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埃斯库罗斯《欧米尼得斯》中的政治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斯论文,倾向论文,政治论文,埃斯库论文,欧米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尽管埃斯库罗斯不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但他在《欧米尼得斯》中比较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民主主义政治倾向和维护城邦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对外政策上，埃斯库罗斯支持雅典与实行民主政体的阿尔戈斯结盟，反对斯巴达；在对内政策上，他主张尊敬阿雷奥凰戈议事会（包括改革前后），同时默认激进民主派改革的现状。
【关键词】埃斯库罗斯 阿尔戈斯 斯巴达 阿雷奥帕戈议事会 激进民主派
古代希腊悲剧中的政治倾向早在阿里斯多芬、柏拉图等人的作品与著作中就有反映；到近现代，这一问题重又引起各国学者的注意。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尤其是对他的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欧米尼得斯》中的政治倾向，对他是否是一个民主主义诗人，历来颇多争论。①本文认为，尽管埃斯库罗斯不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但他在《欧米尼得斯》中比较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倾向和维护雅典城邦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
在对外政策上，埃斯库罗斯支持雅典与阿尔戈斯结盟，反对斯巴达。
阿尔戈斯与斯巴达的争斗由来已久，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阿尔戈斯是阿哥利斯平原上的主人。在与斯巴达的斗争历史上，阿尔戈斯曾有过光辉的一页。在公元前669年，阿尔戈斯在海希亚(Hysiae)大败斯巴达。②大约在公元前640年，美塞尼亚人起而反抗斯巴达人的统治，史称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阿尔戈斯是众多的美塞尼亚人支持者之一，同时，斯巴达也得到了科林斯、萨摩斯和勒普里提斯(Lepreatis)的支持，经过十九年苦战，斯巴达最终将起义者镇压下去。③它的军事强邦的形象从此开始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树立起来。
据说，在公元前546年，阿尔戈斯和斯巴达曾进行过一次特殊的较量，双方各出三百勇士进行决斗，到夜幕降临时，两名阿尔戈斯人还活着，他们回到阿尔戈斯报告胜利。但是有一名斯巴达人也没有死，他最后带着从阿尔戈斯人身上扯下的头盔回到斯巴达营地。这样，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决斗的胜者，争执不下，随后便是一场恶战，双方皆伤亡惨重，但斯巴达取得了最后胜利。通过战斗，斯巴达成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军事上最强大的城邦。④
公元前6世纪以来，阿尔戈斯的元气稍有恢复，但是在公元前495年与斯巴达的塞皮亚(Sepeia)大战中，阿尔戈斯被屠杀了六千人。英国史学家哈蒙德认为，这是一系列阿－斯争战中伤亡最惨重、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场战斗。⑤
在军事斗争的同时，还有政治、文化、舆论等非军事形式的斗争。焦点是《荷马史诗》里阿伽美农王的都城究竟位于何处。据说，斯巴达人曾从德尔斐得到过一个神示，建议他们可以拥有阿伽美农之子奥列斯特的遗骨，斯巴达人便成功地把那块在忒吉(Tegea)发掘的遗骨偷走。⑥另外，还有一些亲斯巴达的诗人，比如西西里诗人斯忒西科罗斯(Stesichoras)在他那部失传的《奥列斯特三部曲》里就把阿伽美农之死安排在斯巴达，这与《荷马史诗》里的说法不同，具有明显的亲斯巴达的政治目的。⑦
