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域文化的重大变异及其对建设中华文化的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中华文化论文,启迪论文,其对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外对西域不乏研究，尤其是语言、人种、宗教等方面的考证性研究，颇有深度。可是也应该看到，相当一部分研究的视角，似跳不出就事论事的框框。笔者写作此文，意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探讨文化兴衰与民族命运、国家发展间的关系，希望引起对建设中华文化的更大关注。
一、西域文化的三大变异
西域文化所经历的三大巨变，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三大变异之一是当地民族语言几乎从印欧语系伊兰语族全面演变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之二是当地原欧罗巴人种民族大都混血化为突厥语族欧罗巴·蒙古人种；之三是原多种宗教信仰的当地主要民族几乎全部伊斯兰化为单一的穆斯林民族了。前两种文化变异即一般所称突厥化。其实，突厥游牧文化也大量变为定居农业文化或半农半牧的物质文化，所以精确地说，并不是单向的突厥化，而是双向相互影响的文化变异；而后者确是单向伊斯兰化的文化变异。要探讨这三大变异，首先需要弄清西域活动的主要古代民族究竟属于什么人种、什么语系、什么宗教信仰。
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古代原西域民族为塞（萨迦）人，属欧罗巴人种，操印欧语系东伊兰语族。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如日本羽田亨先生，强调古代布满各类萨迦人的西域“是伊兰人的根据地”。（注：[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在国内，有关代表性著作如《塞种史研究》一书，根据中外文史料及考古材料，详细考证了塞人的分布与族属。结论是：“《汉书·西域传》所见塞人，应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贝希斯登铭文所见萨迦（Sakā）人，主要包括Asii,C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个部落或部族。他们先后主要活动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希腊人称之为伊塞顿，向西扩张至锡尔河，后被波斯人称为萨迦。一部分南下，散处帕米尔各地，后亦东向进入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前140年左右，大批塞人渡锡尔河南下，一支进入费耳干纳，一支进入巴克特利亚……。”该书认为，Asii等四部塞人，连同大月氏和乌孙，均系欧罗巴种，操印欧语。（注：参见余太山著：《塞种史研究》绪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维吾尔研究》一书也认为：“自西域住民日常用语研究之结果，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以龟兹（今库车）或焉耆（今哈喇沙尔）为中心，通行一种所谓吐火罗语；第二种，以于阗（今和田）为中心，行一种所谓和阗语，或称东方伊兰语；第三种，通行西域各处，所谓索格底语，而此三种语言之性质，实属于印度欧罗巴族系，……乃属判然之事实。古代西域之住民系属于高加索种亦即所谓白种人之伊兰种人。现代人类学者就其体质调查，结果亦甚为一致。”并认为汉初，月氏、乌孙，亦为白种人。（注：刘义棠：《维吾尔研究》，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508-509页。）
