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培养
寸守栋1，姚 凯2
（1.昆明学院社会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24；2.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一带一路”区域战略对经济全球化的推动深受综合国力中文化竞争力的影响。针对现阶段“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培养存在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培养机制和模式缺乏创新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以文化主体性相关理论为基础和逻辑主线，研究如何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水平。研究表明文化主体性包含价值观主体性、文化交互主体性和文化实践主体性三个层次。据此，本文把“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的知识及创新体系对应地分为核心价值观、交互行动范式和共同秩序三个维度，并提出分层分类建立多主体参与办学的竞争与合作培养机制，构建“一带一路”区域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并制定专业、课程和国际化师资队伍标准等培养模式。
关键词： “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文化主体性；核心价值；知识创新
一、研究背景
课题组在我国40家“一带一路”“走出去”企业的调研数据显示：现阶段国际化人才欠缺的素质主要集中在国际通行的商业规则、跨文化沟通交流、创新能力、国际化视野、东道国社会文化知识五个方面，欠缺上述五项能力的企业数分别占调研企业总数的28%、21%、21%、14%和10%。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方式以企业自我培养为主，占比76%(参见图1中比例分别为32%、22%、16%、6%的几项)，与高校合作培养为辅，占比21%(参见图1中比例分别为3%、3%、6%、3%、6%的几项)。
调研还显示，以高铁、化工、冶金、水电施工等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行业为例，除了国际化人才的数量难以满足业务需求外，走出去的国际化人才原本在国内所掌握的业务知识足以胜任各类国际业务，但往往由于在招投标的风险识别、跨文化沟通和理解、国际金融管理、东道国法律法规等方面的难题而导致企业严重亏损甚至血本无归的案例并不鲜见。综合分析上述各项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在“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方面存在几个主要问题：一是总量不足质量不高。二是知识结构不合理，应具备和掌握的核心素质和关键能力明显欠缺。三是知识创新能力不足，未能把在国内所掌握的知识与“一带一路”东道国鲜活的社会实践相结合进行创新性应用。由此可见，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水平的问题亟待解决。
图1 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企业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我国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性，全球化竞争终将由经济竞争、技术竞争演变到文化实践的竞争。全球化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对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侵蚀，在文化发展上必然出现的悖论表现为：一是以强势文化为中心逐渐向边缘文化的标准化和同质化过程，使边缘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消解，依附于中心国家并最终导致边缘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成为附属国而逐渐丧失竞争力。二是全球化进程迫使边缘国家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凸显出来，文化自觉的过程使一批批优秀人才不断认识国家经济结构、价值观、文化、制度和历史的差异性（杨生平，2015），在不断抗争、培育和建立高度地方特色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交流、变革和创新提供原生动力，从而获取新的的国家竞争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西方思想和不同宗教文化共同影响而与中国文化有本质差异，“一带一路”作为我国主动参与区域内全球化竞争的重要战略选择，在打造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平台时，不可避免地把中国文化放在了与这些国家异质性文化相互杂陈关系中进行考量，良好的互联互通关系不可避免地在对中国文化主体性形成消解的同时，也激发了国民对文化身份认同的研究和实践激情。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中国不断扩大竞争优势的行动是在区域共同体中构建和彰显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高度地方特色的文化主体性。
作为文化主体性的主要承载者，各类国际化人才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贸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主体性共同决定了我国文化“软实力”① 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其强调文化“软实力”是获得竞争优势或改变世界的原动力，且文化“软实力”的来源是公民社会及其价值而非政府的强力推动和组织。我国部分学者认为“软实力”概念是对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推行的“文化霸权”的美化。本文仅从学术研究视角借用该概念旨在说明文化主体性对国家获取竞争优势的价值和意义。 ，并对国家获取竞争优势产生持续性的根本影响。然而在近代以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折进程中有一度出现一概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和美化西方价值的全盘西化倾向，使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精神家园时“无家可归”，自身文化主体性受到严重破坏的同时直接致使近代中国社会积贫积弱。文化主体性实践充分证明，进入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文化主体性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
二、主要文献回顾
