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表现形式、根源与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表现形式论文,根源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10-0068-07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陆省份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但区域经济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非平衡发展和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由此引起了人们对非平衡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本文从理论上深入分析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及其根源，对于缩小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非平衡发展：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
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并非一国一区域的经济现象，而是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
上古时期，四大文明古国分别发源于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和黄河，即是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早期例证。中世纪，世界大部分地区尚处于教会统治的黑暗时代，愚昧而又落后；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空前繁荣，在许多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界上的农业经济中心。但是，明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窒息了内部的经济活力，同时，随着欧洲商业文明的产生，地中海沿岸因其优越的港口地理位置而垄断了东西方贸易，于是，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相继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心。
产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它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变革使英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业中心、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随之世界经济中心也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英国。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出现了“英国病”，其经济出现停滞并开始走向衰落。此时，由于发电机的发明，德国率先开启了电气化时代，其经济呈高速发展态势。于是德国想取代英国的中心地位，据此前后挑起了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因遭受战争的破坏最小，并趁机大发战争横财，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上升。
二战后的初期，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经济实力均受到了严重削弱，美国则独霸世界经济之首，其工业生产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1/2以上，出口贸易占1/3、黄金储备约占1/4。但在世界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支配下，在随后的50多年里，随着德、英、法、意等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它们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就相应发生了改变。基本态势是：美国经济增长逐步下降，英国经济继续衰落，法国和意大利经济有所增长，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快速而呈跳跃式上升。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日本，其次是联邦德国。战后，不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呈现出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规律性，而且，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表现出发展的非平衡性规律。继日本之后，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
在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当今世界更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舞台。伴随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四小龙”增长奇迹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进入21世纪以来，被誉为“金砖四国”(BRICs)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因其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受世人瞩目。高盛公司甚至预言：BRICs将于2050年统领世界经济风骚。
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不仅体现在世界范围内，而且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如中国经济发展中也表现出其绝对的规律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实际上早在古代和近代就存在。宋代以前，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在北方，但从东汉末年开始，由于北方长期处于战乱，南方相对稳定，从而导致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近代由于国外资本主义经济首先从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港口侵入中国，使这些地区的现代商品经济比内陆地区发展得更早更快，至此，中国开始出现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国际政治局势的考虑，国家向北方的内陆省份投资倾斜，于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南北问题”，即北方较南方发展更快。但实践表明，撇开政治因素，这一倾斜政策并不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由于在优惠政策支持下获得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加上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商品经济传承优势，而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相对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滞后。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表现在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上，而且还表现在省域经济内部的发展差距上，后者不平衡性甚至比前者更大。据肖金成对2001年中国22个省域内(除4个直辖市、港澳台和5个自治区外)的经济发展差距研究，发现省会城市所在地区与该省人均GDP最低的地区的平均差距为4.45倍①。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差距最大的既不是东中西部的差距(2001年东西部的平均差距为1.44倍)，也不是城乡之间的差距(2002年城乡之间的平均差距为3.1倍)，而是省域经济范围内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差距。
