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海归派”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海归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4-6623(2004)03-0054-08
问：您曾经长期在海外留学，应该算是一位“海归派”，但您的现点似乎与众不同，这是为什么？
答：我曾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时间长达七、八年，归国工作也有十年了。有人认为我这只“海龟”很特别，在美国呆了那么久，不说美国好话，却指责美国鼓吹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其实，留学时间越长，对美国社会的复杂性了解越深，明显不同于短期出国访问的学者、官员，他们做为客人往往走马观花，难以有深入美国社会的体验。
有人认为，所谓“海归派”似乎都主张改革必效仿西方模式。其实，海外归来学者之间差别很大，他们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所学专业的不同，彼此之间观点也不尽相同。由于我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赞成改革照搬西方模式，有人也将我称为“新左派”，对此我也很不以为然。我始终认为自己是“改革派”，主张从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新自由主义恰恰属于极右派观点，甚至否定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因此，西方的中间派、右派都反对它。倘若有人认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就是“左”，那么他可能误将“极右”当做改革了。我也不认为自己是非主流经济学派，因为，我主张坚持的正是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反对像俄罗斯那样照搬西方经济模式，不赞成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所谓“规范改革”，以此来歪曲、否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漠视由此造成的严重社会代价和问题。正像俄罗斯、拉美的情况所证明的，新自由主义的时髦是暂时现象。
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英右翼保守政府纷纷上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盛行一时，国际权威机构达成“华盛顿共识”，强迫拉丁美洲推行自由化改革。但是，令人敬佩的是，许多美国经济学教授却非常关心发展中国家经济，批评国际机构推荐的“规范改革”。发展经济学乃是冷战时期西方为了同前苏联争夺第三世界，才资助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比较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困难，如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政府推动工业化进程的作用，改善社会收入分配与贫富悬殊，跨国公司投资所造成的正负面影响，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等等。新自由主义排斥发展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1996年出版了《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一大批专家，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的幕后活动，先千方百计迫使前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进而巧妙诱导其走上自杀性改革道路。他还在书中透露，“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等等。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彼得·施瓦茨居然在该书序言中露骨地说，“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彼得·施瓦茨的洋洋得意言辞，仿佛是嘲笑那些不幸遭到阴谋陷害，却仍然不愿怀疑凶手的善良被害者。
尽管美国暗中策划的“软战争”谋略，属于政府绝对机密外界无从得知，只有大获全胜后才会由某些知情人，以类似《胜利》一书形式向外界披露，但是，从美国国际战略家们公开发表的著作，可以清楚看出其思维方式和战略动机，从20多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经济灾难，可以感觉到这些智囊大师的宏伟谋略，绝不是纸上谈兵的夸夸其谈，正化为横扫全球的“软战争”攻势。
20世纪80年代，美国从战略考虑采取对华怀柔政策，先集中力量打击超级大国前苏联，有重大经济利害关系的第三世界，但是，随着美国摧毁了前苏联的工业军事实力，运用“软战争”重新控制住了第三世界，谋求单极全球霸权的欲望日益膨胀，蓄谋铲除威胁其全球称霸的任何障碍。
凡是误吞西方推荐经济改革药方的国家，尽管它们远隔万里彼此国情相差很大，所患病症却几乎都是完全相同的，到处都是工业企业纷纷破产，银行体系坏账成堆濒临崩溃边缘，工人失业猛增造成社会动荡。20世纪80年代，中国走自己的改革道路欣欣向荣，但是，90年代后，随着西方规范经济理论广泛流行，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潜伏隐患，这似乎不是一种偶然巧合，值得经济学界重新进行反思。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许多潜伏隐患，同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前的征兆很相似，如三角债拖欠数额巨大，企业银行纷纷陷入经首困难，社会失业人数不断增长，等等。
