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香港与大陆差异的成因、模式及对策_方言论文

台湾、香港与大陆差异的成因、模式及对策_方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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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用社会语言学语言与社会共变的理论,通过台湾、香港同大陆词语差异的大量语言事实,讨论40多年来两岸三地词语差异的原因、模式及其将来的发展方向。

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理论揭示了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共变关系。社会语言学的这一理论核心,不仅可以解释语言的历时演变,也可以解释共时平面上的变异现象,同时它还可以预测将来一段时间语言演变的趋势。语言与社会的这种共变关系,在词汇上体现得最显为充分。40多年来台湾和香港的汉语在语言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与大陆不一致的现象,从现代汉语近百年来演变的情况看,是出现了波折,但如从语言与社会的共变理论看,出现这种不一致现象是必然的。

台湾和香港实行与大陆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又由于这两个地区具有各自长期使用的历史悠久的闽南话和广州话,加上40多年来与大陆,尤其是讲普通话人口最集中的北方长期隔绝,因而形成了这两个地区自己独有的地域文化特点和语言运用特色。台湾和香港的地域文化特点是:新旧结合,土洋并存。这一特点也是台湾和香港的语言运用特色。该特点的形成是受地域文化的特色决定的。因此可以说,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是决定这两个地区与大陆词语使用上差异的主要因素。下面我们从台湾和香港有关制度文化和反映民俗民风的词语差异,这两个地方吸收方言词语的情况以及借词的本土化倾向等方面进行分析。

台湾和香港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法律等方面都实行一套与大陆不一样的制度。尽管我们说台湾和香港的地域文化特点都是新旧结合,土洋并存,但是它们的内容却是不一样的。台湾实行的是“五人权分立”的政治组织制度;香港现行政制是按照《英王制诰》和《皇室训令》的规定形成的,是英国海外辖区所采用的基本模式。香港社会制度是殖民地模式,因此,它的新旧、土洋的含义同台湾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必然在词汇中反映出来。

台湾的新式政治词汇如:“国民大会”(或称国大),“第一线公务员”(面向基层工作的公务员),“民意代表”(指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监察委员和省县议员),“公权力”(政府部门赋予的权利),“公信力”(大众信赖程度),“有限政府”(政府的权力有限)。台湾使用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中的旧词语如:“真除”(代理职务改为正式任命),“出缺”(单位主管因病或其他原因不在职),“满秩”(副职暂时代理正职后正式任职),“铨叙”(按照资历或功绩核定官职的授予和升迁)。台湾地方政府基本上沿用1949年以前的体制,县下设乡镇、保、甲、里、邻等组织形式。因此,“保、甲、里、邻、保长、甲长、里长、邻长”等反映制度文化的词语在大陆和香港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在台湾却是日常词汇。

香港的非宗主地区政制也产生了特有的政治词语。我们这里只举“议员”和“司”这两个词为例加以说明。议员一般是指议会或议院中的成员,是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选举出来的。香港的议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议员,因为议员有的是法定的,是任命的,不用通过选举。香港的议员有好几种,有官守议员、非官守议员、当然官守议员、委任官守议员、委任非官守议员,民选议员(还可分为直接选举的民选议员和间接选举的民选议员)。官守议员实际上是香港政府各部门的首长。“官守”就是“当官”的意思。官守议员当然官守议员和委任官守议员两种,当然官守议员指法定的行政部门首长,委任官守议员指英国女王或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指令总督委任的某一部门的行政首长。非官守议员是香港政府从社会各阶层选出来的代表人物,经过委任的便是委任非官守议员。由此可见,香港的“议员”官味很浓,“官守议员”尤甚。台湾的议员就没有这种味道。这是特殊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香港政府中使用的“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按察司”等词语是我国明清时代政府机构中的名词。“司”在我国古代是官署的名称,现在大陆和台湾仍沿用这一含义,指中央机关部以下一级的行政部门。香港这里的“司”却指的是行政长官,相当于大陆的“司长”,其行政单位叫“司署”。“布政司”指的是布政司署的首长。

