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与西安事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宋美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美龄在现代中国由于身份特殊，因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其特定位置。本文拟就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略陈管见。
一
宋美龄自1927年12月1日与蒋介石在上海结婚，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些重要场合，宋美龄与蒋介石总是相伴相随。
蒋宋结婚第二天，宋美龄即与蒋介石一起去杭州，她本来要在莫干山度蜜月，结果当晚却又随蒋由杭州返回上海，因为第二天蒋介石要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会后不久，宋美龄便随蒋介石来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
此后不久，蒋介石连续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五次“围剿”，宋美龄一直坚持蒋介石打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她在给美国韦尔斯里学院一位老师的信中写道：“在江西打击共军的战斗中，我一直同我的丈夫在江西前线，……不管我们必须放弃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我们都不在乎。”[1]
1935年2月，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了《闽边巡礼》一文，记载了她1933年底随夫在福建、江西边境“剿”共所遇到的困境。这次在福建几近两月，宋美龄经常“冻得发僵”、“头脑昏晕”、“异常疲劳”。在宋美龄的支持下，虽然蒋介石亲自坐镇江西、福建“剿”共，但是从1930年到1934年的五次“围剿”，却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苏区，在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尽管如此，蒋介石的“剿”共之心仍然不死。差不多与红军长征的同时，宋美龄又开始了她的“随夫西北行”。1934年10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到达武汉，接着，宋又陪蒋前往洛阳，而后不久，宋陪蒋到达古城西安，又继续向西到达兰州，接着，他们又向北飞往宁夏。离开宁夏后，宋美龄又陪蒋介石到达河南开封、山东济南、故都北平，后又转赴察哈尔省的张家口、山西太原以及绥远等地。宋美龄这次跟随蒋介石历时一个多月，行程数千公里，到达西北、华北整整10个省份。
1935年9月，蒋介石又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自兼总司令。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偕宋美龄自南京直飞西安，亲自部署东北军、西北军对红军作战。10月29日，宋美龄又随蒋介石再抵洛阳，直接布署中央军及马鸿逵部进攻红军事宜。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亲飞洛阳求见蒋介石，说明西安情况紧迫，或将生变，务请必往西安一行。蒋介石此时也已察知“东北军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结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2]，但蒋为了“剿”共大业，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所以还是决定亲赴西安。12月4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自洛阳飞西安。这次，宋美龄因荨麻诊复发去上海治疗，未能亲自陪蒋莅陕。然而，事有凑巧，“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宋美龄语）。
二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美龄正在上海的寓所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宜。孔祥熙得到情报后告诉她：“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宋闻讯后“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3]
但她很快清醒过来。当晚，宋美龄即偕同孔祥熙及蒋之顾问端纳连夜乘火车离沪赴宁，翌日上午7时抵达南京。宋一到南京，看到的是政府中一片混乱，人们紧张异常。国民党中央已决定将张学良明令免职，并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同时何应钦正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准备讨伐西安。不过，这时宋美龄对事变的态度还是比较冷静的。她驱车直奔中央军校，要军校教育长张治中设法阻止何应钦蛮干，并不借代价，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回到官邸，接到了张学良于事变后发给她的第一封电报。
宋美龄捧读电文，原本忐忑不安的心绪渐趋平息。宋十分了解张学良的性格和为人，自然也清楚张蒋在“剿”共与抗日问题上的分歧。她认为张学良电文所云：“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等语，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话。宋更清楚蒋张私交很深，加上她和张学良的多年交情，张学良决不会加害于蒋。换言之，蒋介石时下并无生命之虞。但是，如果南京政府出兵讨伐，激化矛盾，事情就复杂了。她当即给张发去回电，电文如下：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勋鉴：奋密。
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文电，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在沪未接电前，已知其必承吾兄维护，当决无他；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惟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沉着准备，乃足以制胜机先。介兄自九一八以来，居处不宁，全在于此。吾兄久共军机，素所深悉。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介兄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加以慎重，藉避敌人耳目。吾兄贤明，当必深谅此意。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疏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别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弥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起居，诸祈照拂，容当面谢，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蒋宋美龄叩。元。[4]
宋美龄清醒地认识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5]
