯,以心境寓意对世俗的跨越。以各种抽象的概念或心理情绪的展现和抒发,以具体的空间意象、意境流动变化,来进行心灵空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的情感传达。实际上,也就较为恰当地应对出在现代中国,国家民族、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动,往往直接投射在个人的心灵空间,同样也映衬着个人心理发生的巨大变化。基于这种空间意识,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时间形式,不再按照正常的叙述语流而发生了空间性的变化。应对这风起云涌的巨变,空间则是以情节的淡化、开放,人格性格的平面和不成长,以及直接进行各种空间并置的手法,来完成现代的转换。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中空间结构流动变化的特质,正是以独特的审美空间来实现的,藉由间离、祛魅的形式,以此展现人生的真善美,展现内心自我的无限意义。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中的经验、超验空间的各种变化,所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正类同于陌生化与间离艺术所强调的目的,根砥里都是现代自由主义作家对于经验空间的关注与同情,对于世俗、功利的超越,对于理想世界的展望,对于个体高度关注、重视的一种自由意志和自由精神的展现。本文指出,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空间拓展,是对现实人生的日常空间的意义赋予和审美超越,是对于彼岸人生的桃源世界的眺望,更是对自由人生的期许,对自由主义精神的追求,其中包蕴了对生命进行关爱、关注的恳切之情,爱己及人的,不受压迫且不追随大众的独立意志,表现出一种自我与自由超越性的生命、审美境界。因此,本文深入探讨了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空间意识的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发掘出其灵动个性、丰富自由、审美超越的特质。本文的阐释旨在说明,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独特的空间意识,绝不仅仅只是发生事件的场所,或者是空的容器,亦或是不变的形式,它同时是特定时代,文化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其审美意义更是指向了人的存在意义,人生的理想,人生的终极价值。
汪树东[4]2004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取向》文中指出本论文是从精神立场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特质的初步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诸种精神立场中,由于受既有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自然精神显得尤其突出,影响尤其深远,而且它与其他诸种精神立场互相勾联,处于关键地位,通过它可以更好地透视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精神格局; 因此本论文拟深入地探讨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基本形态、表现特征、意义与界限。这种探讨将有助于我们从深层上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特质,以及较为彻底地反思在人类文明史中绵绵不绝的自然精神。为便于论文的展开,绪论部分对精神立场以及自然精神等概念作了一定的界定,关于中国文学的精神立场问题也作了必不可少的初步清理工作。本文所说的精神立场乃是人在与世界的交往中所采取的主观立场,它包含着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对世界的把握以及对价值秩序的设定等。中国古代文学基本上是在儒家实用理性与道家自然精神这两种精神立场上展开的,与之相关,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营构出来的世界图景与人之图景也都打着它们各自的鲜明烙印,它们还直接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品质:现世品格与和谐之美。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立场的总体格局却是在实用理性、历史理性、虚无主义、自然精神以及超越精神这五者之间展开的,它们互相生发又互相转化,互相征用又互相改造,互相质疑又互相拆解,共同演化出中国现代文学复杂多变的壮阔景象。第一章旨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道家自然精神的基本特征、意义以及界限诸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周作人、废名、郁达夫、丰子恺、沈从文、孙犁、汪曾祺、阿城、贾平凹、迟子建等作家的许多作品中,道家自然精神的面影都极为鲜明,尤其是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更是对道家自然精神魂牵梦萦。