费孝通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90年代，持续关注和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自主适应西方文化冲击并建立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从“文化自觉”② 费孝通先生所定义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清楚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构建文化主体性的前提和基础。 出发提出了适应不同历史背景的中国文化主体性构建路径。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构建的目的不是做到与其它文化之间保持距离并“各美其美”，而是自身在适应不同历史环境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发展，以及在多元文化世界里吸收其它文化精华，取长补短，构建一个多元文化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共同发展条件，做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其它多元文化间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李友梅，2010；石艳，张小山，2014）。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相关研究基本奠定了国内众多学者开展此项研究的理论基础，其研究成果具有丰碑性的历史地位。
主体是相对于客体的哲学概念，作为文化主体性的哲学理论根基，主体性哲学思想的流变对文化主体性理论的发展变化产生直接影响。近代主体性哲学根源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即便经康德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和黑格尔“绝对精神”，主体性哲学仍然难以挽回地滑向以自我为中心无限地发挥能动性、目的性和自由性，把客观世界作为主体改造对象或与主体站在对立面的“主体中心困境”，身在其中的人这一所谓的主体，其实是被社会话语机制为本质内核的意识形态所控制的“臣民”，主体意识的实质是对主体取得控制和统治客体的“合法性”的标榜。（贺来，2013；赵海英，2008）。“主体中心困境”这种过度张扬的主体、主体性和雪藏其中的主体性文化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从人的发展来看，由过度张扬的人的理性价值浓缩而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强大的异化力量，造成人文精神衰落和人异化为社会话语机制的奴隶（寸守栋，2017）；从全球化文化冲突和社会治理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以来形成的欧美中心主义价值体系下，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制定价值观和行动评判标准，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对文化边缘国家进行文化标准化和同质化，进一步从根基上削弱了文化边缘国家的全球竞争力。
从文化发展视角看，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文化主体性构建的探索史，在西方民主、科学等文化观念冲击下，虽然有梁漱溟、贺麟、冯友兰、唐君毅等大家呼吁在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上吸收西方文化并构建自主文化主体性，但在新文化运动推崇西方民主、科学，全盘否定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以及“文革”等一系列导致传统文化断层的社会革命之后，改革开放初期失去家园、无客观内容的文化主体性终将出现无法自我定位的尴尬（郭建宁，2014；温权，2014）。学习西方先进管理方法，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被西方文化价值观大量充斥和包围，国人多有“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偏见。从深重灾难走过来的历史经验无不表明，文化主体性缺乏的时代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危难时期，全球化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的源动力是现代化进程中扎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主体性。
四是应用方法化。主要目标是把模型化知识进行固化和标准化，遵循归纳逻辑，主要包括方法化和知识转移两项任务。方法化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工作经验、事件、典型案例为素材，把上述知识模型中的理论转换为应用性理论分析方法，把实现路径固化为主要工作流程，把工作标准和成效指标转变为衡量学习成效的主要绩效指标。知识转移是指把国际化人才个人形成的理论分析方法，掌握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等知识进行共享并组织内部扩散，供组织成员复制直接应用或演绎间接应用。应用方法化既承担着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和显性知识反向强化、丰富隐性知识的桥梁作用。
建立科学高效的专项转移支付体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必须以提高预算绩效为中心，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根本，以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为前提，以控制专项转移支付的类别、规模和比重为重点，以法制建设为基础，以提高透明度为保障，以加强监管为关键，以统筹使用为热点，综合施策，形成合力，全面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良渚玉器中也有龙的图案，主要出现在玉镯形器、玉圆牌、玉璜等器的边缘上。瑶山1号墓出土的玉镯形器外缘刻有四个凸面，分别刻出四个龙首。又如瑶山2号墓出土的玉圆牌，见图6，其边缘也有三具龙首纹。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界定，把“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主要载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交往实践中的多级主体，围绕改造物质世界的经济交往活动这一共同“场域”广泛开展“主体——物质活动——主体”的全球化交往实践，国家间的“主体——主体”交往和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开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主体——客体”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决定着多极国家间的双向构建、双重整合、系统提升，包含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主体——客体——主体”（任平，1999；王南湜，2006）关系的定位和性质。避免“一带一路”倡议中任何多级主体一方以自我为中心走向“主体中心困境”境地的策略是建立在“五通”根基上的以善为目的的“相互理解、对话、交流、一致”的人类共同体（丁立群，2012）。这种主体间交互思想契合了费孝通先生从“文化自觉”和吸收其它文化精华构建文化主体性，保持文化适应性的相关思考。