就在宋美龄到达南京后的几小时中，她已从有关方面获悉英、美两国驻华大使的态度。因为日本对中国得寸进尺的侵略，已经直接触犯了英、美集团的在华权益。如果西安事变导致蒋介石的垮台，南京政府为亲日派所把持，那么英、美在华利益将受到更大的威胁。因此，英、美力主和平解决事变，以便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在亲英美派的手中。英、美驻华大使还表示，即便为此而抗日，也是可以支持的。这就大大地给宋美龄撑了腰。
正因为如此，宋美龄对国民党中央的仓促决定和何应钦的匆忙讨伐深为不满。她说：“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遂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讨伐西安，毫无考虑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6]
宋美龄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不只是因为蒋介石是她的丈夫，更主要的因为蒋介石是他们这个阶级、这个集团的总代表。大而言之，蒋的生死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小而言之，蒋的存亡也直接关系到蒋宋家族的利益。
为了稳住南京的政局，宋美龄接连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极力反对武力讨伐，同何应钦展开舌战论辩。当时何应钦强调：“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讨伐。”宋美龄驳斥道：“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委员长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宋大声疾呼：“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7]何讥宋“彼一夫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宋回敬道：“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余则必首先劝其牺牲。”她还表明“我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夫人……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8]
第二，尽力说服高层集团，吁请寻找和解途径。宋美龄向这些人解释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她说：“若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全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诸公今日一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唯须力戒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深信诸公虽与我观感两歧，而态度之诚挚则同，余今自信所取态度之不误，必将竭全力以求我主张之实现，谩骂不足以慑服叛徒，更不足以解决现局。幸诸公深思之。”[9]
第三，竭力告诫黄埔诸生，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宋美龄亲自召集黄埔系将领开会，向他们说明“目前遇此事变，正为诸生警谨遵行师训之时。委员长统一全国军队之功绩固为国人所乐道，然其手创之新生活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诸生既为彼忠实之信徒，不唯须努力继续推行此运动，且应恪遵其信条为终生之圭臬。”她还特别告诫黄埔诸生须保持冷静，“在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遂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10]
第四，努力沟通宁陕联系，积极架构和平通道。由于真相不明，消息隔断，宋美龄考虑必须尽快沟通南京与西安的联系，以便架构起和平解决的通道。于是她派端纳前往西安进行斡旋和居中调解，并请端纳带去了她分别写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在给张学良的信中，宋希望张本着以往与蒋的一贯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想，亟宜慎重考虑才是。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宋美龄耐心而又认真地指出，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耽心。因此，你每次外出，我常陪同你一起。这次因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没有同你一起去西安，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的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亲去西安。[11]信的末尾她还特地对蒋说及“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暗示蒋，何应钦借机轰炸西安可能是另有所图。端纳见蒋后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事变的真相、蒋的安全状况及张杨的意图，并告诉宋西安方面要求她和孔祥熙莅陕磋商释蒋问题。宋美龄在电话里听了端纳关于“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的报告后，顿时觉得解决事变出现了“第一线希望之曙光”。[12]
对于宋美龄与西安的联系，何应钦大为不满。他说：“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于12月18日发布了对张、杨的讨伐令，还装模作样地举行了白衣誓师仪式，声称要“督率三军，指日北上”，调动了几十个师开向西安，并派飞机入陕实施狂轰滥炸。
对此，宋美龄深感问题严重，她认为蒋介石的死活关系极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13]于是，她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讨伐行动，另一方面马上打电话给端纳，要他赶快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达停战手令。而蒋介石一方面既害怕何的讨伐将会危及他个人的生命，另一方面又想利用讨伐这张王牌要挟张、杨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因此，他给何下了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命令。就是这个命令，也被何认为是蒋被迫所为而拒不执行。直到后来他见了蒋的亲笔手令，才不得不将讨伐计划停顿下来。
为了进一步取得和西安方面的联系，宋美龄请端纳和张学良商量，孔祥熙现正代理行政院长，离不开南京，可否让宋子文代孔前往。端纳与张学良商量后同意宋子文赴陕。不料南京方面却阻力横生，说什么“政府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还是宋美龄力排众议，最后与宋子文商定，请以私人资格前往。她请宋子文给蒋介石带去一信：如果三天内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生死共存。12月20日，宋子文到西安后单独与蒋作了交谈，并从周恩来那里了解到中共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21日带着满意的心情回到南京。宋子文高度称赞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并讥讽“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风险去救委座？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哩。”
虽然何应钦的飞机轰炸被迫停止，但中央军与西安方面的地面战斗仍未停息。宋美龄生怕战争如果再发展下去，形势仍有逆转的可能，因此下定决心立赴西安。