在军事方面,香港的军队完全由英国控制,实行的是英国的军事制度;台湾则基本上沿用1949年前的军事制度。台湾使用1949年前旧名词的如称军队为“国军”,军警为“宪兵”,下级称上级为“长官”,同事之间互称“袍泽”。台湾军队中各级军官新任职时,所属官兵需列队,由上级宣读任职命令,当事人应宣誓尽忠职守。发布任职命令,叫“布达”,因布达举行的仪式叫“布达式”。台湾1949年后征兵实行一套新的制度,每一个适龄男青年都要当兵接受军事训练,因此出现诸如“甲种国民兵、乙种国民兵”等新名词。征兵体检时分出“四、乙、丙、丁、戊”五种体位,乙种体位为“甲种国民兵”,丙种体位为“乙种国民兵”。

与大陆相比,台湾和香港经济方面的词语要丰富得多,台湾经济企业界常用的“相谈役”是顾问的意思,源于日语。“契约、契税、岁入、课税、头寸”等是旧词。“头寸”原是旧上海商贸用语,指手上有余钱。手上没有余钱,找别人借就叫“借头寸”。台湾股市上目前流行的“抢帽子”一词,指借股票价格的起落赚取其间的差价,也是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用语。

香港的经济非常发达,是国际第三大金融中心,其经济具有国际性特点。因此,香港有不少经济机构的名称冠以“国际”的字眼。香港有许多反映劳资关系的称谓语,有许多股市上的行话,如“恒生指数、蓝筹股、二三线股、金鱼缸”等。以“炒”为构词成分构成的大量的词语更说明了商业社会对语言生活的影响,如今大陆的“炒外汇、炒地皮、炒美元”等词语就是来自香港。

教育方面台湾基本上沿用1949年前的制度,香港采用的是英式教育制度。台湾小学和初中9年为义务教育,所以小学称“国民小学”,简称“国小”,初中称“国民中学”,简称“国中”。台湾的教育方针叫“五育”(德、智、体、群、美),称自己培养的博士为“国家博士”。香港的学校主要有官办的、由政府资助的和私办的三种形式。所谓“津贴中学”就是由政府资助补贴的中学。英语是香港的官方语言,也是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如果从教学语言的角度分,香港的中学可分为“英文中学”和“中文中学”。大学招生考试台湾叫“联考”,香港叫“会考”。台湾学校基本上沿用1949年前的体制,中小学称班主任为“级任教师”,班长为“级长”,班会为“级会”,学生会为“班联会”,班委会委员有“学艺股长(学习委员)、康乐股长(文艺委员)、服务股长(主管劳动和卫生)、风纪股长(主管纪律)”等。大学则称班长为“班代表”或“班代”。

“听证会”一词,源于英美法,台湾和香港都使用这个词。“听证”是个人在有决策权的机构或官员面前表达自己的主张或对抗他人指控的一种机会。台湾承袭了我国古代的某些法制观念,如“亲等”一词,就是台湾法律界用来计算亲戚关系的亲密程度的。父子关系为“一亲等”,祖孙关系为“二亲等”,丈夫或妻子的祖父母为“三亲等”,姑表的表兄妹为“四亲等”。很明显,“亲等”是按我国传统的亲属关系(内外、远近有别)计算,“亲等”越少的,关系就越密切。这种法制观念在台湾的社会中作用不小,台湾当局80年代批准台湾回大陆探亲就是根据这一方式计算申请人与大陆亲人的亲疏关系的。

民俗民风也是地域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反映民俗民风的词语是有地方特色的,是其他语言无法替代的。台湾老百姓称市井的无业游民为“罗汉脚”,称农村为“草地”,农民为“草地人”,高山族同胞称未婚女子为“猫”,把那些追求时髦的未婚青年女子叫作“乌猫”。“乌”是黑暗的意思,“乌猫”本指暗中与人谈情说爱的少女,因为台湾过去民风保守,青年男女谈情说爱不敢明目张胆。仿“乌猫”一词,便有了“乌狗”,不言而喻,它指的是摩登未婚男青年。

