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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2-0010-06
哲学对于管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管理应是科学、哲学和艺术的“三位一体”。管理哲学就其本质特征和基本功能而言，乃是“对管理问题的哲学反思”。这种反思不仅仅在于“批判”，而且还在于积极的“建构”。在当今以科学管理理论为主流的现代管理学日渐暴露出种种弊端的情况下，如何寻找出一套适应当代复杂易变环境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便成为当代管理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这种新的管理理念以自组织、非平衡、共同进化为其基本原理，并以非线性思维、整体性思维、过程思维以及权变观为其基本方法。
一 管理哲学的本质特征及现实功能
自然，像其他许多新兴学科一样，当今人们对管理哲学的认识，也是一个充满意见纷争的领地。不过，人们在这一点上的认识倒是较为一致的，那就是管理哲学处于管理学和哲学的交叉领域，属于一种部门哲学或者说专业哲学，就像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法哲学、科技哲学一样。然而，问题在于，对于管理哲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告诉人们管理哲学的定位问题，却没有告诉管理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现实功能。这正是目前学界在对管理哲学进行定义的过程中被普遍忽视了的一个问题。从国内研究的现状来看，相当一部分学者一般都侧重于回答“管理哲学是什么”(定位)，而疏于对“管理哲学应该做什么”(功能)的探究；并且由于缺乏对当今管理实践和前沿管理理论的关注和反思，因而在研究上相对滞后于当代管理学的发展，等等。[1]
而要说明管理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现实功能，我们需要从哲学本身谈起。按照当今的一般性解释：哲学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对整个世界的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做出解答。目前流行的教科书也正是以这种研究对象的不同进而对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做出区分的。具体而言，哲学研究的是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而其他一些具体科学研究的只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些局部问题而已。其实，哲学与诸多具体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并不是哲学与其他具体科学的真正区别所在，它们之间更体现为一种研究层次上的不同。可以说，任何一种具体科学的研究中都存在哲学问题，哲学也深深渗透在了一切具体科学之中，它们相互贯通、从而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知识总体。而在这一知识总体中，哲学处于其深层地位，它所关注和指涉的是各种知识领域中的深层理念，如各种具体学科研究的出发点、前提假设和一些基本理论原则、信条和思维方式，等等。
哲学作为对周围事物以及人自身进行深层认识的结果即人类的最高智慧，是经过“反思”的方式达到的。哲学家帕斯卡说，“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人能够思想”。而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可以对思想进行思想。这种对思想的反思就是所谓的哲学思考。如黑格尔所言：“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2] 因此，哲学就求其本质来说，就是一种反思。而怀疑和批判则构成了进行哲学反思的两种最为基本的态度和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一种批判的意识。
由哲学的这一基本特征和功能出发，我们便可更好地为管理哲学下定义。简言之，所谓管理哲学，就其本质特征和功能而言，乃是“对管理问题的哲学反思”，尤其是对管理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假设、文化与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等的反思。有学者认为，“一个特定企业的管理人员，不管他们是否研究过他们所继承的哲学遗产，都会按照某种哲学观念来经营自己的企业”，[3] 因此，哲学对于管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人们惯常的那种将管理学定位于“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做法，正好忽略了作为其理论基石的哲学层面的问题。其实，管理是一门科学。其应用又是一种艺术，而管理思维、管理文化等正是贯通其间的主线。因此，从更全面的意义上讲，管理应是科学、哲学和艺术的“三位一体”。