可惜俄罗斯并未充分重视上述经济病症，反而轻信西方宣扬的规范化经济理论，将其归咎于“改革阵痛”和产权不明晰，以为加快市场改革和私有化就能度过难关，结果爆发了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政府财政枯竭甚至无法支付军队工资，银行体系因坏账积累陷入全面瘫痪，社会民众无法提取存款而大规模挤兑银行，新兴资产阶级的股票、存款也损失惨重，戈尔巴乔夫损失了全部的私人财产。由此可见，中国应该充分吸取俄罗斯教训，切不可麻痹大意，因为，“软战争”不仅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也直接威胁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包括自己的工资、就业、存款、股票等等。倘若中国不能及时消除重大隐患，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很可能趁虚而入，不仅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会面临威胁，甚至像南斯拉夫那样惨遭武力干涉肢解。
问：您撰写的《威胁中国的隐蔽经济战争》一书，不仅对新自由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还将其比喻为美国隐蔽经济战的工具，真的有这样严重吗？有证据支持您的观点吗？
答：我在《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指出，美国出于蓄谋已久的谋求霸权动机，一直暗中策划隐蔽经济战的攻势，推荐误导性改革药方并酿造金融风暴，猛烈打击了拉美、前苏联和亚洲经济，改变越战后不利于美国的实力均衡对比，然后才敢于赤裸裸地谋求建立世界霸权。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愿意相信“阴谋论”，认为经济研究中不应掺杂国际政治因素。对于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许多中国人受到西方新闻媒介的误导，都认为是亚洲国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特别是知情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透露的内幕，表明美国曾暗中操纵国际金融机构，蓄意为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推波助澜。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有社会正义感并且敢于仗义执言，坦率批评国际金融机构政策而被迫辞职。他后来在《我从世界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一文中，揭露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过程不透明，实权掌握在幕后暗中操纵的人手中。亚洲金融危机中，斯蒂格利茨和其它著名经济学家，曾反复提醒国际金融机构应修改其政策药方，否则必然加重金融危机造成恶性循环，特别是印尼处于社会失业危机之中，放开价格、取消政府补贴很可能爆发严重动乱，但是，国际金融机构对他们的反复提醒视而不见，依然通过贷款附加条件强迫印尼推行，导致印尼爆发了代价惨重的社会动荡，至今印尼仍处于社会动荡和分裂的边缘。现在，斯蒂格利茨等正直的西方著名学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揭露的惊人内幕，充分证明了美国暗中操纵的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强迫印尼推行政策的社会后果，其高层决策者不但事先早已知情，而且还遭到了著名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但却一意孤行蓄意酿造了社会悲剧。斯蒂格利茨还揭露，国际金融机构曾在内部秘密报告中，明确表明希望其改革计划激起社会动荡，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都不幸因此遭受劫难。这些惨痛教训提醒我们，不应天真以为政治同经济可以截然分开，其实，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过程，并不受一般经济、技术专家的意见左右，策划国际战略的智囊专家们的谋略建议，总是直通最高决策层获得支配地位。我们必须正视隐蔽经济战争的残酷现实，才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百姓切身利益。
尽管印尼的实力根本无法威胁美国，但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隐蔽经济战，打击对象居然不放过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何况前苏联和中国等有实力的大国，无疑是美国称霸道路上的重大障碍，难道野心勃勃的美国会轻易放过吗？倘若中国不提高警惕，完全可能重演前苏联和印尼的悲剧。斯蒂格利茨在《我从世界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一文中，对美国造成俄罗斯改革灾难的责任，提供了更为直接有力的证据。他说“俄罗斯的灾难的主要特点与东亚的灾难完全一样——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在唆使和引诱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一样。但是在俄罗斯，这种唆使和引诱进行得要早得多”。他揭露说，国际货币基金委派指导俄罗斯改革的经济学家，根本不了解俄罗斯经济的历史和特点，往往是缺乏经验并盲目相信市场教条，忽视历史、制度和社会分配因素的年轻学者。国际货币基金未经公开的学术和政策争论，就采取和实施了“休克疗法”方案，却有意排斥研究俄罗斯问题专家们的意见，以及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渐进改革主张，比如肯尼思·阿罗等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文中提到，有一位熟悉俄罗斯的杰出经济学家欧斯萨格，曾在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中任高级顾问，“他正是那种拥有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需要的专门知识的人。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他们几乎从来不向他咨询”。