总的说来,台湾的民俗民风与闽南相似,香港的民俗民风与广州一带相近。民俗民风是一种地区性的文化现象,它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同时也约束着人们的语言交际活动。

大陆与台湾和香港的词语出现了不少差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台湾和香港的词汇受到闽南语和粤方言的影响,有不少方言词汇成了台湾和香港的日常词汇。直接进入台湾汉语的闽南方言词汇如落班(下班)、落街(下街)、落台(下台)、无路用(没有用处)、无头路(没有工作)、代志(事情)等。中国标准技术开发公司编著的《海峡两岸词语对释》共收台湾和香港词语5030条,其中该书列为方言词目的是264条,大约占5%。事实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如该词典列为书面用语的“才调、厝边、厝边头尾、厝房、寮厝”等词语都可视为方言词语。香港普通话吸收粤方言词汇数量比台湾更大。香港的方言词语不仅出现在日常的口头交际中,也出现在文艺作品、报刊、书籍和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中。用广州话演唱的香港流行歌曲在大陆到处都可以听见。

台湾和香港借词本土化倾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完全借用。香港的口头交际中经常夹杂一些英语,尤其是称谓语、招呼语、道谢语和致歉语等日常用语。台湾的外来词主要来自英语和日语。由于日语也使用汉字,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日语的借词基本上是通过汉字借过来。虽然我国在五四前后借用过一大批日语借词,但这些借词大部分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日常词汇。台湾受日本的统治时间较长,且日本政府强行推行语言同化政策,所以至今台湾仍有不少大陆少见的日语借词,诸如“便当、次长、课长、看护妇、统合、玄关、邮便、车掌、阿巴桑、阿吉桑、恩给、妈妈生、女中”等词语,在台湾几乎是日常用语,而大陆大多数人却觉得陌生。

第二,完全音译。采用完全音译的办法时,选择字词十分注意词语的意义。就是说,人们力求翻译后的词语既有外来的味道,又酷似汉语词汇大家族中的一员。例如香港的花臣(fashin)、杯葛(boycott)、灰士(face)、爱美的(amateur)、巴仙(percent)、多士(toast)、固打(quota)等。台湾的卡脱(cut)、卡司脱(cast)、富而好施(full house)、乐普(loop)等等。

第三,半音译半意译。音译部分尽量和意译部分融为一体,酷似汉语固有词语。台湾半音译半意译的外来词“安普济”,是一种十分昂贵的抗癌药,它译自Ampligen,“安”是该药发明人曹安邦中的一个字,“普济”取普济众生的意思。这是个不求音译上完全对应,而追求意译完美的例子。香港的“打卜臣”是英语boxing(拳击)的半音译半意译词。人名和地名也采用这种办法,如香港称柴门霍夫为“柴圣”。台湾译人名时,喜欢给洋人取姓,例如撒切尔台湾译为“柴契尔”,密特朗译为“米特朗”。

第四,借词进一步作为汉语的构词成分。如源于台湾的“秀”“屋”不仅在台湾和香港是能产性的构词成分,在大陆也正在扩散。英语的down,台湾青年学生译为“当”,考试不及格叫“被当”,低于50分因没机会补考叫“死当”,50-60分之间有机会补考叫“活当”。源于香港的“巴士”进一步派生出“大巴、中巴”和“小巴”等词。香港的“波”是英语ball的音译词,以“波”构成的词还有“波裤、波鞋、波迷”等词。

第五,用方音译外来词。“声宝、仙、柯打、恤衫、咭、忌廉、曲奇”等词就是粤方言音译词。

台湾把台湾的“T恤”一词变为“丁恤”,是利用英文字母“T”与汉字“丁”相似点把外来词本土化。借词的本土化便于当地人学习和识记,但外地人容易产生误解。

由于制度文化、方言和外来文化这三个因素的作用,台湾和香港这两个地区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特点,该特点制约了人们的语言生活和语言运用。