从历史上看，中国历代的思想家们都对管理进行过广泛的思考，所探讨的内容几乎涵盖了管理学科体系中的方方面面，并尤以哲理与艺术见长。无论是儒、道、墨，还是法、兵、纵横各家，都为人类贡献了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极为宝贵的管理智慧。只不过在哲理与艺术之间，它们的侧重点略有不同而已。而与之相比，现代西方管理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科学和技术层面，而缺乏对管理哲学的探讨。尤其在英、美等国，对数字和事实的过分迷恋，产生了诸多繁琐的、令人生畏的模型和符号。这种对管理的“科学”方面的过多强调，导致了管理实践的机械化；管理者尽管能够运用诸如结构改组、财务重整、人事更换等手段来解决这些危机中的个别问题，但是，诸如企业的使命、经营理念、用人和企业持续发展等根本问题很难用这种科学手段加以解决。显然，“如果我们能认识到，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第n位的分析是一种虽然细致却无用的结果，那么就不需要在做出决定之前非得把数字当做情感上的安全港，而必须学会利用自己和其他人的创意增加价值；如果我们必须让组织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点，那么就必须改进我们的方法”。[4] 因此，当今管理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反思的时代。当然，我们也看到，在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些新兴理论中，也存在着诸多对这种机械管理模式的反叛，如哈默等人所倡导的“流程革命”，阿格瑞思的行为远景理论，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复杂性科学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初步应用，以及对关系营销、T型管理、不确定性管理、混沌管理、整体管理、柔性战略、动态竞争优势的研究等。即便如此，从当今的管理学研究的总体现状来看，人们或普遍热衷于数学建模，或囿于经验而使案例分析法大行其道，依然缺乏对现代管理学的全面而深刻的揭示，从而使得对现行管理理论的哲学反思成为当今管理研究中极为薄弱的一个环节。
既然管理哲学是“对管理问题的哲学反思”，那么，管理学所研究的问题，自然也就是管理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只是它们所研究的层次有所不同而已：管理学一般是从“科学”层次对管理问题进行研究；管理哲学则是从“哲学”层面对管理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等等。从哲学层次探讨管理问题，一般包括这样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管理的“世界观”层面的问题，即管理学研究的“范式”问题；其二是方法论问题——这正是下面两个部分中所要讨论的内容。
二 现代管理研究的范式转换
众所周知，由于牛顿力学的强大影响，使得机械论范式几乎笼罩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并且其影响一直延伸到20世纪，从而使现代管理学也难免带上了牛顿力学的痕迹。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认为，世界就像一架良好运营的机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是简单的、明晰的、线性的，从而为规则的、可预测的宇宙提供了前提，结果导致对预测和控制的热衷。这种世界观对线性思维似乎产生出一种迷恋，控制并解释了文化和组织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这种将复杂的管理活动进行简单化、精确化的做法，正是以牛顿力学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在工业时代，牛顿力学使我们通过维持一个稳定状态的机械系统来判断组织的成功，形成了机械的管理体制。
应该说，这种管理体制，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能够发挥出高效率。但是，构成这种体制的各个要素也可能给组织带来种种消极的后果：官僚形式鼓励其成员为自己的利益而死板地固守规章和制度，使得人们把执行规章制度当成不可侵犯的最高准则，而不问其后果是否有利于组织目的的实现；种种繁文缛节束缚着人们的手脚，使组织活动失却了应有的效率；人们为了保住自身的利益，处事谨小慎微，只看是否符合规章制度，而不顾组织的根本目的；在组织的各个相关部门和成员之间，遇事推诿扯皮，相互掣肘；甚至还可能会助长某些形式的独裁领导和控制，从而导致组织机能的失调，等等。在当今时代，与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相伴随的，是日益扩大的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和产品品种的多样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商务环境和战略行为的不连续性、复杂化和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企业组织所处的经营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公司的商务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泰勒科学管理方法的范围，并由此而引发了深刻的组织及其管理模式的转变。显然，管理哲学作为对“管理问题的哲学反思”，其基本功能不仅仅在于“批判”，而且还在于“建构”。因此，如何构建出一套适应当代复杂易变环境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便成为当今管理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无疑，要获得理论的提升和超越，我们需要跳出单纯的经验主义的研究倾向和就事论事式的管理学的狭小圈子，而将眼光投向当代科学和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期的管理理论受到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一些新概念如非线性、不确定性和混沌等已经开始替代我们所熟悉的机械、数学和几何模型。这些新兴的概念和理论昭示，我们已经不再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看做是稳定和可预测的了，而开始把它视为处于混沌状态——承受着不可预测的转移和变动，等等。