通过以上古今中外粗略的经济史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经济现象和规律。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公平发展的价值观，但是公平发展的价值观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和原因，对于缩小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显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经济聚集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讲，城市就是聚集的结果，因此它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为有利于探讨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几个概念我们有必要界定清楚。
聚集不仅是系统要素的一种特征性组织结构，也是系统进化的特征性演变过程。一般系统进化理论将这种过程称为会聚(Convergence)②。它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趋向于连锁，超越原有组织层次的功能复杂性优化极点，从而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系统，并且有选择地“忽视”下层系统的动态细节。
经济聚集，静态而言，是指资源、技术、人口、资金、信息、经济活动等构成经济增长的要素在某一地理空间位置即区域的集中；动态而言，是指构成经济增长的要素向某一地理空间位置即区域的移动过程。聚集经济则是指资源、技术、人口、资金、信息、经济活动或者企业、产业向某一特定区域集中而产生的好处和成本节约的经济现象，亦称聚集经济效益。所以，两者在通用的情况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由于要素的有限性，经济增长的要素集中在某一地区，相对而言，其他地区的要素就会减少，集中程度就会弱化，从而导致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之间不平衡发展和差距扩大。也就是说，经济聚集的必然结果是所谓的极化效应。为什么经济聚集会导致经济非平衡发展？这是由于聚集经济效应作用的结果。
(二)聚集经济效应
聚集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第一，某些指向性相同的或者前向、后向关联性企业集中在一个地区，可以节约生产成本。比如，炼钢企业与炼焦、炼铁、轧钢、重型机械等企业聚集在一起，可以节约劳动力、运输费用和燃料等。第二，相关产业集中于某一区域，可以共同利用某些辅助企业而降低成本。第三，各种产业在某一区域的集中，可以共享该区域如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第四，人口和产业在地理上的大量集中，将扩大该区域市场的潜在规模。第五，人口和产业的聚集，将使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于是，不仅企业可以很方便地雇用到自己所需要的熟练劳动力，而且也使这些劳动者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企业和工作岗位。第六，工商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使经营者之间面对面地打交道，这有助于他们增进信任，以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交往，从而使信息和思想得以自由交流。第七，经济高度聚集的大城市，一般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聚集了各种金融机构，如大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它们给所有的企业提供了高效而便利的金融服务。第八，企业和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促进了商业信息的快速交流和技术扩散。如果聚集的企业和员工的数量越多，交流思想的机会也就越多，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实际上，上述几个方面的聚集经济效应还具有不断自我增强的累积效应。一般来说，企业总是希望在最大的市场中生产，以节约运输成本和获得规模经济及其外部经济的好处，但是市场规模的大小一方面依赖于企业和产业进入的数量和规模，另一方面依赖于居民数量和收入水平，而他们又反过来依赖于其工作和消费的可获得性。企业和产业的集中既提高了该区域的经济规模，又提高了工作和消费的可获得性。同时，大量企业和产业的集中，使得该市场区内产品种类丰富而多样化，且价格便宜，消费者由于偏好的多样性和追求生活成本最小化，而选择在该区域内集中，居民的集中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容量和消费水平，进而又吸引企业和产业进入。这种因果循环累积的自我增强机制，便是聚集经济得以形成的重要微观机理。③
三、经济聚集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聚集的外生动因
关于聚集经济原因的外生解释，我们可以从要素禀赋和区位差异以及外部经济两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
按照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经济活动倾向于集中在最适宜的要素禀赋区域和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也就是说，企业和产业将根据对要素的需求、价格以及区位条件来选择其投资与开展经济活动的区域。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集中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采掘业倾向于集中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由此而形成其社会分工，并相互交换其产品，以获得比较利益和绝对利益。应该说，这一理论是能够解释古代和近代的许多经济聚集现象的。例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兴盛，是和大河流域优越的地理环境相关的；近代许多港口城市如中国香港、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是因为它们拥有便利的交通区位条件。
但是，如果对以非自然要素为对象的产业进行分析时，我们将发现要素禀赋差异无助于说明其产业聚集现象。例如，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我们虽然可以用资本的区域禀赋差异来解释制造业在该地区的集中，但如果要进一步解释这种禀赋差异是如何形成时，我们却是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因为资本禀赋的区域差异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外部性，是指某个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他微观经济单位所产生的非市场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经市场交易而对其他微观经济单位造成的成本或收益的影响。其中，有利的影响被称为外部经济；不利的影响被称为外部不经济。这两者也统称外部经济，它最早是由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由于经济聚集具有收益递增效果，但这又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相冲突，所以外部经济是马歇尔用来协调两者矛盾的产物。他认为，经济聚集的发生源自于三个方面的：第一，聚集为具有专业技能的工人提供了劳动力共享的市场；第二，聚集可以为企业提供廉价的专门化的中间投入和服务；第三，聚集有利于信息传播，使企业从技术外溢中获利。
在区域经济学中，人们把这种外部经济在空间结构中的作用分为局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前者又称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cs)，是指同一行业的企业或一组密切相关的行业由于聚集在一个特定地点，通过产业功能联系所获得的外部经济。但是，对于该行业来说，这种影响则是内部经济效应。当聚集经济对于企业和产业而言都是外部经济时，就出现了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cs)，是指由多个行业(产业)向城市地区集中所形成的聚集经济。城市化经济使得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在大范围内得到共享，而这种共享有效地降低了城市区域内的所有企业的成本，因而使得那些小型企业也有条件从事专业化生产或专业化服务。
