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两手抓”的领导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手抓论文,领导论文,方法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克服由于各种原因滋生的犯罪行为，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各种消极、落后和腐败现象，促进社会全面健康发展，是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实践上认真加以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此，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层次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内容。“两手抓”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在我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功能。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是我国现代化事业深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两手抓”充满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我国不仅面积大、人口多，而且由于其奇特的社会演进程序，社会矛盾极其复杂。当年毛泽东写《矛盾论》，强调要认识与处理好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即在于我国社会客观上存在着复杂的矛盾。邓小平的“两手抓”就是以这种矛盾辩证法为哲学基础，并把毛泽东的两点论、两分法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在新时期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和领导方法。
事物的矛盾尽管错综复杂，但都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它们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构成事物的矛盾运动。所以，我们看问题就不能只是从单方面去看，而要从两方面着眼，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运用这种“两点论”来分析事物，通常又叫“两分法”。毛泽东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铁板一块，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两点”，都是可以分析的，大到宇宙天体，小到基本粒子都是可以分析的，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乃至一个人也都是可以分析的。因此，他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具备“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1]，对一切事物采取分析的态度。邓小平深谙辩证法的真谛，他提倡的“照辩证法办事”，曾多次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赞扬[2]。在他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时，运用辩证法，实事求是地处理各种领导工作难题，显示出了卓越的才干。
邓小平有句名言，“一定要讲两句话”[3] (P381)。讲两句话就是要运用两点论、两分法来看待事物。比如他说，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3] (P380)。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问题，也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维持当时的局面起了积极作用，第二句话是给军队造成很大危害，带来了诸如派性等许多坏东西。对经济特区，他还是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4] (P133)可见，“讲两句话”，是两点论、两分法更为通俗的表述，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在认识世界上的贯彻，更是对思想方法上“一点论”的有力回击。
“两手抓”，是邓小平领导方法的生动概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邓小平非常重视发展问题。他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4] (P282)。在南方谈话中，他还把发展叫作“硬道理”。为此，必须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扭住不放。邓小平认为，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必须通过改革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大胆开放，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的改革开放只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他提出了“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个坚持”的问题，并且把它们作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两个基本点”提了出来。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且都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经济建设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 (P208)根据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他指出这两手也不能“一手硬，一手软”，而要两手都硬，以确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成。除此之外，他还说过，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这一系列“两手抓”都是两点论在改造世界上的贯彻，是在工作中求得系统动态平衡，以防因突出一手而失衡的高超的领导方略。
二、“两手抓”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
任何社会都是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构成的有机统一体，都要求全面协调发展。今天我们建设现代化，是发展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全方位推进的系统工程，不能丢掉一个方面。当前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充裕的社会物质财富，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丢掉思想道德、民主法制、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任何社会的文明进步，都是一个系统的发展过程，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在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决定着社会的整体功能状况。单有某一个子系统的发展，而没有其他系统的配套发展，社会大系统的整体功能肯定得不到最好的发挥，系统的发展将是不全面的、不健康的，社会的文明程度是要打折扣的。只有坚持两手抓，才能实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从而全面推进社会发展和进步。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决策，贯彻落实这一决策，尤其要坚持“两手抓”。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需要发挥各方面工作的综合作用才能完成的。毋庸置疑，市场经济对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等的优化配置具有基础性作用，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必需的。但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经济主体都以追求高大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这一目的推动使他们在市场中拼搏、竞争，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注入活力，然而任其完全自发运行，不加制约，也会引起经济生活紊乱、各种犯罪和消极现象的蔓延。这就需要通过法律、政策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予以必要的宏观调控，限制市场的消极作用，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把各种犯罪和社会消极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运行。
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动因时，有人信奉“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认为社会发展只是经济发展，讲生产只讲物质资料的生产。这都是片面的、有害的。因为社会生产不仅仅只是物质生产，还包括人的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这四个不同类型的生产相互渗透、相互关联，才构成完全意义上的社会生产。为此，恩格斯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5] 邓小平说得更是一针见血，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抓得好应该肯定，“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4] (P154)社会发展既取决于物质、科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取决于决定论基础上的社会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一定的经济社会形态表现着人类社会的一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辩证统一；表现一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表现一定的物的关系，人的关系和人物关系的辩证统一；表现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不同类型的社会，以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相互区别，社会发展就是不同经济社会形态的更替。所以，邓小平在谈到广东的发展问题时强调：“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 (P378)
