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使用建构语言知识——基于使用的语言观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引言
人们日常听到或看到的是语言产品，是人的语言知识或能力的外在表现。索绪尔当年提出了有名的“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此后语言使用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分野一直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推崇。相应地，以乔姆斯基为首的生成语法学派提出了“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表现”(performance)的对立。他们认为，语言表现，即语言使用，受太多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带有瑕疵。美国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学都把研究语言结构和语言能力作为第一要务，而语言使用则被认为与语法研究无干。
1.基于使用的模型
然而，即便是在生成语法一支独秀的时期，也有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关注语言使用对语言结构的影响。将这些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语言观，同时也包括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大多通过实际使用的语料来考察语言现象。
美国加州有一批学者研究话语对语法建构的影响，如T.Givón、S.A.Thompson、P.Hopper、J.Haiman等。他们聚集在功能类型研究取向(functional-typological approach)的旗帜下，多年来一直把自然产生的语料奉为圭臬。(Givón，1979；Hopper & Thompson，1980；Ono，et al.，2000)
一些社会语言学家，如W.Labov、G.Sankoff和S.Poplack，在考察语言使用中的变异时，从来也都把自然的话语当作语料。(Poplack & Tagliamonte，1999；Poplack，2001)
语法化研究同样重视语言使用，如Bybee(2003)、Hopper & Traugott(1993)。这些研究认为，语言用例的不断重复是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形成的前提。这类研究通过考察随着时间推移语法意义和形式产生的过程，是对基于使用理论最好的印证。生成语法对语法的解释以共时描述充分性为目的，而语法化研究追溯语法发生和衍变的过程，通过语言中历时性的积淀来解释语法，显然独具特色。
上述美国功能主义学者认为，研究语言结构离不开使用，语言研究的目标就是观察语言使用对语言结构的反拨作用。近年来，这一阵营又有了R.Langacker、L.Talmy、G.Lakoff、J.Taylor、G.Fauconnier等一批认知语言学学者的加盟。
随着大型电子语料库的建立和语料库方法的发展，从大量语料中挖掘语言使用的倾向性特点、模式乃至规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语料库语言学学者(如J.Sinclair)、计算语言学学者(如D.Jurafsky)以及用概率或随机方法考察语言的学者(如J.Pierrehumbert、R.Bod)，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揭示了普通人语言经验的性质和范围。(Jurafsky，et al.，2001；Gregory，et al.，1999；Pierrehumbert，2001；Bod，1998)以大型语料库为基础的词、短语和结构研究展示了与人们直觉完全不同的分布和倾向。基于大型语料库所做的语音分析显示了形符频率的作用，并揭示了词语和搭配发生语音变异的轨迹。
此外，在语言习得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与上述语言观相容的观点。儿童开始时使用的语法结构只是体现在具体的词项上，然后才逐步泛化至其他词项，最终形成抽象、高度能产的语法。(Lieven，et al.，2003；Tomasello，2003；Savage，et al.，2003)