台湾、香港和大陆词语差异的模式主要有三个:形同义异,词形相同而意义不同;物同名异,同一个事物使用不同的指称;同中有异,名称和所指虽然一致,但其词义有扩大、缩小和褒贬色彩的差别。

形同义异的词语主要由两种因素引起。一种主要是由社会生活的不同造成的,如“组织人”,台湾指唯命是从,缺乏主见的公私机构中的职员,大陆指某一活动的策划者。“铁人”,台湾特指运动健将,大陆特指一位不怕困难,勤奋工作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生命线”,台湾指一种义务性的社会服务工作单位,该单位利用电话为大家服务,主要是帮助人们防止自杀,解决疑难和排除危机状态;大陆比喻保证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大帽子”,台湾喻权势或地位高的人;大陆喻某种罪名或坏名义。

引起形同义异的另一因素是对词语的组成部分的语义有不同的解释造成的。例如“脱产”,大陆意思是脱离直接生产,为日常用语;台湾是法律用语,指当事人为逃避法律上的责任,而将自己所拥有的财产隐匿起来或私自加以处理,很明显,台湾的“脱产”是“脱出财产”的意思。香港的“出租车”是租车给别人的意思,大陆的“出租车”相当于香港的“的士”。

有的缩略语会同一般词语混淆在一起,产生形同义异的现象。例如台湾把公共汽车缩略为“公车”,大陆也有“公车”一词,它指的是公家的车。形式上一模一样的缩略语,其意义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来源不一样。“社教”,大陆源于“社会主义教育”,台湾和香港源于“社会教育”;“军警”,台湾是军人和警察的缩略语,大陆是“军事政治警察”的缩略语;“高考”,大陆源于“高等学校新生入学考试”,台湾源于政府选择公务员的“高等考试”。

物同名异的词语是大量的,主要包括物名、人名、地名、译名等。如大陆的“出租车”,台湾叫“计程车”,香港叫“的士”;大陆的“公共汽车路线”,香港叫“巴士线”;大陆的“办公楼”,香港叫“写字楼”;大陆的“退伍军人”,台湾叫“荣民”;大陆的“繁体字”,台湾叫“正体字”。大陆的“市场经济”,台湾和香港叫“自由经济”;英语的make show,台湾叫“作秀”,香港叫“作骚”,大陆译为“表演”或“演出”。

同中有异主要有三类:①指词形相同,词义有所变化或褒贬色彩不同;②指词义相同,词语的词序先后有所变化。③词义相同,词形部分相同。第一类的例子如“功课”,大陆指学生按照规定学习的课程,台湾除了有这一层意思外,还可指“工作”,例如“抛补作业已成为从事外汇业务的银行每日的重要功课。“张教师”,本来是对姓张的教师的称呼,台湾还可用它来作为面向青少年的社会辅异机构的代称。“来电”是台湾的流行语,泛指彼此有默契,能相互沟通并产生共鸣,犹如电器通电一样。“晚婚”,台湾和大陆都有年龄偏大才结婚的意思,但台湾还可指妇女再嫁。“师傅”,本来是对有技艺人士的尊称,大陆已发展成为同志的代称。“小姐”本来仅指年轻的未婚女子,香港已发展到可指中年妇女,其用法正在影响着大陆。以上是词义扩大的例子。词义缩小的例子如“先进”和“后进”,这两个词是一对反义词本来就有两个义项。“先进”指前辈和进步快、水平高的个人或集体,“后进”指后辈和进步慢,水平低的个人或集体。现在,台湾偏向于使用第一个义项,大陆偏向于使用第二个义项,呈现出各自缩小词义的趋势。“二百五、十三点、三八”这三个数词组成的俚语,都有疯、傻的含义,大陆使用时没有性别的区分,台湾“二百五”用于男性,“十三点”和“三八”用于女性。“劳役”,台湾指人民自愿为国家作无报酬的工作,是中性词;大陆指强迫性的劳动,主要用于对罪犯的惩罚和改造,是贬义词。“扩张”、“统治”在大陆是贬义词,在台湾和香港为中性词。

