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教育、投资收益与需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投资收益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是一个特殊而庞大的部门。由于它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各国政府常赋予特殊地位，进行大量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个人而言，人们愿意入学接受教育，是因为在这方面投资所花去的时间和金钱，会在将来给自己带来相应的回报。个人把受教育看作投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必然产物。本文将就个人高等教育投资的动力、投资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估计教育投资的个人报酬率，从而说明个人对教育的需求。
个人教育投资的动力
教育投资是投入教育领域中，用于掊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以及提高劳动力和专门人才智力的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
人的劳动能力，尤其是智力，主要是通过教育获得的。社会和个人之所以愿意在教育上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主要在于教育投资对社会和个人都是有益的。但由于投资主体不同，它们各自关心的焦点也不一样：国家或社会投资教育，主要是从社会效益考虑，它看到的是教育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全面而有益的影响；而个人通常注意的是教育投资所带来的个人收入的增加。因为在现代人事工资制度中，工资收入与学历直接挂钩；而且，学历已成为干部任聘、晋升以及各种技术职务职称评定的重要条件。大学毕业生往往由于求过于供，且选择主动权较大，基本上不存在就业问题。总之，受过高等教育就有了就业保障，并有较高的收入和晋升机会。因此，个人愿意负担相应的教育投资。
中国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管仲曾说过：“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树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国内外大量材料都说明教育投入对个人和社会都是十分有益的。古时人们十年寒窗，为的是金榜提名，谋取仕途。当时读书的目的相当明确即当官，因为只要有一官半职，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而且能过上较好的生活。
新中国建立后，教育的性质和目的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强调教育必须为人民、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投资主体由个人转移到政府，受教育者绝大部分费用由国家支付，教育投资的主要利益自然基本上由国家获得。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工作地点、单位、职位和工资级别都由国家决定，个人在这一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这种体制下，要想进一步得到升造，毕业生必须要有好的学习成绩，已工作者必须思想进步并且得到单位的支持。如改革开放前的调干生和工农兵学员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拥有更好的提升机会，他们将成为国家干部、成为有一定权力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较好的工作岗位和有利的提升机会，成为这一时期个人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动力之一。
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教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需求。为商品经济服务的各种形式的教育，特别是以受教育者为收费对象的各种各样的劳动技能培训应运而生。从服装裁剪、电器维修、汽车驾驶到特种养殖等应有尽有。这种教育对受训者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显著特点。受训者完成学业后，基本上具有一技之长，成为各行各业人才，不仅能自谋职业，而且能得到可观收入。这里受教育者个人动机十分明显，如果没有经济效益，个人就不会投资于这种教育。