斯蒂格利茨还揭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的决策草率，根本不深入了解各国的实际经济情况，而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作为万灵药方，强迫前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推行，国际货币基金认定“普遍真理就是休克疗法，适用于所有那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下的药越猛，造成的反应也越痛苦，经济恢复得越快，推理过程就是这样的简单武断”。斯蒂格利茨还提到，“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帮助一个国家，它派出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团’。这些经济学家往往缺乏对这个国家的广泛了解，他们可能对这个国家的五星级饭店，比对分布在乡下的村子拥有更多的了解。这些工作小组因为在出发前就拟好报告的草稿而著名。这些小组成员把给一个国家的报告的大部分拷贝下来，并把它们全部转变为给另一个国家的报告。他们带着这份拷贝转变而来的报告出发了，但是由于文字处理软件的‘寻找并替换’功能没能正常工作，结果在一些地方仍保留着原来那个国家的名字。”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流行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识破其暗藏的陷阱并提高警惕，对维护改革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迷信西方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数学模型视为科学，不愿正视其脱离现实世界的种种缺陷，不愿面对其给转轨国家造成的社会灾难。他们认为经济研究应保持中性立场，不应掺杂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但是，必须正视国际政治因素的存在，才能正确地认识复杂的客观现实世界，解释所谓规范经济理论屡遭失败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正视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动机和行为，才能提出反映复杂客观现实的理论假说，比起那些采用忽视现实的虚假前提条件，单纯进行抽象演绎的数学模型更具科学性。
尽管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巨大社会灾难，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仍然将其作为规范理论来指导改革，这同经济研究与国际政治完全脱节，忽视复杂的客观现实世界有很大关系。例如，俄罗斯依据西方产权理论推行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企业效率促进增长，反而导致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50%，企业亏损面迅速增长扩大了几倍，各种效率指标均急剧恶化，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和材料利用率等等。西方媒体也称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后，变成了腐败泛滥的“强盗掠夺国家”，每年均有数百亿美元资产被私有化掠夺，通过各种洗钱途径被非法转移到海外，难怪俄罗斯核战略部队连电费也交不起，这种误国误民的改革直接威胁到国家生存。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中国经济学家仍在鼓吹私有化，不愿意正视“科斯产权理论”的神话在俄罗斯改革中遭到惨痛失败的现实，完全不知道他们仍在主张的许多产权改革，已在俄罗斯充分实践并造成了巨大破坏。目前，国内流行的经营者买断收购(MBO)，各地纷纷出台的拍卖大中型国企方案，已经变成不加掩饰的私有化行为，很可能造成类似俄罗斯的灾难恶果，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安全。
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于1999年8月26日，发表了一篇评价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文章，指出美国推荐的改革药方导致了大灾难，“联合国发表的最令人刺耳的报告说，以西方国家为首的通过大规模私有化改变前苏联阵营国家经济模式的努力已经使一亿多人陷入赤贫。对除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以外的其它国家来说，人均寿命减少了4年或更多。西方国家不仅出了馊主意，而且受到了牵累。主意的威力是巨大的，尤其当它们是馊主意时”。