词义相同,词序不同的词语如大陆的“游园会”,台湾叫“园游会”,“介绍”台湾也可用“绍介”;“素质”台湾也可用用“质素(香港的“质素”是“质量”的意思)。其他大陆同台湾和香港词序可以互换的例子如:传播\播传,味薄\薄味,扣除\除扣,顺从\从顺,引导\导引,降低\低降,责怪\怪责,习惯\惯习,祥和\和祥,憎恨\恨憎,齐集\集齐,拥挤\挤拥,集结\结集,肃静\静肃,监牢\牢监,记录\录记,旨趣\趣旨,污染\染污,客人\人客,阶梯\梯阶,增添\添增,廖误\误廖,失误\误失,浅显\显浅,界限\限界,纷争\争纷,继承\承继,光荣\荣光,蛮横\横蛮,限制\制限,压制\制压,诅咒\咒诅。词序方面的差异一般说来,对于交际和理解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它会给现代化信息处理带来不便。

词义相同,词形部分相同的如:无党派(大陆)无党籍(台湾),警察(大陆)警员(台湾),职称(陆)职级(港),公元(陆)西元(台),灵物崇拜(陆)庶物崇拜(台),借鉴(陆)借镜(台港),吸收(陆)吸纳(台港),献血(陆)捐血(台港),信息(陆)讯息(台港),信号(陆)讯号(台港),概率(陆)机率(台港),押金(陆、台)按金(港澳),床位(陆)宿位(港),服务员(陆)服务生(台港),骨灰(陆)灵灰(台港),假肢(陆)义肢(台港),闭幕(陆)落幕(台港)。

差异的模式反映了40多年来两岸三地词语演变的方向,这种趋势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存在。

上述第一部分我们从历时的角度,透过语言演变的外部因素追逆台湾、香港40多年来同大陆产生词语差异的原因,第二部分则主要在共时的平面上从语言形式内部揭示差异的模式及其发展方向。这一部分旨在寻求缩小差异的良策。

首先我们对差异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目前存在的词语差异可以说是各有利弊,但弊多于利。为什么说存在着利的一面呢?因为语言演变是与社会演变同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要完满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应该用最贴切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人们的思想。台湾、香港与大陆出现的不同的词语,有一大部分是各自社会生活和心态的反映,没有这些词语,两岸三地的交流同样会发生困难。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些词语了解社会发展的运行轨迹和社会风貌。至于那些用科学知识和社会经验概括出来的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的新名词、新概念,不仅是汉语社会的知识宝库,也是全人类的知识宝库。

差异如继续发展下去,至少有四个不利因素。

第一,不利于交际。有关汪辜会谈的材料,为了避免误会,得使用两种文本。可见两岸语言差异已经给相互交流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这方面的内容是大家所熟知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第二,不利于语言教学,尤其是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对语言形式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要求是统一的标准而不是多标准。多标准就会无所适从。语言考试是评价学生语言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汉语水平考试已经在世界上推行。如果汉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做得不好,那就不仅会直接影响这一考试制度的推行,也会影响世界人民学习汉语的热情。

第三,不利于语言文学的信息处理。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对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有越来越高的要求。两岸三地的计算机联网目前的很大困难,但是大陆同港澳地区的联网应该是不会有太长的时间。电话、电传、电报等同样需要规范标准的语言形式。