这些新生的理论因子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的是20世纪初以来科学研究所经历着一场极为重要的范式转换，即从传统的以牛顿力学为主要表征的机械论范式向以生物学、生态学研究为主要依据的有机论范式的转换。在20世纪中期，贝塔朗菲通过将科学与哲学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并经过实践领域中的成功应用，从而使一般系统论不仅成为思维的客观工具，而且成为一种世界观——系统范式。正是在系统范式的推动下，以普里高津所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为先导，一系列自组织理论或者说复杂性科学蓬勃兴起，从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又一次构成了对牛顿经典科学的强烈冲击。这些全新的关于系统演化的自然科学的新表述，在坚持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统一的基础上，从观测宇宙整体上及其各个层次上向世人提供了一幅世界自组织演化的自然图景——“自组织进化范式”或“一般进化论”。
这一世界观的新范式揭示，像组织这样的复杂系统，其中的联系是非线性的，其秩序的形式是一种自组织行为。这种自组织意味着，“通过放大或突出人们对方向的整体认知，新的行为方式就会自然产生，从而推动系统的整体模式向新模式转变。”[5] 从这种视角看，组织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自我组织的有机系统。与机械模式相比，一个有机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自由的、自我的行动，组织系统的协调和统一是一个相互调整的过程，而不是被动的传达过程。其中，每一个层次的行动者都作为基础服务于更高层次的行动者，从而使企业组织成为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CAS)：具有“可适应的能力”，总是不断进化和学习，并不断地修改和重新安排自己的组成部分等。这种从机械观点向有机观点的转变，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以往的集权式管理转向参与式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领导权不仅仅属于企业上层，处于不同位置的很多人都可以共同参与领导；员工们由此而感受到上级主管的信任，体验出自己的利益与组织发展密切相关，从而产生出强烈的责任感和成就感；有效的领导并不意味着管理者必须具备所需要的解决问题的全部答案，而意味着进行综合思维以提供明确的整体设想，并加强对中心环节的强有力的领导，从而使员工即使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也能取得预期的结果。这要求管理者必须实现一种角色的转换：“从监督团队成员变为授权，因为工作已经围绕核心过程进行了重新安排，工人也可以做到自我管理。下属得到更大的自主权，对工作也更加满意。”[6] 当然，这种自组织管理在社会系统中并不必然是自发、随意的和不可预测的，因为决策者可以选择控制结果的主要规则。因此，在管理控制和自组织之间需要保持一种适宜的平衡和一致性。
同时，像生态系统一样，企业组织也存在着和谐、危机与再生的周期循环。这种和谐与危机、稳定与变革的复杂变奏充满了企业组织的整个运营过程。和谐既是企业存在的前提，但过度追求和谐又会窒息企业的生命力。而危机作为复杂组织系统不可避免的症候，它往往会成为变革发生的前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刻意地制造危机便意味着企业活动的一种自觉追求，即在组织内灌输足够的持续的不稳定性，造成不断学习和适应的工作环境等。这正如复杂性科学所揭示的，系统的自组织进化不仅需要稳定，也需要失稳；非稳定、非平衡性是万物的组织之源。因此，管理者有时需要通过故意打破固有的形象，从而引进变化。对于管理者而言，在短期内，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持续地增加战略、结构和文化的安排与组合，而在长期内，则要竭力破坏这种组合以使组织取得成功。为此，管理者应创造一种环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进行持续的学习和自由的创造。如果说在传统秩序中，工人习惯于执行上级的指令，被告知结果及完成方式，依赖于一种经过实验而证明是正确的知识，那么在这种新秩序中，他们被要求去确定和解决问题，去决策、实验、制造新奇思想和不断学习新的技术和行为，等等。
此外，从组织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来看，现代管理理论，如泰勒的科学管理，法约尔的古典组织理论、过程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等，大都侧重于研究加强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而忽视了外部环境的影响。系统管理理论尽管也强调系统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太抽象，又把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来研究。事实上，企业组织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它深深地楔入整个人类生存环境中，同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成为一体。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经营实践中，由于一个公司可能只拥有相关价值链上的一小部分，因而企业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和共同进化已日益成为企业成功的决定因素。当今的管理实践所展现的从单纯的竞争模式转向合作型的竞争模式的转变，正是这种共同进化原理的充分体现。