Langacker(1987；2000)用“基于使用的模型”统称上述研究范式。基于使用的语言观认为，语法是“人的语言经验在认知上的组织形式”(cognitive organization of one's experience with language)(Bybee，2006)。这里的“语法”是广义的，是“由规约性语言单位组成并具有结构的知识库”(structured in ventory of conventional linguistic units)。(Langacker，2006：44)
2.语言知识的建构
语言知识的建构有赖于人所具备的生理条件和基本的认知能力。这是内部条件，而日常大量、反复出现的用例则是外部条件。高频率出现的用例通过人的认知机理形成一系列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结构，叫做“符号结构”(symbolic structure)。(Langacker，2008)
2.1 建构的条件
2.1.1 内部条件：生理条件
人先天就具备学习和掌握语言的生理条件，包括经过长期进化而趋于完美的发音器官以及大脑中掌管语言机能的脑组织。这种先天的生理条件与人能够学习其他知识及掌握动作和运动技能一样，都是长期进化的结果。这里的先天条件不是大脑中预设的某个专用于语言的“装置”，尽管这一“装置”应做抽象的东西来理解。人脑对学习语言和其他知识，或是掌握动作和运动技能，可以说都有所准备，但只是一张白纸而已。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训练，人可以学会语言，如有必要，也可以学会天文学或考古学，学会驾驶汽车或飞机。
2.1.2 内部条件：基本认知能力
认知语言学提到的人的认知能力包括：抽象/图式化(abstraction/schematization)、比较/范畴化(comparison/categorization)、固化/自主化(entrenchment/autonomization)、组合(composition)、联想/符号化(association/symbolization)。
抽象是人们发现不同事物之间共同点的认知操作。如人们从各类可分离的单个事物抽象出“一”的概念，从触摸钢铁和石头的手感中抽象出“硬”的概念。语言表述的是概念，概念形成的概念化过程就是抽象的过程。与抽象相关的认知能力叫做图式化，这是忽略细节而只看点、线、轮廓和概貌的认知操作。设想飞机飞向高空，坐飞机的人看到的大地地貌一开始具有丰富的细节，随着高度升高细节逐渐丧失，直至只剩下线条和轮廓，这线条和轮廓即图式。图式化与细节化背道而驰，但都可以是渐进的过程。图式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如“
”是英汉语双及物结构的图式。
比较是发现两个事物间异同的认知操作，其中发现差异是主要的。比较往往是单向的，即以一熟悉的事物为标准，将另一事物与之比较。语言学中的范畴化或归类就是一种比较。一个范畴往往有个“原型”成员，是用以确定类别其他成员的参照标准，需要归类的目标与标准进行比较，符合标准所有特征的目标例示(instantiate)这一标准，不完全符合标准的目标是对标准的扩展(extension)。标准(即原型)与所有目标形成家族。原型、家族及家族相似性是语言范畴的普遍特征。
固化，或称自主化，与传统心理学所说的完形效应相似。研究表明，每次心理事件的发生，都会在心智中留下印记，并对该事件再次发生时的认知有促进作用。通过不断重复，即便内部结构极其复杂的心理事件也能作为整体形成记忆。就语言而言，无论一个结构多么复杂，无论是抽象还是具体，只要发生的频率足够高，都可作为整体在心智中得到表征，其内部结构不再受到关注。英语中的be going to在莎士比亚时代与be journeying to一样都表示去往某处，但前者频繁的使用不断强化了其中隐含的目的意义，直至这一结构演变为只是表达意图的语法形式，获得了完全的自主性。
组合是指简单结构通过整合形成复杂结构的过程。复合结构的意义可能是部分意义之和，但随着复合结构出现频率的增多，它也可能得到固化，具有自主性，其意义极有可能不再是组成部分意义的简单相加。
联想是常见现象。当两个事物总是伴随出现时，人们就会建立两者间的联系。与语言有关的联想是符号化。语言单位的形式与意义本无必然的联系，但若使用者发现某一语言形式的出现总是伴随着特定的意义，就会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并在心智中得到表征。符号表征是固化的结果和体现。是否具有符号行为(symbolic behavior)是人和动物的最大差异。人能进行离线思考(offline thinking)，可以想象可能发生的事，考虑选择、后果等，这都是因为人类具有语言这一符号系统。
在这些认知能力中，固化和符号化多与结果有关，而其余与过程相关。人们在对语言的体验过程当中，在基本认知能力的作用下，把反复感知到的不同具体表达中的相同之处(包括形式和意义)抽象化，范畴化，最后固化并符号化为一系列的符号结构，或称构式。人类的语言知识是一系列约定俗成的、复杂程度和抽象程度不一的语言构式有组织的集合。
2.1.3 外部条件：高频率重复的语言事件