在这场阿尔戈斯与斯巴达的斗争中，埃斯库罗斯显然是站在阿尔戈斯一边的。阿尔戈斯在公元前476年后实现了民主政体，大约在公元前462年左右与雅典结盟成了反斯巴达联盟。埃斯库罗斯在《欧米尼得斯》中的亲阿尔戈斯倾向便是他对当时历史现实及他本人立场的反映。
首先，埃斯库罗斯与斯忒西科罗斯、品达尔等亲斯巴达诗人不一样，在他的《欧米尼得斯》中，把奥列斯特说成是阿尔戈斯王子，把阿伽美农的王国定在阿尔戈斯。在初审之时，当雅典娜向奥列斯特询问他的城邦、苦难、世系时，奥列斯特回答：“……现在，讲到你问及的我的世系。我是阿尔戈斯人，您已知之，我的父亲是阿伽美农，舰队的统帅，为了他，您使伊利安城再也不是城市。”⑧
有的学者认为，埃斯库罗斯将阿伽美农的王国定在阿尔戈斯，是为了使墨涅拉俄斯与阿伽美农避免相互服从，同时也意味着阿伽美农惩罚海伦的愤怒并不比墨涅拉俄斯逊色，这样做，具有现实与艺术的双重含义。⑨但是，从当时的历史现状与埃斯库罗斯身处的现实环境看，力主雅典与民主的阿尔戈斯结盟以抗衡斯巴达的这种政治含义应该是第一位的原因。
其次，除了将阿尔戈斯说成是阿伽美农的王国所在地外，在《欧米尼得斯》中还有不少诗句直接暗示阿尔戈斯与雅典的结盟这一现实的外交政策。比较明显的有三处。首先是奥列斯特在被复仇神紧紧追赶时来到雅典娜像前乞援：“我到此地参拜雅典娜后，是为了向她诚恳地乞援，不动干戈，她便博得我，我的城邦和阿尔戈斯人民。真正忠诚的友谊，团结紧紧。……搭救我把这场苦难度过。⑩
如前所述，阿尔戈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与斯巴达曾进行过长达数个世纪的争斗，其间虽有数度短暂的胜利和小小的复苏，但终究不能与以崇尚武力闻名全希腊的斯巴达相抗衡，公元前五世纪时，唯一能与斯巴达争雄的只有雅典。亡命的奥列斯给乞援于雅典娜——雅典城邦的保护神，这无疑是阿尔戈斯寻求与雅典结盟以共同对付斯巴达的现实图解。
第二段是通过阿波罗之口说出来的：“啊，帕拉斯，我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你的城邦和人民称誉于世，因此，我命令他到您的圣坛托庇，他可以做您的朋友，永远忠实，而您，女神，可以有个盟友，他和他的子孙生生世世，您和他们结成盟约，使诸后人，让后世的人民信守不移。”(11)
亡命的奥列斯特向雅典娜乞援，而雅典娜亦需要盟友，这与当时的历史现实又颇有些暗合之处。大约在公元前464年，斯巴达的黑劳士发动起义，史称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因为大多数黑劳士是美塞尼亚人后裔），起义者固守伊托墨山(Ithome)，斯巴达人久攻不下，在无望之时只好向雅典求援，而正是这次对斯巴达的援助，导致了雅典与斯巴达关系的破裂而与阿尔戈斯结盟。据修昔底德记载，雅典援军在客蒙指挥下来到斯巴达，而斯巴达人却不信任雅典人，“他们留下了其余的同盟者而遣送雅典人回国；他们没有公开地说出他们的疑心，只说他们不再需要雅典人的帮助了。但是雅典人知道，他们的被遣回不是这样的一个光荣的理由，而是因为他们被人猜疑的缘故。他们感到愤怒，认为斯巴达人不应当这样对待他们。他们回国后，马上就通知废除原先和斯巴达订立的反抗波斯的同盟条约，而和斯巴达的敌国阿尔戈斯订立同盟。”(12)
因此，可以认为，雅典与阿尔戈斯结盟决不仅仅是阿尔戈斯单方面的愿望，同时也是雅典的要求。雅典与阿尔戈斯结盟后，曾帮助阿尔戈斯打败过斯巴达，在《欧米尼得斯》中，雅典娜设立法庭并亲自投票拯救奥列斯特也许正是这段历史的折射。
第三段是在奥列斯特离开前对雅典娜说的感谢话，并发誓永远忠于雅典娜及其人民：“帕拉斯呵，我家的救主，我失去了祖国，您给我家庭，……让我对此国，对您的人民宣誓，在我还乡前，我留下一个誓词：‘即使在未来的千秋万代，阿尔戈斯的领袖决不敢对它动用百万雄师……’。”(13)
有学者认为，埃斯库罗斯之所以在剧中支持雅典与阿尔戈斯的联盟，主要原因是斯巴达在与雅典的关系上实行极端粗暴而自私的政策，激起了雅典人的普遍反感，甚至连保守阶层也以完全同情的态度对待与阿尔戈斯的结盟，从而否定埃斯库罗斯是一位民主主义诗人。(14)但我认为，埃斯库罗斯支持雅典与阿尔戈斯结盟不仅是因为斯巴达粗暴、自私的外交政策，同时，这与他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诗人正好是一致的。这一点，还可以通过他在剧中包含的对内政策，尤其是对阿雷奥帕戈议事会(Areopagus)的态度上体现出来。