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威廉撰文写道，“俄罗斯人以前对美国抱有好感，现在人们却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故意出了导致经济和体制瘫痪的坏主意，为的是使它不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美国竭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还通过操纵国际组织强行向全球推广，特别是第三世界和前苏联转轨国家，有人以为美国是奉献自己的宝贵经验，帮助这些国家克服经济转轨的困难，殊不知美国的真实意图恰恰相反。稍微了解美国信奉的国际政治理论，其智囊、专家公开宣扬的全球战略，不难知道谋求建立单极霸权的美国，绝不会无私推荐自由市场的法宝，帮助世界各国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美国向各国推荐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乃是有意发掘灾难时期的历史教训，特别是曾导致频繁危机的自由放任政策，人为地制造破坏别国的经济金融危机，用于打击威胁其建立霸权的国际对手。
近年来，西方媒体透露出的大量证据表明，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正当前苏联阵营刚刚解体后不久，美国战略家却已早知道俄罗斯实力将被彻底摧毁，开始酝酿新一轮的重大国际战略调整，讨论21世纪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如何永久确保美国享有世界霸主地位，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再崛起挑战美国优势，构思筹建新罗马帝国的宏伟战略蓝图。由此可见，美国向俄罗斯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确实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密切联系。
问：您对未来国际经济趋向的判断，有些似乎得到了现实情况的证实，如美国新经济和股市泡沫的破灭，但有些似乎没有得到现实情况的支持，如俄罗斯经济不是明显好转了吗？
答：普京上台执政以来，俄罗斯经历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后，终于出现了明显的恢复势头，特别是2001年西方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增长了5.5%，工业产值增长5%，农业产值增长6.8%，生产领域投资增长9%，工资、养老金水平有所提高，人民生活获得了一定改善。
有些中国学者认为俄罗斯的形势好转，说明经济走出衰退低谷，“改革阵痛”总算熬到尽头，“休克疗法”和私有化虽然代价不小，但最终还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但是，真正熟悉本国情况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却有着更为冷静、客观的看法。最近《俄罗斯企业家》杂志，刊登一篇评论经济形势的文章，其中有寓意深远的形象比喻，“今天的俄罗斯确实与1999年大不相同，这个国家可恰当地比喻为一个病人，刚刚从危重病人的急救室出来，回到了普通病房之中，病人刚刚摆脱了剧烈疼痛，危及生命的昏厥抽搐，但还远远没有真正康复……”。
目前，俄罗斯经济仍面临着许多困难。据报道，尽管2001年俄罗斯的投资增长9%，但仍然远远无法弥补折旧的损失，仅为基础设施和设备损耗的三分之一，即使加快两倍也仅能维持平衡，因此，谈不上扭转经济基础的衰败趋势，只能说是缓解了以前衰败的速度。2001年粮食产量达到8.2千万吨，创改革十年来的最高记录，但仍远远低于1986～1990年10.4千万吨的平均产量，牛肉和家禽产量仅恢复到1990年的45%，牛奶产量仅恢复到1990年的58%。普京打击寡头阻止了一部分非法掠夺，但未能根本改变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富人获得了大部分经济增长好处，社会贫困率仍然保持很高水平，广大普通人的获益非常有限。
深入考察俄罗斯的改革历程，就会发现近年来俄罗斯出现难得的好转，这恰恰同普京敢于纠正叶利钦时期错误，搁置了丘拜斯制定的一系列私有化计划，特别是能源、通信等战略行业的私有化，采取措施打击私有化中崛起的金融寡头，阻止他们勾结腐败官员掠夺社会财富，并将巨额掠夺资金转移海外有关。
叶利钦执政时期，暴发寡头不仅大肆掠夺国有资产，还全面操纵了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直接掠夺国库、银行谋取暴利。金融寡头勾结政府的腐败官员，将原来效益良好的大型国有企业，以仅仅是零头的代价窃为已有，导致税收大幅减少，再操纵财政发行利率200%的债券，以高利贷形式直接掠夺国库资源，财政陷入越来越深的危机时，又发明了所谓“抵押贷款私有化”，将储藏丰厚的大油田、矿山廉价抵押拍卖。叶利钦政府优先保证寡头利息收入，宁愿拖欠巨额的工资、养老金，充分体现了为少数富人服务的本质。俄罗斯民众之所以广泛地拥护普京，不是因为他已经使经济起死回生，而是长期看到政府赤裸裸为富人服务，彻底绝望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继2000年俄罗斯检察院通缉两大金融寡头之后，2003年10月25日，又逮捕了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俄罗斯检察院在采取逮捕行动之前，已进行了长期的酝酿准备和调查工作，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将开始追究十年前私有化的腐败行为，指控俄首富在私有化中欺诈数十亿美元国有资产，舆论界认为这标志着叶利钦政策的政治死亡，预示着普京的治国方式即将发生重大转变。有人认为，普京再次发动打击金融寡头的行动，逮捕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为在议会选举中争取民心赢得选票。据调查统计，俄罗斯有88%的民众否定私有化，70%的民众认为应推翻私有化的现状。因此，这次逮捕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深深赢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调查显示普京支持率上升到了70%以上，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37%的选票，舆论普遍将普京获胜的原因归于顺应民意，推测2004年总统选举前很可能采取进一步惩治腐败的行动。