人的语言经验包括接触反复出现的语言事件。用例高频率的出现对词汇、结构或语法的形成和表征有影响，从长远看，对语言变异也发挥了作用。
使用频率在建构语言知识系统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这里所说的使用频率既指具体用例的高频率使用，即形符频率(token frequency)，也指例示某一抽象图式的具体用例的种类，即类符频率(type frequency)。前者可强化某个词项，如“忽悠”(“用哄骗手段诱导”的意思)因近年来高频率使用已进入汉语普通话，并可能被词典收录。后者如“造反、帮忙、上当、吃亏”等汉语中的离合词，中间可以插入表领属意义的语法成分，说成“造走资派的反”“帮德国队的忙”“上了老板的当”“吃了不识字的亏”。离合词的这种用法在汉语中反复出现，具有很高的类符频率，因此讲汉语的人可以举一反三，创造出像“幽了他一默”“着了很大的急”这样新鲜的用例。原本不可拆分的词也被用于离合结构了。这是语言形式高频率使用后产生的类推效应。
2.2 建构的过程
建构的过程显然具有时间维度。此外，语言知识的建构应包括个别和一般两种情况。一般语言事实上是所有个别语言的集成和融合，后者的物质体现就是操该语言的人日常使用的口语(绝大部分不会留下记录)或是见诸各种媒体，包括书面、音频和视频材料中的口语和文字(有记录)。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语言知识可分为个人的和社团的。就汉语而言，狭义的讲汉语的社团涵盖中国，包括港澳台，广义的涵盖整个华语圈。
个别语言和一般语言的建构显然是不同的。个别语言的建构持续人的一生，其间的变化因人而异。学龄前儿童通过听和说，需要几年时间学会表达生活中一般的内容。再从接受教育接触书面语开始，逐步学会更复杂的口头和书面表达方式和结构。所有这些知识，都建立在大量使用和不断强化的基础之上，既包括听和读，也包括说和写。
一般语言是一直存在的，没有从零开始逐步发展的过程。但一般语言建构受个别语言的影响，社团的语言知识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嬗变。社团知识建构受到个人知识的影响，特别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式的影响。如果讨论语言使用对社团语言知识变化的影响，通常的话题是词汇化和语法化，前者最短可在数年内发生，后者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2.2.1 频率效应
实际语言使用对语言知识建构的影响，迄今讨论最多的是一般的情况，即社会上出现的所有的语言用例对社团的语言知识建构的影响。文献中谈到最多的是3类形符效应。(Bybee，2006)
第一类是缩略效应(Reduction Effect)。词或短语的高频率使用比低频率使用更容易发生语音缩略现象。如“I don't know”“I don't think”中don't的缩略现象比短语中的更明显，其原因就是“I don't know'”“I don't think”极高的使用频率(Bybee& Scheibman，1999)。此外，英语中[t/d]的弱化现象在高频使用的语汇中更为明显，如went、just、and 等(Bybee，2000；2001)。其中的原因是，词语的发音是神经引导的发音器官的习惯性动作，某个语段的反复使用使这一动作的熟练程度大大增强，导致这一语段形成高一层次的抽象，变成一个独立的成分。在汉语中，语音弱化较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合音以及语素的删减。现代汉语中一些三字和四字短语就是同谓复句发生语音弱化的结果。如“爱怎怎”或“爱咋咋”就经历了从“爱怎么VP就怎么VP'”“爱怎么VP怎么VP'”“爱怎么(着)怎么(着)”“爱咋着咋着”到“爱怎怎”“爱咋咋”的演化过程。(江蓝生，2007，转引自张立飞，2009)再如，据笔者观察，人们常用的口头禅“我告诉你”，因较高的使用频率常省略为“我告你”(“告”字有音变)。
第二类是保持效应(Conserving Effect)。这一效应与词的形态句法(morphosyntactic)形式有关。高频序列因经常使用，它们的形态句法形式往往固化程度非常高，即便是能产性很高的结构也不能将其同化。如英语动词分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keep、weep和creep原来都是不规则动词，它们的过去式分别是kept、wept和crept。由于weep和creep的使用频率不如keep高，近年来它们的过去式已出现规则化的趋势，即写成weeped和creeped；而keep的使用比它们频繁得多，因此仍保留了原来的不规则形式。高频率的使用巩固了词或短语的记忆表征，它们是作为整体用于表述过去时的，不大容易与规则动词进行类比从而发生形式上的重构。
