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大周刊》与五四新文学的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周刊论文,四新论文,燕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燕大周刊》①创刊于1923年2月26日，1927年6月8日出版第120、121期合刊后“无疾而终”，正好与新文学发生期的后半程(1923-1927年)同相始终。由于集结了周作人、俞平伯、冰心、许地山、凌叔华、熊佛西、瞿世英、焦菊隐、刘廷芳、刘廷蔚、于成泽、于赓虞等燕大师生的一系列作品，《周刊》成为彰显燕大师生创作实绩的重要平台，也因此与新兴的现代文学发生了紧密的联系。遗憾的是，随着燕大1952年被取消建制，《燕大周刊》也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中。本文谨以现存《燕大周刊》和燕京大学档案资料为依据，对《燕大周刊》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梳理，力图对燕京大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有所揭示。 虽然《燕大周刊》由于集结了众多作家而与新文学发生了密切的关联，但这种关系在一开始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经历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过程。《周刊》创立的初衷，是“以科学的精神讨论学术”，这一点在其激情洋溢的《创刊词》中有着明确的阐述。 其后，编辑部同仁也曾一再申明其“科学与文学并重”的办刊方针并着意宣传征集理工类、科学类稿件，但这些理性的努力并没有遏止《燕大周刊》在事实上“不觉的偏入文艺一方面”②的趋势。《周刊》的最后一任主编姜公伟(允长)，曾对这一“办起来无形中偏向了文艺”③的倾向有过形象的描述： 燕大周刊最初是几位研究文艺者发起来的，最显著者便是现在艺专教授熊佛西戏迷先生，他对于周刊亦犹之乎对于戏剧一样，可说是中了疯魔……所以当时周刊偏重文艺，执笔者有周作人、瞿世英、许地山、谢冰心、李勖刚、李天耀诸先生，当时在中国文坛上很有一部分的势力，同时燕大的精神亦由他们的笔尖射耀出去了。后来董绍明君当编辑，依然偏重文艺，但这是不得已的，因为他项的稿件从来便没光顾过，可见当时同学的兴味集中点，仍然在文艺。 由上文的描述可知，使《燕大周刊》偏离它最初的创刊宗旨而发展为文艺刊物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发起人和主办者“压根儿好文艺”；其二，是“同学的兴味集中点……在文艺”。《燕大周刊》的组织架构包括总编辑和编辑部(编辑部主任由总编辑兼任)、经理部、总务部(最初名为广告部)三部，其五任总编辑均为文学爱好者。第一任总编辑熊佛西(主持1—15期)为燕大校园戏剧的开创者，日后成长为著名剧作家和戏剧教育家；第二、三任总编辑董绍明(即董秋斯，主持16—72期)就读燕大期间即对文学翻译产生浓厚兴趣，日后以《大卫·科波菲尔》《战争与和平》等译作跻身中国一流翻译家之列；第四任总编辑焦承志(即焦菊隐，主持73—96期)，就读燕大期间既是绿波社的核心成员、《京报·文学周刊》的主笔和主编，同时也是燕大戏剧活动的中心人物，日后成长为卓有成就的话剧导演；第五任总编辑姜公伟(即姜允长，主持97期—终刊)也是绿波社的骨干成员及《京报·文学周刊》的编辑和重要作者，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由于上述四人均是对文学有着深刻情感的文学青年，使得《燕大周刊》逐渐背离它“以科学的精神讨论学术”的初衷，而成为一份具有强烈文学色彩的刊物。而这股风气颇得全校同学的认可，“不及三年，燕大周刊社员由十数人发展至三百人，占全校同学总数的三分之二”④。由此，编辑部在1926年10月第97期正式提出将“对于文艺不论创作与翻译，总期有所贡献”确立为《周刊》的宗旨之一，《燕大周刊》开始“自觉”地与新文学发生关联。 《燕大周刊》的作者群主要由燕京大学师生构成，其中，既有在当时备受瞩目今天亦为我们的文学史所重视的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凌叔华，也有虽在当时颇有影响但已在我们的文学史中近于湮没不闻的白镛、于成泽、于赓虞、刘廷芳、刘廷蔚等人。