笔者的看法，虽也无法否认上述说法所反映的主流现象，但认为需要指出：古代匈奴、塞种等不同人种的游牧民在丝绸之路上曾频繁迁徙和争战，因而不可能不发生印欧语系的欧罗巴人种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蒙古人种之间的文化渗透与混血。所以，精确地说，西域古代当地民族主流是欧罗巴人种，操印欧语，但当时已有一些蒙古人种及突厥语成分的渗透现象。前苏联著名考古学者伯恩斯坦根据斯特拉波和托勒密的早期著作，结合塞人古墓考古实况，认定在“纪元开初，尤其是纪元后几世纪”，西域一带虽然“塞人为数众多”，但“从他们所提供的种族名称，我们就有这种感觉，其中除有伊朗语族的名称之外，还有突厥成分，不过前者显然属于多数”，同时指出“吉尔吉斯和东哈萨克斯坦的萨迦人明显地具有蒙古人种成分”。（注：[苏]伯恩斯坦：《中亚境内天山、七河地区的古代文化》，转引自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58页）笔者认为，这种文化渗透现象的存在，比较符合地处丝绸之路中枢地带的西域的实际，也是后来西域人种和语言文化变异方向产生的基础。也应指出，从法显西行所见“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但“回回胡语不同”的记载看，除印欧语外，应尚存在其他“不同”的胡语，笔者主张，似应指阿尔泰突厥语和汉藏语。因为据记载，今新疆地区古代还应有部分操汉藏语系原始藏语的民族。不过，这一地区古代大多为操印欧语民族，似无法否认。
然而，曾几何时，中亚两河流域的居民，除了处于山区的塔吉克族尚保留了印欧语和欧罗巴伊兰人种以外，其他原布满中亚两河流域、天山以北、塔里木盆地等广大地域的原居民竟完全异化了，西域几乎成了欧罗巴－蒙古混合人种的一统天下，除了封闭在山区的塔吉克族，这里的现代主体民族——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哈萨克、维吾尔等族全为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民族，这真称得上是一幅奇特文化巨变的画面。
另外，西域在前伊斯兰时期，原是五色缤纷的多种宗教交相活跃的舞台，其宗教文化多元的状况也是与其地处东西交通中枢地带的实际相吻合的。塞种人早期的宗教信仰为萨满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尤其后者在西域广为流传。羽田亨认为：“伊兰精神文化的琐罗亚斯德教，实际上首先是在大夏传播的。”（注：[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第13页。）据史实记载，以后进入中亚的突厥语族各族也信仰琐罗亚斯德教。《梁书·滑国传》也记
哒“事天神，火神”。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从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至迟在公元初年应已传入中亚。因为公元前58年即位的迦腻色迦一世是崇佛的，他的贵霜王朝当时已统治花剌子模等中亚地区。贵霜诸王的钱币上，“除了佛教以外，他们在钱币上还有印度其他诸神和女神以及伊朗和希腊、罗马的神祠”。（注：[印]纳拉因：《贵霜王朝初探》，《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而佛教传入今新疆地域内大约在公元3世纪前后。（注：《高僧传》称“朱士行，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260）发迹雍州，西度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十五卷”（《高僧传初集》卷4，转引自刘义棠：《维吾尔研究》，第481页）。）佛教在贵霜王朝、西辽时期及回鹘地区均曾盛极一时，至今留下无数寺院古迹。《魏书·西域传》康国条记载“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助祭，奉胡为佛书”。回鹘信佛教直到明代方才“有绝灭之势”。（注：刘义棠：《维吾尔研究》，第489页。）摩尼教也曾盛行于西域。其传播于中亚的时间，我们认为大约为3世纪。（注：因为有记载说摩尼先使沙布尔一世（242-272）之弟卑路斯信该教，然后取得沙布尔信任，在其即位的加冕仪式上宣教。又据摩尼在世时派马尔·阿莫到呼罗珊等中亚地区传教,而摩尼是公元277年2月死的。另据阿莫在安息王子陪同下传教的残片，也证实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Mary Boyce,A Reader Mamicheam Middle & Persian and parthian,Leiden1975,pp·2、41、42）。）摩尼教从楚河更东渐传入新疆天山南路则较晚，“应在中国的则天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前后”。（注：[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第13页。）基督教及其支派景教，在公元5世纪便传入了西域的两河流域一带，国外东方学者们提到较早传入景教的地方有撒玛尔罕、马鲁和哈烈等。（注：如伯希和明确指出：“其实根据载籍，5世纪初年时，只有马鲁同哈烈有聂斯脱里派的主教区”（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0页）。