第三类效应是自主化，即上述固化的一种。这一效应与第二类相联系。因高频率使用，一些原本形态句法结构复杂的词语或结构人们逐渐忘却了它们的内部构造，而是被当作整体，逐渐独立于与它们在词源上有联系的词语或结构。如一些带派生词缀的词语其词根与词缀之间的关系不再透明。例如，英语为母语者从形式和意义上都已把dislocate 一词当作整体，不再意识到它的意义是dis-和locate 意义的叠加，原本语义透明的词已变得不透明。这一效应也发生在语音领域。历史上went曾经是wend一词的过去式，不知是何原因，它增加了使用频率，成了go的过去式，以至最终脱离了它派生而来的wend一词。此外，一些结构语法化的过程也体现了这一效应。如上所述，be going to原来表示正去往某处的意义，其中各个组成分子对整体意义均有贡献，但现已作为整体主要表示意图，与其组成分子的意义已无联系。而且，因为高频使用，上述第一个效应对它也产生了作用，使它在语音上有所缩略，简化为
(gonna)。
2.2.2 浮现
在上述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双重作用下，我们形成的概念得以符号化，即建立起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匹配关系。符号化包括词汇化和语法化。基于使用的理论认为，词汇化和语法化大多是一个浮现(emergent)的过程。(Hopper，1987；MacWhinney，1999)
浮现指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多个因素相互作用(interaction)造成随机的(stochastic)、意想不到的结果。在人类社会中浮现的某些结果不一定是人们的意图所致。
自然现象如长颈鹿的脖子。它的长脖子是生存需要和所处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为了吃到乔木上的树叶，长颈鹿的脖子在进化中不断向上延伸，直至今天的高度。再如蜜蜂六角形的蜂窝。工蜂将大小大致相等、外包蜡衣的蜂蜜小球不断挤入蜂房，圆形间的间隙逐渐消失最终形成一个个六角形。蜜蜂并没有设计六角形蜂窝的能力。
除了自然现象，许多社会现象也呈现浮现特征。如超市各收银台之前等候付款的队伍长度趋于均匀，围观杂耍班子的人所形成的圈子趋于规整，即呈圆形，个子高矮搭配和相互间隔合理。Adam
Smith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认为市场是调节价格的机制，个人合法的、逐利的行为导致经济的繁荣，这些机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Smith，1776/1976)
Rudi Keller基于使用的语言变化理论(usage-based theory of change)认为，语言变化是日常语言使用的副产品，语言演变中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Keller，1989)新词语和新结构的产生往往始于某(些)个人的创新使用，然后被众人接受，推而广之，但最终的结果并非肇始者的本意。
如“水门事件”(Watergate)以后，-gate逐渐用在名词后面表示“欲掩盖错误行为的政治丑闻”，如Irangate、Camillagate、Wheatgate，现已成为一个新的后缀。汉语也开始借用gate的译名“门”表达影响较大的丑闻。汉语的“秀”源于英语的show(表演)，现已成为构词能力极强的一个语素，如“走秀”“时装秀”。汉语“表演”一词原有“装腔作势、玩花样蒙人”的意思，“秀”也继承了这个贬义，如“作秀”“跳楼秀”。
相对于新语素和新词汇的浮现，新的语法结构的浮现要少得多。但汉语语法近年来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如有很多人现在说“联系某某”，而不是“与、和或跟某某联系”，若干年后，后者有可能被前者完全取代。再如“有”用于完成态，已从境外华语圈入境，逐渐浸润普通话，如“你有吃过蛇肉吗？”
3.建构的结果：联通的网络
人类认知的特点是，只要某个刺激足够突显(salient)，引起神经元的反应，且不断反复出现，以至上述反应不断得到强化，这一刺激就有可能进入记忆，成为某个联通的网络的节点。这一节点有多个方向的联通，与多个其他节点发生联系，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可引起多种联想。联通性(connectionism)是心理学的概念，心理实体互相间的联系呈网络状态。这些联通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断重复的条件下浮现的。