为叙述的方便，姑按上述情形进行分类梳理： (一)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凌叔华 《燕大周刊》作者群中，分量最重的是在燕大新文学爱好者中具有“导师”意味的周作人。这一点，从《燕大周刊》创刊号的头版头条文章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杂话》即可见出。《文艺批评杂话》是周作人“言志主义”批评观念的集中阐发，在周氏的文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将它交由一份籍籍无名的校园刊物发表，足可见出周作人对其的器重与扶植。此后，周作人又接连在《燕大周刊》发表了《日本的小诗》(1923年3月24日—31日第5、6期)、《新文学的意义》(1923年4月7日第7期)、《日本的讽刺诗》(1923年5月12日第12期)、《新文学的二大潮流》(1923年10月28日第20期)、《女子的读书》(1923年11月17日第23期)等论文。1924年后，周作人在《燕大周刊》的发文数量日益减少，除去为燕大学生刘经庵的民俗学著作《歌谣与妇女》所作序言(第82期)外，仅在周年纪念增刊才有文章发表，计有《〈徒然草〉介绍》(周年纪念增刊)、《〈偷孩贼〉附记》(两周年纪念刊)、《雷公》(三周年纪念号)三篇，均为译文和翻译谈，基本践行了周氏在《自己的园地·序》中所提出的“少作多译”的“胜业”观。⑤ 周作人之外，《燕大周刊》中最令人注意的作者是兼以笔名“落华生”和本名“许地山”向周刊投稿的许赞堃(许地山名赞堃，字地山，后以字行)。他虽是《周刊》作者中发稿数量最多的一位，但多数为以本名整理或翻译的学术史料，如《检讨室检讨》《景善日记：支那宗教史史料》等；以“落华生”笔名发表的文学作品仅有《无法投递之邮件》一篇。该文以第一人称书信形式写成，分别发表于《周刊》第2、4、5、6、7、32、33、34、35、40、41期，连载时断时续长达一年三个月，再加上许地山当时人在国外，真给《周刊》读者一种邮路不通、望眼欲穿的感觉，成为一种别有趣味的阅读现象。在这些信件中，作者通过向十一位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直接通信的亲友倾诉情感的方式，表达了因“困于爱，整日颠倒于这甜苦的重围中，不能自行救度”(《给琰光》)的痛苦与哀愁。由于文章情感的热烈真挚，有不少选家将其看作真实的抒情散文。⑥在此种情形之下，该文初次发表时的信息便为我们甄别其文体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由该文附注“地山兄的这篇小说原稿很长。从本期起，陆续在本刊发表，盼望阅者细细玩味——佛西附注2.25晚”⑦，我们可以确知它们应属于作者虚构的小说无疑。 凭借问题小说和小诗创作而蜚声文坛的燕大女校学生冰心也是《燕大周刊》的重要作者(与同期在《晨报副镌》《小说月报》等校外报刊发表作品一般署名“冰心”不同，其在《燕大周刊》发表的作品一律署本名谢婉莹)。由于《周刊》创刊不久冰心即已毕业，故其仅在《周刊》中发表了六篇文章，分别是论文《中国新诗的将来》《论文学复古》《介绍一本书——〈北京的尘沙〉》和散文《梦》《忆淑敏》和小说《姑姑》。 《中国新诗的将来》和《论文学复古》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燕大周刊》的创刊号和第8期上。尤其是《中国新诗的将来》表达了冰心作为一名新诗代表作者对新诗发展问题的探索与思考。由文章1923年1月20日的落款日期和编者“这篇是谢女士的季考论文，她自己本不愿意发表，记者因鉴于现在我们作新诗的人颇多，批评或论及新诗的文章却极少，故再三地要求谢女士把这篇送给我们在这里发表了”⑧的按语，可知该文是冰心1922年秋季学期的季考作业；而根据现存《燕京大学简章布告刊件(1922)》《Bulletin Announcement of Courses 1923-1924》及周作人《知堂随想录》中关于燕大任教的史料，可知1922-1923年度燕大国文系仅有周作人一名教师和《文学讨论》《国语文学》《翻译》《日本文学大纲》四门课程。由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该文系冰心在周作人讲授的《文学讨论》或《国语文学》课程的结课作业。巧合的是，周作人在冰心撰写此文的半年前刚发表过一篇题为“论小诗”的论文(刊发于1922年6月21、22日《晨报副镌》)，且其中所引述的例证也是冰心论文的主要引述对象——冯雪峰和冰心的诗作，因而这两篇师生“同题”论文对于考察初期白话诗学在大学新文学课堂的教授与传播情况，提供了颇有意味的史料。