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郁达夫的《迟桂花》,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戒》等作品中,道家自然精神所钟情的天人合一、美奂美仑的桃花源价值理想再次得到展现; 至于对道家自然精神的安柔守雌、完美和谐的赤子之心的追寻同样在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们那里进行得如火如荼,在他们看来,这种本真的自然人性才是对现实人生进行批判的终极标准,才是人们应该确立起来的价值基点; 当然,道家自然精神无为超脱的价值原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同样得到许多的作家的心仪、青睐乃至忠实的践履。然而,无论是在价值理想、价值基点上,还是在价值原则上,中国现代文学中道家自然精神的意义与界限都极其分明,它的自我瓦解是无法避免的; 这尤其表现在它对赤子型的自然人形象与超脱型的自然人形象的塑造上。第二章旨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酒神自然精神的基本特征、意义以及界限诸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理性与历史理性为达成自身的目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征用了酒神自然精神,像鲁迅、郭沫若、路翎、牛汉等启蒙文学家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都表现了对
洪千里[5]2012年在《普遍性的追寻》文中指出魏晋玄学的发展主要围绕着有无、本末、自然与名教等几组核心概念展开,对本体之“无”、自然原则的追问无不展现了一种对普遍性、统一性的追求。在这种普遍性的追求当中,士人们的玄学思想展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特质。王弼对普遍性的追求努力避免普遍原理与具体存在的分离,试图达到一种具体形态的普遍原理,表现出了一种“崇本举末”的理论特质。从逻辑上看,普遍原理的提出可以将杂多的对象纳入到统一的整体当中；从社会现实看,失落的名教规范需要在一种一般性原则的统摄和指导下重新树立权威。对于这个世界存在和发展的终极根据和普遍基础,王弼提出了“以无为本”。“无”之所以能够统摄万物,就在于“无”排除了任何特殊规定性的限制。本体之“无”的运行法则在于自然无为,万事万物都应遵循自然原则,名教规范也不例外。通过自然原则的解释,名教规范重新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普遍之“无”的提出,使得具体之“有”的存在有了形上的根据,使得理论的进一步展开有了可能。普遍之自然的提出,使得破碎的名教规范有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但是,任何脱离具体存在脱离现实世界的普遍原理都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普遍原理,不能还原真实的世界。王弼同样试图避免普遍原理的抽象化空洞化,王弼认为本体之“无”必须通过具有之“有”展现自身,人们对本体之“无”的体认和把握必须通过具体之“有”实现。“有”虽是“末”,却是本体之“无”的现实基础。通过自然原则肯定名教规范的合理性也表明王弼所追求的理想与现实世界并不冲突,理想的自然之境并非原离现实的世界。王弼将普遍原理构建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注重普遍原理与具体存在的统一,这使他的思想更加有理论的生命力。王弼这种“崇本举末”的理论模式也体现在性情之辨与言意之辨当中。在性情之辨当中,王弼一方面要求“性其情”,认为人类情感不能任意放纵,需要以普遍的人性予以引导和约束；另一方面又提出“圣人有情”,认为不能泯灭人类的情感欲望,在普遍人性的引导制约下,人类的情感欲望是合理的,情感也是普遍人性现实的具体的展现。在言意之辨当中,王弼一方面要求“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认为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能执著于语言文字,语言只是把握对象的工具,不可以替代对象本身；另一方面又认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指出语言文字作为人类认识对象的现实工具,完全抛弃语言文字是不可行的,超越语言文字只能是建立在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超越。从魏晋玄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进行考察,王弼玄学思想“崇本举末”的理论特质也将得到更为清晰的展现。何晏确立了“无所有”作为这个世界存在终极根据的地位,却未能合理解决“无所有”与“有所有”之间的统一问题,表现出对形上本体的片面肯定。王弼延续了何晏对普遍之“无”的追寻,并推进了本体之“无’与具体之“有”之间的统一,表现出既“崇本”又“举末”的理论特质。郭象否定了普遍之“无”的存在,认为个体存在的根据在于个体自身的自然本性,表现出一种个体主义的理论追求。同时,在何晏、王弼、郭象三人对自然原则的追求当中,三人都肯定了名教规范存在的合理性,代表了魏晋玄学在自然名教问题上的主流观点。而与此相对,嵇康在对自然原则的追求当中,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批判,最终为社会和时代所不容。总体而言,王弼在对普遍原理的追求当中,试图实现一种具体形态的普遍原理,要求沟通普遍原理与具体存在,表现出“崇本举末”的理论特质。虽然他的玄学思想不可避免地还有各种理论的与历史的局限性,但同样取得了骄人的理论成果,展现出了自身特有的理论进路。