总之，文化主体性既包括以自我为主并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调试和适应的文化自适应，也包括当自主文化受外来文化冲击而无法自适应时主动吸收、内化和创造出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和结果。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实践的精神内核，是支撑民族国家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的本源性动力。“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区域全球化竞争中的文化主体性载体是国际化人才，因此，以文化主体性为价值中轴系统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是解决当前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存在问题的理性选择。
三、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培养研究内涵
（1）建立“一带一路”区域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
“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培养应以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一带一路”的重要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南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创新云南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进一步完善保障体系，培养出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国际化人才。
1.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内涵
主体性是指主体所具有的本质特性，文化主体性是指以某种恒常价值和普遍意义的传统（朱汉民，2014）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所具有的文化自主性、自觉性和自为性。“文化自主性是人的创造性的逻辑起点，文化自觉性是文化自觉的人性前提，文化自为性是人进行文化优化的内在依据”（苗伟，2012）。这种与各种文化思潮碰撞过程中表现出恒常价值和普遍意义的传统通常被视为主流价值观，当前我国文化主体性的最集中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万秀丽，马洁琼，2015）。从文化主体性是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和对人类其它文明成果借鉴为基础所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我国文化主体性的实质内涵，其成为当前国人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直接支撑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郭建宁，2014）。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文化主体性所支撑的文化实践与经济、科技相比是获得竞争优势的成败关键。构建文化主体性的关键是秉承历史生成观（杨生平，谢玉亮）而非决定论，以文化自律为基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生产实践的共同“场域”中通过主体间的交互和共识形成高度地方化的共享价值观。
2.文化主体性的三层次对“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质性限定
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核是核心价值观，基于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主适应是构建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起点和理论路径。主体间通过交互行动形成共享价值观的过程决定了“一带一路”区域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化人才文化主体性由价值观主体性、共享主体性和实践主体性三个互为前提、循环支持的主体性层次构成（见图2）：
图2 “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文化主体性的三个层次
（1）价值观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的基石是具有恒常价值和普遍意义的传统，即为核心价值观，它是本民族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通过参与、学习、适应、革新甚至重塑等手段与现代化相契合而实现的创造性转化成果，是国家精神、价值的稳定器，是国家民族继续存在和持续发展的前提。因此，本文所定义之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的价值观主体性是指人才应内化于心和外化于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现实根基，这一由我国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准确界定了“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所掌握的文化性质是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中共中央宣传部，2016），所参与国际化事务的行动方向集中表达的是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的价值观主体性内核应被贯穿在人才培养的价值引导、舆论宣传、制度建设和行为实践之中。
（1）核心价值观。作为本源性驱动力，核心价值观是决定国际化人才绩效表现水平的决定因素。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行为内化于“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之心，外化于其行，是明确界定国际化人才为谁培养、培养什么人的关键，是激发国际化人才持续提升业绩水平和赢得全球竞争的心理动力。