冰心为人、为文均温婉节制，评述创作现状、指摘文坛时弊非其爱好所在，故而《中国新诗的将来》《论文学复古》这两篇评说文坛现状的“命题之作”就显得弥足珍贵。 除去上述两篇论文，冰心在《燕大周刊》发表的作品还有散文《梦》(第3期)、《忆淑敏》(第45期)和小说《姑姑》(百期增刊)。三篇文章皆“哀而不伤，动中法度”，鲜明地体现出冰心式“满蓄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冰心《诗的女神》)的风格，在冰心的写作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凌瑞唐(即凌叔华)也是《燕大周刊》的重要女作者，由于其开始创作的时间较晚，故发表在《周刊》上的作品较少——仅有《约书亚·瑞那尔支》(第41、42期)、《汝沙堡诺》(第43期)、《加米尔克罗》(第45期)和《资本家之圣诞》(周年纪念增刊)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中，前三篇为外国艺术家传记翻译稿，虽然译笔较为拘谨，但作者以细腻见长的文字风格已初露端倪。小说《资本家之圣诞》以意识流的方式展开描写，通篇是中国早期资本家生活的实录，没有清晰地要提倡什么或暴露什么的思想意图，足见作者一出手就与当时的问题小说主流保持了一定距离。上述四篇作品，间接反映了作者在创作初期不断调整和寻找自我的努力，尽管由于“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炼”⑨等原因而没有收入其作品集，但却为凌叔华“自幼稚到成熟”的创作历程留下了鲜明的印痕。 (二)白镛、刘廷蔚、于赓虞、于成泽、刘廷芳、陆志韦 白镛(白序之)系文学研究会首批会员(入会号23，曾出席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20世纪20年代以小说创作和对泰戈尔的译介而闻名于世。其在《燕大周刊》的作品也集中于这两个方面，主要包括小说《安乐地》(第5、6期)、《冷窟》(第10期)、《时髦》(第20期)、《一夕话》(第25—26期)、《一段小故事》(第34期)，论文《太戈尔的思想和他的诗》(第17期)、《文学里的一个问题》(第21期)和译文《骨架》(原著泰戈尔，第27期)等。其中，小说作品以第一人称的“身边小说”为主，普遍弥漫着失意、感伤的情绪，传达出“生本不乐”的思想和以宗教来解脱现世苦难的企望。论文《太戈尔的思想和他的诗》发表于1924年泰戈尔访华之际，对泰戈尔的总体成就及其代表作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和分析，是20年代介绍泰戈尔的论文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篇。正是凭借这篇论文和发表于《燕大周刊》和《小说月报》的一系列译作，白镛成为20年代泰戈尔译介热潮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 常在《燕大周刊》发表作品的还有刘廷蔚、于成泽、于赓虞等诗人。刘廷蔚虽然以昆虫学家的身份名世，但在燕大读书期间，他是一位“一身都是诗的诗人”⑩。其发表于《燕大周刊》的诗作，计有《春早》(第10期)、《祷告》(第10期)、《山花》(第14期)、《春夜》(第17期)等八首，均为代表其诗歌成就的重要作品。这些诗作，大都“以我观物”，以明净、亲和而略带忧郁的心境观照大自然的春雨、斜阳、山溪、茵圃以及花草树木、虫鱼鸟兽，意境清新、流丽而略带朦胧，在当时诗坛别具特色，如“……蔷薇丛里的蜘蛛，/着一身花露；/柳堤下的黛螺，/是春水的颜色；/南风——也许是东风，/分一身绿衣裳/给茵圃里的青蛙。/神啊！/我入深山，挨风雪/清心静虑/过严壑生涯的人，/你给我/带一点林野的清芬吧”(《祷告》)。 刘廷蔚之外，《燕大周刊》上另两位用力最勤的诗人是于赓虞和于成泽。于赓虞的诗作具有浓厚的感伤和颓废色彩，享有“恶魔诗人”、“悲哀的诗人”之称。这一诗风在发表于《燕大周刊》百期增刊的两首《落花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两诗皆为两节，每节6行，每行字数基本相等，韵脚鲜明，整饬的形式与颓废的意境构成了奇特的张力。