沙畹、巴托尔德、羽田亨等均认为5世纪除妫水北岸、康居等地外，撒马尔罕等中亚地区已有基督教景派（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19页，及羽田亨、巴托尔德前引书中多有涉及）。）后来的维吾尔族以及进入过中亚的乃蛮、克烈等族均信仰过景教，这已被考古资料及史籍记载所证实。（注：张星烺认为：“元时畏兀儿人有信聂斯脱里派基督教者，亦有信摩尼教者”（《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9页）。蒙古人信仰景教的情况，在多桑、卢不鲁克、志费尼、伯希和等人著作中多有报导，不再多引。）可见，地处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地区，历史上一向是各种宗教争相辉映的多元宗教文化共存的地域。
西域有些地区曾是朝夜礼佛的佛教传统盛地，甚至直到15世纪初，西域仍呈现五色缤纷的多元宗教文化特色。（注：据记载，直到1404年克拉维约东使到撒马尔罕时，其居民中还是景教与其他信仰共存的一派多元宗教文化的景象：“撒马尔罕居民中，亦不乏突厥人、阿剌伯人及波斯人等。这些人仍然各遵其教派。至于伊斯兰教以外之亚美尼亚人、希腊教徒、基督教之雅各布派、聂斯脱里派皆有”（奥玛·李查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7页）。）不过，高昌在15世纪接受伊斯兰教后，维吾尔族也结束了多教信仰的历史，成为伊斯兰一元信仰之民族。几乎与此同时，中亚广大地区也先后形成了伊斯兰教一教信仰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天山吉尔吉斯等现代中亚民族。即在不到5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兰文化以其汹涌澎湃之势，席卷了整个西域的今中亚及新疆广大地区，于是在中国古代西北边疆，原东西交融的组合式文化，和曾几何时还风靡一时的各种宗教文化，从广阔的地域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上述地区奇迹般地全盘异变为单一的伊斯兰宗教文化。
二、西域文化巨大变异的原因与实质
世界是动态的，文化发生交融、变异也是必然的。但是，像西域这样从语言、人种到宗教发生如此彻底的变异，实属罕见，而且其变异方向又没有像中国古代其他边疆民族那样，大多深受汉文化辐射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西域所处丝绸之路这一东西交通的中枢地带是一个无法封闭的地区，自古就是东西方经济、文化进行交融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和游牧民族长期进行争夺之地。特别是中国北方蒙古人种－突厥系民族以西域绿洲农耕区为目标的西向运动，其时间之长，活动地域覆盖面之广，是促使西域发生突厥化方向巨大文化变异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由于其游牧经济的特征，向农耕经济文化区的运动，基本上是两大方向：一是南向进入中原，如匈奴、鲜卑、漠南蒙古等等，无论是和平迁徙还是争战、立国，南向运动的结果，除少数参与形成了土族、裕固族、东乡族等等新民族外，多数都融合、同化于汉族，其文化变异则多表现为接受汉文化，或为汉文化所涵化。北方民族另一个移动方向则是以西域绿洲农耕贸易区为目标的西向运动，如北匈奴、柔然、突厥、蒙古等。西域文化之所以会发生巨大变异就是与这一长达十几个世纪的突厥系民族的西向大规模活动分不开的，绝不是短时期内完成的。所以，其文化变异之深度也非同一般。隋唐时代实际只是突厥文化在西域较大规模渗透的初期。（注：根据《大唐西域记》屈支国（龟兹）条、阿耆尼国（焉耆）条均记载，当地土著“服饰锦褐，断发巾帽”；《旧唐书·西戎传》也载，“男女皆剪发”和《隋书·西域传》：“丈夫剪发”。当时，西域居民仍完全遵伊兰民族习俗而“断发”，只不过“其王”按突厥习俗“索发”。可见，隋唐时代西域伊兰民族的习俗文化没有变异。）虽然，自从6世纪突厥人出现在中亚后，人们就用“Turan”一字来表示“突厥斯坦”，也就是说“突厥人的国家”，（注：[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但这一地区的突厥化，却根本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在东、西突厥汗国时就完成了。因为当时虽有不少突厥游牧人的迁入，但他们到绿洲地区从事农业的还很少，因而不可能与那里原有的定居民融合，使之突厥化，而在今新疆地区，突厥语系的回鹘族则尚未大批迁入，回鹘西迁主要在9世纪。
