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成媒介文本分析的方法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文本论文,体系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09）01—0020—3
作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媒介文本分析充溢着“批判”、“战斗”的理性光芒。不同于其他媒介批判学派如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哈贝马斯等理论的分析和阐释视角，这些理论着力于从宏观的视角，探讨媒介的宏观环境对媒介微观运作的影响，分析思路基本还停留在简单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基础上，媒介的文本分析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微观、细化”的分析视角，它聚焦于形形色色的媒介文本自身，综合运用语言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等跨学科的分析视野与分析方法，致力于揭示文本内部的“权力争斗策略”。由于文本通常是一个“社会性的建构”，[1]隐藏了各种颇具“自然性外表”[2]的社会成规与范式，媒介的文本分析体现的是一个“解构的过程”，即跳出文本所规定的框架，强调质疑与质询，“旨在探索文本的运作和构建及其生产意义的方式，并且最终确定文本的各种意义。”[3]
意识形态分析、话语分析、再现分析是构成媒介文本分析的三种重要的方法体系，各自独立但又紧密联系。三种方法无一例外都强调超越构成媒介文本中形形色色的能指喧嚣，最终揭示符号表象背后的无穷所指，而且，三种方法都着重探讨媒介文本中包含了不同阶级、性别、种属、年龄等社会群体的“欲望诉说以及权力争斗”。其中，意识形态分析可以说是贯穿媒介文本分析的最为基础和核心的理论，话语分析和再现分析则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文本实践”。话语分析重在将关注焦点放在文本构成的基本要素，将话语放在历史、当下社会的大文化、政治语境中加以审视，将话语看作一种外化了的“意识形态”。而再现则多集中于分析文本展现世界、群体镜像的角度和模式，从媒介文本所展现的刻板形象中质疑媒介介入、批判现实世界的程度，最终揭示媒介文本意识形态的保守性特征。
一、意识形态分析：文本作为一种表意实践
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套理论体系，“意识形态”的使用频率之高，使用范围之广，都使其当之无愧成为一门“显学”。不同时代的学者，结合各自的学科视角，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它的内涵与外延。对它的概念界定和理论认知，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三种比较有代表的理论体系，其一当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它主要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视角定义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4]“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为何物的种种虚假的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中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它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中呻吟喘息。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5]显然，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中，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虚假的观念”，由统治阶级制造，目的就是为了使被统治阶级屈从于现有的制度、秩序体系，从而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征服。不同于马克思“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力量”的观点。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了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从马克思注重讨论意识形态真假的认识论转向了讨论意识形态社会功用的社会学思路，“为了理解意识形态的功能，必须将它置于上层建筑并赋予它不同于法律和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与此同时，为了理解意识形态最普遍的表现方式，意识形态必须被看成是滑动（和渗透）到社会大厦各部分的东西，被看成一种特殊的黏合剂，确保人们对自身社会角色、社会功能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和黏合。”[6]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不仅存在于一系列机构及其相关的实践之中，更具体地存在于像家庭、教育制度、教会、大众传媒这些“国家机器”之中，而正是后者，通过一种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教化，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并最终再生产了为统治阶级所认可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比阿尔都塞的观点更进一步，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则提出了“霸权”概念，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强加的，而是通过展示自身是最好的、能够满足其他阶级——甚至暗含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愿望的组织来实现，统治阶级可以看成是通过“赞同”而不是“强迫”来实现统治。“在实行典范的议会制度的国度里，‘正常’实行领导的特点是采取各种平衡形成的强权与赞同的配合，而且避免强权过于显然地压倒赞同；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权依靠大多数的赞同，并且通过所谓舆论机关——报纸和社会集团表现出来，因此报纸和社会集团的数量在一定条件下人为地增多起来。”[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再造和流行过程充满了一系列“争取、再造和维系”的协商过程。虽然三种观点阐释角度迥然相异，但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确是一脉相承。
当下社会的发展态势已经远非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两分法——“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对立斗争学说所能涵盖。二战后西方社会的福利型社会转型、中产阶级群体的兴起，以及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轨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的骤然拉大，移民群体的文化融入，种族主义蔓延和恐怖活动等等，东西方社会内部都呈现出一种“多向度”的文化裂变。在中国，简单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等的阶层划分在80年代之后也历经变迁，最终裂变为研究者陆学艺提出的“十大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成为一个关键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开放也促使性别意识、民族意识等都空前高涨，意识形态理论的外延无限扩大，男权社会的文化压迫，社会边缘群体的利益维护与表达机制，种族、青年亚文化的传播地位与传播特点，以及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隐喻”等问题，都成为意识形态理论关注的重点对象。
