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与比较优势：解构作为渠道的技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优势论文,渠道论文,技能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力资本的概念可追溯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甚至更早，特指劳动者掌握或特有的、能够提高其经济绩效的能力、知识和个性品质等。人力资本不仅能够给劳动者个人带来相对更高的收入(Mincer，1974)，也是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力量(Lucas，1988)，从而被认为是与物质资本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Mankiw et al.，1992)。人力资本有教育、培训、实践、保健和迁移等多个积累途径，其中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Schooling)最为重要。根据著名的Mincer方程，学校教育每增加一年，个人收入上升约6%—10%(Acemoglu，2008)。学校教育对人力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教育对能力或技能的促进作用。通过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系列课程体系，学校教育除了传授基本知识，更强调思维逻辑、动手能力等各方面能力的系统训练，能够有效提升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智力资本(Husén and Tuijnman，1991)。二是学校教育制度对能力的筛选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潜在能力较高的劳动者为了向未来的雇主和市场发出有关自身能力的信号，会“自我选择”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Spence，1973)。事实上，研究者们也正是采用入学率和受教育年限等代理指标刻画国家间和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差异的。
学校教育或人力资本不仅影响着经济的长期增长或发展(Lucas，1988；Mankiw et al.，1992；Ciccone and Papaioannou，2009)，也是决定国际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一国学校教育年限的提高会促进技巧劳动力(Skilled Labor)的相对供给，降低其相对价格。封闭条件下，这将使得该国技能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较低，即具有潜在比较优势。贸易开放之后，随着生产的调整，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在技能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相对更多的产出和出口。Romalis(2004)结合多国连续产品的Heckscher-Ohlin模型和包含运输成本的垄断竞争模型证明了这一点。该文基于美国进口数据的进一步研究显示，学校教育年限较长从而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在美国技能密集型行业的进口中拥有更高的相对份额。更多的经验研究证实，人均学校教育年限长的国家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上具有比较优势，即相对于那些学校教育落后的国家，学校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技能密集型产业上拥有更多出口(Nunn，2007；Levchenko，2007；Chor，2010；Tang，2012)。①
这些文献对教育与比较优势关系的考察是借助产业的技能特征进行的，考察的样本同时具有国家和细分产业部门两个维度，核心解释变量是刻画国家学校教育程度和产业技能密集度的乘积项。这是“差异中差异”(Difference-in-Differences)估计的变形。与线性估计模型相比，这一估计方法将产业特征视为学校教育影响出口的渠道，能够提供更加贴近现实、从而也更加直接可靠和确凿的证据(Smoking-Gun Evidence)。然而，现有文献中的产业技能特征仅仅区分了生产性雇员和非生产性雇员，其隐含的假设是非生产性雇员与生产性雇员之间的技能差异基本上能够刻画学校教育影响贸易出口的渠道。非生产性雇员多指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其对学历的要求比生产性工人高，这是显然的。然而，这种单一指标的处理方法无疑过于简化了。一方面，学校教育不仅能够提高非生产性雇员的生产效率，也能够提高位于生产一线的操作工人的生产效率。相反，企业中所需具备的许多技能并不是学校教育能够赋予的，而是需要长期“干中学”的实践或在职培训，尤其是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渠道是多维度的。除了人机交互所需的听说读写等基本认知技能之外，学校教育还能提升受教育者的沟通、协调以及处理复杂问题等技能。