三
宋美龄决意赴陕，当时的风险确实很大。蒋介石日前曾反复叮嘱宋子文：“余妻切勿来陕”。张学良也来电表示：“如果内战不停，不宜来谈，因无法提供保护。”何应钦则恐吓宋美龄说西安已是“充满血与火的赤色世界”。南京也有人提醒宋美龄：“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14]对于这一切阻挠，宋美龄全然不顾。正如宋美龄自己所言：当时她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其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15]
12月22日，宋美龄偕宋子文、端纳同机赴陕，来到西安。宋一到西安，立即开始了和平营救蒋介石的一系列行动。
宋的第一步行动是急切会见蒋介石。宋一到西安的当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地向张学良提出要与蒋直接会面。经张同意，宋即入室见蒋。蒋介石一见宋美龄到来，立刻大惊失色。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则作了这样的记载：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宋得知蒋当时只想以死威胁张、杨，不肯与之进行谈判，她理智地劝蒋：“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君之责任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她告诉蒋，“倘处理得宜，事变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16]
宋的第二步行动是立即召见张学良。她在同蒋直接会面后，立即召见张学良，要张尽快解决事变。鉴于宋与张的私交，宋虽然没有对张的这次行动大加斥责，但她还是忍不住对张说了几句，认为张的此次举动“大错已成”，并向张提出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解决事变。张向宋表明心迹，他做的这次行动“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自信动机确实纯洁”。[17]同时张向宋吐露了他现在的苦衷是蒋拒不与之进行谈判，“今余屡欲向委员长有所申述，彼辄禁我启齿，厉声呵斥，奈何！”张请宋从中做做工作。宋深信张之所言发自内心，但为了维护蒋的尊严，还是对张的这次行动提出了责难，说张“不独扰乱秩序，自坠人格，且身为军人，竟甘超越轨范，毁灭纲纪”。宋要求张尽快放蒋，张明确表示他个人亟愿立即恢复蒋之自由，但“唯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最后，宋甚为焦急地催促张：“速将余意转告彼等。倘彼等欲与余面悟者，可遣之来见。”[18]
宋的第三步行动是破例会见周恩来。第二天，张、杨和二宋在蒋之居所商议谈判事宜，蒋提出两个原则：一是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自己不出面；二是商定的条件，由他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分条实施。但在西安不签字、不公布。张、杨从大局考虑表示同意。接下来商议参加谈判人选。张学良提出西安方面除了他和杨虎城以外，还有周恩来。蒋介石断然表示拒绝，而救蒋心切的宋美龄却欣然表示同意，破例愿与周恩来见面。她说：“凡委员长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19]
有关宋美龄与周恩来见面会谈的情况和内容，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隐而不露地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时张学良正竭力劝疑惧中之各将领，并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说话结果，彼允劝告杨虎城早日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并约次日再见。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自武力，……国难如今日，民族运动者，如为真正之爱国者，应即放弃其不能实行之政策，各尽其在中央领导下，诚意协作之任务。[20]
正如日本NHK记者在专访张学良记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故意隐去了周恩来的名字，这正好说明当时解决这一事件的重要钥匙掌握在周恩来的手里。”[21]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次周恩来跟宋美龄见面握手寒喧时，周恩来曾意味深长地对宋说：“历史必将作出这样的结论：夫人的义举，功在国家！”宋也高兴地说：“你们的行为也功在国家。”[22]
宋的第四步行动是代蒋正式开谈判。由于蒋的死硬态度不肯进行谈判，因此事变10天来一直陷于僵局。宋的到来为解决事变取得的一个突破性进展，就是终于打开了尘封10天的谈判之门。
12月23日，宋美龄先请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及中共代表开始正式谈判。谈判伊始，周恩来首先代表张、杨和中共“三位一体”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到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周阐述了提出这六项条件的理由，并声明这六条如能保证实行，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抗日。宋子文表示同情和承认这六条，但他表示要转告蒋介石后再说。下午谈判，宋子文就这六条提出了具体实施意见。
24日上午，宋美龄直接参加了继续谈判。谈判的结果是：1.由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使各方面满意之政府，肃清亲日派。2.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之事。3.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4.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6.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7.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8.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9.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10.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对此，张表同意，杨、周表示可再考虑。至此，谈判结束。
24日当晚，由宋美龄搭桥，经蒋介石首肯，张学良陪同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周表示，只要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周问蒋事到如今为什么不愿放弃内战政策？宋美龄连忙从旁打圆场：“委员长已经明确表示以后不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23]周恩来向蒋提出，中共素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而且只要蒋联共抗日，就主张放他。周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形势是不抗日无以报效国家，非团结无以挽救危亡，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最后蒋介石表示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和他谈判。并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至此，和平解决大局乃定。