二
在对内政策上，埃斯库罗斯主张尊敬阿雷奥帕戈议事会（包括改革前后），同时默认激进民主派改革的现状。
关于埃斯库罗斯对阿雷奥帕戈的态度问题，国外学者没有一致意见。(15)不过，从阿雷奥帕戈法庭在《欧米尼得斯》中的地位来看，埃斯库罗斯是主张尊敬阿雷奥帕戈议事会的。
首先，阿雷奥帕戈法庭在剧中是社会法治秩序建立的标志。在社会法治秩序建立以前，人类解决社会矛盾冲突主要是根据氏族社会实行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同态报复和血族复仇的原则。在《奥列斯特三部曲》中，阿伽美农被克吕泰米斯特拉所杀，克吕泰米斯特拉被奥列斯特所杀以及奥列斯特被复仇女神穷追不舍，这一切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同时，反映这一原则的语言在剧中府拾皆是。复仇女神在追赶奥列斯特时声称：“亲人之手杀死亲人，那时我们就有责任，我们要追究杀人犯，哪怕他勇敢如虎贲，以血还血，决不饶人！”(16)
当奥列斯特面对雅黄娜为自己开脱时，一方面说杀母之事是阿波罗怂恿、威胁的结果，一方面他也是在运用这条古老的原则：“我以前流浪在异地，远道回来把我母亲杀死。我并不否认我曾杀母之事，这是为我父亲复仇血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而已！”(17)
根据这条原则，不论奥列斯特如何为自己开脱，阿波罗怎样从旁为之辩护，冤冤相报下去，奥列斯特都会受到惩罚。为了解决这场双方都似是有理的纷争，尽量使问题得到公正解决，雅典娜建立了阿雷奥帕戈法庭。因此，真正拯救奥列斯特的其实并不仅仅是在票数两相平等时雅典娜投给奥列斯特的那一票，而是雅典娜建立的阿雷奥帕戈法庭本身。换句话说，即使雅典娜那决定性的一票没有投给奥列斯特，那么，这一问题的解决形式也是对原始的氏族制的血亲复仇、同态复仇原则的超越。社会从此进入一个法治的新时代，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意英国史学家汤姆森的观点。(18)但是汤姆森认为法治时代的开始就是民主制的开始，(19)这一点未必妥当。
从理论上说，原始公社的瓦解过程也就是国家形成的过程。但是法律制度的出现并不等于民主制的确立。就雅典来说，最早的成文法可以追溯到德拉古那里，而那时的雅典似乎还有没有透出民主的曙光。
值得注意的是，从原始的血亲复仇法则到通过建立法庭的法治解决这一全过程还包含着母权之让位于父权之意。报复神以杀母罪追究奥列斯特，但是，当奥列斯特问报复神为什么她们不曾追究他母亲的杀夫之罪时，她们回答道：“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20)在这里，复仇女神以没有血缘关系为由，重视杀母，轻视杀夫，突出的是以母权为核心的血亲关系。阿波罗则以父系观点看待血亲关系，他认为“母亲决不是生产她的所谓‘世系’，而不过抚育新播的种子；父亲才是生父，养育出新的芽苗。”(21)从而为奥列斯特的杀母罪开脱。雅典娜为了公正地解决此案，在法庭审判时把关键的一票投给了奥列斯特，她的理由是：“……因为我没有生我的母亲，我诚心诚意、事事帮助男人，只是不结婚，我完全是父亲的孩子，因此，我并不重视杀死这个女人，她结了婚，即杀害亲夫，一家之主。”(22)可见，雅典娜亦是从父权制观念出发偏袒、支持奥列斯特、阿波罗一方的。即便从这个意义上看，阿雷奥帕戈法庭的建立及其对此案的审判，亦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这个现象最早为巴霍芬所注意，恩格斯在《起源论》中曾给予过较高的评价。(23)
其次，从最后的结局来看，阿雷奥帕戈法庭在剧中无疑是公正的象征。
在雅典娜投了奥列斯特一票，宣布他诉讼胜利之后，复仇神曾声称要对城邦进行报复，但是经过雅典娜耐心劝说之后，复仇神最后接受和解，反而为雅典及其人民祝福。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复仇女神”变为“降福女神”的？雅典娜的耐心劝说当然是主要的，但这里还包含着法庭判决的公正因素在内，正如雅典娜对复仇神所说的：“我劝你不要如此悲观绝望，你没有失败，审判的结果，是票数相当，这于你无伤！不，这是从宙斯来的证据，证明奥列斯特不应该偿命。”(24)
