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与设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4)05-0052-03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产生于新中国的建立，为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所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 机构，这一“组织”和“机构”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政党制度。《共同纲领》明确了政党 之间相互合作的方式、方法、程序，其价值和作用被广泛认识，其组织在运行中具有一 定的稳定性。西方启蒙思想家J·S·密尔认为，政治制度有历史继承性，他说：“大体 上我们必须按照它们的现实情况加以接受，政府不是能靠预先的设计来建立，它们‘不 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同时他也认为：“政治制度(不管这个命题是怎样有时被 忽视)是人的劳作，它的根源和全部存在有赖于人的意志。”“在它们存在的每一阶段 ，它们的存在都是意志力作用的结果。”[1]现代美国政治学者迈克尔·罗斯金也认为 ：“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在一个国家历史的关键时刻人们有 选择制度的机会”。[2]对政党制度问题，毛泽东如何适应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在其 从历史中“长成”的同时又施以“意志力作用”，如何设计和创造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 ，是我们今天建设政治文明应该明确的。
一、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设计时的政治生态
所谓政党政治，是指国家政治的主要行为者是政党，政党是国家政治的核心，国家的 政治格局是由政党制度所决定的。政党最早产生于欧洲，这是同资产阶级革命、同作为 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实现形式的议会和代议制的出现直接相关联的。世界上最早的资 产阶级政党的产生迄今已经有33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中国，自1905年才有第一资产阶 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产生。从政党相继产生、互相激荡并奠定当代中国政党制 度格局的进程只有40年左右的时间。与英美法等国一开始就逐渐形成单纯的两党制或多 党制相比较，中国政党制度要复杂得多。从辛亥革命成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38年 的时间内，经历了多党制、一党制在中国的——实验。复杂的政党制度与当时中国政党 模式的多样性密切相关。欧美国家政党大多在体制内产生，先有国家而后有政党；而中 国是先有政党而后有国家。革命政党无论其性质如何，在国家政权问题上除旧布新均是 其首要目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决定了社 会结构形态的两头小中间大，决定了存在着广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阶层 。当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昔日的同盟者，蜕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并 实行一党专政后，在国共两党的对立和斗争中，又相继产生了为数众多代表民族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利益、按照西方议会民主政党模式组织起来的政党。这些政党因其 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主张介于国共两党之间被称为中间党派，形成国民党、 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三种政党模式并存的政治格局。
在国民党一党训政体制下，不仅共产党是非法的被镇压的政党，中间党派也处于非法 的受压迫的地位。国民党严行党禁政策，《训政时期约法》在政治上以国家根本法的形 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地位。这种一党专政的统治体制极其周密，一党专政、军 事独裁加特务统治，从思想理论到组织置一切反对党于死地，是国民党一党训政时期政 党制度的主要特征。
然而事实上，政党的存在是一个国家社会阶级在政治生态方面的必然反映，不是靠武 力和镇压所能解决的。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下，中间党派虽在意识形态方面同中共 有所不同，它们相互之间同共产党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但在反帝爱国、争取民主权利等 方面，同中共有着共同的政治要求。民主党派到抗战胜利后达缤纷时代，其政治主张以 民盟最具有代表性。民盟主张利用抗战胜利的时机，“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 国家”，“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决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 全盘抄袭。我们要依靠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3]主张 在国际上“兼亲美苏”，在国内“调和国共”，因其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立场被 称为“第三方面”。
从政党的模式来看，中国的民主党派既不同于西方的议会民主型政党，也不同于诉诸 于武力的革命性政党，而是一种特殊的政党组织模式。其一，大多数民主党派秘密产生 于国民党的一党训政时期，“国民党欲一党专政，不许有他党，故吾即组党”，[4]其 奋斗目标是“国家公有，党派共存”。[5]他们以和平的方法，以言论舆论为主要斗争 形式争取民主，认为“政党是代表民意兼组织民意的一种机构。在任何国家，民意是不 能完全一致的，所以要有许多政党来代表它，要有许多政党来组织它，把民意发挥成舆 论。”[6]各民主党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其社会基础是最广大的中间阶层。其二，各民 主党派均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干部性政党，多以有声望有社会地位的代表性人士为核 心，创始人中既有清末的秀才、举人、进士，也有留学欧美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他们 以个人的声望和魅力去影响追随者，发展组织。因而在组织模式上表现为党的中央组织 强于地方组织，言论多于行动。其政治主张多是根据时局的发展，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 造成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既没有像共产党那样有一以贯之的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定向的 政治纲领，也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纪律，更缺乏为实现其政治纲领和主张的战 略策略措施。其三，民主党派是在国共两党对立和斗争中产生的，中共的存在与发展， 是民主党派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因此，在反蒋、抗日、民主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民主 党派同中共完全一致，这是中共同民主党派合作奋斗的前提。各民主党派在同中共共同 探索适合国情的政党体制的合作中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制度，“ 在一个国家建立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绝不能抹煞自己国家过去的历史，也不能忽视自己 国家当前的情况。”“在我们所要为中国树立的民主制度上，我们没有所谓偏左偏右的 成见，我们亦没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这些成见。我们对于别人已经实验过的 制度，都愿平心静气地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以创造一种中国的民主。”[7]而建立联 合政府是中国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惟一途径。其四，民主党派是中共领导的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民主党派是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产生的。在旧 政治协商会议上，在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抵制和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问题上，在开展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民主运动中，双方相互支持并肩战斗。因此，在国 共两党决战、民主党派被镇压宣布“非法”后，走与中共合作的道路去创造“中国型的 民主”，就成为民主党派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惟一选择。