作为国家教育主体的大中专院校，其地位和作用近几年被人们重新认识。由于国家用工制度的变化，学历在商品经济中显示出它的有用性。特别在独资、合资或民办和乡镇企业更是这样。在工资是直接反映一个人的能力、责任、职务和贡献的市场经济社会，有高学历的毕业生、特别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的工资会比一般工人高出许多。随着公务员制度建立，从事行政事业单位的大学毕业生其工资收入将会有较大提高，也将高于一般工人的工资水平。所以，追求较高的收入是目前个人进行教育投资主要目的所在，那么选择哪种教育投资最为有利呢？我们可从投资报酬率进行分析，而要知道报酬率的高低，首先必须了解个人教育的成本。
个人教育投资成本
个人对教育的各种形式投入即构成个人的教育成本。原则上说，个人教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教育的直接成本包括学生及其家庭为教育所支付的一切明显的金钱支出，即应有的书籍费、学费、往返学校的交通费和额外的吃、穿、住等费用。在有些情况下，直接成本就等于零。这些成本大体上同实际金钱支出一致，因此是容易计算的。间接成本则大不相同，间接成本由其性质决定是不能直接用货币计量的。那么，间接成本指的是哪些呢？
当一个人决定接受某种高等教育，就面临上学和就业的选择。大多数高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在他们完成教育以前已经能够谋生，而且，他们可能谋得的职业是适合他们的年龄和经历的，这样，如果他们选择上学，就要放弃就业机会，也就是放弃了就业后可能得到的收入，所以学生求学期间就存在一个间接成本，叫机会成本，其数额等于学生放弃的收入。
旧教育体制下，我国教育投资大部分由政府承担。高等教育不仅免费，政府还为学生提供助学金（生活费），学生和家长只负担投资的极少部分—少量生活差距费、交通费（学生享受半价优惠）、文教用品和书籍费。所以，直接教育成本极低。同时，高中毕业生往往很难找到工作，即使有工作，其收入也很低，大体只能维持自己生活开支，亦即这时期的间接教育成本也极低。相比之下，接受高等教育是这一时期的最佳选择。
恢复高考后的几年里，人们发现就读二年制大专比大学本科较为有利。在工资上，大学毕业生仅比大专毕业生多十元左右。而大学本科却要比大专多读两年，以当时大专毕业生月工资五十元计算，本科生的两年机会成本约为一千两百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至于其它如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和提升机会等损失就很难估计了。当高校实行收费制后，随着个人教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的逐年增长，一位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学习成本又将是多少呢？
高中毕业生，如果没有继续升造的机会，通常可以找到工作，他们的平均的收入就是接受各类高级教育的学生的个人平均机会成本。假设人均月工资五百元，则年收入六千元，那么，大专生二年内机会成本共一万二千元，本科生四年的机会成本为二万四千元。如果大专、本科在校生一年学费都为二千五百元，加上一年额外吃穿、交通和文化用品等费用二千五百元，一年直接成本为五千元，那么大专直接成本是一万元，本科生二万元。其教育总成本分别为二万二千元和四万四千元。
另外，如果高中毕业生有机会接受多种高级教育，但他只能选择其中一项，比如大专和本科，那么他该如何正确选择呢？因为这时成本与前面分析的数字有些不同。设大专毕业后两年内月平均收入七百元，本科生因学制较长，失去这两年的收入，那么，对应于大专生，本科生的机会成本为一万六千八百元，再加上两年直接成本一万元，总成本是二万六千八百元。与高中毕业生相比，此时年平均成本增加二千四百元，这部分是由机会成本增加引起的，由于直接成本保持不变，人们一般不会因机会成本增加数千元而放弃就读本科的机会。
同样是大专教育，可供选择的形式还有函授、夜大、电大等。其入学条件较松，学习时间与工作时间不发生严重冲突，学生可以边工作边学习，所以教育的机会成本也较低。那些家庭收入低、生活有一定困难的学生，有可能因正规本科、大专的成本过高而宁愿放弃这些教育，转向各种费用较低、机会成本较小的电大、夜大和各种在职培训。不考虑社会因素，作为投资者，人们不仅注意投资成本，但更关心投资所能取得的收入。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教育的个人收益问题。
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
个人把教育作为一项投资，就要计算出教育投资的个人报酬率。西方国家的计算方法通常是内部报酬率法，即假定现有一个投资项目，其一系列投资支出和预期收益将在几年中发生，如果以某项折现率将这个时间流的未来纯收益（即未来的总收益减去未来的总成本）折现，并使其等于零，这项折现率就是内部报酬率。设r为内部报酬率，B为某一特定年份的总报酬，C为该年所花成本，(B-C)即该年的净报酬或收益，各个年份的标志为1、2、3、…n，则内部报酬率等于能使下式等于零的那种折现率：
应用于一项有关教育的投资决定时，B流要在二或三年后才开始，而C流则要在整个时期结束后二或三年才停止。在运用内部报酬率这个标准时，一般规律是在内部报酬率r大于市场利率的情况下一直进行投资。如遇二个或二个以上互相排斥的投资项目时，则选择r最大的那个项目。