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测算了一系列作为学校教育影响出口渠道的产业技能特征，据此揭示并比较学校教育通过各种技能渠道产生影响的程度。按照现有文献的做法，本文沿用美国的产业技能密度作为衡量行业技能特征的关键指标。这是由于美国不仅产业和职业门类齐备，而且具有完善的劳动市场，能够提供接近行业内在要求的技能特征。但我们不再沿用非生产性雇员和生产性雇员之间的差异特征，转而采用根据美国O*NET数据库职业技能信息计算得到的一系列行业技能衡量指标。我们发现，学校教育影响出口比较优势的渠道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学校教育经由认知能力对比较优势的影响最大，经由沟通技巧、基本技巧以及其他技巧的影响次之，经由身体能力和精神运动能力的影响则多不明显。这体现了学校教育对技能的提升作用和教育制度的筛选功能。进一步研究发现，学校教育对出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扩展边际上，即更多的产品种类和更多的伙伴国，而不是同一种产品和国家上更多的出口。本文研究从解构技能的角度为改善中国学校教育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
本文第二节介绍估计模型和数据，第三节着重说明行业技能特征的测算，第四节报告基本估计结果，第五节报告进一步的估计结果，第六节总结全文并讨论对中国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启示。
二、模型和数据
(一)模型
本文的考察对象为各国细分产业部门的出口，数据具有国家和产业两个维度。我们沿用现有文献中“差异中差异”的估计方法，以产业的技能特征作为识别学校教育影响出口比较优势的渠道，关键解释变量是行业技能特征和国家学校教育禀赋的交互项以及两组固定效应。该模型广泛应用于出口比较优势决定因素的研究中(Beck，2003；Romalis，2004；Levchenko，2007；Nunn，2007；Chor，2010；Tang，2012)。根据相关文献，我们的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固定效应在两次差分过程中消去。显然，如果估计系数
为正，则(1)式预测，相对技能密集较低的产业j，学校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c在技能密集较高的产业i上有着更多的出口，从而具有比较优势。这就是“差异中差异”估计方法的核心思想之所在。
按照文献中通行的处理方法，我们取美国的行业特征作为本文研究的行业维度变量，并在后文的回归估计中剔除美国的样本。除了美国的产业和职业门类非常齐全、数据公开可得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市场制度较为完善、市场规模庞大并且政府干预相对较少，这使得各种形式的“寻租”行为和人为扭曲也相对较小，能够提供反映各个行业部门内在技术要求或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环境的行业特征变量。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1.贸易数据及其分解
本文的贸易数据取自法国CEPII的BACI双边贸易数据库，该数据按照海关协调六分位产品编码报告。考虑到控制变量的可得年份和行业分类，我们选取2005年的出口数据并将之转换为四分位北美产业编码(NAICS)。经过转换，我们共得196个国家、89个行业的出口数据，其中制造业行业80个。根据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一国的出口可以进一步从二元边际即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两个角度考察，其中扩展的边际对应着出口多元化。根据数据可得性和现有研究(Bernard et al.，2007；2009)，我们将出口
分解如下：
2.作为控制变量的产业特征
(1)产业资本存量、总雇员、生产率和增加值数据取自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和美国普查局经济研究中心(CES)联合开发的制造业产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报告了最新至2005年的美国各产业增加值、雇员人数、薪酬和生产率等指标，其中NAICS版本数据细化至六分位行业。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到以下行业指标：(a)资本密集度指标(k)：行业实际总资本存量对总增加值的比例，取自然对数。(b)增加值比重(va)：行业总增加值在总产出中的比重。(c)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tfp)：1974-2004年各个制造业行业的五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dtfp5)。②(d)非生产雇员对生产雇员的比例(np-p)：现有文献中常用的人力资本密集度衡量指标，作为本文研究的参照，取自然对数。
(2)产业的契约密集度(z)数据取自Nunn(2007)，定义为关系特定型中间投入在产业全部中间投入中的比重，即没有经过组织交易同时也没有可参考价格的中间投入比重(
)。这类投入容易受契约不完全的影响，对契约执行制度或制度环境较为敏感。
(3)产业外部融资依赖指标(exter)定义为产业总资本支出中不能够由企业运营过程中形成的内部现金流融资的比例。我们取为Chor & Manova(2012)的三分位行业指标，并将其匹配到本文的四分位行业中。
3.国家特征