但是，普京再次发动打击经济财阀的攻势，除了选举中赢得民心的考虑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国际战略和经济原因。美国利用俄罗斯衰败之机，正发动谋求全球霸权的强大战略攻势，而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和核武库严重老化，已长期超期服役接近使用寿命的极限，倘若不能进行投资更新，必将导致俄罗斯的国际战略地位的下降，越来越难以抗衡美国的全球霸权压力，甚至可能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威胁。尽管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矿藏资源，但这些自然资源及其原材料加工工业，大多落入了少数暴发寡头之手，出口石油、金属矿藏获得的大量利润，无法用于基础设施和国防建设的投资，难以改善广大人民生活并缓和社会矛盾。一方面，俄罗斯军队因经费困难、装备简陋，在车臣战场上伤亡严重，另一方面，俄罗斯的私有化暴富阶层，却不断将大量财富悄悄转移海外，如出巨资收购英国明星球队的事件，激起了俄罗斯民众的强烈不满。普京要想根本扭转俄罗斯的衰落命运，就不得不触动私有化造成的利益格局，正因如此，尽管普京为安抚俄罗斯新资产阶级，曾多次承诺对以前的私有化既往不咎，现在却不得不追究私有化的腐败罪行，指控霍多尔科夫斯基欺诈巨额国有资产，还将尤科斯石油公司150亿美元资产收归政府托管。
俄罗斯的教训给中国的启示是，不惜代价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结果，是导致整个资产阶级丧失合法性，无论俄罗斯宪法如何宣称保护私有产权，俄罗斯的新资产阶级却丝毫没有安全感，因为，当腐败官员经理可以随意掠夺公有财产，由此产生私有产权制度也丧失了合法性，不管宪法如何宣称“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2000年俄罗斯司法部门一份报告指出，依据俄罗斯法律来看，80%的私有化是非法的，在广大民众眼中新暴富阶层更是“窃国盗贼”。
2003年11月，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这样一场合法性的危机，正是俄罗斯社会问题的所在。形势不会保持长久不变，对于许多民众来说，它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普京的2010年计划预测国内生产总值要增长一倍，并要解决贫困问题，从而激起了人们的期待，但是，如果经济只是靠自然资源及原材料赢利，这是不现实的。来自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收入必须能够得到控制，并且被重新注入到经济所需要的领域，所有权的不合法性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石油、金属矿藏开采加工属于竞争性行业，但同时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性行业，一旦依据新自由主义的所谓“规范理论”，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实行私有化，就意味着国家丧失了经济命脉和调控能力。尽管俄罗斯人曾对私有化抱有浪漫幻想，但经历十年改革饱尝私有化苦果之后，今天俄罗斯有70%以上民众，反对在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领域实行私有制，一半以上民众反对在工业领域实行私有制。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格雷兹诺夫在2003年11月的竞选大会上表示，坚决支持政府打击经济财阀的行动。他说，自然资源不属于某个公司，更不属于某个个人，而是全体公民的财富，公民的利润不能私有化。有分析人士认为，格雷兹诺夫的这番话意味深远，意味着普京的经济路线发生重大调整，实质上是主张战略资源的重新国有化。
问：近年来，人们非常关注拉丁美洲的情况，有不少拉美国家发生了社会经济动荡，拉美的处境也同新自由主义有联系吗？
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最先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全面推行了投资、贸易、金融领域自由化。但近年来，拉丁美洲正经历着激烈的经济动荡，先是阿根廷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继而触发了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随后，金融动荡又仿佛像传染病，逐渐蔓延到了邻近的乌拉圭、巴西等国，甚至引起了公众舆论和政治局势的剧变。由于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分化等问题，拉丁美洲早就产生了反全球化运动，但以前仅作为民间的反对势力存在，而现在竟然迅速壮大执掌政权，如积极参与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被指责为“极左派”的劳工党领袖劳拉，不久前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巴西总统大选。巴西总统大选初选投票中，主张反对全球化的几位总统候选人，共获得了近80%选民的支持，其中包括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资产阶级。此后不久，厄瓜多尔大选也产生了反全球化的左翼总统，玻利维亚的大选左派也获得了重大胜利。