报酬率对投资要产生引导作用，需假定个人教育投资者所寻求的仅仅是经济上的最大利益，而这一最大纯收益的预算依据是他们在毕生工资收入方面的改善。这种根据工资收入计算出来最高收益并不一定来自最高级教育的投资。大量事实证明，在某一教育水平进行更好或更多的教育，要比投资于超出该水平的教育更为有利。对个人并不存在投资越多报酬率越高的现象。根据公式计算的教育投资报酬率表可以告诉人们增加教育水平将获得的收益，以及他们进行的投资决策是否是经济上的最佳选择。
然而，计算报酬率并非易事，它涉及一系列统计工作，需要估算每增加一份教育（如某一特定周期或等级的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这些收益（从投资方面看）将包括由于受到额外教育得到的近乎全部的额外工资，也就是比未受到这份教育的人所多得到的工资。这种预期的“年龄—教育”差额是假定以现有的差距为基础计算的。通常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会发现，受过较高级教育的人，相对而言在较高年龄才进入最高工资期。此外，随着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人均实际收入预期将继续提高，因此，收入的绝对差额将会更大（假定相对差额不变），这将对报酬率的计算产生影响。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都是针对中级和高级教育探讨个人报酬率的。根据国外许多研究资料表明，大多数国家的个人报酬率都超过10%，这个数字比大多数时期的利率都高，也常高于投资于物质资本的报酬率。而且，这还不包括任何个人素质的提高或从消费角度取得的好处。所以，教育对个人来说是一项十分有利的投资，在许多国家往往成为公众首选的投资项目。
在我国传统用人体制中，劳动力不能随工资高低自由移动。大学毕业生作为国家干部，熔入劳动力市场体系中，其收入高低不随市场供求调节，他们与其余同龄人工资差额由国家计划调整。虽然个人教育成本很低，但由于工资水平受政府控制，在强调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情况下，教育报酬率是不高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分配开始向与商品生产和交换有直接联系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倾斜。大量体力劳动者和待业青年率先下海经商，成为各式各样个体劳动经营者。虽然他们所受教育有限，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简单劳动，但由于他们直接参加商品生产和交换，他们的创造性劳动通过市场直接与货币交换，劳动能直接转化为收入，所以在市场开放时期能迅速致富。而广大知识分子被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特别是那些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干部，他们虽然为社会提供各种有益的劳动，但不存在有经济意义的价值创造与实现。他们也无法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自己，因为他们的劳动根本就不属于市场体系范围，虽然提供了高质量的复杂劳动，但不能与货币直接交换，因此只能把增加收入报酬的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在财政收支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国家统一调资的增幅总是有限的。这种双重分配体制必然导致“脑体”倒挂，产生在个人收入上“搞原子弹不如卖菜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理发刀”这些特有现象。所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收益之间失去本应具有的内在联系，社会良好的学习风气受到动摇。
同样都受到高等教育，同样都是国家干部，但在不同的工作部门其收入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对服务于金融、邮电、外贸以及带有垄断经营性质的部门如电力、铁路和烟草行业，这些人的教育报酬率是相当高的。而在文教、卫生等行政事业单位，其教育投资报酬率较低甚至是负数，显然没有投资的经济效益。当然，教育报酬率的高低并不是固定不变，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改革的深入，原先低效益或负效益的，在新的条件下，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作用下，有可能成为高效益的投资项目。
目前，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大学毕业生纷纷流向高收入的单位，虽然这仅仅是开始，而且社会上有些人对此也持有异议，但不管怎样，它对教育报酬率和教育市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沿海开放地区的三资企业，大学毕业生年收入二至三万元的大有人在，甚至在一些国有和乡镇企业，其收入也相当可观。教育水平与收入之间形成了可喜联系。劳务人才市场正造就一批中等收入阶层，他们有相对稳定的工作，诱人的发展前景以及可观的收入。工资的示范作用，必定影响到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教育投资回报率。报酬率的提高将显著增加个人对教育的投入和需求。