(1)学校教育年限(SCHOOLING)取自Barro-Lee跨国教育程度数据库，该数据库已经开发多年并不断更新，具有较高的质量和跨国可比性，广泛应用于跨国人力资本比较。2010年的最新修订版还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较大幅度改进。估计结果显示(Barro and Lee，2013)，学校教育的年回报率约为5%—12%，接近Mincer方程的估计结果。该数据分年龄组和性别报告，本文取各国2005年25岁以上全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数，为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年限之和。去掉美国和数据缺失的国家，实际样本国家为137个。
(2)实际人均收入水平(RGDPCAP)和人均资本存量(CAPITAL)，各国实际人均收入取自宾夕法尼亚世界表PWT6.3版本提供的2005年不变价的跨国购买力平价数据。各国物质资本存量根据永续盘存法求得，③除以人口即得人均资本存量。取自然对数进入方程。
(3)契约执行质量(LAW)取自2005年各国法律规则指标(Rule of Law)。该指标来自世界治理指数，取值位于-2.5—2.5之间。我们参照Nunn(2007)的标准化方法(加2.5并除以5)将之转换为0—1之间小数。
(4)金融发展水平(FINAN)按照现有文献的做法(Chor and Manova，2012)，我们取世界银行网站金融结构数据库提供的流动性负债对GDP的比例(llgdp)。
三、行业技能特征的测度和比较
(一)如何测算技能
为了刻画产业的技能密度，文献普遍采用产业中非生产性雇员的比重或非生产性雇员对生产性雇员的比例(Romalis，2004；Nunn，2009；Ciccone and Papaioannou，2009)。这种分类方法由美国国家统计局的“制造业年度调查”(ASM)提供，其中生产性雇员包括工班长以下的从事制造、加工、装配、检查等工作的雇员，非生产性雇员包括工班长以上的从事监督和产品的安装、维护、销售、配送的人员，以及专业技术和行政管理人员(Berman et al.，1994)。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从经验上，美国产业中的非生产性/生产性雇员之间的差异均非常接近“当期人口调查”(CPS)中的白领、蓝领两大职业间的差异。④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的是不同职业之间的学历或受教育程度差异，如1987年美国只有17%的蓝领工人受过高中以上教育，而各类白领工人就高得多，其中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高达78%(Berman et al.，1994)。此外，非生产/生产雇员(或白领/蓝领)之间的区分显然过于笼统。一方面，非生产/生产性雇员之间岗位性质和工作内容不同，其技能差异也是多维度的。有些差异是学校教育能够改变的，有些则未必。另一方面，现实中各个行业的生产可能是多个方面的技能组合并有所侧重。同样是操作生产，一些行业便于开展流水线作业，只要求大脑、眼睛和四肢的协调，另一些行业可能需要雇员之间进行协调沟通，从而要求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还有些行业则需要员工能够阅读技术说明，从而要求具有较强的文字阅读能力。
为了细致、全面地刻画各个行业的技能特征，我们需要从学校教育的功能定位和生产实践对技能的实际需要出发，寻找学校教育影响比较优势的渠道。幸运的是，美国O*NET网站发布了各个职业细分能力和技能的评分，能够提供本文研究所需的技能信息。O*NET的全称是美国“职业信息网络”(The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是美国劳工部和美国就业与培训委员会共同资助、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就业保障委员会开发的网站。该网站包括多个子模块，提供各个职业所需掌握的知识、技能、能力以及工作活动和工作环境信息，为美国人就业提供全方位信息咨询和指导，也是美国主要职业信息来源。
O*NET数据库按六分位细分职业报告了各个技能指标的重要性和水平参数，二者高度相关，但少数职业在某些技能上的水平数据不可得，我们选取重要性作为技能衡量标准，取值范围为0—100。为了将职业维度的技能特征转换为行业维度的变量，我们借鉴Costinot et al.(2011)的做法，先将职业技能重要性指标转换为0—1之间的小数，再根据行业—职业就业矩阵求出各个行业中不同职业的就业比重，最后以该比重为权重加权平均求出各个行业的技能密度特征。具体地，以i表示产业，O表示职业，则行业i的技能密度
定义为：
其中θ(O)=Importance(O)/100，为职业O(O=1，…，N)中能力或技能的重要性指标，数据直接取自O*NET网站。
为行业i中职业为O的雇员人数、
为行业的i雇员总人数，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行业按照四分位NAICS编码分类。