宁梅[6]2010年在《加里·斯奈德的“地方”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加里·斯奈德(1930-)是美国当代文坛最重要的诗人、环境保护社会活动家之一。斯奈德一生的文学创作和环保实践活动致力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这一点已在评论界达成普遍共识。然而,人们忽略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紧密地围绕“地方”(place)展开,更没有关注他对“地方”的思考经历了从“地方意识”(sense of place)到“地方文化”(culture of place)的演变历程。事实上,斯奈德对人与自然关系探索的核心是对有关人在地方生存的状态、人与地方及地方万物的关系以及人在地方采取何种生活方式等问题的探寻和追问。斯奈德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探寻的特点在于,它不是抽象的学理探究或是宏大的意义追寻,而是与“地方”、与当下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本论文把斯奈德围绕“地方”对以上问题展开的思考总称为“地方思想”,以突出他的生态思想的独特之处。地方既是斯奈德在其文学作品和环保实践中探讨人的生存、人与自然关系、文化与自然关系等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他从多元文化背景和多个层面激发、培养人们建立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视自然为家的家园意识的落脚点。“地方”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不同学科领域赋予它对人类存在所具有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建构。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地方”的重新挖掘,“地方意识”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进入学界的关注视野,成为不同学科领域探索人与地方关系的核心所在。各学科领域对地方及地方意识的关注为本文研究打开了立足当下人们的生存实际而进行生态批评的新的话语空间。在斯奈德的文学作品与环保活动中,“地方”具有的外延与内涵意义异常丰富。从外延上看,“地方”大可以延伸至宇宙、自然界、地球,小可以泛指人类、非人类生命栖身的处所或一切物质被放置的位置。从内涵上看,“地方”蕴含着斯奈德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科视野赋予它对于人类存在所具有的多个层面的丰富意义和价值指涉。斯奈德在吸收多元文化生态智慧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地方意识”的独特思考,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对地方的身体附着和精神依恋,另一方面,人与地方万物的关系是和谐共存、持续发展的。而且,为了在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中更好地实现这种地方意识,斯奈德一直致力于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思和对新型文化范式的追寻及构建。在美国印第安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关地方意识的生态智慧的沁润和滋养下、以及自己对地方的深邃思索后,斯奈德进行了以“地方”为核心的新型文化范式——“地方文化”的构想和实践。本文以多元文化背景为支撑,分别从地方意识的本土神话建构、中国化建构、地方文化的构想和实践三个方面探讨斯奈德的地方思想。同时,从心理层面、哲理思考和美学追求、实践层面揭示斯奈德对地方与人类存在关系的思考,探索斯奈德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与生存困境所努力构建的多层面的“回归家园”和建设家园的意识。第一章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视角分析斯奈德继承本土神话诗学传统,通过神话复兴与延续地方意识的历程。工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人与自然原有的和谐关系,造成了地方意识的失落。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文明难题促使斯奈德反思西方主流文化,在美国印第安文明中寻找新的精神依托,在印第安原型神话的启迪和滋养中为个人与社会编织地方意识回归的梦想,实现重归“家园”的目的。通过对“伐木”、“狩猎”和“燃烧”等原型意象的运用,斯奈德在神话诗学的框架内构筑了地方万物各复其位、神话共同体复兴、地方意识再现与延续的美好境界。动物的精神向导与神话的治愈作用支撑着斯奈德描绘人类身心与自然界形成统一世界的神话画面,“龟岛”是实现斯奈德地方意识神话回归和延续的乐土。通过神话追寻,斯奈德从心理的角度唤醒人类身心回归家园的集体无意识,在幻想的层面激发人类对原始家园意识的渴望。同时,对神话的转向开启了斯奈德批判西方主流文化、渴求新型文化的奋斗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斯奈德充当了一名土狼似的神话英雄。对地方的神话追寻以及对神话诗学的追求伴随着斯奈德充满本土传奇色彩的地方之旅。第二章立足跨文化语境,以中国文化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精髓为核心,以西方存在主义现象学、人文主义地理学等理论为支撑,探讨斯奈德在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对人在地方生存展开的哲理思索和美学追求。斯奈德融会贯通地吸收、运用道家、佛家思想有关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核心要义,为自己的地方思想服务。通过对地方意识的中国式探寻和表达,斯奈德回答了有关人与地方万物如何体现主体生命价值、以何种关系在地方存在以及如何呈现最本真的生存状态的问题,各在其位、相互融合、“野性”境界表现了斯奈德对以上问题的智性求索。