（3）文化实践主体性。作为价值观主体性和文化交互主体性在行为层面的具体表现，文化实践主体性，就是指“一带一路”区域国家间或国际化人才群体中在认同和内化核心价值观前提下，通过共同行动模式所建立的共同行动秩序的特有规定性。这种对具体行动的规定性从内涵上界定了构建“一带一路”区域治理机制的共生、共商、共建、共享的战略方向，还从外延上对经贸活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人文交流等机制和行动的互补性、互惠性、协同性、可持续性进行了说明。
“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文化主体性从三个层次对国际化人才培养进行了质性规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理论内核的价值观主体性从本质上框定了国际化人才为谁培养和培养什么人的原则问题。文化交互主体性从心理层面界定了“一带一路”区域杂陈文化场域内，国际化人才内化和共享的高度特色化的情感、态度和行动逻辑。文化实践主体性在行动层面明确了国际化人才在构建“一带一路”区域治理体系和处理国际事务时应掌握的原则、策略和制度。
2.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知识体系及创新机制
学界主流观点将知识分为暗默知识和形式知识两类，在暗默知识和形式知识的相互转化和发展过程中实现知识创新。暗默知识主要指主体长期在特定情境中形成的难以直接观察和衡量的隐性（潜在）素质，其本质是心智模式。暗默知识从知识的作用机理上又可分为价值观基础和具体情境中的行动范式两个互为前提、相互强化的部分。形式知识主要指能直接观察、描述、衡量和编码应用的显性知识，通常表现为技术规范、工作标准、数学公式等（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1990）。形式知识受稳定的暗默知识控制，是暗默知识在异质环境中具象时所转化、发展出来的工具性知识。显而易见，“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文化主体性三个层次与上述知识类别表现出明显的对应关系，以文化主体性为理论基础的“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知识体系分为核心价值观、交互行动范式、共同秩序三部分① 著名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大卫.麦克里兰(David McClelland）博士胜任力冰山模型理论认为：个人绩效水平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冰山之下的动机、特质、价值观和角色定位等潜在素质，而非冰山之上的可观察的知识、技能。本文借助冰山模型理论来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的知识体系。 （见图3）。
图3 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知识冰山模型
（2）文化交互主体性。当全球化进程中任何国家视己为唯一合法主体时，将不避免地陷入“主体中心困境”，当代社会学基于实践哲学所提出的交互实践范式为消解这一困境提供了可操作和实效性路径。因此本文界定的文化交互主体性是指在“一带一路”区域全球化进程中各参与国之间以相互承认和自主适应对方文化的主体身份为前提，立足当下经济、政治、人文、科技等共同“场域”理解和对话并寻找价值观结合点和共处条件，积极主动构建和形成区域内的共享文化主体性的行为特性。这些行为特性要求“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应在“体验和理解东道国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模式、宗教礼仪、社会价值观倾向和民情舆论现状、风俗习惯、团队和个人行动方式的特点和差异”（寸守栋，杨红英，2017）的前提下提出适应多主体需要的共同行动模式。
首先，明确说明对象，把握事物特征。阅读事物性说明文，应该明确文章说明的对象是什么，往往不少说明文的题目、高频词等道出了文章的说明对象。事物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形态、构造、性质、种类、成因、功能、关系等方面。一般来说，说明文要说明的要点，往往就是事物的特征。说明对象特征的位置，一般体现在关键词句（首括句、中心句、过渡句、尾结句、体现作者思路的句子以及文章中反复出现的句子）上。如2014年广东语文高职高考说明文《鼓楼》一文，全文分别从鼓楼的构成、命名、功能、成因、精神图腾等方面进行说明。
（2）交互行动范式。交互行动范式是指由价值观主体性和文化交互主体性共同决定的心理认知方法论。与核心价值观的冰山之下潜能状态和实践行为的海平面之上的显性状态不同，交互行动范式是价值观向实践行动转化的连接环和转换器。文化交互主体性对国际化人才行为特性的限定要求其在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移情”式地体验“一带一路”东道国异质性文化特征，并在二者的涵化过程中催生共生关系和跨文化调节机制。这种机制的内容包括共同遵守的政治原则、公民行为准则、社会道德与责任、商业精神、生态文明、企业经营管理基本方针等，其路径包括问题中心化、概念专业化、知识模型化、应用方法化四个关键步骤，见图4。
图4 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交互行动范式
一是问题中心化。主要目标是辨识和聚焦“一带一路”国际化事务处理中遇到的问题并形成共感与共识，遵循归纳逻辑，其主要包括无序激荡和筛选界定两项主要任务。无序激荡是使具有价值观差异的国际化人才“寓居”于“一带一路”国际事务的互动“场域”中，基于人才自我的直觉、体验、自我情绪和行动习惯形成对存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的直接陈述并在彼此间进行交互分享，尽可能穷尽主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筛选界定是指对国际化人才群体间无需激荡形成的真伪、大小、包含、关联等问题进行识别和筛选，形成对问题本质、关键问题、问题的内涵和外延的共识。
二是概念专业化。主要目标是把识别的问题转化为概念这一知识体系的元器件，遵循类比逻辑，主要包括概念提炼和概念专业化理解两项任务。概念提炼是国际化人才把国际事务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等储存于大脑中进行感性与理性、抽象与具体、逻辑与非逻辑的在线、离线交替加工和持续催化，借助形象比喻、类比等刺激方法，筛选出一个具有准确指向的普遍意义的名词的过程。通常情况下沿着国际事务领域内价值创造的成果及其路径展开思维，就能准确地给该名词重新命名并生成一个新概念。概念专业化是指把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概念转移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领域的情景中来，对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特色化的理解并形成领域内的专有名词。
为了进一步探究微滴包埋实验中碳纳米管纤维和树脂微滴之间的破坏机理,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微滴发生滑移后的样品进行观察,SEM图如图5所示.在滑移后的微滴端部,可以清晰地看到被少量树脂包覆的碳纳米管.这一现象表明,在微滴样品制备过程中,树脂基体部分进入碳纳米管纤维的表面空隙中,致使微滴在滑移过程中将部分碳纳米管从纤维表面剥离.