就语言而言，在听和读时反复感知到的形式，包括词缀、词及词以上的组合和模式，如与某一意义相关联，或能够完成某个特殊的功能，这些形式就有了突显性，就很容易被记住。形式与意义或功能反复共现的结果是符号结构的浮现和固化，以至形成联通网络上的节点。语言中大小不一、抽象和复杂程度不同的符号结构都是网络上的节点，它们互相联通，按照一定的关系构成语言知识库，并形成犬牙交错的格局。
符号结构之间包括但不限于原型—引申(prototype-extension)、图式—实例(schema-instance)以及允准—继承(license-inheritance)3种关系。
原型—引申关系为大家所熟悉。如果一个范畴可用多个属性来定义的话，其原型成员可能具有所有或最多的属性，因此原型是该范畴中典型的、最常见、最普通的成员。如“鸟”范畴中的“麻雀”“黄鹂”。范畴中其他成员具有不同数量的属性，它们从属于该范畴的“典型性”不等，拥有属性多的典型性高，而少的则典型性低。所有具有不同典型性的成员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原型具有最大的典型性，其他成员因典型性的差异从原型引申出去。将成员用线条连接，范畴的所有成员之间会形成辐射状的分布，这样的范畴叫做“辐射网络”。
与非语言类概念范畴一样，语言中很多词和大于词的结构(构式)都形成多义的辐射网络。例如英语的over，汉语的“过”。词义的扩展是具有认知理据的，通常是隐喻、转喻或意象图式转换的结果。常用的句型(图式构式)往往也是多义的。它们有一个原型，具有典型意义，在此基础上通过引申，形成扩展意义，扩展义和原型义同样形成辐射网络，如英语和汉语的双及物结构。
图式—实例及允准—继承关系可用下图来说明。
抽象的结构和句型是语言中的图式，它们有许多实例。如上图中“山上架着炮”是汉语“存现句”的一个实例。这一实例继承了多个“父辈”，包括“存现句、动宾结构、V+着、＿上”，而后两者又有自己的“父辈”，即“V+体标记、＿方位词”。这些“父辈”共同允准了这一句子。图中的虚线表示图式—实例关系。“洗衣、做饭、打人”等是“动宾结构”的实例。“台上、腿上、桌子上”等是“＿上”的实例。上图实线和虚线以及它们所联通的节点(包括抽象的图式和具体的实例)体现了汉语母语者语言知识库中围绕“山上架着炮”这一句子的局部网络。实线反映了与该句直接的联系，而虚线则体现了与该句间接的联系。
在谈到语言建构的结果时，我们还必须提及有关语言知识形成或语言知识库构造的另一理论：范例表征(exemplar representation)。范例表征同样源于心理学，有多个版本。(Nosofsky，1988；Goldinger，1996)语言学中经常引用的是Johnson(1997)和Pierrehumbert(2001；2002)有关语音变异表征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每个听到的用例都会被归类，并被纳入一个庞大的组织网络。这种归类活动伴随着语言理解的过程，属于语言解码过程的一部分。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这种归类对已有的表征产生影响，新的用例不是在解码后被丢弃，而是在记忆中留下印记。尤其是当一个与现存范例相同(identical)的用例出现时，这一用例将被映射到已有的用例，使之得到强化。与已有范例不同，但在意义、发音、语用各个方面相似的用例也将成为范例，并存储于相近的范例周围，构成范例的簇群。如同一个词，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如健康时和感冒时)的发音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些发音至少是相似的，否则就不会被解读为同一个词。因此，一个词的发音可包括一组相似的语音范例。
范例簇也可能形成层级。一组语音上相似、而且具有同一意义的范例形成簇，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表征为一个词或短语。形式上相似并具有语义一致性的短语范例簇将构成高一层次的构式。Johnson(1997)指出，语音范例簇可以表明相邻的语音环境、语义和语用信息及其他语境信息。范例表征可以从语音扩展到语言符号的所有方面。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匹配，它们的语形(包括音和形)和意义(涵盖语义和语用)的表征必然是由范例簇构成的。
每个范例都在使用者的记忆中留下印记似不可信，但这是事实，否则人类就不会产生记忆。先前的范例哪怕是极其微弱的印记都有助于认知后来相同或相似的范例，反复出现类似的范例是符号化的基础和前提。
要认识范例表征的意义，首先，我们必须突破结构主义和生成语言学带来的有关词库(知识库)的思维定式。生成语言学的目标是要确定哪些特征或形式存储于知识库，特征或形式要么是有，要么是无，语言表征的内容具有清晰的界限。然而基于使用的模式所追求的目标不同。这一模式认为，语言表征的内容与使用者的经验密切相关，具有或然(probabilistic)性，特征或形式从有到无之间是一连续统。