“宙斯来的证据”是说明判决结果的必然性，但“票数相当”却表明法庭本身对复仇神的一方是给予足够尊重的。而且，法庭对复仇神的尊重最后还通过雅典娜许诺给复仇神的权力得到保证，复仇神的权力不仅被认可，而有还扩大了。(25)因此，可以说，尽管法庭的判决带有父权制观念的色彩，但它基本上是公正的，它的这种公正性，正是后来皆大欢喜的和解结局的基础。埃斯库罗斯为什么要通过在剧中建立法庭、雅典娜的劝说来安排这样一个和谐局面，这又另有深意，本文将在后面予以论述。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阿雷奥帕戈法庭在《欧米尼得斯》中是一个很明显的正面形象，这无疑是埃斯库罗斯主张尊重现实中的阿雷奥帕戈议事会的最好说明。这种尊重，不仅包括公元前462年改革之后的议事会，而且还包括这次改革之前相当一段时期的议事会。一般认为，阿雷奥帕戈议事会是贵族的机构，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那么埃斯库罗斯主张尊敬包括改革前的阿雷奥帕戈议事会是不是与他作为一个民主主义的诗人是相矛盾的呢？这是本文要论述的另一个问题。
三
为了说明埃斯库罗斯主张尊敬包括改革前的阿雷奥帕戈议事会是否与他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诗人相矛盾的问题，有必要对阿雷帕戈议事会本身历史的发展、变化作一简单的考察。
阿雷奥帕戈议事会最早的历史并不清楚，或许可以追溯到王政时代。(26)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记述，在梭伦改革以前，“阿雷奥帕戈议事会职掌保护法律，但事实上主管理最大多数的和最重要的的国事，对于违反公共秩序的罪人，不用控告，就可以给以刑罚或罚金，这是因为各执政官的选举既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阿雷奥帕戈的成员又是曾任各执政官的人组成，而且因此之故，这一官职甚至到了今天还是终身职。”(27)由这段叙述可以了解：其一，阿雷奥帕戈议事会是由曾任执政官的人组成的，而且是终身职；其二，执政官的选举资格是以门第和财富为准；其三，就其职权范围来看，它是最高的国家机关，它是法律的保护者和监督者，同时管理其它国事(如选举、任命官员等）。因此，这时期的阿雷奥帕戈议事会是纯粹氏族贵族性质的机构。
到梭伦改革时期，它的职权范围仍然较广，梭伦“仍然把保卫法律的职责授与阿雷奥帕戈议事会，这个议事会仍旧是宪法的监督人，它监督最大多数的和最重要的国家大事……。”(28)然而，有二点值得注意，其一，梭伦新设立了四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这使阿雷奥帕戈议事会的部分权力被分割，比如原先由阿雷奥帕戈议事会选举、任命官员的权力现在归于各个部落，陪审法庭可以直接受理各类案件等等；其二，梭伦按财产资格将公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二等级的人可以当选为执政官，这样，财产资格补充了门第资格，执政官的当选者不仅仅是氏族贵族，工商业奴隶说亦有当选的可能。由于执政官入选的途径略有变化，阿雷奥帕戈议事会的成员组成者的身份亦会相应地发生 一些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在梭伦改革时期，氏族贵族土地主仍是阿提卡最富裕的人。但无论如何，雅典民主运动的部分血液——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已开始浸入过去完全由氏族贵族充任和把持的阿雷奥帕戈议事会。
庇西特拉图时期，阿雷奥帕戈议事会的权力在表面上得到尊重；据说庇西特拉图本人愿意一切按法律行事，不让自己享有任何特权，有一次他被控犯杀人罪，传他到阿雷奥帕戈受审，他还亲自出庭为自己辨护。(29)然而庇西特拉图毕竟是一个僭主，他并没有放弃幕后操纵的权力，在他的统治下，禁止任何党派斗争和与他的意志相悖的政策，主要官职的候选和选举都受他的支配和影响。(30)这样，阿雷奥帕戈议事会的成份实际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