二、毛泽东是如何结合国情设计政党制度的
在世界政党制度发展历程中有多种类型和模式，在一党制中，有法西斯主义的一党制 ，也有苏联的一党制；在两党制中，有英国议会制内阁制的两党制，也有美国总统制的 两党制。当代法、德、日的多党制各具形态，但均是为消除多党制的弊端，在“二战” 后的50年代才逐渐形成的。因此在新中国建立时，可供毛泽东参考的只有前面三种类型 。实行两党制的前提是必须存在势均力敌互能轮替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反共内战政策及 其在大陆的崩溃根本否定了这一前途。同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也否定 了一党制和多党制，人民对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度深恶痛绝，而实行多党制的前提是 一个国家中必须存在三个以上政党并立，而中国不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近代历史发展 的特殊性使中国政党制度选择没有现成答案，新中国必须探索“中国型的民主”的政党 制度。
事实上，抗战时期共产党就在探索适合国情的政党制度。1939年的民主宪政运动中， 各民主党派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建立多党派的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毛泽 东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命题，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构成和阶级构成”是“几个 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 式，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8]在抗日战争后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 新中国，并为防止内战，中共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 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的热烈响应。毛泽东提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 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 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和一党 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9]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性质对中国政权的决 定作用。其时毛泽东所设想的“还不能不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甚至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联 合政府”。[10]
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在抗战胜利后做出了不懈努力，毛泽东亲赴重庆同蒋介石 谈判。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等制宪原则 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确定了由改组后的多党联合政府召开国民 大会、制定宪法从而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程序和步骤。然而，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 发动全面反共内战，并违背各党派共同协商的程序，片面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进而实施“戡乱总动员”，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残酷镇压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 ，其结果是使争民主的各政党密切了彼此的合作关系，坚定了彻底推翻国民党政权、建 立新的国家政权的信心和决心。
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联合工农商学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 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 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1]“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 治纲领”。[12]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具体指示中共香港分局等：“对民盟的恢复活 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我们应 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13]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许多民主党派负责人才得以 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到香港重新集结力量。随着国民党政权即将全面崩溃，中共1948年发 布“五一口号”，正式向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 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民主党派 的热烈响应，由此揭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同时，毛泽东致信在香港的李济深和沈钧 儒，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提议由民革、民盟 、中共“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 人民团体联署发表”。[14]由此可见中共同各个民主党派鼎力合作创建新中国的历史脉 络。此后几个月，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先是在香港开展新政协运动，就新政协的性质、任 务、参加的方面和所要制定的施政纲领开展了深入讨论，后分四批秘密渡海北上参加筹 备新政协，这些举措是中共为规划和建立多党合作的国家政权大厦准备的柱石。1949年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共同纲领》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终 使毛泽东依据中国社会所设计的多党合作制度模式变为现实。至于依据俄国公布的新的 档案资料，《中共党史研究》在2001年第2期登载的毛泽东分别于1947年11月30日和194 8年3月15日给斯大林的两封电报中，关于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后中共以外的其他政 党都应离开政治舞台的想法，作者认为与历史事实不符不足以采信，同时据权威人士披 露，中方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两个电报。