(二)经济聚集的内生动因
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聚集的“新产业区”，这些在地理空间上高度聚集的新产业，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典型代表。这促使人们对聚集经济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并开始抛弃新古典理论不现实的假设，通过引进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因素，内生地解释了聚集经济的形成原因。
如用内生理论来解释经济聚集的原因时，马歇尔的关于劳动力共享和知识外溢的外部经济理论便与规模收益递增不再相冲突。当一定规模的劳动力和企业在某一地区集中时，劳资双方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首先，地域性的劳动力共享市场可以减少雇主和雇员双方的搜寻成本。经济聚集程度越高，劳动力市场就越大，而劳资双方的搜寻成本则越小，搜寻活动的效率也就越高。其次，地域性的劳动力共享市场可以有效地降低劳资双方的市场风险。从雇主方讲，由于较大劳动力市场总保持着绝对量较大的求职者，因此，当市场不确定时他可以采取富有弹性的生产方式，而无需保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储备。对工人来说，一方面，在经济活动集中的区域工作虽然将面临较强的就业者竞争，失业可能随时发生，但他同时也面临较多的就业机会，一旦失去工作他可以很快地找到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经济集中的区域也给就业者提供了更多的跳槽机会和发展机会。所以，即使在不确定的市场，劳资双方也因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而都能获得递增的收益。
聚集经济的外生理论把知识外溢的作用看成空间成本的降低。但实际上，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改进和效能的提高，其空间摩擦成本越来越趋于下降。所以，空间成本不能充分地解释知识外溢对经济聚集的好处。但从内生的理论来看，知识外溢对经济聚集的作用，是和知识扩散机制相联系的。知识扩散机制主要有三条途径：(1)第一条途径是通过厂商扩大投资实现的，而这时，知识并没有扩散到其他地方，因而知识外溢与空间成本降低无关。拥有新知识的厂商扩大投资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新产品生产获得了较多的利润即创新租金；二是其高额利润诱使其他低利润领域的资本通过市场流入这一新的生产领域。(2)知识扩散的第二条途径是所谓的模仿。当一家企业因拥有新知识而获得成功后，其竞争对手将会想方设法地找出其成功的原因，并进行模仿。(3)第三条途径与第二条相似，即模仿，但实现的机制不同，它不是通过有意地投入资源而获取有关的新知识，而是由于随机的原因，例如通过人员的流动实现，也就是所谓的传染病机制。我们知道，知识分为公共知识和私人知识。对公共知识，通过第一种模仿扩散机制途径是很容易实现的。但对于私人知识来说，该途径就难以获得，而需要通过“边干边学”机制才能实现。阿罗说：“私人知识在很多生产领域的作用都非常突出，其中包括高科技领域。……边干边学是复制私人知识的一种途径，这种复制并不是通过任何直接的资源投入获得的，而是作为生产副产品或联合产品形式出现的。”④实际上，边干边学机制不仅在企业中存在，而且它通过生产联系存在于整个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之中。所以，空间成本不一定是知识扩散的障碍，但知识扩散的机制和实现方式却使它具有空间聚集的意义。
(三)经济聚集的根源
通过以上对经济聚集的内生和外生动因分析，我们发现，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地理空间的聚集，从而使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因素，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要素禀赋因素；二是分工和专业化因素，它与规模经济及其收益递增有关；三是一定规模的外部经济因素，因为当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时，经济活动便会产生收益递增，所以它也是内生的。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分工和专业化，从而一定规模的外部经济，为什么在该地区发生，并形成聚集经济？这必将使我们陷入循环论证和同义反复之中，因为只有经济活动聚集到一定规模后，才有可能产生收益递增的分工和专业化及其内外部经济。所以，即使是内生的理论并不能在根源上对聚集经济的形成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要想冲出循环论证的怪圈，还需要回到古典的要素禀赋理论上来，但同时需要冲破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
现有的理论在分析要素禀赋时，通常把生产要素分为自然要素和非自然要素，前者如自然资源、土地、位置等；后者如资本、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包括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等等。这样分类，显然无助于分析经济聚集形成的根源，因为：前者虽然基本上是不可移动的要素，但是有些资源如矿产资源，从投入要素来说，它也是可以移动的，即通过开采，它们是可以流动到其他地区；后者除制度、基础设施等因素不可移动外，大多都是可以移动的。这些可移动的要素既然可以流动到其他区域，那么，它们本身就无助于说明这些要素何以流动到该区域而不是它区域聚集，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从而产生外部经济效应。所以，我们认为分析经济聚集的根本原因，需要把要素按可否移动性，而分为移动性要素和非移动性要素。
本文所说的非移动性要素，是指那些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空间相联系的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而流动到其他区域，或者难以在其他区域复制的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果这些非移动性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区域性的绝对或相对优势，那么，由于其特定的区域空间性质，使其拥有了某种垄断性，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便可以产生超额利润。于是，因其非移动性优势而使该区域对其他可移动性要素和经济活动产生了聚集力，并形成聚集经济，这才导致增长极的形成和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所以，非移动性要素才是解释经济聚集从而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根源。对于非移动性要素，我们可以概括地分为以下四大类：
(1)区域性制度，即广义的制度因素。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是指政府组织及其制定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规等，例如深圳特区的优惠政策，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在20世纪80—90年代具有独特的区域优势，而导致全国的生产要素向该地区聚集，从而带来了该地区超速发展。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文化、创业精神等等，例如，温州地区的创业精神和传统，对温州的率先发展所产生的经济聚集作用。
(2)地理位置即区位因素。这主要与交通和区域性贸易有关，比如深圳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贸易关系，其他地方也是无法相比的；近代世界各国优良的港口城市无不率先发展，并产生聚集经济效应，从而成为当时乃至今天都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增长极，如纽约。