拉美政坛风向的剧变引起了美国的担忧，《纽约时报》的评论家费拉罗忧心忡忡地撰文指出，“持续20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试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无论从秘鲁到巴拉圭，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还是从厄瓜多尔到委内瑞拉，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90年代末正统的经济改革终告失败……”。他还以秘鲁私有化引发的大罢工抗议为例，劝告美国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重新包装，“更多强调促进出口和扩大贸易政策，不要再固执地逼迫拉美各国政府推行私有化和削减社会开支，改善美国公众形象并削弱反对势力。”
费拉罗作为美国右翼智囊的担忧不无根据，阿根廷曾被美国官方称为改革楷模，是最彻底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当年阿根廷盛行私有化浪潮之时，从银行、发电站到大油田、矿山，从港口、码头到飞机场、火车站，几乎卖光了竞争性和战略性企业，除了被解雇工人抗议外很少受到反对。如今拉美各国看到阿根廷作为私有化楷模，出卖国企资产吸引外资的蜜月终结之后，跌入了金融危机的深渊难以自拔，腐败官僚趁私有化之机暴富丑闻曝光，激起了拉美民众对私有化的强烈反感，秘鲁、危地马拉、玻利维亚等国，相继爆发了反私有化的抗议活动。
秘鲁总统特洛多政府因推行私有化，引发了大规模抗议行动和社会骚乱，被迫于2002年6月12日解散内阁，撤除了其经济部长库茨斯基的职务。库茨斯基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在西方金融界和国际货币基金支持下，主张加速矿业、能源等战略行业的私有化，力争筹集7亿美元以上私有化收入，用于弥补政府赤字确保偿还西方债务，但由于阿根廷等国私有化恶果的曝光，库茨斯基遇到了越来越强烈的社会阻力。秘鲁政府决定出售最大的国家水电综合企业，2002年5月初引发了48小时的全国大罢工，随后对秘鲁北部的塔拉罗国有炼油厂私有化的决定，也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经济部长库茨斯基不顾社会强烈反对，6月份继续宣布出售两个南方国有发电厂，引发了南方七个省份的大罢工和骚乱，抗议获得了社会广泛声援并且向全国扩散。秘鲁政府最初对抗议采取了强硬态度，指责抗议者是“制造骚乱的极端分子”，宣布当地进入30天的紧急状态，并从全国调遣军队准备压制抗议活动，但是，由于抗议私有化赢得了广泛社会支持，军队也表示同情并且拒绝服从调遣命令，秘鲁总统特洛多为挽回危局平息抗议，被迫宣布停止私有化并且解散其内阁。国际货币基金对中断私有化强烈不满，指责特洛多违背了对西方资本的承诺，声称对“投资者和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由于秘鲁总统特洛多的民众支持率，竟然急剧下降到了10%以下，甚至低于因腐败下台的秘鲁前总统滕森，他也无法理会国际货币基金施加的压力了。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盛行拉美20年来，在美国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逼迫下，拉美各国一直恪守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各种社会恶果经过长期的积累，终于爆发了遍及整个大陆的抗议活动。但是，面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政治动荡，国际货币基金依然顽固地坚持“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教条”，甚至引起了美国右翼有识之士的担忧。《迈阿密导报》的拉美专栏作家安德鲁，2002年7月14日，以向国务卿鲍威尔献策的形式撰文称，“拉美各国政府正陷入严重的困境中，据最新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拉美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均下降到维持稳定所需的30%以下，包括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还有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等等”。他还督促美国政府调整对拉美政策，不要再继续强调“私有化和削减政府开支”，否则“拉美将变成孕育救世主式左翼政权的肥沃土壤”。安德鲁的警告果然变成了现实，仅仅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的大选中，新兴的左翼政党相继赢得了重大胜利，从被西方贬低为“极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间力量，一转眼堂而皇之地步入了执政的殿堂。2003年5月阿根廷大选中，前总统梅内姆因坚持新自由主义，丧失民心被迫自动退出总统选举，主张发展民族工业的基什内尔，虽是政坛新秀却轻松赢得了大选。
拉美反全球化运动勃起影响了世界格局，“社会论坛”的全球影响力明显提高，最近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八国峰会期间，特意邀请巴西、中国、印度等国领导人，举行具有战略意义的南北高峰对话，实质上是为联合第三世界的反霸力量，开展牵制抗衡美国全球霸权的外交攻势。中国有些人追随美国主流媒体的调子，认为反全球化运动不符合世界潮流，仅是鱼龙混杂、不成气候的民间力量。这种态度不利于全面认识全球化的利弊，不利于团结第三世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有必要根据国际格局的新变化进行反思。