O*NET网站中，劳动者的能力和技巧是分开定义的。能力(Ability)指劳动者“个体具有的影响其工作业绩的持久不变的特质”，包括认知能力、感知能力、身体能力和精神运动能力；技巧(Skill)为“已被开发出来的有利于学习或更快获取知识的潜质”，包括基本技巧、沟通技巧、解决复杂问题的技巧、技术技巧、系统技巧和资源管理的技巧。显然，对前者的定义基于劳动者个人，对后者的定义则基于生产实践的需要。每种能力和技巧又可进一步分解，如认知能力又可分为“演绎推理”等21个子项，基本技巧可分为“主动学习”等10个子项。在不至于引起歧义的情况下，后文统称为“技能”，详见表1。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技能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并不一致，并非所有的技能特征都是学校教育能够改变的。从本文的研究目的出发，我们把这些技能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校教育旨在改进或予以提高的技能。如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数字演算、文字表达、文字理解等认知能力，以及听、说、读写等绝大部分基本技巧等。这些技能的获得和提高需要长期刻苦的训练，需要教师和学生间的教学互动。事实上，这些技能涵盖的内容也是各个国家学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主要课程内容或训练环节。第二类是部分取决于学前教育但学校教育或者能够改进或者能够筛选的技能。比如认知能力中的分类的灵活性、记忆、想象等等。这些能力的培养从婴幼儿时期就已开始，虽然学校教育也有巩固提高的作用，但其效果主要取决于学前的家庭教育。然而，考虑到教育资源的竞争性，对于个人来讲，如果这些方面的能力较弱，其学校教育将无法持续很久。⑤第三类是先天决定、学校教育基本无法改变的技能。如强度、耐性、平衡、灵活等身体能力基本上由先天决定，这些特征可能与种族、遗传和营养卫生条件等更为相关。精神运动能力和感知能力也主要取决于婴幼儿时期的训练和先天身体状况，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相对较弱。由于我们并没有正规学校教育对细分技能影响程度的可靠标准，以上分类仍是粗线条的，但通过对不同技能之间影响效果的比较，我们仍然可以很好地把握学校教育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渠道。
(二)行业技能特征的测算结果
表2报告了认知能力前十位和后十位行业的测算结果。为了对比，我们同时也列出了这些行业的基本技能指标以及非生产雇员对生产雇员比例(np-p)。根据表2，认知技能最高的行业是采掘业中的“石油和天然气采掘”(0.515)，其次是制造业中的“计算机和外围设备制造”(0.503)、“基础化学制造”(0.498)和“航天产品及其零部件制造”(0.494)。相反，“皮革鞣质精整”所需的认知技能则最低，为0.357，“其他皮革及副产品”、“动物屠宰和加工业”也比较低。这与我们的直观感觉基本吻合。表2中，“动画与录影产业”是认知技能投入较低的行业，但该产业在中国则属于政府极力扶持的、需要高学历的新兴产业。
基本技巧最高的行业是“计算机和外围设备制造”(0.542)，该行业也是各行业中非生产雇员对生产雇员比例最高的。基本技巧最低的行业仍然是“皮革鞣质精整”(0.344)。表2中，认知能力、基本技巧的排序与非生产雇员比例指标比较接近，但也有不少出入。如“基础化学制造”、“石油和煤产品制造”和“杀虫剂、化肥和其他农业化学产品制造”三个行业对认知能力的要求很高，但非生产雇员比例指标却低于许多行业。“动物屠宰和加工业”中的非生产雇员最少，但所需的认知能力却高于“皮革鞣质精整”。显然，影响劳动者行业选择的因素众多，除了行业的技能要求之外，还包括工作内容、工作环境等与学校教育无关的因素。这也是本文技能指标的另一优势所在。
为了直观地理解产业技能特征在后文估计结果中的经济学涵义，我们以认知能力为例进行初步数值比较。测算显示，位于认知能力指标25分位数和75分位数的两个产业分别是“锯木厂及木制品保存”(3211)和“混凝土与水泥制品”(3273)。相对应地，位于学校教育25分位数和75分位数的两个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IDN)和希腊(GRC)。根据前文预测，相对印度尼西亚，希腊的3273行业比3211行业的出口更多。下图显示，2005年希腊在3273和3211行业上出口的对数分别为12.5和9.24，前者取指数是后者的26倍；印度西尼亚在3273和3211行业上出口的对数分别为12.41和13.72，前者取指数只有后者的27%。显然，学校教育更发达的希腊在认知能力要求高的3273行业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而学校教育欠发达的印度尼西亚在认知能力要求低的3211行业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
四、基本估计结果
(一)分大类技能的估计
图1 印度尼西亚和希腊在两个产业上的出口比较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先报告各个大类技能的估计结果。表3中第(1)—(10)列的行业技能分别为前文定义的四类能力指标和六类技巧指标。为了便于比较，第(11)列采用了非生产雇员对生产雇员比例指标(np-p)。表3中的估计结果分为A、B两组，其中A组包括了交叉项变量
和固定效应；B组进一步加入了前文提到的五个控制变量。由于控制变量只有制造业数据，B组观测值少于A组。为了比较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我们选择报告标准化的Beta估计系数。t值对应着稳健标准误差，以控制异方差的影响。