如第一首“苍黑幕莎笼照的世界唯有我在独自徘徊/幽暗世界之阴风如罪囚吟歌古老之悲哀/我去了，从死无人影的街衢往情爱之墓台/这荒篱之蔷薇残落了，永无永无希望复开……”作者以独自徘徊夜幕中的“我”为核心意象，将“阴风”、“死无人影的街衢”、“墓台”、“荒篱”、“残落的蔷薇”、“无人往来”的“四野”、“忏情之泪”等意象统合在一起，营造出绝望、阴郁、凄迷、低沉的意境，的确类同于艾略特的“荒原”。于成泽(1902-1982)笔名毅夫，兼擅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最能代表其成就的是诗歌(尤其是散文诗)。他在《燕大周刊》发表的作品，既有精研古代诗人、诗艺的论文《李白非蜀人》(第56期)、《汉代的几首童谣》(第58期)及外国文学译作《圣诞节的来客》(第88期)，也有他本人创作的结构谨严、辞藻讲究的散文诗，如《松林间》(第91期)、《似春梦乍觉》(三周年纪念周刊)、《红杏下独对落花祈祷》(第96期)等。这些作品虽然没有以分行排列的诗歌形式写成，但段落匀齐、节奏鲜明、语调铿锵，有一种内在的音乐美；而情感的深挚和意境的幽美深沉，更使其具有了凄婉动人的力量。 在《燕大周刊》发表诗作数量不多但意义不凡的诗人还有刘廷芳与陆志韦两位教授。刘廷芳为刘廷蔚长兄，系文学研究会会员，同时也是著名神学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不同于刘廷蔚诗风的温和、明澈，刘廷芳诗作呈现出沉郁、愤激的气象，如《赴沪舟次天津观水》“谁能了解我心中的蕴结/锁岸凄惨的寒冰/本是奔腾的活水/受不起无情冷气的相侵/正如同我心中的蕴结/……怕今宵如水的月光中/酣雪比前朝还竞/明天我心中的郁结依旧如两岸未破的寒冰”(《三周年纪念号》)。陆志韦是著名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同时也是独树一帜的白话诗人(其在“学衡派”大本营东南大学任教期间即出版过两部白话诗集)。1927年4月，陆志韦应司徒雷登之邀就任燕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旋即在6月出版的《燕大周刊》百期增刊上发表了诗歌《电线上的燕语》。全诗以拟人化的口语写成：“阿姊阿姊/老死在杨树里/飞起飞起/来跟我站一起/此地真好看死啦；有米有米/往西去巷子里/太低太低/树枝儿遮蔽你/那就看不清楚啦/……有趣有趣/阴天又没有雨/留意留意/小心你的脚底/就是嗡嗡的过啦”。诗人有意将俗白亲切的口语俚语引入诗歌，在诗节相同位置交替使用“阿姊阿姊”、“飞起飞起”、“有米有米”、“太低太低”、“有趣有趣”、“留意留意”等叠音词，使诗歌在抑扬顿挫中获得回环复沓的音乐美，别具一种活泼自然的风度。该诗是陆志韦本人提出的“舍平仄而采抑扬”、创造“有节奏的自由诗”(11)的鲜明体现，在新诗格律化及汲取民间歌谣营养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燕大周刊》存续五年有余，作者众多。除去上述重点介绍的作者之外，常在《周刊》发表作品的还有俞平伯、瞿世英、刘儒(刘经庵)、陈其田、李勖刚(李颖柔)、顾千里、张采真(张士隽)以及《周刊》前后四位总编辑熊佛西、董绍明、焦菊隐、姜公伟等人。俞平伯1924年经周作人引荐开始在燕京大学任教，先后在《周刊》发表了《关于〈子恺漫画〉的一封信》(第82期)、《重印〈陶庵梦忆〉跋语》(百期增刊)，为散文创作薄弱的《燕大周刊》添写了可贵的一笔。熊佛西、董绍明、焦菊隐、姜公伟四位总编辑中，除去董绍明常有译作发表于《周刊》外，其余三人虽露面频率颇高，但多数是以写编者按语的形式出现的，个人单篇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这一点，使他们更多地以“编者”而非“作者”的身份影响和决定了刊物的风貌。 通过上文对《燕大周刊》作者的梳理，我们发现《周刊》的许多作者同时身兼文学研究会会员的身份。据不完全统计，《燕大周刊》作者中同时是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有周作人(3号)、许地山(4号)、瞿世英(12号)、许光迪(19号)、白镛(白序之，23号)、刘廷芳(36号)、陈其田(47号)、俞平伯(53号)、熊佛西(71号)、谢婉莹(74号)、叶启芳(89号)、李勖刚(94号)等十余人。这使得《周刊》的文学风貌也与《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颇多相合之处。