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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在给商品意识的作用范围划界的基础上，指出了商品意识泛化的表现和原因及其负面效应；为防止和克服商品意识的泛化，必须营造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人文精神。
一个顽强的事实是：商品意识正突破自己作用的范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这就是商品意识的泛化。泛化了的商品意识对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使得精神文明建设的难度加大。为保证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顺利发展，应当重视研究分析商品意识的泛化，以寻求防止和克服的办法。
商品意识作用的划界
我们说商品意识的泛化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这本身就在逻辑上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商品意识在一定范围内是必要的、进步的、其作用是积极的。它是现代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其重要的位置而成为道德进步的基础。因此，给商品意识的作用范围划界，是分析商品意识泛化的前提。
商品意识作用范围的界限是由商品意识的实质和特征决定的。商品意识的实质，是人们在交换劳动价值过程中所形成的反映价值法则和物质利益的观念和思想。这种观念和思想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是平等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资本论》第1卷，第103页）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所有者以独立的资格出现而又同时承认并尊重其他商品所有者的独立资格；不管是何人，一旦进入商品交换领域，他们的社会角色的特征全都被抽象掉，剩下的只是商品的所有者。这种商品所有者的独立资格是平等。这种平等性深深嵌入商品所有者的脑海。
第二是利益性。商品所有者进入商品交换领域，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以便使私人劳动被社会承认，将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并力图在这种承认和转化中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尽可能多地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此获得物质利益。因此，商品意识主要反映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和要求，目的是为了追求和实现物质利益。
第三是等价性。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在商品交换中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是在等价的原则下进行的。这种等价的原则，就是各种私人劳动或具体劳动的交换，都以社会必要劳动为准绳，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量度。这就是商品意识的等价性。以等价性为特征的商品意识是价值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第四是竞争性。平等性、利益性和等价性，都是在竞争中实现出来的。正是为了竞争，商品所有者必相互承认各自的平等资格，承认具有平等资格的商品所有者追求和实现物质利益的权利；也正是在竞争中，使得商品的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形成一条所有商品交换参加者都必须遵循的规律——价值规律。这一规律迫使商品所有者都遵循等价原则。
从商品意识的实质和特征来看，商品意识发挥积极作用有其特定的范围。首先，商品意识是以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为对象的；这就决定了它是以价值为载体的，说白了，是金钱面前的平等。其次，商品意识是以追求和实现物质利益为目的的；为了获得物质利益，商品所有者视能够实现自己价值的“顾客是上帝”。因此，商品意识在目的上所追求的范围界限只能在经济领域。第三，商品意识的等价性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在商品经济范围内是必须的、积极的。正是这种等价性，促使商品生产者为免除破产的危险而不断地改进技术和管理。最后，竞争性只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物化关系中进行的。在这种物化关系中，竞争犹如“荷尔蒙”，催发着经济增长，使社会经济充满活力。总之一句话，商品意识来自经济范围并只能以经济范围划界。在这一范围内的作用是正常的、积极的和必须的。但是，由于经济活动范围不能包括社会活动的全部范围，因此，商品意识不能代替包括道德意识在内的全部社会文明意识。道德意识尽管为社会的经济关系所规定，但与商品意识不同的是，道德意识同时又反映了人类社会更为久远的根本利益要求。它要求人们按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以此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以达到尊重人和完善人与社会的目的。这种道德价值观念对社会的整合作用和促进作用，是不可或缺，更是商品意识不能替代的。
商品意识泛化的表现和负效应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念的确立，我国社会中的商品意识发展起来，这本身是件好事。正是商品意识，唤醒了沉睡的社会个体，解放了被传统体制束缚的生产力，社会经济生活恢复了活力。但是，任何事物的作用都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一限度，其效果就会走向反面。商品意识也是如此。当前，在社会的发展中，逐渐出现了用商品意识代替全部社会文明意识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商品意识泛化。
泛化，即将特殊之物普遍化，将有限作用广泛化。商品意识的泛化，就是商品意识这一特殊的观念被普遍化，并将其作用广泛化。这种商品意识的泛化现象，在政治生活领域，表现为以权谋利，权钱交易，社会责任感淡化，历史使命感丧失。在文化生活领域，只顾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用精神产品的商业价值代替一切。在思想领域，精英文化被嘲弄、亵渎和抛弃，信仰丧失，意志疲软，只有在“钱”的面前才能抖擞起精神。总之，商品的价值的符号——货币，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成为追求的一切目的和崇拜的偶像。这种泛化现象，产生了以下负效应：
第一，社会活动目的商品化。商品意识主要反映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和要求，其目的是为了追求和实现物质利益，因而，它遵循的原则是经济规律，人的关系表现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物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温情脉脉的情感让位于冷冰冰的理性的金钱原则。而道德意识表现着人在社会活动中人性的特点，其目的是人本身，要在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同时，满足人作为人的生存价值的追求，给人以友爱、安定和归宿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然而，在有些地方和有些人群中，商品意识却放肆地渗透于人的一切活动目的之中，把人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当可以获得物质利益时，人是“上帝”，当与自己的物质利益无关时，人便可以被蔑视，甚至当成负担和障碍。
第二，社会追求的层次趋向低俗化。商品意识虽然是现代文明意识的基础，但它所反映的还是人类较低层次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对象是物质利益。人不能没有物质利益，但不能停留在物质利益上。物质利益只能满足人的物欲需要，但却不能充实人的精神世界。如果只停留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层次，就不可能懂得人生的真正意义，看不到人作为万物之灵的丰富价值。只有进一步提高到道德意识，努力实现善的追求，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高层次的人。然而，当前社会风气越来越趋向低层次，把追求物质利益作为人生最高境界，似乎人只是为了钱而活着。更有甚者，将人等同于动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信条，成为有些人的人生准则。人们在那里信心十足地准备赚取钱财，而赚取钱财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肉体和感官的享受。精神状态疲软，信仰出现危机，社会心态趋向低层次。
第三，价值取向的实用化。商品意识看重人的实用价值，即人作为客体满足社会和他人实际需要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用能力、地位、金钱、财富等物质的东西作为尺度来评价高低大小。而道德意识看重人的价值，即人作为主体所应享受的生命、尊严、自由、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因为人的实用价值的不同而有区别。每个具体的个人，只要他是人，都应享受这种权利。也许有的人在实用价值上很小甚至是负，但他们都具有人道价值，都应在道义上受到尊重。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一方面要提倡效率优先，另一方面又要提倡兼顾公平的原因。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评价人和事的价值时，人们常常向人的实用价值偏斜，而对人道价值往往忽视。因此，金钱地位被当作判断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多地趋向实用化，见利忘义的现象屡见不鲜。