A组第(1)列显示，国家学校教育年限(SCHOOLING)与产业认知能力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A组第(2)、(3)和(4)列中，当我们将技能特征换为身体能力、精神运动能力和感知能力时，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B组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后，国家教育水平与产业认知能力交叉项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与身体能力和精神运动能力的交叉项不显著，与感知能力的交叉项转为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些估计结果表明，学校教育能够通过改进认知能力提升一国出口比较优势。按照表1，认知能力定义为影响解决问题所需知识的获取和应用的能力，包括记忆、理解、表达、想象、分类、演绎、归纳等各个重要维度，既是劳动者参与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核心素质，也是学校教育旨在着力提升或能够筛选的重要方面，从而是学校教育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渠道之一。这印证了Hanushek & Woessmann(2008)的判断，即教育如果无法改进认知技巧，则它对一国总的经济绩效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将非常有限。相对应地，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身体能力、精神运动能力主要取决于婴幼儿时期的训练或种族、遗传、营养等物质条件，不是学校教育能够显著提高的，因而也就无法成为学校教育影响比较优势的渠道。某些感知能力则是个体获取认知能力的基础，影响着学校教育的效果。
相比能力，技巧是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需要，多为后天培养和开发的结果，但不同技巧特征对学校教育的要求各不相同。基本技巧中的听说读写是学校教育的基础训练科目和主要课程内容，沟通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技巧则对应着更高级课程内容，需要更长时间历练。部分资源管理、系统分析和技术技巧是职业教育的重要方面，需要工作经验，也需要必需的基础教育准备。另一些技巧如服务定位、设备保养、操作、控制、修理等似乎与岗前培训或工作经验更加相关。第(5)—(10)列的估计结果显示，这些技巧的确是学校教育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渠道。
第(11)列的结果显示，现有文献广泛使用的非生产雇员对生产雇员的比例指标np-p和国家学校教育年限交叉项虽然为正，但加入了控制变量之后不再显著。本文在考察时间和行业分类上虽然与现有文献并不完全可比，但这一结果至少表明，与产业认知能力和许多技巧相比，非生产雇员对生产雇员比例指标并非是揭示学校教育影响比较优势的理想渠道。
物质资本、契约制度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即物质资本丰裕的国家在资本密集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契约制度完善的国家在需要关系资本投资从而契约密集型行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这与现有文献的发现是一致的(Romalis，2004；Nunn，2007)。两个人均实际GDP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示，人均收入水平高从而发展阶段较高的国家在高增加值的产业和技术进步快的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文献中关于金融发展对出口推动作用的判断也再次得到确认。
根据Beta估计系数的大小，我们可以直接比较各个解释变量对出口的影响程度。Nunn(2007)研究发现，契约制度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超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之和。但表3中B组第(1)和(8)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学校教育经由认知能力和沟通能力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超过了契约制度，也超过了其他因素。这表明，现有文献以非生产雇员比例作为渠道的研究可能大大低估了学校教育对一国比较优势的影响。
(二)细分技能特征的估计
表3中的行业大类技能指标为所属细分技能指标的简单平均，这有可能掩盖了不同技能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表4给出了对各个细分产业技能特征逐一估计的结果。除了国家固定效应和产业固定效应之外，各个估计均包括了表3中B组估计的五个控制变量，但估计结果省略。为了节省篇幅，只报告了行业技能特征和学校教育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水平。
估计结果显示，大多数认知能力与学校教育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为正，其中“选择性关注”、“口头理解”和“口头表达”三种能力对应的估计系数最大，“演绎推理”、“问题敏感性”和“分类的灵活性”对应的估计系数次之，这些能力都是学校教育旨在提升的重要方面。“数字演算”、“快速决断”对应的估计系数仅在10%水平上显著，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初等教育甚至学前教育，对于成年劳动者，跨国差异对出口的影响并不大。“空间定位”和“知觉速度”对应的估计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从而并不能成为学校教育影响出口比较优势的渠道。