总体而言，《燕大周刊》的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创作与批评并举，注重对当下文艺的即时批评 《燕大周刊》的创立宗旨是“以科学的精神讨论学术”，因而其不仅发表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同时也刊登了相当数量的文学批评和评论文章，呈现出相当的学理性。另外，与同时期其他刊物常努力于“整理国故”、登载古代文学研究论文不同，《燕大周刊》则辟出大量篇幅登载新文学批评和研究论作，呈现出“厚今薄古”的倾向。如王善钦的《评新诗应有修词(辞)的必要》对“新诗”的“诗兴”与“修辞”问题的探讨(第2期)、白序之的《文学里的一个问题》对文学是“为艺术而做底”还是为“为人生而做底”的分析(第21期)以及郁达夫与顾千里《通信一则》(第32期)中关于“浪漫的性情”的讨论等，都对新文学创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颇具针对性的见解。在新文学发生仅有五年的1923年前后，这种讨论对于创作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重视世界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尤为注重对近世外国文学的推介工作 重视外国文学译介，是《燕大周刊》的鲜明特征。由于燕大学生外语水平较高且开设有翻译课程，《周刊》编辑又十分推崇周作人以翻译为“胜业”的主张，故而《周刊》几乎每期都会辟出专门篇幅登载外国文学译介文章。这些文章国别不同、风格多样，呈现出兼容并包的气魄，但在这种兼容并包中，也有着区别于当时其他进行外国文学译介的刊物的鲜明特色，即绝多数文章都聚焦于近世(19、20世纪)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 其一，《周刊》以对拜伦、泰戈尔、托尔斯泰等人作品的译介，形成了对文学界热点问题的敏锐感应与积极呼应。1924年为拜伦去世一百周年，《燕大周刊》除在39期(4月19日)、40期(4月26日)之间专门出版有《拜轮百周忌日纪念号》之外，还在其后的第40、41期继续连载了由潜力所编的《拜轮年谱》。近万字的《拜轮年谱》与《纪念号》上(顾)千里的《拜轮》、陈曙风的《拜轮与曼殊》两篇长论以及《乐诗》(士隽译)和《当我36岁的那一天》(斛生译)等拜伦诗作一起，构成了对拜伦生平、作品及影响的系统介绍，与文学研究会在上海《小说月报》发起的“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专号(15卷4号，1924年4月10日)形成遥相呼应之势；在泰戈尔译介方面，《燕大周刊》不仅刊载了全面介绍泰戈尔思想和艺术成就的白序之的论文《太戈尔的思想和他的诗》以及刘谦初节译自英文报纸的《泰谷尔纪实》(作者James B.Pond，第24期)，同时还登载了泰戈尔《骨架》(第27期，白镛译)、《心之门》(第54期，其凉译)等作品的中文翻译，这些文章均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前后登出，成为“泰戈尔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托尔斯泰的介绍虽不尽全面和系统，但却凸显了燕大的基督教背景并展示了托尔斯泰作品中最具特色的一面——其名作《宗教及其本质》由董绍明以“邵明”的笔名进行翻译，在《燕大周刊》从1923年11月第27期进行连载，直至1924年11月第52期才连载完毕。由于上述作者有着较高的外语水平且对研究对象有充分的研究与理解(如董绍明之于托尔斯泰、白镛之于泰戈尔)，他们的译介文章均在相应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与当时文坛热点形成了良好的呼应之势，在今天也依旧是深入了解相应作家的重要文献。 其二，《周刊》以对小泉八云和柴思义作品的译介，形成了自己的“独家特色”。对小泉八云作品的翻译与周作人的推崇直接相关。在燕大1923年秋季学期的翻译课上，周作人以上述作品作为翻译课程的练习材料，其中的《鸳鸯》(第22期)、《永久的秘密》(第24期)、《獾》(第27期)、《镜与钟》(第29期)、《践约》(第34期)等五篇先后在《燕大周刊》以“公译”的名义发表。不仅使翻译课的具体成果得到了保留，也使《燕大周刊》成为国内最早译介小泉作品的刊物之一。