可以说，自由竞争观念在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和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中都已得到充分的表述，并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的精神气质。受这些理论的影响，竞争被摆在了极为突出的位置上，合作则长期受到人们的质疑。然而，现代一系列自组织理论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一体化和合作的原则是生命系统的基本方式；尽管也存在着竞争，但是通常发生在更大的合作背景下，所以这个大系统能够保持平衡；甚至在双方必须有输赢的情况下，交易也不一定是战斗，等等。随着这种普遍合作被强调为进化的特征，在当今管理学的研究中，合作的优点得到了人们更加普遍的认可。从企业内部看，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企业内部必须求“和”，精诚团结，从而形成强大的整体力量去与竞争对手较量。这种倾向，在日本企业界称之为“内和外争”，并被认为是日本企业成功之所在。从企业外部看，我们的社会已是一个典型的“企业社会”，组织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在这个动态的关系中，经营的管理者必须设法满足各群体对利益的要求，以便使他们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并保持相互协作的关系。换言之，企业的发展不是一种被动的适应过程，而是一种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创造环境并与周围环境一起共同进化的过程。因此，管理者不应简单地置身事外、适应潮流，他们的行动本身就是潮流。面对处境压力和不确定性的波动，管理者必须首先依靠自己，不断地学习以创造性地适用环境，等等。
三 复杂、动态环境下的管理思维与方法
以耗散结构理论的诞生为先导而产生的一系列复杂性科学，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幅世界自组织演化的新世界观范式，而且提供了一个观察自然和社会的新角度——指引我们从关系、整体和过程的角度出发，根据随机变化和环境的复杂性，去思考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7]
在当下，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关注正在成为一个日益发展的知识领域。这无论在物理学革命、运筹学研究、经济学和金融管理中都充分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承认客观对象总是一些具体的、复杂的事物，管理活动更是一个处理错综复杂关系和种种不确定性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我们的行业会经常在某种程度上承受一系列无法预测到的冲击。复杂性科学告诉我们，对于复杂的世界不要试图去设计出精巧的战略，而要精心揭示其中所蕴藏的复杂关系，把注意力集中在所忽略的细微差别上。在复杂的、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寻找竞争优势的机会在于成功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在于市场混乱中进行灵巧的变换。复杂性科学揭示，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不能以线性方法来描述现实，只有非线性而不可解的等式才能描述复杂的、混沌的和不确定的现实，即应坚持一种非线性思维。具体而言，对于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如果要想比较全面的认识其本质状态，我们就需要尽量从认识的各种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将问题提出来，而不能满足于那种一因一果的简单解释。“复杂性理论使一个人开创出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去探测出多重的意义和解释，通过对意想不到的联系的注意，从而对整个问题进行重新构思”。[8] 的确，与以往相比，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种以高度组织结构复杂性和信息网络连接为特征的社会，尤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运动的作用。正是经济活动所具有的这种飘忽不定的性质，从而使得经济人不得不面对不可预见的未来进行决策。为此，在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世界中，决策者必须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性。
与此同时，由于我们的世界原本就是一种有机构成，系统中无数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使之成为一个复杂的层级系统，要准确地描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才使得任何对社会生活中的事件的分析都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用之以整体性思维。从整体性思维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充满了各种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而传统管理中的机械论思维不仅会导致各种有机联系的丧失，而且也往往会导致各职能部门在协调一致上的困难，甚至造成一种无谓的竞争。“事实上，与现代管理系统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都根源于这种分割的思想上，这也无可避免的造成竞争。在企业里，营销部门与制造部门处于对立状态；第一线的管理人员对总公司管理人员对总公司管理当局怀有近乎憎恶的敌意；各部门的竞争更甚于跟同行业的竞争。”