我们认为，西域突厥化的文化变异总体加速至少是在11世纪以后，而大规模的突厥化质变及最终实现则是在13-15世纪。（注：[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59页。巴托尔德认为，9-10世纪时，“这个时代，突厥语还未流行到土著居民中间，看来阿拉伯人往往把伊朗土著的语言看作是突厥语的做法是错误的”。）
公元1040年，塞尔柱克王朝及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花剌子模沙的王朝都是突厥人统治的王朝。它们对于中亚的突厥化起了加速的作用。但巴托尔德自己也说：“八喇沙衮是粟特人所修建的诸城市之一，那里的‘突厥化’在马木特·喀什噶尔（指《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笔者）的时期还没有完全结束。它的居民和伊斯费遮普、塔拉斯和八喇沙衮的居民是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注：[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84页。）《突厥语大辞典》是11世纪70年代的著作，另外，该书中还说到突厥塞尔柱时期还存在非纯突厥的考伊族，（注：马木特·喀什噶尔：《突厥语大辞典》卷1，第30页。）这些文化现象要完全异变，则即使再过两代人，也未必能完全突厥化。我们认为，突厥化的标志之一需要游牧方式的突厥人，与当地伊兰定居民通婚、融合；标志之二是定居农业文化向游牧文化的渗透与改造，并形成新民族。13世纪蒙古大风暴时代，终于促进了突厥化这一文化变异的质的飞跃。14世纪基本占据中亚地域的帖木儿帝国已是明显的突厥化国家，而15世纪则土库曼、乌兹别克、哈萨克、天山吉尔吉斯等现代穆斯林民族均先后大致形成了。（注：马曼丽主编：《中亚研究》有关各章民族形成部分，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这时期由于蒙古入侵的时代大动荡，不仅强大的统治者蒙古人，而且蒙古军队将大批中国北方突厥语系民族带入西域，如当时吉利吉思、乃蛮、克烈等附属军都属突厥语系或突厥化很深的，其人数远远胜过蒙古人。而且因为蒙古国横跨欧亚，中西交通空前畅通，也才使中国北方突厥语系各族与直至钦察草原的大量突厥人及原中亚居民发生了大融合，最终形成了一系列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或西匈语支的各种新民族。中外历史上大动乱时代形成民族大融合之例数见不鲜。这也应该是西域民族不仅语言突厥化，而且人种变为欧罗巴-蒙古混合人种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仅仅凭压倒多数的人口，是不可能同化其他民族的，哪怕是庞大的落后民族，也往往会被数量极少的先进民族消灭或同化。西域的突厥化还因为当时突厥文化也有其优势，一方面，它与商业经济结合，使其文明与先进性超过了当时的伊兰文化。其语言也具有易接受的竞争性。另外，游牧文化的开放性，也使之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接受伊兰农耕文化，从而完成了有双向异变内容的“突厥化”。德国东方学家诺尔克德曾宣称“突厥人是起到敌视文化的作用的”，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同意巴托尔德所说，突厥语系民族建立的花剌子模提供了文明达到特别高程度的国家的例子，其“城市生活的巨大发展和甚至耕地面积的扩大，特别是在花剌子模西南部”。根据其他资料，花剌子模已经发展了当时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商业文化，“花剌子模的商人比以前更广泛地到中亚各地旅行”。（注：[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147-148页。）另据突厥文中“萨尔特”一词词义，“那时，萨尔特一词并不是某种民族的名词，是指商人而言，且系指突厥族的一切商人而言。……为历代人对富人、文明人、商人及伊斯兰教徒之称”。（注：刘义棠：《维吾尔研究》，第6-7页。）即突厥人当时被看作“文明人”，其文化也显然因商业经济而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西域文化也伴随着古代突厥语族游牧民接受定居民影响而发生了经济文化类型的重大变迁。如中亚北方游牧突厥人成为花剌子模定居民族及游牧民族回鹘转为定居务农民族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也体现了农耕文化在当时的一定先进性。