社会发展除了经济、政治、文化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必须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来抓，一方面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强调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以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曾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发达国家战后经济的崛起和繁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也一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示范，然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严重的社会问题，促使人们从经济发展高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简单化思维中走出来。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经济本身，而在于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健康的物质产品。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手段，社会主体、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发展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平的、健康的、足够的社会保障和科学文化知识，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有利于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坚持“两手抓”，就是要求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人的工具性与目的性的关系，使之成为人类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动力。
三、“两手抓”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法论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科学发展观界定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贯彻落实这一科学的发展观，《决定》还提出了“五个统筹”的要求，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际上，这里的“统筹”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原因当然复杂，但又与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不无关系。只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实现统筹发展，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从统筹城乡发展来看，由于我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快速推进工业化，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对城乡实行严格分割政策，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表现就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发展加快。然而，城市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在相当一些地方往往是寻求的一种差异扩大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掠夺式的发展。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低价征地，农民所蒙受的损失超过了2万亿元。有关专家估计，农村土地征用流失的财富，比改革开放前30年的工农产品剪刀差金额(6000亿元～8000亿元)还要多2倍以上。城市不仅牺牲农村，也阻碍了自己，依赖于农民工的低工资，依赖于资源，依赖于优惠政策，而农民的进城成本却不断被城市抬高。结果城乡这两手失衡了，二元化不仅没有破解，反而在强化。邓小平说：“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6]，其实城市更没有希望。因为“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4] (P65)。所以，要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坚持两手抓，搞不得一手硬一手软了。
从统筹区域发展来看，我国自古以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重心也是不确定的。自19世纪中叶发展近代工业100多年、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总体上说，地区差距是扩大的趋势。这一问题也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并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地区之间不平衡发展的思想。他说：“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3] (P313)邓小平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他还认为，沿海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也是个大局。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解决地区差距问题要有两手，一手是支持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发展自己，加大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力度；一手是要继续让东部地区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同时通过多种形式帮助中西部欠发达的地区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从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来看，这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这是基本国情。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这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须坚持两手抓，如一手抓控制人口增长，一手抓人力资源开发；一手抓自然资源的利用，一手抓自然资源的节约；一手抓生态环境的保护，一手抓城乡污染的治理，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其他诸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都是两手抓的重要方面，前面已有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四、“两手抓”关键在于达到两手都硬起来
既然事物的矛盾都有两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两个方面就都要抓住、抓好，使两手都硬起来。这当然很难，因为“两手”之间既有相辅相成作用，又难免存在相互制约或限制的功能。在处理“两手抓”的复杂问题时，邓小平采取了极其务实的态度与方法。从实际出发，现实地对待各个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实地确定某个时期“两手抓”中间的重点。但他决不允许以重点取代一切，决不允许以一时一地的重点而偏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务实，是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领导风格，它贯穿于“两手抓”的始终。
应当肯定，由于贯彻“两手抓”的战略方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现代化事业注入了新的蓬勃生机，经济发展很快，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与此同时，一些社会消极现象也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严重地腐蚀着一些人的灵魂，腐败现象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滋生蔓延，社会不安定因素突出。尽管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解决，但问题仍然存在，有些方面甚至还有发展。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来说，由于旧体制没有被突破，新体制却又很不完善，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存在，双轨运行的固有弊端及其相互间的矛盾摩擦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消极现象。从主观上来说，我们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缺乏清醒的认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事情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今天回头来看，出现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4] (P306)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改革开放又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国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就决定我们在工作中要力戒片面性，坚持“两手抓”，防止一手硬，一手软。“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3] (P249)这就是说，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对于事物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要同时抓住、抓好[16]。具体来说，在空间上只抓一手不行。事物矛盾构成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相互联结、相互转化，只抓一手，忘记另一手，不仅遗忘、忽视的这方面得不到发展，反而还有可能积重难返，制约、阻碍已抓的这方面的发展。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的“空头政治”和“两张皮”现象，往往就是只抓一手，或者把两手对立起来的结果。在时间上两手轮流抓不行。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不是一先一后存在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一会儿抓这方面，一会儿抓另一方面，不仅容易失去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而且可能导致走极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顾此失彼。在力度上一手硬、一手软不行，平均使力也不行。事物矛盾双方虽然在地位上有主有次，但这并不意味着哪个方面重要哪个方面不重要，可以一手硬、一手软。如果着力过分倾斜，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不好，就会变成一点论，导致工作失误。当然，平均使力，不分轻重缓急地对待和处理问题，滑向均衡论，也不利于问题解决。我们决不能因为强调“两手抓”，就形成两个中心。“两手抓”始终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做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3] (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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