克利斯提尼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措施，雅典的民主政制终于得以正式确立。尽管阿雷奥帕戈议事会这时仍然保留着贵族特征，(31)但从它在这次改革中没有受到过较大冲击这一事实来看，说明它经过梭伦改革以来的变化，到这时已经能与民主政体协调共存了。
如果说这时的阿雷奥帕戈议事会还只能是与民主政体协调共存的话，那么，经过公元前487年的改革后，它便渐渐成了这个政体重要的补充和组成部分了。
公元前487年，在忒勒西努斯担任首席执政官的时候，九执政官的选举不再通过投票选举，而是从各个德漠（地方公社）选出的五百预选人中抽签产生。(32)对这次改革的影响，哈蒙德是这样评价的：“它削弱了大的氏族的影响，因为执政官的选举采用公正的抽签法，执政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下降；过去，一个支配公众的执政官可以招呼很多人的支持，但他现在只能依靠单独的一个德漠的选票。改革加强了将军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因为将军仍通过选举产生。那些希望通过公众的支持而加强政治声望的野心家现在只能是将军的候选人而不是执政官的候选人。结果是将军逐渐变成了政治和军事首领。既然议事会是从退职的执政官中吸收成员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改革便影响了成员本人及阿雷帕戈议事会的威望。执政官的确仍旧是两个较富裕阶层的有效的和有经验的代表，但他们并不象过去那样是那些不仅在城邦的政治，而且在城邦的宗教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大氏族的头面人物。”(33)从公元前487年到公元前462年，整整二十五年时间，执政官一年一换，可以想见，由此将对议事会的成员组成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导致议事会的氏族贵族性质发生根本变化。这就是，在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等激进民主派对它进行改革之前，这个议事会不仅能与雅典民主制协调共处，而且已经成为这个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厄菲阿尔特等人的改革及他本人的被杀，已经不是雅典民主运动中民主派与氏族贵族的斗争，而是激进民主派与温和民主派的斗争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埃斯库罗斯在《欧米尼得斯》中对阿雷奥帕戈议事会的尊重不仅应包括公元前462年改革之前的阿雷奥帕戈议事会，而且，这种尊重态度也体现了他本人的民主主主政治倾向，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况且，阿雷奥帕戈议事会还有功于雅典。在公元前480年，当波斯人入侵，将军们惊惶失措之时，“阿雷奥帕戈议事会却预备一笔经费，每人分发8个德拉克马，使他们提任船上的水手，”(34)甚至有人认为，如果阿雷奥帕戈议事会没有出面转移无家可归的雅典人，萨拉米斯战斗可能永远不会发生。(35)
公元前462年，经过厄菲阿尔特等激进民主派的改革，阿雷奥帕戈议事会的权力分让给了三个民主机关：陪审法庭，五百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保留下来的只有审理杀人放火案等权力，而这一点，恰恰与《欧米尼得斯》中阿雷奥帕戈法庭的权力相吻合。对此，又作何解释呢？
这实际上反映了埃斯库罗斯主张尊敬包括462年改革前的阿雷奥帕戈议事会，但并不主张恢复阿雷奥帕戈议事会在改革前的权利的思想。这种对现实的默认态度并不意味着他支持和赞赏激进民主派的行为，而是出于一种维护城邦整体利益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在《欧米尼得斯》的最后部分处处可见。当复仇神失败，一再声言要对城邦进行报复时，雅典娜则耐心地进行劝解：“……你坐在面对雅典娜庙的宝座，将要接受男男女女的祭礼，多于世上任何别的地方。所以，我请你不要把血污洒落在我的广阔的大地，毒害了青年人的肠胃。使他们暴怒若狂如醉鬼；也要拔除他们斗鸡斗狠，彼此攻击不止。让他们远征海外吧，但是我不允许内战的争执。”(36)