柴思义(Lewis Chase)为美国人，生于1873年，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博士，自1922年左右开始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授英美文学课程。《燕大周刊》在董绍明主编时期刊载了其大量的文学论著，如《西方文学杰著》(绍明译，第22期)、《研究文学的初步》(天耀、绍明同译，第37、39、40期)等。这些教材和讲义既在当时起到了传播外国文学的作用，同时对于我们了解英美学者在中国教授英美文学的情况留下了客观的第一手史料。 (三)以较为丰富的基督教题材和意象，彰显了基督教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 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燕大周刊》也不可避免地濡染了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在《燕大周刊》所刊载的文学作品中，按照以阐释基督教义为主还是以基督题材表达世俗情感为主，可以分为两类，前者以李勖刚的《为纪念耶稣受死在通州一次的演说》(第17、18期)为代表，后者以张采真的《十字架》(第50期)为代表。李勖刚为文学研究会会员，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为纪念耶稣受死在通州一次的演说》中以文学的笔法描述了耶稣受死的场景：“他身上有皮鞭的痕记，皮肤裂开；他头上带荆棘冕，荆棘的刺，被箍入头内，望着他受死的地方，蹒跚行去……这种印象，这种精力，必留在人类的脑中，藏在人类的血里，直到永远”。在《周刊》中，这样纯粹、浓重地弥漫着基督教气息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更多的是用基督教的题材和意象反映世俗情感的作品，如张采真的《十字架》：“我受了爱情的洗礼/坦然地将你所与底十字架背起/你病中，我背着它来看你/你闷时，我背着它来慰你/我是没有别底寻求了——/只顾背着十字架/为你为你……/无论如何我不相信他们的咒语/我能再为别人背十字架吗？不/为你为你”。诗人分别以“坦然地”、“永远地”将“十字架背起”以及不能“再为别人背十字架”形容自己对爱情的虔诚和忠贞。这种以神圣的宗教情感形容爱情的方法，不仅立意独特新颖，而且具有强烈、深沉的抒情效果，从一个细微的角度显示了基督教思想对文学的积极影响。 尽管只是学生刊物，但《燕大周刊》登载的绝大多数作品(包括创作、翻译和批评)都超越了学生习作的水平，而以其各具先锋性和探索性的思想与艺术成就直接汇入了新文学主流。这使得《燕大周刊》及燕京大学对发生期现代文学的面貌产生了深切的影响——而无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或是中国大学史研究领域，这种影响还远未得到揭示。 ①在燕大历史上有过两份题名“燕大周刊”的刊物，二者分别创刊于1923年和1930年。本文所指为前者。为论述方便，行文中有时亦简称为《周刊》。 ②《编辑余谈》，《燕大周刊》第55期，1924年11月29日。 ③张采真：《燕大周刊过去底小史及其他的闲话》，《燕大周刊》第1001期，1926年10月27日。 ④《燕大周刊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燕大周刊》第76期“欢迎新同学特号”，1925年9月26日。 ⑤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序》，北京晨报社1923年版。 ⑥如董义连编选的《中华散文百家：许地山散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等。 ⑦《燕大周刊》第2期，1923年3月3日。 ⑧《燕大周刊》第1期，1923年2月26日。 ⑨陈源：《花之寺·编者小言》，新月书店1928年版。 ⑩陶行知：《送诗集——致刘廷蔚》，《行知书信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 (11)陆志韦：《我的诗的躯壳》，《渡河》，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标签：冰心论文; 文学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燕京大学论文; 周作人论文; 许地山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