三是知识模型化。主要目标是把碎片化的概念性知识构建成结构化的工具知识，这是国际化人才知识体系建设中质的飞跃阶段，遵循假设和推理逻辑，主要包括模型构建和模型验证两项任务。模型构建是国际化人才在融会贯通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专业技能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为出发点进行反向思维，探寻逻辑上显著相关的多个概念、方法之间的知识结构，提出由理论基础、方法论逻辑、实现路径、工作标准和成效指标等概念构成的模型假设及图示。模型检验是指通过定性、定量方法对假设模型的科学性、合理性、实效性进行验证和修正。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把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文化主体性构建的种种尝试拉回并立足在中国这个曾经苦难深重的“生活世界”① 伽达默尔语。伽达默尔把“生活世界”作为实践哲学中主体交往的场地。 ，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基石。21世纪中国强势崛起过程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相结合的文化主体性的持续建构、发展和弘扬的过程。这一文化主体性不仅会成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承载底板，还必将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引领世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精神动力（中共中央宣传部，2016）。将文化主体性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内化于各类人才的培养机制和模式之中，这既是历史选择也符合现实需要。
（3）共同秩序。共同秩序是文化实践的行为指南，主要指“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在国际事务实践中共同构建的政策、制度和行动规范。从课题组调研信息分析看，这些知识从内容上可分为文化艺术类知识和规范性商业知识，所谓文化艺术类知识主要指国际化人才应详细了解和掌握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学、艺术、社会心理、思维习惯和行为规范等对国际事务处理产生间接但又具有重要影响的背景知识。规范化商业知识主要指“一带一路”区域内各国和国际化人才群体共建和共同遵守的正式程序和管理制度（寸守栋，杨红英，2017）如：合法合规经营、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环境保护与评价、技术与质量管理、营销与客户服务、社区关爱、企业道德与社会责任、东道国本土人才培养等的操作制度与程序。
综上所述，文化主体性的三层次研究框架决定可以把“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知识体系分为核心价值观、交互行动范式、共同秩序三个互为逻辑前提并反向强化的知识维度。作为暗默知识的核心价值观通过交互行动范式主要路径，在向形式知识即共同秩序的转化和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的知识创新。这种在中国文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杂陈环境中完成的知识创新更有利于使我国国际化人才适应高度地方化的区域特色文化，从而在“一带一路”区域国际化进程中获得竞争优势。
四、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培养实践探索
病害问题是影响鱼苗培育成活率的主要因素，做好苗种培育阶段的病害防治工作，是提高苗种培育成活率的关键，下面就介绍几种鱼苗培育前期经常发生且危害比较大的病害防治技术，供读者参考。
1.明确指导思想，统筹制定战略规划
发挥价值观主体性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承载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到“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培养指导思想的立场和高度上来，理清国际化人才为谁培养和培养什么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好党管人才的原则，强化各级人才管理工作职责，通过建立完善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领导机制，有效统筹发改、教育、文化、科技、人社、财政等各方力量，充分调动各职能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国际化人才培养工作的整体合力。以文化主体性层次及其知识体系为逻辑主线统筹制定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总目标和阶段目标，以留学生人数及占比、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国际化人才质量评估达标率等关键指标作为检验标准对目标达成情况进行综合评判。
虽然鱼儿们如此顽皮，但对我这个“钓鱼高手”来说，也只是雕虫小技。我先将一撮没有连着线的鱼食抛进了鱼群，那些鱼儿们过去嗅了嗅，都走开了。他们好像在嘲笑我：“哼！我们才不中计呢！想把我们钓走，没门儿！”可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中计了！刚刚我把鱼食抛得很近，本来就是给他们设的圈套。他们一下子躲到了后面，却不料我的鱼钩上已经放了鱼食在等他们，其中一个调皮的，上去咬了一口，没有被钓起来，他的胆子就变大了，一口将鱼食吞了下去，我熟练的将鱼竿收回，哈！一条黑色的鱼！我用同样的方法，又钓了九条鱼！
2.培养机制创新
（1）推动高校与企业的境外办学战略合作。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推动“双一流”和特色、优势学科、高校和科研机构（联盟）与“走出去”企业（联合体），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校或开展合作办学项目，培养大批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高层次人才。同时努力帮助“一带一路”东道国培养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共建区域内高度地方化的人才竞争优势。
近日获悉，德宏供电局被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以表彰该局在云岭职工跨越先锋活动和云岭职工素质建设工程中为德宏人民决胜全面小康实现跨越发展建功立业。这份荣誉，铭刻着多年来德宏供电局干部员工的不懈追求和奋斗历程。一代代德宏供电人牢记着“人民电业为人民”的责任和使命，一活动一工程，主题鲜明，形式多样、载体丰富、亮点突出、措施到位、推进有力、成效显著。在德宏地区及云南电网系统具有非常强的示范引领作用。