一个成年人已有丰富的语言经验，他的语言知识库已经累积了很多范例，只经历一次的新的语言事件对他的知识表征所产生的影响是微小的(但同样的语言事件对一个语言经验很少的幼童来说影响会很大)。比如，笔者偶尔听到学生说：“老师，我明天联系你”。“联系某某”这一用例对笔者来说是新鲜的，但对脑子里业已存在的“跟某某联系”“与某某联系”不会产生大的作用，自己表达同一意思的时候，还是会用“跟或与某某联系”，不大会用“联系某某”。
语言表征的或然观还认为，个别性的存储和概括性的存储是很难区分的。如汉语为母语者既把“宜居”作为一个整体来存储，也分别存储“宜居”的组成分子“宜”和“居”，这就是为什么在听到“宜学、宜业、宜商”时，我们不会感到突兀，因为这些是对“宜居”的类推。
其次，一般认为，人类对经历的事件有惊人的记忆能力。非语言性的记忆既富含细节，涉及面也宽。就语言而言，经常重复的语音串、词语和结构如何得到表征从而进入记忆是值得研究的，但重复对记忆的建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尽管感知到的很多细节不一定很重要，但它们在我们脑海中会留下一定的印记。如一个人每天走同一条路上班，几乎每次都见到一只猫。见得多了，他每次经过时就会期待这只猫的出现。然而，记忆也会衰退或消失，假如猫从此不再出现，他有可能最终忘却当初曾经见到它。重复的记忆得到强化，而不重复的记忆逐渐淡出，英语有所谓out of sight，out of mind之说。对语言现象也是如此。
范例表征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符号结构形成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变化的原理。概括说来：1)范例表征允许语言用例的特殊信息得以保留，2)范例表征为使用频率决定范例固化强度提供了自然的解释，3)范例簇群是具有原型特征和家族相似性的类别或范畴。
4.结语
基于使用的语言观认为，语言知识是在人的生理条件、认知机理和语言事件高频率出现的基础上建构的；语言知识库由大小不一、复杂和抽象程度不同的符号结构构成；这些符号结构都具有形式和意义两极，是在使用中浮现的，并互相联通，构成联通网络上的节点；语言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从词汇到语法是一连续统。
基于使用的理论并不排斥常规的组合规则。如语言知识包括词项组合的常规知识(lexical regularities)及更高层次的抽象概括(generalizations)，但也包括非常规的特例。语言是历史的积淀，与生物的进化不无相似，语言并非人工创制的符号系统。
词汇常规知识来源于日常遇见的大量、反复出现的语言实例和模式。例如英语的lose(丢失)与名词的组合只受限于该名词必须指称有可能丢失的事物。“Lose+名词”因此是一条概括。但是，lose 与有些名词的组合，如lose track、lose sight、lose touch，由于频繁出现，几乎已融合在一起。这些搭配已半固化乃至固化为符号结构，其形式和意义已作为整体得到表征。再如汉语的“有”可与一切可以拥有的东西组合，“有+名词”也是一条概括，如“有罪、有病、有家、有孩子”等。但在大量的“有+名词”这样似乎是动宾结构的语言序列中，有一部分并非动宾结构，而作为整体相当于形容词。这是一个被称之为“有+光杆名词”的构式，与动宾结构的区分是它前面可用“很”修饰，“有”在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动词，后面一般不用体标记“了”“着”“过”。这一构式表述“有”后面的事物“多、好”等正面的意义。
英语的lose短语和汉语的“有”字短语都说明，在一般性概括以外，还有一些特例需要注意，这些特例可以看作是大系统中的子系统(subsystem)。“Lose+名词”的概括以上还有更抽象的概括：动宾结构。汉语也有动宾结构，如果考虑动词和宾语间的语义关系时，它的抽象程度比英语更高。例如“吃”加宾语，不仅可以“吃饭”，还可以“吃枪子”“吃大碗”“吃食堂”“吃父母”。这些用例总有一些很难进行归类，它们是作为特殊范例存入记忆的。
基于使用的理论不排斥常规的组合规则和概括，但它提醒人们语言中有一大块不能用传统规则解释的特例和边缘现象。Langacker曾把语言比做山脉(mountain range)(2008：227)，隆起的是高高低低的山峰，山峰间有坡地，也有平原，山与山以及山与平原的界限模糊，互相浸润，无法截然划分。山峰代表各种范畴的原型，比主峰矮的山峰代表范畴内子范畴的原型。如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应是两峰对峙的态势，分别代表“给予”和“获取”，边缘成员包括“喝他一碗酒”这样的用例，这些能否算做双及物结构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