大部分非认知能力特征与学校教育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或者不显著，或者为负，这与表3的估计结果也是一致的。很显然，对于企业的生产操作而言，虽然“动态灵活性”、“四肢协调”、“视觉辨色”等均不可或缺的，但学校教育却无法改变，从而学校教育也就无法通过影响这些技能特征影响一国出口。当然也有例外。根据表4，学校教育与身体能力中的“爆发力”、精神运动能力中的“手指灵巧度”、感知能力中的“语音清晰度”、“语音辨识”等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为正并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除了“爆发力”之外，其他能力是个人接受学校教育必须具备的身体和精神条件。比如，除了工作中的文字处理、技术操作需要雇员手指灵巧之外，手指运动受大脑集中控制，其灵活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大脑思维是否灵活流畅，因而也是学校教育影响渠道之一。⑥个人“语音清晰度”和“语音辨识”等能力多在婴幼儿时期培养，学校教育的提升作用并不强，但这些能力会直接影响教学沟通、影响学习效果，能够体现学校教育的筛选作用。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感知能力中的“近视”能力对应的估计系数是各个技能中最大的。尽管人群中的近视眼比重与教育年限大致呈正比，但我们并不能将这一结果理解为教育通过近视眼的比例提高了比较优势。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近视能力与学校教育能够提升的技能是高度相关的，即在那些需要具有学校教育能够提升的技能的行业或职业，恰好也需要雇员具有较强的近视能力。
与表3中的估计结果一致，各项细分基本技巧对应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并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其中“批判性思考”对应的估计系数最大，其次是“主动倾听”和“说”，“写”和“科学”两项基本技巧对应的估计系数较小。这是由于各个行业中的工艺流程多已基本固定，只需要雇员能够相互沟通理解，并不要求雇员具备较多的科学知识和较高的书写技巧。“解决复杂问题”没有细分子类，同表3中B组的第(6)列，其交互项估计系数近似认知能力中的“文字表达”或基本技巧中的“阅读理解”。在各项资源管理技巧中，“时间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对应的估计系数最大并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金融资源管理”的估计系数不显著。除了“服务定位”之外，其他沟通技巧对应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其中“沟通敏锐度”和“协调”的估计系数最大。三个系统分析技巧与学校教育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其中与“判断和决策”对应的估计系数最大，数值上接近“解决复杂问题”。
各项细分技术技巧与学校教育的估计系数普遍较小，其中“设备选择”、“操作分析”、“编程”和“技术设计”、“安装”五项技巧与学校教育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些技巧大多需要相关专业知识，从而需要从事该工作的雇员具有相应的教育背景和基础教育准备。相反，“设备保养”、“操作和控制”、“操作监督”、“修理”等技术技巧与学校教育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则不显著。这些技巧大多是操作性的，对雇员的教育背景要求较低，从而自然也就无法通过这些技能体现出一国教育的比较优势了。这进一步印证了前文中的判断。
五、进一步的估计结果
(一)内生性与工具变量估计
以上估计过程中，我们已经控制了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固定效应，能够解决单一维度的遗漏变量问题。但仍有可能遗漏具有两个维度的重要变量，比如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与相应产业特征的交互项变量。更为重要地，学校正规教育是由受教育者及其所在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决定的。根据Stolper-Samuelson定理，国际贸易能够提高一国丰富要素的报酬，影响收入分配格局，进而影响收入预期和包括受教育年限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励。事实上，对外贸易对各国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人口增长方式。根据Galor & Moutford(2008)的研究，对于人口转型尚未完成的欠发达国家而言，贸易利益可能被更多地用于增加人口的数量；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贸易利益则可能被更多地用于增加人口质量即提高平均受教育程度。这意味着，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对外贸易可能反过来影响各个国家以受教育年限刻画的禀赋水平，即本文使用的教育年限变量可能是内生的。这要求我们寻找工具变量。