（2）推动订单式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和常态化。由教育主管部门或相关行业协会牵头成立“产学合作国际化人才培养推动委员会”，组织每年定期召开政府、企业（行业企业）、高校等事业单位、科研平台年度国际化人才培养协商会议，推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间国际化人才培养合作制度化和常态化。政府的作用除了组织召开协商会议之外，还要承担国际化人才培养外交，获取南亚东南亚国家国际化人才培养订单，推动中国国际化人才培养事业国际化。企业等用人单位通过协商会议快捷、有效地向国际化人才办学主体传递人才需求和变化情况，与办学主体签订精准的国际化人才培养订单，同时定向资助南亚东南亚国家学生来华留学，形成“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化人才集聚效应。办学主体可以准确分析和预测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情况，以便科学合理地制定培养计划、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学生实习计划等。
（3）探索建立多个区域性的高校联合办学联盟。推动全国或区域内校际合作，发挥各成员高校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实现省内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保证所培养的国际化人才能够更好地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服务。在联合办学体中，各高校保持独立身份和地位的同时联合成立合作事务管理机构，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负责制定联合办学的章程和联合办学计划，学生联合培养中心作为常设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和办理招生、培养、经费和就业指导具体事务，各机构联合运转确保办学联盟诸项事宜运转的组织性、可控性和实效性。
（4） 建立“小语种+”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小语种+”是指学生要至少精通一门以上第二语言，并具有出色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意味着语言与其他专业的互通互联，要求学生在小语种基础上，打破专业学科壁垒，成为某一领域的专精国际化人才。建立“英语+小语种+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着力培养“会语言、通国别、精领域”的区域国别通才及专业领域精英，使其成为具有深厚人文素养和广博学科领域知识、具备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能够诠释世界、贯通中外，在区域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国际化人才。
（5）积极组织高校开展国际教育营销。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充分利用好各类奖助学金，鼓励和引导各层次高校开展国际教育营销宣传，深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市场开展推介工作，大力提升高校和其他培养机构的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与国外政府、企业、学校及其他各类教育机构等社会力量加强联系与协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共赢格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其他区域开展招生推介会。各高校应选拔和培养一批国际化意识强，懂教育、懂管理、沟通能力强的专业化国际教育营销人才，打造自己的国际教育营销团队。
例4、原文：(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3.培养模式创新
人能创造文化皆因文化主体性的积极作用，即人能通过及时反思和认知自身地位，培育和构建人的文化主体性才能准确找到文化创造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反之，文化只有通过塑造人并以人为载体才能实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苗伟，2012）。“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培养也应做到以文化对人才进行塑造，保持国际化人才的文化主体性，才能合理构建我国国际化人才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培养标准，创新知识体系、培养机制、培养模式，和进一步提升我国在“一带一路”区域性全球化进程中的活力和竞争优势。
要说一辆酷炫的法拉利488停在学校门口，所有的家长和学生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想也不现实。但无论收入高低，不同的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所以对有钱人开跑车接送孩子加以批评甚至“踢群”的做法，也未必经得起推敲。
沿着文化主体性培育的价值逻辑探索云南高校、科研机构等企事业单位与“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共建区域性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成立国际化人才培养专家咨询委员会，为构建区域性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提出规划、政策法规建议，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咨询和指导。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构建试点工作，鼓励和重点支持条件成熟的高校、科研机构等企事业单位按“一个框架，三个层次，多元化标准”原则构建能与“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教育发展状况相对接的区域性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一个框架”是指覆盖中国和“一带一路”区域国家两个“本土”的区域性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的总体框架（如“丝路标准”，The Silk Road Talent Standard，简称SRTS）。“三个层次”是指研究生（博士、硕士）、本科、应用技能三个培养层次，质量评估标准中应明确不同层次的差异化指标。“多元化标准”是指适应“一带一路”区域国家不同的教育现状，在三个层次质量评估标准中灵活设定多元化执行标准。
（2）制定分层分类的统一招生专业目录和培养层次标准