三、《共同纲领》——奠定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基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使新的国家政权具有了合法性基础，在政治程序上解决 了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多党合作制度是通过《共同纲领》来实现的。《共同纲领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和意义。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 府，事实上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共同纲领》的构架决定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首 先，它表现在中央国家政权的构成成分。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3人，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7名，几乎占一半。 政务院副总理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15名政务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部、会、院、署、行的正职负责人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9 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15]它体现了新的国家政权既不是一 党专政也不是一阶级专政，而是“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各民主阶级各党派合作的联合 政府。其次，表现为《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在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 构成中兼顾各方利益，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 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第三，《共同纲领》的拟定过程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派协商精神，从起草到通过，中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曾三次起稿，三次命名 ，至于修改的次数就很难统计清楚了。毛泽东直接参加了第三次起稿的各次过程稿的修 改，从9月3日至13日，毛泽东至少对四次草案稿进行了细心修改，改动总计200余处。[ 16]它体现出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虚怀大度的精神，既能 创造性提出完整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民主人士亦能本着共同对国家民族的负责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大胆发表 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党派协商精神，为多党合作开创了一个传统，为我国政治生 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所以说，多党合作制度既是对中共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奋斗历史 的继承和总结，又开创了从社会阶级阶层和界别的纵向社会结构去寻求民意支持的新思 路，并与以后的按人口比例产生代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相结合，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 础建筑于立体的社会结构之上，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毛泽东在创立这一政党制度时就有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设想，并在建国之初努 力维护这一制度。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说：“现在共 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 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 僚主义”。“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17]当由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胜 利，在共产党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以功臣自居和骄傲自满情绪，看不起民主党派，民主党 派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了怀疑并纷纷解散和合并时，毛泽东及时制止了这一现象。他指 出：“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有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 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 发，不可藐视”。对民主党派的干部，要“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18]从而在全党确 立了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建国初期各民主党派组织得 以整顿和发展。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级构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毛 泽东从政党之间相互制衡以保证长治久安之目的出发，提出了“两个万岁”，提出了共 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并通过党的八大，以党的决议的 形式把这一方针确立下来。令人惋惜的是，从1957年开始，由于毛泽东错误的指导思想 和个人权力的逐渐膨胀，违背了他设计政党制度的初衷，使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受 到很大的摧残，多党合作制度也处于停滞状态，并给全民族带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动乱。
回顾毛泽东对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设计和创造历程，可看出其最初是为实现反对国民 党一党专政、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目标；写入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 于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和对整个社会结构代表性的思考；在建国初坚持和维护它则是从民 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高度，确立中共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目的是“互相监督”，是 从防止共产党“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着眼的。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政治文明 建设的今天，对于反腐败斗争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政党制度建 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多党派“共存”和“监督”，在 民主政治建设中充分发挥多党合作的制度优势，使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得以持续发展，依 然在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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