商品意识泛化的缘因
商品意识为什么会出现泛化？这里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是在遭受了百余年的内忧外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里诞生的。穷久了、穷怕了的中国人民希望尽快地富裕起来。这种希望，曾真诚地寄托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热切地融进于“大跃进”的潮流，盲目地跟随“穷过渡”。商品意识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并用“资产阶级的法权”作为樊笼，宣布了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不合理性。然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发挥了历史作用，但缺乏活力和效率低下的弊端使人们失望。然而，“左”的错误把这一体制当做社会主义的固有模式而不允许有丝毫怀疑和动摇，由此引发的不同意见，被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打了下去。贫穷，像驱不散的病魔在中国大地上徘徊。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人们逐渐认识到，摆脱贫穷，就必须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这一体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只是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后才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商品意识由潜存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们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赞扬资产阶级的商品意识的历史作用那样，赞扬这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尽管我们今天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但就商品意识破除等级极权的社会条件和激发社会活力而言，其积极作用具有划时代意义。然而，正如当代人本心理学家所揭示的那样：人们的社会心态有着两极摇摆的规律。商品意识遵循这一规律在极端受压的状态下被解放出来时，走向了另一极端——泛化。
商品意识的泛化，除了历史原因之外，与我们的认识和实践上的偏差与缺陷有关。对商品意识的积极作用，我们给予了很多的肯定，这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对商品意识的泛化及其负面效应，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应的分析和研究很少，没有及时地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商品意识的泛化，是以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尤其是精神生活领域的空疏贫乏状态密切相关的。在精神生活领域，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传统的观念退隐的空间并没有及时由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文化去替代和充实。人们在与传统观念的比较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商品意识。商品意识的实用性满足了人们追求富裕的心理需要，而传统观念随着社会转型被视为陈旧、僵化和保守。新的人文精神又由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工作缺陷而没能很好地建立起来。商品意识的泛化就成了一个顽强的事实摆在了我们面前。
商品意识泛化的防止和克服
商品意识的泛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尽管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司空见惯，但也因为其对维护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负面效应而为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所反对。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以高尚的道德来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更应该防止和克服商品意识的泛化现象。
首先要给予商品意识作用以恰当的范围。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非经济手段被用来搞经济建设，违背了经济自身的规律。这是道德意识作用范围的超度现象。现在，来了一个简单的颠倒，商品意识无限制地推广到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成为认识、评价和指导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这都是不对的。商品意识的作用应限制于经济领域。在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要用先进的道德意识来维系人际间的伦理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的素质，教化人的思想和灵魂，确立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以此来保证市场经济健康顺利地运作。
其次，要牢牢地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商品意识，而且需要一种人文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除了进行经济生活，还有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有超越经济目的之上的人生追求；一个社会，除了经济发展目标，还有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这就要求人们在市场法则和商品意识之上，建立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人文精神。历史与现实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做出雄辩的注解：无论是早发达国家还是迟发达国家，其经济和社会的进步，都与营造了一种积极的人文精神有着直接关系。马克斯·韦伯把早期资本主义的这种文化道德精神称作新教伦理。正是在这种道德精神的作用下，人们把创造财富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光荣，提倡一种兢兢业业地从事劳动的敬业态度，遵循不能损害正义的原则，做到节约与节制，不贪图享受，不挥霍纵欲。这些成了获取财富和发展经济的精神动因。迟发达国家，如日本国民中的团队精神，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精神条件和智力支持。就连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和发展，都与它们所维系和倡导的一种精神相伴随。我们正在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一种先进的人文精神是不行的。这种精神，以孔繁森、张鸣歧、李润五等同志的事迹而引起的强烈的社会反响，映证了我们的时代对这种精神的渴求。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私欲横流，恶念丛生，犯罪严重，秩序混乱，那么，我们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也可能走向毁灭。
第三，要进行信仰教育。要营造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人文精神，就必须继续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人民，武装全党。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大胆汲收国外一切精神文明成果。在营造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人文精神中，尤其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信仰的教育。其中信仰是核心。信仰是人生的最高需要，是社会生活赖以正常运作的最起码而又最根本的精神条件。如果社会出现信仰危机，怀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就会盛行；官僚腐败、精神颓废、风气不正就会随之而起。当前，营造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人文精神，要以恢复和坚定科学信仰作为当务之急。否则，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就会成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