另外,斯奈德对“荒野是地方”的阐释革新了西方传统的荒野观。对中国文化的转向同样实现了斯奈德反思西方主流文化、追求新型文化的理想,同时也说明跨文化交流是斯奈德地方思想得以成功建构的保障。在这个过程中,斯奈德充当了一名寒山似的荒野英雄。在斯奈德充满哲思禅悟的地方之旅中,他对地方意识的中国式哲理探索、美学表现和精神诉求激发了人们建设身心都在地方的“诗意栖居”这一美好家园的愿望。第三章立足于实践层面,考察斯奈德建设地方文化的构想和举措。面对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出现的更加严峻的全球环境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困境,斯奈德与时俱进,把自己对地方意识的本土神话建构和中国化建构的思想成果运用于实践,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对地方意识进行行星意识化建构,把人们对环境问题和生存问题的关注提升到全球视野,以“空间的地方”和“生命的地方”的理念阐发了他在行星视阈内建设本土家园和地球家园的地方意识。与此同时,面对文化与自然关系之间的矛盾,斯奈德呼吁进行文化变革,倡导地方文化。地方文化是以生态共同体思想为核心,围绕地方建立起来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便于人们在平常生活中实践,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在当今世界进行文化批评与重建及文明反思的思潮中,斯奈德的地方文化起着引领的作用。在建构新型文化范式的过程中,斯奈德充当了一名地方文化英雄,在“奇奇地斯”家园践行对地方的重新栖居,引导人们在行星的视阈内实现对地方的归属感、责任感和保护感,推动了斯奈德充满实践色彩的地方之旅。总之,斯奈德的地方思想承载着他对人与自然关系、文化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表达了他进行文化批评和文化重建的勇气和决心,饱含着他对整个行星地球生命的热爱和人类命运的关怀。与其他生态批评家/作家相比,他的地方思想跨越美国印第安文化、中国文化和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背景,从多个层面深入探索人们对家园意识、人类美好生存境界的诉求。斯奈德的地方思想在当今的生态批评领域引领着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生态批评从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拓展,第二个方向是生态批评向“地方”渗透,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普适性。与前辈诗人和同时代诗人相比,斯奈德在切实履行诗人的社会作用方面表现出勇敢的气魄和务实的风格。斯奈德的地方思想为当今世界的生态批评、对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的追寻与建设指明了与人们在地方的生存、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和可供借鉴的模式。
高红梅[7]2017年在《西方文学中圣杯意象的流变及其价值》文中研究指明圣杯是西方文学最重要的意象之一,也是西方价值体系的核心意象。它反复出现于中世纪文学及艺术作品中,尤其是以亚瑟王为题材的骑士文学作品,仅西欧各国就多达几十本。其中克雷蒂安的《帕西法尔》是第一部以圣杯意象为核心的骑士传奇,他所开创的圣杯追寻的母题被后世很多作家所继承,并对欧洲文学与文化影响深远。直至今日,圣杯意象仍持续被影视、戏剧、网络游戏等大众传媒重新演绎,其家喻户晓的程度,也表明它在西方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圣杯意象是古代民间文化的基督教化,它凝结着西方文学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境界的追求,本论文分别以此为起点和中心线索,选取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对圣杯意象内涵的不断变化进行梳理与论述,以揭示西方文学与文化追求向上飞升的超越精神。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导论和第一章。导论包括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文献综述。第一章主要探讨圣杯意象的特征,首先介绍关于圣杯意象文学创作的基本概况,从而探讨圣杯意象的特征。圣杯追寻是西方文学追寻母题的一种类型,为西方文学提供了圣杯原型,圣杯原型在后世文学中不断被置换,它具有符号性。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梳理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圣杯意象的起源、发展、繁荣、衰落乃至沉潜的过程。第二章首先考证圣杯意象的原始神话渊源、凯尔特渊源和基督教渊源,三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但它们都过分强调其中某种文化要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章还以中世纪的圣杯传奇为对象,探讨圣杯意象的基督教化。具体分析从克雷蒂安的《帕西法尔》、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罗贝尔的《亚利马太的约瑟》到希伯来版本《亚瑟王》,说明圣杯意象的基督教化过程。另一方面,通过解析《亚瑟王之死》中圣杯追寻与亚瑟王朝的衰落,论证15世纪时世俗价值已逐步流行。