个人收益与教育需求
上述关于个人报酬与成本，是从商品经济角度出发，如果从非商品角度，那么它的分析是站不住的。同样，探讨教育与需求关系，也是从商品经济关系出发。按照这种理论，理性的人所追求的最大限度实际收入是他个人的目标。假定他按此行事，在教育能增加其实际收入的情况下他将继续在教育上投资，并将一直投资直至内部报酬率与银行利率相等为止。银行利率愈高，教育需求量愈少；银行利率愈低，教育投资者愈多，报酬率较低的教育亦有需求。把这类个人需求表格各项加总就可得出总的个人需求表格。并依此得出教育的需求曲线。
教育需求曲线图
上图D[,e]是教育需求曲线，R[,b]是政府债券利率，它是教育的机会成本的计量尺度，R[,c]是教育的报酬率。适用的报酬率就是教育对个人的“价值”的尺度，以此与教育的“成本”即投入教育的资金的机会成本相比较。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个人对教育的需求。R[,b]愈大，对教育的需求愈小；R[,c]愈大，教育的需求愈大。因此，以教育的价格(R[,b]/R[,c])为纵轴，以教育的需求为横轴，画出的需求曲线D[,e]将向右下方倾斜。
教育的供给者即校方，虽然无法影响R[,b]，但可以通过其它方式以影响个人教育成本，从而影响内部报酬率R[,c]，实现其对需求的调节。例如，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校方可以按照招生计划标准和社会需要，设定不同收费标准或资助方式，提高或降低某些学科专业的报酬率，以改变学生投考学科的方向，达到供需双方基本平衡。目前，存在热门专业如财会、金融和电脑等的同时也存在冷门专业如数理化等基础学科专业。前者因社会需求量大、毕业生容易找到高薪工作而拥有十分充足生源，后者则因社会需求相对较小而缺乏生源。学校利用各专业不同收费标准，适当调整不同专业学科的直接成本，使他们报酬率趋于一致，从而影响生源，调节个人的教育需求。这里的分析是基于各学科需求与教育报酬率有直接联系。教育供应者必须要有足够材料表明现有报酬率与需求量的关系，否则报酬率调整不到位，就未必对教育的需求产生令人满意的影响。当然，通过改变报酬率来影响各专业学科需求可能会遇到经济和非经济的障碍。例如，资料不足或虽有资料但应用不及时，校方就无法通过各学科不同收费标准来影响学生的选择。此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有些专业因工作性质特殊，单纯调整报酬率不足于影响需求；而且，不同地区工资水准不同，在相同教育成本下，其报酬率会有所不同，这是决策者必须考虑到的。
在分析报酬率与需求关系的过程中存在两个困难，其一是对个人而言的教育需求量不是一个价格的平滑函数。教育是“成块”商品，不能按微量变动，人们要作出的决定涉及参加或不参加接受一门一年或甚至长达三、四年的教育。同时，如果一个人把各种教育机会按报酬率大小顺序排列起来，他不能把所有那些报酬率大于成本的教育机会都选上，因为这些机会通常是互相排斥的。因此，至少对个人来说这里有一个不可分割的问题，我们最多只能得到一个阶梯函数而不是平滑的需求曲线。另外，个人报酬率是否存在递减，如果有，个人应以边际报酬作为标准，连续“购买”更多的教育份数，只要边际报酬率等于或大于个人机会成本率。如果边际报酬不存在严格递减，不同级别报酬率有升有降，其对教育需求就不存在统一标准，决策者此时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
另一困难在于每个教育需求者的情况各不相同，增加了把个人的需求曲线加总成本市场需求曲线的复杂性。个人需求曲线在很大程度上是目前报酬率的反映，即预期报酬的计算是基于已经觉察到的工资差额和教育成本。在收入分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合理地计算出个人需求曲线，但在加总时就可能存在误差。社会对教育的总需求的变动将引起总入学人数的变动，从而引起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变动，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变动又将反过来引起工资差额以及报酬率的变动。个人需求曲线与社会需求曲线的这种区别，会使教育需求量的分析更为复杂。
当然，如果教育水准对工资收入没有影响，个人报酬率就无法影响教育需求，那么，对教育需求分析只能从非经济因素入手，然而建立在非经济基础的这种分析对现代社会是否有效值得怀疑，因为它与市场经济相违背。随着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完善、工资差距的扩大，教育报酬率必将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它对教育需求量和人们报考学科方向的作用不可低估。
（来稿时间：1994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