[9] 这种缺乏有效沟通和“内耗”的局面，对于企业整体的目标实现和效率的提高而言，显然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当今流行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TQM)的理念促使人们认识到，质量管理不再是企业中少数质量管理和检验人员的事，而是需要企业的所有部门、各类人员，在研制、设计、生产、使用的各个阶段，从上到下都要为提高及保证产品的质量而努力。这就必须把技术工作与管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这里，需要一种系统的观念，即组织各类人员都需要有“全面质量”的意识而避免本位“质量”意识，各环节及部门需要紧密配合，以保证“全面质量”的提高。在我国，乌杰教授在《整体管理》(1997)一书中主张管理忌讳“片面思维”，而应当强调管理思维的整体性，即管理者必须把对象整体地装入“脑子”才有利于决策、控制和管理，等等。显然，这些管理理论都充分体现出这种整体性思维的基本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世界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因此不能把这个世界看成是单个物体的集合，而要看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即必须坚持一种过程思维。从这种过程思维的角度看，并不存在那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存在的只是一种动力学的、演化着的问题解答。当今管理学研究从传统的职能分析到关注“流程”的转变，便充分体现出这种过程思维的转向。在传统工业时代的人们的视野中，组织被狭义地理解为一种静态结构，并由此而产生了在当今依然占据管理学主流地位的职能分析法。这种方法通常是把组织划分为各个职能部门，员工根据各自的技能被划分到一个个群体之中——财务、R&D、制造、营销等——以获得规模经济优势。而当今新兴的企业流程再造理论(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简称BPR)认为，应当把组织看做是一系列面向顾客的流程的集合而不是内部导向的职能的集合。它要求企业着眼于改进流程而不是职能活动，以及应当消除任何不能够给顾客或最终用户带来价值的活动。BPR能够把组织的注意力从内部职能活动转移到跨职能部门的、面向顾客的业务流程上去，从而扩展了以前各自独立的各种任务的水平空间，使工作显得更富于变化、更有效。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由于受传统科学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以往的管理理论大都带有普遍真理的色彩，追求理论的普适性和最合理的原则、最优化的模式，但是真正在解决企业的具体问题时，却常常显得无能为力。基于对这种现象的反动，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管理学界，权变学派冲破了在管理理论和方法上的凝固、绝对化的沉闷空气，把管理置于生动、具体、变化的现实情景之中。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即，普遍性原则虽然有效但不充分，应增加从局部性和特殊性出发的理解原则。埃德加·莫兰指出：“复杂性的方法要求我们在思维时永远不要使概念封闭起来，要粉碎封闭的疆界，在被分割的东西之间重建联系，努力掌握多方面性，考虑到特殊性、地点、时间，又永不忘记起整合作用的总体。”[10] 这就像一些后现代理论家所主张的，多样化的视角要比一个单一的视角更能提供通向研究现象的丰富进路。因此，必须向新的理论话语和视角敞开胸襟，以避免陷入教条主义和理论上的故步自封，获得更加丰富而深刻的理论解释。尽管权变观并不能为管理一切组织提供通用的管理原则，但是可以为在具体情况下的组织诊断和管理行动提出重大的指导方针。权变观的提出和流行表明，统一的管理方法论已经不再存在，管理方法论趋向多元化已成为时代潮流。
注释：
[1]参见彭新武等著：《管理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前言”。
[2]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2，第7、38页。
[3]约瑟夫·L.梅西：《管理学概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第41页。
[4]尼尔·M.格拉斯：《管理是什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第83～84页。
[5]彼得·圣吉等著：《变革之舞：学习型组织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东方出版社，2001，第154页。
[6]Tony McGuiness and Robert E.Morgan,Strategy,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Complex Science:Management Rhetoric vs.Reality,Strategic Change 9,2000,p.209～220.
[7]拉兹洛等著：《管理的新思维：第三代管理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序言”。
[8]Michael R.Lissack,Of chaos and complexity:managerial insights from a new science,Management Decision,35/3,1997,p.205～215.
[9]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上海三联书店，1998，中文版序。
[10]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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