首先应从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需求出发，对我国高校相关专业设置进行总体规划和布局，充分挖掘各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优势资源，按分层分类，突出学科、专业、课程特点的总体思路，设置一批针对性强的招生专业。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从核心价值观、交互行动范式、共同秩序等多方面系统梳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所需国际化人才的知识体系和胜任力标准，为我国本土国际化人才、出国留学人才、来华留学生、“一带一路”东道国本土国际化人才四个主要类别开出符合主体性人才培养的专业设置清单。以中国本土国际化人才和来华留学生为例，前者应以“一带一路”国家的“小语种+”为总体框架，按“小语种+商业”、“小语种+法律”、“小语种+文化”等思路设置为“走出去”服务的学科专业。后者应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传统文化与中国管理、优势和特色产业、全球领先工业和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管理等方面设置一批吸引力强、实用性高、体现中国特色的学科专业，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整体创新和发展。其次，应统筹组织制定并推行分层分类的全国或区域内国际化人才培养统一的招生专业目录和培养标准，以此作为各类人才培养机构开展招生、培养及其它各项工作的指南，从专业设置出发消除人才培养同质化问题。针对无学历要求的国际化人才开发需求，打破人才培养学历化、职称、资历的传统观念、形式和手段，充分发挥平台优势，积极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项目，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充足的国际化人才保障。
（3）组织研发国际化人才培养示范性课程标准
洞挖对围岩而言就是卸荷——应力释放——失衡，“失衡”意味着可能产生“失稳”，就Ⅳ类围岩而言常发现岩体松动，岩石掉落失稳现象，洞顶未满足设计的“城门洞型”。施工须严格遵循新奥法“少扰动、早喷锚、快封闭、勤测量”原则，加长锚杆到达“韦斯曼”承载圈，如图1，支护衬砌距离掌子面越近越好，两者最大距离为：lmax≤1.5Φ（Φ 为拱直径），如图2，例：当Φ=2 m 时，lmax≤3 m。
以基于文化主体性的国际化人才知识体系为指导，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培养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为相关课程开发提供知识储备。一方面列出基金项目，鼓励云南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政策问题研究；另一方面有效整合高校及科研机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交互行动范式、共同秩序密切相关的南亚东南亚国家历史、政治、法律、文化、地理、民族、经济、商贸、交通、旅游、外交等理论和应用性研究成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进而以专业目录为依据，以招投标形式，在全国、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发基于“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知识体系的国际化人才培养课程，并配套完成学分认定、授课形式、课程测试、班级管理等一系列配套的操作指南，以此作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操作标准和教学质量评估的参考依据。
（4）引进国际化人才构建国际化师资队伍
加大力度选派中青年优秀教师、学术带头人、科研创新团队等赴国外特别是南亚东南亚高水平院校和机构访学交流，扩大公派教师出国规模，丰富云南高校教师出国访问、学习、交流的类型；以落户为抓手重点引进外籍特别是南亚东南亚高水平外籍教师与辐射中心建设相关专业的各高校外籍教师，将比例提高至30%；推动建立南亚东南亚国家外籍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建设，为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储备充足的非定居南亚东南亚国家师资力量；针对无学历要求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开发需求，必须打破教师聘用中学历、职称、资历等传统观念、形式和手段的束缚，充分发挥办学主体平台优势，整合各类社会资源为办学服务。
五、主要结论
国际化人才培养是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对外开放和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我国现阶段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存在的同质化明显、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创新能力不足、培养机制和模式缺乏创新等问题亟待解决。基于文化主体性培养国际化人才不仅能准确解答“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人才为谁培养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战略性问题，还能为我国解决现阶段国际化人才培养存在的操作性问题提供清晰的行动路径。
文化主体性包含三个层次即价值观主体性、文化交互主体性和文化实践主体性，以文化主体性为指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的知识体系对应地可以构建为核心价值观、交互行动范式和共同秩序三个有机联系的维度，其中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的核心价值观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作为暗默知识通过交互行动范式知识和路径，在向形式知识即共同秩序转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知识创新。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型创新以文化主体性层次及其知识体系为逻辑主线展开，培养机制方面按照分层分类培养的基本思想，形成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种办学主体共同参与的竞争与合作机制。针对“一带一路”服务需求，建立“小语种+”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培养模式创新的重点是建立“一带一路”区域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为推动力，引导各培养主体分层分类构建符合“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胜任力特点的专业、课程标准和国际化师资队伍。
针对我国深部找矿起步晚，深部矿勘查难度较大的行业现状，为了减少深部找矿工作的盲目性和风险，确保深部矿勘查工作的有效性，提高深部找矿工作的效率，争取在深部找矿领域早日取得大的突破，我们要采取以下措施来保障深部找矿工作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生平，谢玉亮.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2期.
[2] 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10.4.
[3] 石艳，张小山.文化主体性与家庭的现代变迁——费孝通家庭社会学思想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4] 贺来.“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