(3)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当它们在某一区域出现并具有绝对和相对优势时，也是不可移动或难以复制的。前者如社会稳定，是影响经济聚集从而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什么中东地区难以形成聚集经济，就是因为该地区战乱不断。不仅近现代如此，在古代也一样。例如，为什么在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古代经济的重心不断南移，即经济向南方聚集？就是因为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而南方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自然环境因素，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如果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更不用说经济聚集。所以，它是经济聚集和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尤其在现代。
(4)软硬基础设施因素。这里的软基础设施不包括制度，主要是指为经济增长提供优良服务的行业如金融业。为什么区域性的增长极往往出现在大都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其他地方相比，它有着优越的软硬基础设施先决条件。基础设施虽然可以复制，但在一定的时间内是难以复制的，尤其是当软基础设施的优势如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后，更是难以在其他区域复制。
需要说明的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非移动性要素在既定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还可以分为可变和不可变的非移动性要素。例如土地数量和地理位置在既定的社会与技术条件下是不可变的，但是，基础设施、制度、社会和自然环境等要素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却是可变的。在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会增加，制度会改进和完善，环境会变得更好，等等，这将使该地区的聚集经济效应累积性地自我增强。当然，可变的非移动性要素也会向不利的方向变化，例如，过度发展会使环境变差，政府不自律会导致寻租日益猖獗，等等。显然，前者将增强该地区聚集力，而后者将减弱其聚集力，甚而导致聚散力的出现。
四、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具体表现为某一地区如中心城市相对其他地区所获得的一个优先而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从而造成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和收入的差距扩大。这个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该地区聚集经济不断自我增强的循环过程，它在时间顺序上可以分为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两个阶段。
初始循环，是指某一地区由于其不可移动性要素禀赋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绝对的或相对的优势，即具有较强的聚集力，而导致其他地区的可移动性要素纷纷向该地区聚集，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并促成该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的初步发展，从而使该地区形成某一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或优先发展的循环过程。所以，区域经济的初始循环，必须要依托该地区不可移动性要素的天赋优势及其垄断效应才能实现。否则，即使你有再多的移动性要素优势如人才和技术优势，但因其他地区的聚集力而使该地区留守不住，最终这些可移动性要素必将“孔雀东南飞”，即流动到有聚集力的地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内地大量的具有优势的移动性要素如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纷纷流动到东南沿海地区，就是其证明。所以，增长极或增长中心形成的真正原因，存在于非移动性要素禀赋之中。
累积循环，是在初始循环的基础上由于其分工和专业化而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收益递增优势，并促进非移动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累加(例如：某地区经济获得优先增长即增长极的形成，必将带动该地区基础设施的增加和制度的完善)，由于这两个方面优势的累积，而使其聚集力不断自我增强，从而导致该地区经济获得良性而持续发展的循环过程。所以，累积循环与初始循环不同，它主要不是靠非移动性要素天赋的垄断优势产生的聚集力，而是靠后天的分工和专业化及其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优势实现的。
我们在理论上把区域经济的聚集效应及其优先发展过程，分为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不仅仅是为了便于深入探讨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及其聚集效应形成的真正原因或初始原因，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分析区域经济怎样才能获得持续发展。也就是说，虽然某一地区因其非移动性要素的优势而获得优先发展，但是经济聚集如果没有后续的累积循环，是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至此，我们就可以直观地给出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原因的一个综合性理论框架图。(见图1)
图1 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五、两点简单结论
(一)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在现象上表现为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某一地区或中心城市的聚集，从而导致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持续地高于其他地区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聚集，探究其根源，是由于该地区的非移动性要素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并通过自我增强的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过程而形成。
(二)21世纪以来，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陆省份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因此，省域经济如何选择优先发展的区域即具有非移动性要素优势的区域至关重要；但同时，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强化这一优势，以获得聚集经济的累积循环，走上持续发展之路。
注释：
①转引自肖金成著：《省域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载于《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22—26页。
②E·拉兹洛著：《进化——广义综合理论》(中文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③Krugman,P.R.:"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1991,P.490.
④Kenneth Arrow:"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See Gerald Silverberg and Luc Soete,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Technical Change,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4,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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