宋的第五步行动是游说各方早日释蒋。谈判一俟结束，宋美龄努力的中心就放到了早日释蒋回南京这一事情上。由于蒋介石没有在谈判协议上签字，中央军也还没有撤至潼关以东，因此在先撤军后放蒋还是先放蒋后撤军问题上双方还有争议，西安许多将领坚持不能轻意放蒋。宋美龄唯恐争取到的有利形势会起变化，一方面和宋子文穿梭往来于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中间，做各方面的说服争取工作；另一方面宋让蒋派蒋鼎文持蒋手令，命令中央军及对方部队自潼关各自后撤一公里，作出一定的让步姿态。此外，宋也深知，解铃还须系铃人，放蒋的主动权主要还在张学良手中。于是，她便加紧做张学良的工作，她巧妙地利用了张的极强的英雄主义色彩，软硬兼施，恩威并行，终于使张独自作出放蒋决定。张学良本来就没有长期扣蒋的打算，他只希望蒋能领导抗日。既然蒋已作出“承诺”，那就不如早点放蒋更为有利。同时张学良也与宋美龄一样，担心夜长梦多，生怕在放蒋这着棋上弄不好会出乱子，将来无法收拾。因此，就在25日下午3时许，张既没有同杨虎城商量，也没跟周恩来通气，独自完成了放蒋的全部准备工作，然后一个电话拉着杨虎城同到机场送蒋，并决定亲自陪蒋回南京。
四
宋美龄在西安曾信誓旦旦对张学良作出承诺，绝对保证张到南京后平安无事，而且保证张不久即可重返西安。宋美龄曾向张学良的老朋友阎宝航发过誓：“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24]
张学良忠忠耿耿陪蒋回到南京，原想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不料，蒋介石却食言而肥，于12月30日竟悍然下令以“胁迫长官罪”将张学良逮捕，并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对张进行军法会审，判处张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显然这项判决违背了宋美龄、宋子文以及蒋介石在西安许下的诺言，故宋子文请求蒋介石指令军事法庭改判，解除对张的监禁。1937年1月，蒋介石不得不又下令将张学良“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失去自由，蒙冤受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张治中先生在《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一文中曾经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1947年10月，他第三次看望被囚的张学良，张托他向蒋介石和宋美龄提两点要求，希望能够恢复自由和减少副官干扰，自己料理生活。张治中回到南京，向蒋转达了张学良的请求，蒋听了很不高兴，对张的请求不置一辞，即用旁的话岔开。张治中只好去找宋美龄，把张学良的话又向她说了一遍。宋当时第一句就叹息说：“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然后接着说：“第一点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第二点我一定想办法做到。”宋美龄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这一句话深深印在张治中先生的脑海中。从她这一句话里，可以推想其中包含着多少问题啊！[25]据说，“宋美龄经常向张学良说对不起。”[26]
正如美籍学者傅虹霖在《张学良的幽居岁月》中所写的那样：昔日西安事变的当事人之一蒋夫人宋美龄，“对少帅张学良的遭遇感叹不已，常常私下表示：‘我们对不起张学良。’”一句“对不起”，道出了这一千古冤案的真情，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象，多少不便明言的曲衷也尽在此言中了。[27]
总之，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一系列言行不论其动机如何，在客观上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无疑起到了相当积极的历史作用。宋美龄由此成了引人注目的国际名人，这是宋美龄梦寐以求的目标，而正是通过西安事变，终于使她如愿以偿。
注释：
[1]林家有、李吉奎：《宋美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2]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
[3]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4]王朝柱：《张学良与蒋介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5]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6]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7]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8]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94页。
[9]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94页。
[10]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11]王朝柱：《张学良与蒋介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页。
[12]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13]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
[14]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15]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16]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17]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18]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19]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20]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07页。
[21]林家有、李吉奎：《宋美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22]王朝柱：《张学良与蒋介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页。
[23]王朝柱：《张学良与蒋介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462页。
[24]阎宝航：《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引自《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36页。
[25]张治中：《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引自《张学良与台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26]林家有、李吉奎：《宋美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27]傅虹霖：《张学良的幽居岁月》，引自《张学良与台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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