根据Ciccone & Papaioannou(2009)的研究，我们使用滞后10年即1995年各国2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本文上述估计中2005年学校教育年限变量SCHOOLING的工具变量。这是考虑到出口对一国居民教育决策的影响往往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经济增长预期或居民收入增长预期做出的(Bils and Klenow，2000；Ciccone and Papaioannou，2009)。即便是1995年最年轻的群体(25岁)，2005年时也已有35岁，应该早已完成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正规学校教育。其教育决策则应该更早比如在1985年(15岁)时完成，其对出口引致的收入预期变化的响应应该已经非常微弱了。
表5中的A组估计分大类技能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回归结果。我们仅报告核心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水平和t值。⑦对应表3的估计结果，身体能力、精神运动能力、感知能力以及非生产雇员比例对应的估计结果不显著，其他产业技能特征对应的估计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仍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中认知能力的系数仍然最高。这也说明，前文的结论是稳健和可信的。
(二)出口二元边际的估计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学校教育水平通过行业技能特征显著影响了各国的出口比较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式如何？是通过扩展边际还是集约边际发挥作用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表5分B、C两组报告了出口二元边际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⑧，其中B组和C组中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需要注意的是，B、C两组估计中的系数是分别单位化的，二者相加并不等于A组中的估计系数。
B组估计关于出口扩展边际的结果显示，认知能力、沟通技巧、解决复杂问题技巧和基本技巧对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系统技巧和技术技巧的估计系数较小，但仍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身体能力、精神运动能力和感知能力对应的估计系数为负。在C组关于出口集约边际的估计中，除了感知能力之外，其他技能特征与学校教育交叉项均不显著。对比B、C两组估计结果可知，国家学校教育经由产业技能特征对一国出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扩展边际而不是集约边际上，即主要体现在更多的出口产品种类和更多的伙伴国而不是同一种产品和国家上更多的平均出口。这也意味着，学校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技能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多元化水平，在扩大出口的同时能够有效化解出口市场风险。
六、结论和启示
学校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也是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现有文献使用的单一指标——非生产雇员和生产性雇员之间的区分——过于笼统，无法充分反映学校教育对比较优势的影响。本文根据美国O*NET数据库提供的职业技能信息构造了系列产业技能衡量指标，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学校教育对跨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本文使用“差异中差异”的估计方法研究发现，学校教育影响出口的渠道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其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学校教育经由“选择性关注”等认知能力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最大，经由沟通技巧、听说读写等基本技巧以及解决复杂问题技巧的影响次之，经由资源管理技巧、系统技巧和技术技巧以及部分感知能力的影响又次，而经由身体能力和精神运动能力的影响则多不明显。这不仅体现了学校教育对劳动者技能的提升作用，也体现了教育制度的筛选功能。进一步研究发现，学校教育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扩展边际上，即更多的产品种类和更多的伙伴国，而不是同一种产品和国家上更多的平均出口。