综合圣杯意象渊源的考证与圣杯意象基督教化过程的考察,揭示中世纪圣杯意象是基督教统合东方两河流域文明、西方蛮族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成果,是民间文化的基督教化。第三章探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圣杯意象从衰落到沉寂的过程及其原因。从文化上,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理性文明,是圣杯意象衰落、沉寂的原因。而亚利欧斯多的《疯狂的奥兰多》、斯宾塞的《仙后》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则见证了从嘲讽骑士精神到瓦解骑士文学的历程。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论证从19世纪到20世纪圣杯意象的复兴与质疑、变异与解构,从而揭示圣杯意象的现代化过程。第四章主要研究19世纪的圣杯意象,圣杯传奇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推动下复兴,华兹华斯的《埃及少女或水仙的传奇》、丁尼生的《国王叙事诗》和瓦格纳的《帕西法尔》是其中的代表。深入分析这三部作品,我们会发现有的作家对圣杯幻象是持质疑态度的,有的作家则坚持信仰,从而形成了世俗与宗教的交锋,这也是19世纪欧洲最典型的思想论争。第五章介绍20世纪圣杯意象的变异与解构。具体分析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艾略特的《荒原》、怀特的《残缺骑士》和洛奇的《小世界》中圣杯意象的置换变形,揭示圣杯意象不断被世俗化的过程与意义。另一方面,个人主体意识的强化,使得圣杯意象在走向世俗化的同时,也走向了个性化,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圣杯。由此,圣杯意象的现代化也逐渐完成。第四部分是第六章,探讨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前十年圣杯意象的重塑与兴盛。这一时期圣杯意象的重塑是从颠覆圣杯的基督教传统开始,《圣血与圣杯》将耶稣由神还原成人间国王,认为圣杯象征耶稣王室的血脉和抹大拉的子宫。丹·布朗从《圣血与圣杯》中得到启示,以圣杯、玫瑰和Ⅴ型符号等组成圣杯意象符号体系,重新挖掘女性崇拜的思想,以建构不同性别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虽然《圣杯奇谋》以传统的契约结构安排情节,却表达了对生命、尊严、和平等人类普世价值的祈愿与追寻。在现代传媒的推动下,圣杯意象也被塑造成多种表现形式,传播并推广到世界各地,这体现了圣杯意象的后现代化与全球化。第五部分是结语,探讨圣杯意象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价值意义。圣杯意象凝结着西方文学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圣杯意象的流变,不仅体现了西方文学与文化追求向上飞升的超越精神,而且体现了西方文学象征手法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圣杯意象体现了道德理性的规约、超越精神的外化以及生命意识的焦虑,其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文化影响力。而圣杯意象的传播性、故事性和不断被世俗化是圣杯意象产生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李姗姗[8]2008年在《不朽的追寻》文中认为弗洛伊德认为:“说到底,没有人会相信自己会死,换句话说,在无意识中,人人都确信自己长生不老。”自人类诞生以来,对永生的追寻就成了众生永恒的渴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想尽了一切的手段来实现对肉体的或是精神的生命的延长。从众多的关于追寻永生的神话中,我们看到了人类永生追寻的开端。神话之后,无数的文学作品中都记载了人类追寻永生的脚步。本文运用比较文学中主题学的方法,对中西方文学中的永生主题进行梳理、解读,希冀能够管窥到永生主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表现出的不同特质,并通过跨文化阐释的途径挖掘出中西方永生主题作品中所蕴含的共同的文化因子。第一章:以荣格的原型理论为切入点,分析人类永生情结的产生及永生主题的由来。通过对中西方两则神话的解读,提出永生主题所隐藏的深层内涵。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人类是从自然的人进化为文化人之后,才有了死亡的观念,人类一旦同自然分离而成为文化的人之后,就永远无法回归到无知无识的“伊甸园”的状态中了,而对人类来说,文明的家园也不总是能让人感到满足的,所以人类只能在文化发展中无限的缅怀和追寻他们永远失去的“乐园”了。永生主题反复的出现反映的正是人类的这样一种“需要”,从生物学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趋生避死的生物本能的外化形式。从人类的精神层面上来说,人类用永生这一主题反复的表达着某种带有永恒性、相通性的精神的内容。第二章:首先通过枚举中西方神话中追寻永生者的形象,概括出作为领悟模式的永生主题所包含的两种表现形式:摆脱时间的羁绊和潜入循环的时间。然后从比较视域出发分析作为再现模式的永生主题在中西方文学中的不同表现。社会环境的差异,文化传统的不同,生活方式的区别使得永生主题在后世文学中有了不同于神话的更多的差异和分歧,但是殊途同归,中西方永生主题有着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战胜死亡,用我们终会腐朽的生命之躯来追求一个永恒的生命存在,这其中又蕴含着文明发展的历程中人性与文化的悖谬。第三章:研究永生主题独特的现代意义。