非常明显，这里是在提醒雅典人，尤其是失败的温和派，为了城邦的整体利益，应该捐弃前嫌，承认现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在雅典娜的一再功说下，复仇女神最后接受和解并变成了降福女神，转而为城邦祝福：“但愿恶风不伤草木，蒙我的恩，枝叶不堕，但愿酷暑不害芽苗，不侵边境，安然而过；但愿疫疠不犯我国，但愿牧神，每年每季，带来孪生，牲口增多。财富盈盈，祭礼累累，答谢神恩，消害化福，使宝藏堆积如山，肥水成河！”(37)
埃斯库罗斯的政治倾向比起激进民主主义派来的确是保守的、温和的，但他毕竟属于民主派这一总体阵营中的一员。他在《欧米尼得斯》中对改革前后的阿雷奥帕戈议事会所持的温和的民主态度，不仅与他在剧中支持雅典与民主的阿尔戈斯结盟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且，与他在《波斯人》、《七将攻忒拜》、《普罗米修士》等作品中包含的民主精神亦是一致的。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诗人，同时也是一位英勇的民主主义战士。他生逢其时，亲自参加过反抗波斯侵略的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斯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据说，他普亲自为自己写过一首墓志铭：“雅典人埃斯库罗斯，欧福里翁之子，躺在这里，周围荡漾着革拉的麦浪；马拉松圣地称道他作战英勇无比，长头发的波斯人听了，心里最明白。”(38)
如果不是后人虚构的话，那么，这首墓志铭无疑是本文所叙述的一切的最好脚注。
注释：
①⑦见C.D.N考斯塔：《埃斯库罗斯的情节与政治》，《希腊与罗马》1962年第二期第23、24页。参见(14)(15)。
②③⑤(30)(31)(33)N·G·L哈蒙德：《希腊史》，牛津1986年版，第136、14-24、196、182、190、221-222页。
④⑥分别见王嘉隽译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7-208、197-200页。
⑧⑩(11)(13)(16)(17)(20)(21)(22)(24)(36)(37)灵珠译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三部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211、203、220-221、224、205、211、217、220、223、227、229、232-233页。
⑨C·W·麦克莱奥德：《政治与奥列斯特》，见《希腊研究杂志》，1982年卷第127页。
(12)见谢德凤译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2页。
(14)(15)陈洪文、水建馥编：《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6、400页。
(18)(19)见汤姆森：《埃斯库罗斯与雅典》，伦敦1980年版，第269页。
(2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7页。
(25)见H·D·F基托：《希腊悲剧》，伦敦1954年版，第92页。
(26)《不列颠百科全书》，纽约1964年版，第353页。
(27)(28)(29)(32)(34)日知、力野译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7、12、20、27、28页。
(35)阿瑟·J·格兰特：《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伦敦1914年版，第140页。
(38)见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