第四,如果继续扩大差异,将会削弱汉语的社会功能,不利于汉语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汉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能不能提高汉语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是衡量汉语发展的重要标志。汉语虽然已经成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虽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语言之一,虽然是世界上拥有人口最多的语种,但是其地位远远不如英语。当今国际社会,法语与英语在展开激烈的竞争,汉语难道不应该积极参加语言市场上的角逐吗?要在世界语言市场上同别人竞争,就要使汉语成为一种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的语言。

从利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防止差异的进一步扩大是两岸三地有关方面和语言学工作者的职责,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否则将来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如何解决差异,我们认为有以下三件事值得考虑。

一,对于规范标准要有共识。从社会语言学观点观察语言现象,我们就会发现语言变异是普遍存在的。就大陆的现代汉语而言,语言变异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语言的现有规范。不过,大陆的语言规范标准是相对稳定的,并且不断地在对不同的语言变体作出判断与选择。就目前台湾和香港的语状况看来,这两个地区也都有自己的一些不同于大陆的规范标准。如果文字、语音、语法的情况暂且不论的话,两岸三地词汇规范的差异主要是如何对待旧词语、方言词和外来词的问题。词汇规范的标准能不能坚持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是这两个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香港,问题已经显得十分突出,至于台湾,也很可能成为今后棘手的问题。

差异就是个性,台湾同胞创造出来的富有个性特征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反映该地域文化的语言变体也为汉语增添了新的血液。但是,我们在看到个性和差异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汉语的共性和共同点。汉语的共性和共同点是主要的,是在起主导作用的。台湾和香港的语言文字应用是建立在汉语标准语和汉字书写系统之上的。台湾和香港的词语与大陆词语之间的差异,是语言变体与标准语的关系,因此,过分强调个性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现实的。语言规范既要注意不同的个性,更要重视普遍性。语言规范的标准应该有一定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但是标准只能有一个。

二,要解决业已存在的差异,就要调查了解这种差异,这是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大陆的语言工作者要调查了解台港存在的语言差异,大陆人士应该尽量多知道一些台港不同于大陆的词语;同理,这两个地区的语言工作者和广大同胞也有必要不断了解大陆的语言使用状况。只有相互了解,才能相互沟通,最后取得共识。不通过认真的细致的调查,是很难弄清差异的真正面目的。把区别明显的台湾和香港的词语笼统地称为港台词语,就是调查不深入的表现。有了相互了解的坚实基础,在文化交流和语言交际过程中,差异自然就会缩小。只要大家能接受,不管是大陆吸收台港词语还是台港吸收大陆词语都是缩小差异的可喜现象。当然,这只能是解决差异的一种办法,单靠这种办法是远远不够的。

三,解决差异的另一个有效办法是不同层次分别对待。对社会交际直接产生不好影响的差异要尽量缩小乃至完全统一,如第二部分讨论的同形异义词、物同名异词。尤其是科技术语方面的差异更要尽快统一。在外来词的翻译上大陆和台港要坚持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它关系到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法国每年都组织一大批语言学家进行外来词的翻译和规范工作。目前应该首先统一翻译标准。不管是以哪一种译法为主,都要使用方言译音词逐步减小直至最后消失。方言词进入普通话词汇库要加以选择和控制。从总的状况而言,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词汇规范可以相对放宽。对台港涉及现代化和经济活动的词汇,只要大陆还没有的,进行有选择的吸收未尚不可;对反映不同社会制度、民俗民风的词汇重在相互了解,统一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至于日常用语的差异,非正式场合可以各有各的说法,正式场合最好形成公认的说法,以利于交际。

台湾和香港与大陆的文化接触和语言交流日益增多,缩小语言差异是人们的共同愿望。随着港澳的回归,内地与港澳的接触将越亚越频繁,语言上的障碍也会越来越小,两岸三地语言工作者正在积极地寻求妥善解决差异的办法,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从相互了解、相互沟通走向相对的统一,是差异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符合汉语本身的发展趋势。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汉语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为了让世界上有更多的人学到正确、标准、优美的汉语,所有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们,都有责任携起手来,求大同,存小异,让汉语轻松愉快地走向属于它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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