并且，突厥语言文字在西域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变异，也并不是简单的代替过程，看来也有突厥语内在的优势。众所周知，中亚的历史在公元1世纪前，是与西方的希腊、波斯分不开的，特别是波斯文化与突厥文化在中亚的竞争直到伊斯兰时代还不分胜负。“波斯语的唯一对手是突厥语，波斯语和这一对手的竞争对波斯语来说常常是不利的”。因为突厥人长期活动在西域，语言与伊兰民族日益交融而接近。（注：[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44页。）突厥语占统治地位的过程，除了依靠其绝对多数的移民人口，还有其能胜过波斯语的内因以及与伊朗语相近的有利条件，再加上统治民族的优势地位等多种因素，从而促进了当地语言文化的变异过程。
其次，透过西域的伊斯兰化，更可以启发我们对文化变异原因的深层次思考。一般认为，“伊斯兰教既是‘和平教’，又主张‘圣战’、‘吉哈德’，即‘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的意思’。在公元7至8世纪，阿拉伯人就是用武力‘圣战’，把伊斯兰教广泛传播到整个近东、中亚、外高加索和印度北部的”。（注：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我们认为，这种一手持剑、一手拿古兰经的传统说法虽有其一定根据，但尚不能说清伊斯兰文化后来的实际传播状况及原因。只能说在前期或一定时期是这样的，如阿拉伯曾建立经西班牙越北非，再经叙利亚、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直至波斯和中亚的空前大帝国，这自然有助于在这些地区传播伊斯兰教。11世纪玉素普喀得儿因24年的“圣战”得胜而成为原佛教圣地于阗之王，对西域伊斯兰化也有打开局面之作用。但问题是，许多大规模的或深刻的伊斯兰化现象并非“圣战”的结果。例如，10世纪喀喇汗朝时，沙杜克之信教，只有受萨曼王子影响之说，并无与“圣战”有关之记载。（注：以上参见[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74-75页；刘义棠：《维吾尔研究》，第496、502页。）羽田亨说“自公元10世纪起，西域之回教文明渐次发展，至公元14世纪末顷止，完全风靡于其地，旧时之西域文明，竟至不留其形”，（注：转引自刘义棠：《维吾尔研究》，第515页。）不可能全凭武力能使之“风靡”。所以，西域伊斯兰化应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却是至今未能得到很好研究的问题。而且伊斯兰教文化的成功并不仅限于中国之西北边疆，而是遍及世界范围的。不妨试想，有些宗教的影响以前虽比伊斯兰教大，但是它们只是短期的传播而已。伊斯兰教，从本质上来看，虽是当作前亚文明世界的产物，但以后，不仅现代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中国西北边疆十来个民族都清一色地成了穆斯林民族，而且在中亚以外的东亚、西亚，以至非洲，其文化渗透都获得了成功，就宗教文化的生命力而言，伊斯兰教的确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尤其是，历史上有许多原信仰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民族整体或整族改信了伊斯兰教，却至今没有发现任何伊斯兰民族整体或整族成为改信佛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民族。凡此种种，都非同一般。所以，对西域伊斯兰化原因的探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我们提出两点看法。
其一，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以当时先进的农业科技和经济为基础，这使伊斯兰文化与同时代其他宗教文化相比，具有优胜之处，或者说使之增强了优质文化内涵。巴托尔德认为，“即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领域中，伊斯兰世界在这个时代的文明民族里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游牧民常常急需取得文明国家的产品，特别是衣服，……首先是纺织品。……对游牧民来说，这种商业是特感需要的”。所以，具有游牧和经商传统的阿拉伯人和中亚的伊斯兰教徒，既能给游牧民带来实惠，又最具有先进商业文化的素质。