作为当下社会最为重要的一种文化“表意”实践，媒介文本的意识形态分析关注的是“揭示媒介如何协助观点和信仰的维系，从而再造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的主导地位”。[8]而意识形态分析又主要和两种更为具体的分析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即“话语理论”、“再现理论”，因为，“话语原本是传播行为当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更进一步说，媒体的再现所宣扬的意识形态。”[9]“意识形态分析……旨在识别出某种再现当中所具有的符号上和话语上的矛盾和紧张关系……这类矛盾和紧张关系的核心就是对某种特定的权力关系和‘身份／认同’概念所构成的潜在的挑战能力。”[10]
二、话语分析：话语权力与“失语”症候
“话语”原本是语言学中的一个词，指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单位的语段，通常限于指单个说话者传递信息的连续话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介入对它的研究之前，“话语”的分析模式还停留在孤立、静止的语法、句法和词汇的语言系统微观研究层面。巴赫金、福柯等一批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西方学者，在对人类历史与现存的西方现代文明社会制度的全面反思和批判中，历史、辩证地重新阐释了“话语”所具有的文化、政治和思想内涵。“符号中反映的存在，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符号的折射。意识形态符号中对存在的这种折射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是由一个符号集体内不同倾向的社会意见的争论决定的，也就是阶级斗争。”[11]“必须将话语看作是一系列事件，看作是一种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才得以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反过来控制着话语本身。”[12]这里，话语不复是中立、客观的传播手段，而成为映射外部社会矛盾、权力争斗的一种有力“武器”。福柯进而指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即是权力，因为那些对话语起决定作用的规则强化了有关何为理性、理智以及真实的判定标准，因而，站在这些规则之外发言，就要冒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危险。因此，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拥有了为其他人界定“言说规则”的至高权力，执政者通过选择、控制一定的社会话语产生渠道，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13]
媒介的话语分析主要将关注点聚焦于构筑媒介文本的语言与符码层面，通过反思构筑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那些“自然而然”的话语规则与话语方式，揭示文本语言与符码中所蕴藏的意义欺骗与权力压迫。正如福柯所言，由于话语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群体之间话语权的争夺，话语暴力与社会底层的自我表述、“失语症候”成为“话语”领域比较核心的关注课题。“心理分析早已表明话语并非仅是显现（或隐藏）欲望——它本身也是欲望的对象；历史也经常教导我们，话语并非仅是斗争或控制系统的记录，亦存在为了话语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因而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14]例如，语言与性别问题：媒体上描述女性的语言方式，通常由男性所定义和叙述，其背后常常隐藏了“男权社会”对女性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还有，话语权与社会底层的自我表述问题，根据社会学者的研究，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媒介上通常拥有话语权者，往往或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都占据优越的核心资源，而社会底层则往往同时不占有两种资源，这直接导致了其话语权的丧失，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生存经验，最终只能由别人来代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曾经说过：“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而另一方面，同社会底层生活存在巨大隔阂的媒体人、知识分子又如何跨越文化鸿沟，去真实地表述底层经验？美国著名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曾经提出边缘化群体的“自我表述”问题，“为了弥合心灵和肉体的分裂，被边缘化被压迫的人们试图在语言中复原我们自身、复原我们的经验。”[15]但由于“‘底层的自我表述’存在着各种限制，很难形成社会整体感，形成对社会整体的掌握和理解。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底层的自我表述’很难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在公共话语平台上进行讨论进而影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16]因此，社会底层如何在媒体上获得“自我表述”的机会？底层这种“自我表述”又如何跨越现存的一切难题？底层话语如何与大众文化话语实现成功对接？这些都是摆在研究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再现分析：关于“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
“再现”一词用来描述如何把不同的符号放在一起，从而能使复杂、抽象的概念变得易懂、有意义。这种意义的制造实践构成了一个基本的认知过程。[17]作为一种重要的表意实践，“再现”渗透于我们任何企图通过语言或者其他符号方式进行表达的过程之中，它“构成了意义产制和一个文化内部成员之间进行交流的本质过程。”[18]同话语分析将更多的关注点投向文本中的语言与符码不同，“再现”关注文本中由语言与符码所营造出来的、关于现实社会的各种“意义体系”。新闻学者李普曼曾经将媒体所构筑的环境称为“拟态现实”，指出了媒体对于现实的呈现并非是一种“镜子式”的全景观照，而是一个充满了“选择”和“建构”的过程。这种选择和建构通常严格遵循媒体文本产生的时代的意识形态立场，往往反映较为保守的意识形态立场。“所有的表意活动——也就是所有带有意义的实践——都牵涉到权力关系”。[19]媒体再现过程中“选择与被选择”、“建构与被建构”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现实社会权力中心阶层与边缘阶层之间的权力争斗、对抗、妥协。
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再现”分析常常和“差异群体”、“他者”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差异人群”，指的是与社会主流人群存在显著差异的人群，在当代欧美社会，最受关注的维度包括性别的差异、族群的差异、种族的差异、阶级的差异以及性取向的差异等。[20]具体来说，有关注女性的再现（如对于媒体中女性作为男性“性幻想对象”、男性附庸的角色刻画）、“他者”文化的再现（如媒体中对第三世界国家“贫困”、“落后”的渲染）、青年亚文化的再现（如对“沉溺于玩乐的青年人”和“爱惹麻烦的青年人”的形象刻画等）、城市贫困边缘群体的刻画（多属于非法移民、受教育程度低并且不思进取）等等，我国目前关于媒体“再现”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广告女性形象与“农民工”形象的再现研究，对这些“差异人群”的再现研究体现了知识分子一种较深层次的“人文关怀”意识。
正如上述分析所提到的，由于社会的话语权通常由“优势群体”所掌握，因此，媒体关于“差异人群”的再现常常充满了一种“类型成规”、“刻板成见”。“刻板形象并不表现一个群体或社区中成员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反而从它们本身简单的性质出发，将重点放在宽泛的相似性和相同特征上。”[21]“一种类型是任何简单的、生动难忘、易理解并且被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塑造。它突出了一些特性，但把变化或者‘发展’控制在最低程度。”[22]已有的研究也充分证明了“刻板成见”的存在。由于媒介所塑造的群体形象往往构成该群体在社会体系中“身份／认同”的重要尺度，而这种主要由媒体塑造的“身份／认同”又间接地影响了这些群体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扮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切实改变社会“差异人群”的生存境遇，媒体的维度不可忽视。
喀什高台民居（水彩画）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