现代人对于永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思考。现代作家直接将死亡推置到读者面前,让死亡的现实来启悟我们对生的理解。存在主义学者们则将对永生的思考融入他们对存在的阐释之中。在现代社会虽然我们有了更多的追寻永生的途径,但是只要人类存在,关于生与死问题的思考就不会停止,人类对于永生的困惑就不会停止,同样人类对于永生的追寻也不会停止,永生主题也会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渗入新的内涵,带给我们新的启示。纵观人类追寻永生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古至今,任何一种对永生的追寻都如西绪福斯推向山顶的石块一样,最终都无情的滚落到山脚下。但是正如加缪所说,西绪福斯是幸福的。一直孜孜不倦追寻着永生的人类也是幸福的。本文正是通过发掘永生主题的现代意义,希望可以达到一种对人类文明进程中存在的矛盾与出路的更深刻的理解。
王晔一[9]2013年在《劳伦斯长篇小说中的“出逃”主题研究》文中认为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是二十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其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出逃式人物。由于受到作家个人经历与时代的影响，劳伦斯对“出逃”形成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并将这种思索融入小说的创作中，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出作家对整个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本论文采用社会批评模式、文化研究理论及文本细读之方法，以劳伦斯的主要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出逃意识入手，系统深入地研究小说中的出逃者形象，剖析其中蕴含的出逃主题，并进一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本论文在主体结构上分为三章，具体从出逃与追寻的角度对劳伦斯主要长篇小说中的“出逃”主题进行梳理和解读：第一章着重通过对劳伦斯人生经历的描述，探讨其“出逃”意识产生的缘由是精神故乡在工业文明中的失落，压抑敌对的家庭氛围的影响，以及在非理性哲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对乌托邦“拉纳尼姆”的追寻理想。第二章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深入剖析劳伦斯长篇小说中出逃者的人生境遇。该部分首先分析出逃者的生存困境，机械文明割裂了人与自然，异化了两性关系，而维多利亚时期道德观更是束缚了人性，在这种困境下，出逃者开始了出逃之旅，这也是其出逃的客观原因。接下来重点论述出逃者所追寻的理想境界——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两性关系的平衡情境，他们希冀以此来达到拯救社会与人类的意义。第三章从文化的角度作结，认为出逃主题既是对传统理性文化的反叛，也是对生命信仰的回归。同时，从现代生活角度挖掘“出逃”背后隐藏的生存智慧——对处于生存困境中的现代人而言，主动地疏离当下生活，正确地营造恰当距离就是对本真自我的探寻与救赎。劳伦斯小说中的“出逃”主题既是西方文学在二十世纪断裂时代氛围的真实体现，也是其对本真生命力的探索，对人与社会的拷问和再思考。面对支离破碎、充满怀疑的时代，劳伦斯不曾失去战斗的追寻意识，他以极大的生命热情，通过面向内心的挖掘，从血肉、本能和生命力入手，试图为人类构建一个心灵的乌托邦世界。劳伦斯这种出逃与追寻的意识体现了其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和强烈的生命意识，并为现代生活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郭茂全[10]2011年在《新时期西部散文研究》文中指出新时期西部散文是中国西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中国当代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期西部散文不仅表征着中国西部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精神气质,还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建设,在民族精神的重铸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新时期西部散文的代表作家有李若冰、杨闻宇、贾平凹、周涛、马丽华、刘亮程、张昆华、凌渡、史小溪、刘志成、邢秀玲、冯艺、潘琦、庞俭克、郭文斌、马步升、梅卓、吴景娅、冯秋子、和谷、王蓬等。与中部、东部的散文相比,新时期西部散文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丰富的文化意蕴,本论文将对此进行系统而详尽的探讨。论文分为引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第一章为引论,第二章至第八章为本论,最后为结论。论文第一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首先确定新时期西部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然后重点评述在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散文史、中国现代西部文学史的论著中对西部散文的评价,归纳、总结现有的西部散文研究成果,探寻西部散文研究可能拓展的一些向度。