由于商业的接触，突厥语族游牧民“逐渐熟悉伊斯兰教徒的商品和一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仅在宗教生活，而且在伊斯兰文明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注：[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73页。）而且，从史实记载看,在伊斯兰教国家中，非伊斯兰教异教徒负有纳税义务，而伊斯兰教徒看来是可以免税的。“1365年，当撒马尔罕发生反对突厥统治者的人民大暴动的时候，人们提出了向伊斯兰教徒征收人头税的谴责”，（注：[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239页 。）显然，这是因为违反了原免税规定。在笔者看来，这些经济利益也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伊斯兰文化传播之影响力与渗透力巨大的原因之一。
中亚的蒙古人大都接受了伊斯兰教，虽然有关在蒙古人中宣传伊斯兰教的资料“是完全缺乏的”，但是零星资料表明，显然是伊斯兰教徒往往具有修堤、筑坝、水利灌溉等高超文化技术而成了传奇人物，（注：参见[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132-133页。）这些伊斯兰教徒带给蒙古人和转为定居农业民的突厥人以及回鹘农耕民以灌溉之利，于是成了神话般的英雄人物。这类记载也反映出蒙古等游牧民族因获得经济利益或对之崇拜而信仰伊斯兰教并从事务农的史实。
其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方式是自觉而灵活的，还具有进行大规模覆盖性传播的特点，如定为国教或举族信教的政策等，由此体现出极强的进取性素质，使之胜过了希腊、波斯、汉等素有悠久文明之称的古文化。巴托尔德也认为，“在突厥人中伊斯兰教宣传的成功，还表现在能力上，在这方面伊斯兰教显然比其他世界宗教还要高一等”。例如，他们首先千方百计使汗接受伊斯兰教，然后，由汗将该教定为国教，这种政策性威力对伊斯兰教的传播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960年喀喇汗朝有20万帐突厥人一起改信伊斯兰教就是例证。（注：参见[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73-75页，或刘义棠：《维吾尔研究》，第502页。）据统计，70年代世界上已有42个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或左右着国家政权。（注：《美国年鉴》1977年统计，转引自《人民日报》1979年5月27日。）而且伊斯兰教吸引当权人物“汗”信教的手段也很灵活。一则有趣的报导说，“根据格尔德齐的记事，有两个突厥汗的代表于1026年来到了马木特那里。向他请求，同意恢复他们和加兹尼王朝之间的亲戚关系。马木特回答说，伊斯兰教徒不让自己的女孩嫁给异教徒，如果汗愿意改奉伊斯兰教的话，那么他就会实现他们的要求。”（注：[苏]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91页。）汗娶伊斯兰教女子而皈依伊斯兰教，并进而推行全民族改信伊斯兰教。这样的过程，显然是存在的。这种涵化式的通婚，加上该教特殊生活习俗，久而久之，也成为其生命力较强，本身不易变异，而涵化其他文化的能力却日益增长的重要原因。
文化变异是多种复杂原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仅从上述一些主因的分析中也不难看出，无论是突厥化，还是伊斯兰化，其实质都不是较落后的游牧民族武装征服西域当地伊兰定居民族的简单过程，而是由于当时的突厥文化及伊斯兰文化是积极、进取并以先进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优质文化。而缺乏民族主体文化特色与传统的原印欧系伊兰文化，其弱质与脆弱性是变异与民族消亡的内因。千百年来，中亚伊兰民族除9-10世纪仅仅在小范围内建立过本民族的三个小政权以外，中亚的历史几乎都是被外族，特别是中国北方突厥语族和突厥－蒙古族轮番统治的政治史，仅此即可见其精神与文化的沦落。如果一定要用武力来强调突厥语族与穆斯林的胜利，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游牧民族的尚武文化和蒙古铁骑的马文化在当时也是一种相对先进的文化，尽管把这种文化用之于侵略是应该批判的。而且仅凭军事征服，不可能战胜其他文化，蒙古征服者最终在中亚也伊斯兰化和突厥化了，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只能认为西域文化巨变基本上是优质文化对缺乏主体民族意识的弱质文化的胜利，甚至可以说也是对显然具有悠久古文明，但在积极进取及与先进经济结合方面却相对保守的希腊、波斯、汉文化的局部胜利。