[5] 赵海英. 主体性：与历史同行 [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 寸守栋.管理二元主体性对企业人力资源效能的影响研究 [D] .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7] 郭建宁.论坚持文化主体性与增强价值观自信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6.
[8] 温权.进退维谷的现代性：理性同主体性的双重困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颉颃关系之反思 [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9]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本，2016.4.
[10] 任平. 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与主体性问题 [J] .哲学研究，1991.10.
[11] 王南湜. 追寻哲学的精神：走向实践哲学之路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06.12.
[12] 丁立群等著. 实践哲学：传统与超越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2.3.
[13] 苗伟. 论人的文化主体性 [J] .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14] 朱汉民.湖湘文化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 [J] .湖南社会科学，2014.3.
[15] 万秀丽，马洁琼.文化主体性视角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建构[J]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2月.
[16] 郭建宁.论坚持文化主体性与增强价值观自信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6.
[17] 寸守栋，杨红英.知识创新理论下的企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视域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年第1期.
[18] 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著，李萌，高飞泽译. 创造实施的企业：日美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 [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1.
The International Talents Training Based on Cultural Subjectiv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UN Shou-dong1，YAO Kai2
（1.School of Social Management，Kunming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024，China;2.School of Management，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competi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al is essentially the competition of cultural practice.In the light of a series of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ized talents at the present stage，such as insufficient total quantity，low quality，lack of innovation in training mechanism and mode，how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talent training is studi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The study shows that cultural subjectivity contains three levels，the subjectivity of values，inter-subjectivity of cultural，and the subjectivity of cultural practice.Accordingly，the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is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core values，interactive paradigms and common order.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raining machine with multi subjects participation is put forward，as well as classification through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method.The study also shows that the training mode must be established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s train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compatible with the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al internationalization，and the standards for major，curriculum and international faculty.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International ralent；Cultural subjectivity；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Socialism；Knowledge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92X（2019）04-0033-07
收稿日期： 2019-01-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57）。
作者简介： 寸守栋（1980-），男，云南腾冲人，博士后，主要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
姚 凯（1970-），男，江苏邳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才开发与管理研究。
标签：“一带一路”论文; 国际化人才论文; 文化主体性论文; 核心价值论文; 知识创新论文; 昆明学院社会管理学院论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