拉美出现反全球化运动的新浪潮，一些左派政党纷纷赢得大选胜利，其直接导火索是阿根廷金融危机。阿根廷的经验教训有特殊借鉴意义，因为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先驱国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爆发军事政变后，就废除了庇隆时代的贸易保护政策，从民族主义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改革，全面推行了贸易、投资的自由化，经济开放起步早、时间长，比较彻底地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阿根廷还是美国赞扬的全球化楷模，它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更加符合西方的自由贸易和产权理论，符合美国所倡导的规范市场经济模式，符合世界银行的全球化结构调整方案，不像泰国、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那样，被西方批评为不规范的裙带资本主义。由于阿根廷有较长的经济开放历程，对比庇隆执政的“贸易保护”时期，更有利于考察全球化的实践结果。
阿根廷卷入经济全球化20年之后，竟然从一个相对富庶的拉美国家，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其惨痛教训值得深入研究并引以为戒。阿根廷像众多的亚非拉国家一样，对外开放政策上经历过多次反复，其曲折复杂历程对中国颇有启示。19世纪，阿根廷同其他许多亚非拉国家一样，在西方列强主导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期，处于资源、原材料出口国的依附地位。一次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放松了对拉美国家的控制和竞争压力，阿根廷的制造业才趁机发展起来。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列强主导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退潮，亚非拉国家纷纷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形成了争取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潮流，西方发达国家也盛行社会改良政策，强调政府干预，放弃了自由放任主义。阿根廷战后长期由庇隆主义政党执政，倡导政治独立、经济主权和社会公正，其政治纲领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相似，除了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改良，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和推行国有化，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保护劳工利益之外，还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工业。战后阿根廷庇隆主义政党长期执政，强调保护民族利益实行进口替代政策，有力推动了国有企业和民族工业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水平进步很快，甚至能够生产喷气飞机和建造核电站，是拉美少数拥有较多中产阶级的国家，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水平居拉美前列，20世纪70年代生活水平接近欧洲西班牙。20世纪80年代，美英右翼保守政党上台执政之后，竭力推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激烈抨击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改良，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政策，宣扬全球化时代民族工业过时了，应该用境内工业的新观念取而代之，导致世界经济的风向剧变，但是，经历20年经济全球化再回头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改良政策，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政策，尽管确实存在需要改善的种种弊病，从整体上来看成绩仍远远大于缺陷，是历史上罕见的经济“黄金时期”。例如，20世纪50～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实现了较高经济增长，30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5.6%，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后，陷入了公认停滞的“失去的十年”，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某些国家恢复了增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又普遍遭受全球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国民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萧条滑坡，甚至像阿根廷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楷模，依靠出售国企吸引外资维持短时期高增长后，又深深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难以自拔，2002年国民经济大幅度下降了13%，比较进口替代和全球化时期的政策，效果孰优孰劣，显然是判若分明。