三、西域文化变异对建设中华文化的启迪
上述西域文化变异，留给我们的启迪应该是十分深刻的，它反映出文化与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的重大关系，启迪我们重新审视长期被低估的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限于篇幅，这里只想提出两点看法。
(1)众所周知，早在纪元前，希腊马其顿王朝、波斯萨珊王朝等帝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曾长期占有过西域大片领土，而中国则自西汉王朝起便在西域建立了西域都护府等行政管辖机构，而且自汉、唐至清代对西域这片中国古代西北边疆领土行使国家主权断断续续达十几个世纪。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希腊、波斯和汉唐文化等等这些象征世界古代文明的悠久文化，在伊斯兰文化面前，都纷纷退出了西域的大部分地区；西域原土著文化载体——原当地民族，也纷纷消亡，或只留下星星点点的痕迹，或只占有小小一席之地。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时代表伊斯兰文化的阿拉伯帝国，在西域的统治不过短短两三个世纪，而且只达到部分西域地区，但却撒下了伊斯兰文化燎原之火种。我们认为，西域文化变迁的这些有关问题中，至少蕴藏着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军事占领、政治管辖无非是一定时期起作用的因素，当然在某些非常时期也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必须充分认识，文化却往往是久远地决定民族兴亡与国家权力能否千秋万代长存的内在因素。
从另一个视角比较一下西域的中亚与新疆两地区的历史命运，也可引起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文化维系力的强弱，与边疆命运、国家领土也息息相关。古代中国汉、唐、清等大一统王朝都曾精心经营过西域，包括今中亚与新疆，但后来在沙俄侵略下，原西域的中亚地区被沙俄割裂出去了，而新疆则保卫住了，尽管这两地区当时都是沙俄侵略者觊觎的目标。这与文化发展、文化经营的成败，显然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除汉、唐对西域的文化经营颇有成效外，中国其余各朝总体文化经营成效不大，也反映出中国古代汉文明虽然本身自发辐射力较强，但历代王朝缺乏发挥文化竞争能力的决策，至少缺乏像伊斯兰文化那样高度自觉积极地传播、推广的措施。因此，当阿拉伯势力进入中亚两河地区时，中亚当地政权曾纷纷向唐王朝求救、求援，说明汉、唐文化缔造的向心力还是有一定体现的。但这与汉、唐、清在新疆撒下的经济、文化之种相比，仍相差甚远。虽然中国丝绸等古代贸易也是到达中亚的，但古代中国对中亚的主权主要靠行政管辖、收税以及羁縻政策来体现，而历代大规模屯田、连续移民和频繁大宗贸易都几乎仅达新疆，特别自汉、唐起，在新疆异族通婚、民族融合的事例便较多，受到提倡。如：盛传汉将李陵的属下汉人，多融合于吉尔吉斯（今柯尔克孜）族；唐与回鹘相当规模的通婚而以甥舅相称，这类民族间的血缘关系是文化上无形的有力维系纽带。再从汉文古代便为新疆少数民族崇拜、学习的情况看，汉文明当时已逐步根植在少数民族文化之中了。如有首坎尔曼诗签，就充分反映了新疆古代回纥族老幼学习汉文化的情况。（注：该诗签《忆学字》中说：“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字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这类传播现象与汉文化能和伊斯兰文化至今并存于新疆大概不无关系。回鹘西迁时，新疆原先之居民，以伊兰种为主，“其社会文明大都为汉文明与伊兰种人文明。汉人现仍维持其固有之文化特质，汉、维常分城而居之，而伊兰种人文化，则有所不然。伊兰种人集团，或被杀戮、或被驱逐，其遗存者，又或与新来人种互婚，故伊兰种血统，渐次消失其原有之特质，以后，竟至无闻于西域”。（注：刘义棠：《维吾尔研究》，第512页。）在笔者看来，正是历代在新疆的汉文化传播、屯田、移民、贸易这类经济文化纽带，使新疆汉文化影响强于中亚两河地区，也使新疆民众在外敌入侵时，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与内地遥相呼应，如火烧沙俄贸易圈、收复伊犁的斗争等等。