本文研究对中国教育改革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填补因“文革”期间学校教育停滞造成的人才断层，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将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又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口号，学校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根据Barro & Lee(2013)，中国2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0年的3.75年上升至2010年的7.55年，在全部138个样本国家中的排名从第113位上升至第80位。在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多重因素有力推动下，中国从相对封闭的状态迅速发展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贸易大国。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迅速增至2011年的18983.8亿美元。可以想见，目前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仍然不高，学校教育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
然而，中国的学校教育也表现出与经济发展需要严重脱节或不匹配现象，集中体现就是大学生“就业难”和“技工荒”同时并存。虽然中国人均高等教育年限2010年仅为0.204年(Barro and Lee，2013)，但已表现出供给过剩的现象，许多大学生毕业之后或者失业或者不得不从事简单的低技能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技术工人、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即普遍出现“技工荒”。“技工荒”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出口产品质量难以提高、产业升级转型面临瓶颈，这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出口密集地区尤为严峻。根据本文研究，形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校教育未能对产业发展的需求进行充分响应，对技能的培养与产业发展对技能需求之间不匹配。学校教育强调知识的灌输，重考试(分数)轻能力或者重学历轻能力，从而形成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劳动力。许多大学毕业生在毕业求职时既没有掌握一技之长，也没有学习技术的能力，甚至无法与人正常沟通交流。这样，“技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要真正实现从“出口大国”到“出口强国”的转变，除了要进一步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也必须要彻底改革僵化滞后的教育体制，转向能力培养为导向的素质教育。
本文研究也指出了中国学校教育应当着力的方向。虽然社会和教育界关于素质教育的口号已提出多年，各级政府也出台了种种鼓励措施，但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除了竞争性的教育资源和功利性的升学就学体制制约之外，人们的认识也一直存在误区，不少人将素质教育和考试对立起来，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尽量取消考试。不少教育工作者对素质教育的内涵和应当包括的维度也不甚了了。本文研究中的各项细分技能特征基于美国产业并且出发点是对外贸易出口，虽然不是衡量学校教育的唯一标准，但也提供了有益借鉴。根据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一国出口比较优势而言，培养认知能力、沟通技巧等能力是学校教育应该围绕的核心和重中之重。从具体研究结果看，“选择性关注”、“口头理解”、“口头表达”以及“演绎推理”和“问题敏感性”等能力最能够体现学校教育的影响，而“设备选择”、“技术设计”等具体工作技能虽然也比较重要，但在程度上大大低于许多认知能力和沟通技巧。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①由于各个产业中不同生产环节上劳动者技能的相互关系(替代还是互补)存在系统差异，人力资本的跨国分布特征或分散程度也很重要(Grossman and Maggi，2000；Grossman，2004；Bombardini et al.，2012)。
②与前两个指标在四分位加总数据基础上计算不同，本文的行业TFP指标为各四分位行业所属六分位子行业的平均增长率。
③初始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折旧率δ取为6%，增长率g取为起始年份之后10年间隔的平均复合增长率。如为负数则取零，即
。投资序列根据人口、实际人均GDP和投资率三个序列套算。
④Berman et al.(1994，表1，第373页)比较了1973、1979和1987年ASM行业数据和CPS就业数据后发现，ASM数据中的行业非生产工人比重与CPS数据中的白领比重不仅数值较为接近(二者差异小于2%)，变化规律也非常近似。
⑤比如，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力较差，他(她)在选拔性的考试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这意味着较短的受教育年限。
⑥中国民间也有“心灵手巧”之说。
⑦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可向作者索取。
⑧最小二乘的估计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标签：比较优势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