第二章为西部散文的发展历程。西部散文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建国后至第四次文代会前为第一个时期,是当代西部散文发展的前期。第四次文代会后至当下为第二个时期,即西部散文的新时期。前期西部散文的思想表现与艺术探索影响了新时期的西部散文创作。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新时期西部散文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审美特征。第三、四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精神特质,即精神高原的坚守、生命意识的张扬、苦难意识的表达与边缘意识的书写。在政治热情消退与物质欲望膨胀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各种精神危机,西部散文坚持和弘扬着散文的精神品性,守望和重铸着人类的精神高原。西部散文在理解生命、对话生命、与传达生命中自觉张扬着生命意识,表现出对人类自身生命与自然万物生命的深切关怀。西部严酷的自然生态与艰苦的生存环境以及苦难的历史记忆促成了西部散文的苦难意识,道德净化、宗教悲悯与审美表现成为作家超越苦难的方式。西部处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具有独特的边缘文化特征,西部作家以边缘的身份和策略来对抗他者的歧视、阐明自身的价值、寻求对话与理解。第五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乡土记忆与城市体验。在乡村与城市的二元格局中,乡土与城市成为西部散文表现的重要内容。西部散文展现了作家乡土记忆的形成,呈现着西部丰富的乡土文化景观,阐明了西部乡土精神的现代价值。在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中,西部散文表现了人与城市的多元关联。西部散文寻找城市发展的历史,反思城市生活的困境,表达城市建设的理想,是作家对城与人关系思考的诗性呈现。第六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与地域文化。中国西部因其地理、历史等因素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并对西部散文的表现对象、表现方式以及艺术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部作家有自觉的地域文化意识,他们倚重地域文化又寻求着超越,并主动调适着不同文化冲突造成的心理矛盾。改革开放后,赴国外参观考察与工作学习的经历不断拓展、刷新了西部作家的审美体验,西部域外散文呈现了作家独特的域外体验,西部作家在跨文化交际的视野中思考着民族发展的未来,寻找人类精神的共通性。第七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族群观念与性别意识。西部是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广的地区,民族散文家是西部散文创作的重要力量,他们在追述民族历史、呈现民族文化、探寻民族心理、思考民族发展中表现出了自觉的族群观念,并在话语方式、抒情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西部女性散文家是“温柔”西部的体验者与表达者,其散文展现了西部女性的成长历程、情爱理想、身体意识、历史境遇以及现实生存中的各种困境,在建构情感世界时表现出自觉的性别意识。第八章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生态关怀与历史想象。西部是中国生态危机最严重的地区,西部散文家有着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在各种生态文化资源的影响下,西部散文家呈现生态危机,表现生态理想,体现出守望绿色大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关怀。西部悠久的历史为散文家提供了丰厚的话语资源,他们阅读着历史文献,拜谒着历史遗迹,想象着历史人物的爱憎悲欢,以散文的形式反思历史、对话历史、表达历史,体现出独特的审美风貌。在结论部分,论文总结、归纳新时期西部散文发展历程、精神特质及其文化意蕴,进一步阐明西部散文在当代人文精神建设方面的重要价值,展望西部散文的创作趋势,探讨西部散文的研究动向。
参考文献：
[1]. 哈特·克兰的追寻罗曼司和自然观:《航行》新读[J]. 陈毅栋. 外国语文研究. 2018
[2]. 逃逸与追寻—罗伯特·潘·沃伦诗歌研究[D]. 何欣. 南开大学. 2013
[3]. 诗性的追寻[D]. 王平. 浙江大学. 2012
[4].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取向[D]. 汪树东. 武汉大学. 2004
[5]. 普遍性的追寻[D]. 洪千里.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6]. 加里·斯奈德的“地方”思想研究[D]. 宁梅. 南京大学. 2010
[7]. 西方文学中圣杯意象的流变及其价值[D]. 高红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8]. 不朽的追寻[D]. 李姗姗.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9]. 劳伦斯长篇小说中的“出逃”主题研究[D]. 王晔一. 江南大学. 2013
[10]. 新时期西部散文研究[D]. 郭茂全. 兰州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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