这比起西域中亚地区的一些求救之声，则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应是沙俄侵略未能在新疆得逞的重要原因之一。新疆各民族表现的为中华一部分的凝聚力，也就比历代少有文化经营的西域之中亚地区强大得多，虽然后者古代也与新疆地区一样，同为中国行政管辖所达十几世纪之西北边疆。因而，痛定思痛，吸取西域的原中国部分边疆领土被帝国主义分裂出去的历史教训，大力加强中华边疆文化的经营与建设，研究文化建设的内容与传播方针，诸如是否应自幼儿教育起，便全民进行中华每寸领土均为中华各族共有，而不属于任何某一民族；边疆命运、国家安危兴衰人人有责等等观念文化的培育；是否边疆的文化传播手段应有特殊，包括如何保障文化传播与边疆人民的经济利益结合的特殊政策等等。总之，重视文化的深层次维系作用，进行中华边疆文化建设方针与内容的规划，关注边疆文化的易变性与民族命运、国家发展间的种种关系，与边疆各民族共建现代中华文化，已是当今应该迫切提到日程上来的研究课题了。
(2)西域文化变异的历史反映出，边疆文化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开放性，边疆地区无法长期封闭，往往多种文化竞争激烈。虽然一般情况下，开放性意味着能吸收先进文化而使本民族文化不致滞后，但如果不改进本族、本国文化传播中的滞后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积极文化建设，就会发生像西域那样原土著文化退出历史舞台，原民族融合或消亡的结果。边疆处在族际、国际交流较为频繁的客观环境中，边疆地区的文化会因这种交流而发生比内地更多的相互吸收、移植、冲突等众多文化现象。历史上中国西北边疆文化呈现如此巨大的变异，使我们必须认识到，地处丝绸之路中枢地带的西北边疆，其地理环境决定其发展的复杂性，文化的交流、冲突、竞争是十分激烈的，过去这样，现在和将来仍将这样。与往往因无法吸收外来新鲜文化而滞后的封闭地区相比，开放性文化则表现出优越性。西域文化三大变异发生的过程中，多数原狩猎、游牧民族的游牧文化，分化出较先进的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把西域许多游牧民融合或改变为定居民，突厥、回鹘、蒙古等族西迁后的情况大都如此，即融合原西域人种及文化而形成了新民族、新文化。（注：刘义棠：《维吾尔研究》，第512页。）西域由于与外族、外国文化的交流，比起有的处在封闭的崇山密林中的民族，直到解放前，由于根本不接触外界文化，始终进行狩猎和原始放牧的情况，自然要好得多。因此，中华多元文化中纳入伊斯兰等文化内涵当然是好事，我们不主张、也不可能搞汉文化一元化。现代社会，发达国家无不是多元文化国家。所以，打破封闭，提倡开放，促进文化发展，这一方向是无可怀疑的，也无法阻止。我们只想说明，西域是开放性地区，绝大多数印欧语系伊兰语民族退出历史舞台和一片伊斯兰化的景象证实，随着文化接触，文化传播的优胜劣汰，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已提及，西域古代伊兰种人之文明，与其政治史上只建立过塔赫尔、萨法尔、萨曼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伊兰种人国家一样，比较缺乏独立性与主体意识，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显得不够顽强，因此才有文化巨大变异、民族随之消亡的结果。相比之下，新疆因迁入汉民族及汉文化传统的基础较牢固，就没有完全变异。当然，汉唐以来留居新疆的汉人也有许多同化于当地其他民族之中，但当地汉文化，总体仍维持其固有的文化特质，新疆的汉语言文字一直流通，新疆汉族也没有整体改信伊斯兰教的情况。新疆蒙古族也与中亚的蒙古族不同，尚有大部分不信伊斯兰教。现代中国西北边疆已形成中华多元文化的组合格局，中华文化所含多元文化共同发展，自然包括中国伊斯兰文化。根据历史上西域文化变异的启迪，在边疆地区必须针对边疆开放性特点，研究开放与中华文化主体意识的关系，研究克服封闭与吸收优质文化的关系，以现代忧患意识，改正那种脱离实际的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风，把研究中华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边疆地区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等等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永立于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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