阿根廷全面推行全球化开放贸易投资，但是，吸引外资数额增长不如人们的预期，其中原因之一是庇隆主义的贸易保护时期，外国公司为了进入阿根廷的国内市场，不得不直接投资以绕过关税保护壁垒，这样限制进口的同时也间接刺激外商投资。阿根廷搞贸易投资自由化取消保护之后，外商通过出口就可直接进入阿根廷市场，没有必要直接投资新建工厂绕过关税壁垒，同时还可选择成本更便宜的生产基地，在其他国家生产组装后再向阿根廷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增长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开放投资取消收购兼并限制之后，促进就业增长的外商投资新建企业减少，外商更愿意采取收购兼并本地企业的办法，这样可廉价获得经营人才和销售渠道，消除本地竞争对手并避免抬高工资成本。因此，阿根廷迎合全球化开放贸易投资，更多是出让本国市场和出售民族企业，吸引外商投资促进增长的效果却非常有限。此外，跨国公司采用的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并不适合阿根廷的生产要素价格环境，又不愿花费高额成本将其改造成适用技术，收购兼并本地企业后造成大量的失业，外商转移价格隐藏利润，减少了阿根廷税收，国内有效需求萎缩也限制了外商投资，难以形成持续增长吸引外资的良性循环。
但是，阿根廷政府并未反思全球化的利弊，反而将经济增长完全寄希望于外资，采取了更深卷入全球化的开放措施，通过进一步放开投资限制和私有化，大量出售国企来吸引外资的流入。阿根廷在全球私有化中可谓走在前列。
阿根廷私有化先从竞争性制造业起步，开始受到民族主义者和失业工人抗议，政府对大规模出卖国有企业有所顾忌，后来随着跨国公司接管一个又一个行业，不断向阿根廷施压开放更多的领域，阿根廷逐步丧失自主性，越来越受制于人，为了保持稳定不得不屈服于外部压力，越来越依赖于外资流入维持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腐败官员从出售国企中尝到了甜头，折价出卖国企暗中可获巨额回扣，贪婪私利逐渐腐蚀民族主义传统，形成了热衷于私有化的官僚买办阶层，从此私有化浪潮席卷了阿根廷全国。20世纪90年代初，梅内姆任命卡瓦略为经济部长。卡瓦略毕业于哈佛，深受美国上层权贵赏识，是经精心培养的忠实新自由主义信徒，上任后开始全面推行大规模私有化。阿根廷堪称最彻底推行了私有化的国家，它不仅卖光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还几乎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国有企业，通信、电力、公用事业以及核电站，甚至还有港口、码头、飞机场、火车站。港口、火车站等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即使在西方国家一般也是国营企业，但是，阿根廷官员却竭力出卖这些国有企业，仿佛出卖任何公共财产都是改革政绩，阿根廷金融危机触发激烈政治动荡后，昔日的私有化改革功臣纷纷下台，腐败官僚借私有化暴富的丑闻纷纷曝光，卡瓦略也因涉嫌经济犯罪锒铛入狱，私有化背后隐藏的真实动机才昭然若揭。
值得关注的是，二战后阿根廷庇隆政党执政的时代，推行民族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曾被西方批评为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存在裙带关系和国有企业低效率问题，但那时阿根廷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曾位居拉美前列接近西班牙。阿根廷抛弃庇隆时代的贸易保护政策，积极推行美国倡导的全球化、私有化之后，如今却沦落为拉丁美洲最贫困的国家。
2003年的阿根廷总统大选，显示了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反感。梅内姆因涉嫌经济丑闻被迫下台后，受到阿根廷法院的刑事拘留调查。2002年，法院不顾民众抗议允许他保释出狱后，梅内姆又迫不及待参与了2003年大选，但此次阿根廷大选前的民意调查表明，他被列为“最不受民众欢迎的人”。第一轮选举中并不出众的候选人基什内尔，不战而胜轻松赢得了本届总统选举。基什内尔担任总统后宣布了施政纲领，称将改变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在政治、经济领域实行深刻的变革，重视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培养本国的企业和科学技术人才，积极促进社会就业和公平分配，重点支持教育事业、公共卫生，大力兴修交通、医院等社会基础设施，履行政府保护扶植弱势群体的职责。
阿根廷从融入全球化到爆发危机的历程，揭示出左翼民族主义政党的通病，就是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一般都曾经为争取国家的经济主权积极斗争，为推动本国工业化做出过很大贡献。但是，这些政党取得成绩后往往出现了意识形态僵化、教条化倾向，将发展民族经济潮流的政策极端化，片面强调进口替代政策忽视扩大出口，单纯强调发展民族工业忽视引进外资，导致压抑增长潜力和丧失发展机遇，这种弊病经过长期积累变得日益明显，又产生了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盲目倾向。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误导，以前的民族主义政客纷纷改头换面，解放思想否定以前的意识形态，认为民族工业和国有企业统统都过时了，主权、独立之类概念都是空洞教条，不符合全球化的潮流应该一律抛弃，主张推行最彻底的私有化和对外开放。
二战后，美国积极鼓吹全球化诱导第三世界国家敞开大门，向他们转移一些相对劳动密集的产业，还有服务于跨国公司的组装、加工工业，同时限制技术转移并保留高附加价值产品，采用新策略来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扼杀其技术开发和独立发展工业的潜力，然后利用其依赖性提出更多苛刻条件，逼迫全面开放战略性行业和资本市场。蓄意制造金融投机泡沫掠取超额利润，酿造经济危机进而控制经济命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将美国倡导的全球化开放比作鸦片战争，他说：“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收稿日期］2003-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