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局势变迁中的“国族共同体”演进——泰国越南移民处境变化的历史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越南论文,泰国论文,东南亚论文,共同体论文,局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泰国是一个由许多族群构成的多元族裔国家。但是，也有为数众多的越南人(ethnic Vietnamese)居住在泰国境内。①越南共产党发布的《政治局关于海外越南人事务第36号决议》(
26/3/2004
)指出，海外越南人约有270万，其中80％居住在已开发国家，②超过一半居住在美国，其余依序为法国、中国、澳洲及加拿大；旅居泰国的越南人约有12万，约占总数的5％。③因此，学者对于海外越南人研究的对象选择，主要集中于旅居欧美的越南人，④对泰国越南人的相关研究，数量相对较少。⑤ 近年来，正如越南当局所指出：“多数的海外越南人已经定居且深入整合到居住国的当地社群中，通过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在越南与居住国的双边关系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力。”⑥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探讨泰国越南人的地位变化。本文认为，泰国越南人的地位变迁，主要受到三大要素的交互影响：一是泰国的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过程；二是东南亚区域地缘政治局势，特别是冷战体制；三是泰、越两国的双边关系。本文分三个主要部分：第一，本文的分析观点；第二，冷战时期泰国越南人的地位；第三，后冷战时期泰国越南人地位的转变。 本文的分析观点：国族共同体与有意义的他者 建构“共同体”的定义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强调构成份子的共同性(sameness)；另一则是强调差异性而予以排除借以达成同一性。同样的，国族(nation)作为一种虚拟的政治共同体，不论是想象或是被发明的，⑦其建构过程(nation-building)同样可分为两种方式。首先，通过“正面识别”(positive identification)的方式，⑧强调群体成员的共同性，比如共同的祖先与族裔起源、共享的历史疆域、共同神话、历史记忆、大众流行文化，以及共同的经济、共同的法律权利、成员责任等，形成一种“归属感”，⑨抑或“同伴情谊”(fellow feeling)，⑩在个体与名为国族的集体间建立紧密连结，然后再反复灌输一种国族荣耀与忠诚于国族的国族意识。(11)其次，采取“否定的识别”(negative identification)的方式，(12)通过与“有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的参照，来强化内群体(ingroup)的认同意识，这是一种可以由内与由外来定义的双重关系。 从内部来定义者，是通过所谓的“内部他者”(other within)来达成，其意指和内群体归属于共同政治实体，而且对内群体的文化、领土等共同性造成破坏的那群人，像是国族国家中的少数族裔(ethnic minority)、移民社群(immigrant community)等。在一个多国族政治实体(multinational political unit)中，“内部他者”有可能是多数族裔或是小的国族。(13) 从外部来定义者，则是通过“外部他者”(external other)来达成。所谓“外部他者”，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国族形成的初期阶段有关，例如从支配的国族或多国族国家的族群中，寻求解放或区别自身的那些人。第二类是和敌对国族或国族国家有关，亦即内群体的邻国，其欲争夺内群体祖国的某些部分，或正控制内群体宣称固有疆域的某些土地，这类型的“外部他者”可能会导致领土边界的重新定义，或者突显出内群体的领土复国主义倾向，并强调内群体的特定族裔或文化概念来支持这种倾向。第三类，领土与内群体紧邻但不争夺领土边界，反而主张拥有构成国族过去的特定神话、象征或祖先等文化遗产之权利的国族、国族国家或族群，其对内群体的独特性与共同性造成重大威胁，从而使内群体为主张那些争夺中的象征或神话是自身的文化资产，而必须重新定义自身的认同。(14) 简单地说，“内部他者”主要是从内部侵蚀国族的同一性，“外部他者”则是从外部挑战国族的领土或文化完整。当国族国家面临社会、政治或经济危机，使得国族认同被当作问题加以提出时，“有意义的他者”将变得更加突显。因为，为克服危机，必须通过共同的敌人来团结人民；此外，“有意义的他者”也会不断提醒人民“我们是谁”，并强调“我们是不同与独特的”。在国族认同的架构中，“有意义的他者”有助于厘清内群体的边界，以及强化成员的归属感；相对地，当国族国家面临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时，“有意义的他者”会从危机的真正原因中发挥一种分散注意力的功用。(15)因此，在危机时期，统治者大多采取措施激发国族成员对境内的特定族群或是具有冲突的邻国不同族裔的负面意识，使得“有意义他者”经常变成一种代罪羔羊。特别是，当“内部的他者”来自“外部他者”时，这种情形更为显著。普遍而言，开发中国家较常采取负面的方式，理由是要通过寻求共同敌人来达成国族团结。(16) 美国社会学者布鲁巴克(Rogers Brubaker)曾发表《新欧洲的国内少数民族、国族化国家以及外部祖国》(National Minorties，Nationalizing States，and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提出国族化国家(nationalizing state)、国内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及外部祖国(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的三角关系(triadic nexus)，借此分析东欧诸国复杂难解的民族问题及其动态关系。他指出，欧洲的新兴国族国家，由于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的差异，导致众多人民居住在其国族疆域之外；虽然他们的公民身份是归属于所居住的新兴国族国家，但是，在族裔国族性(ethnic nationality)上，则是归属于外部祖国。(17)一旦外部祖国被国族化国家视为主要的威胁时。统治当局经常会将少数民族视为威胁国家内部稳定及国家安全的要素，而少数民族群混居的地带，很容易被当作国家之间进行代理人战争的战场，造成一国的少数族群政治经常深受边界政治的影响。在此关系架构中，国内少数民族以及外部祖国，经常被国族化国家视为“有意义的他者”。尽管如此，这三要素都不应该被视为是一种给定的(given)、不可化约的实体，而是要被视为一种有差异性及竞争性的场域，是竞争各方间进行斗争的竞技场；所构成的三角关系，既是内部的，也是构成性的，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18) 综前所述，本文主要是将战后移入泰国的越南人，视为泰国族共同体的“内部他者”，而越南这个国家就被视为“外部他者”。两者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连结关系。当泰国族国家面临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时，前两个“有意义的他者”就成为凝聚内部共识与强化团结的催化剂。这种现象在冷战时期尤其明显。 冷战时期泰国越南人的地位：国族主义与强权介入交缠下的代罪羔羊 披汶将军(Plaek Pibulsonggram)于1947年通过政变重新取得政权，地位已有很大不同。为巩固政权，他和美国强权结盟。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战争爆发以及骨牌理论(domino theory)出现以前，美国认知的主要利益不在东南亚。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新中国，美国视共产主义为亚太地区的威胁，相信围堵战略有其必要，从而提升了泰国在美国东南亚政策中的重要性。因此，美国决定对泰国展开军事及经济上的援助。不过，真正的军事介入仍然有限。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此后，东亚冷战体制正式形成，泰国也从战前“东南亚的社会主义窗口”和“反殖民基地”，转向意识形态对抗下的“前线国家”。此一转变给予披汶将军亲西方政策的机会。他除颁布反共法案(the Anticommunist Act，1952)外，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例如主动派兵参加朝鲜战争、承认南越保大(Bao Dai)政权及加入美国所倡议的东南亚公约组织(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sation，SEATO，1954)，借以强化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并巩固披汶的政权。 在泰、美结盟的框架下，泰国和法属印支政权就站在同一阵线。越南移民发现，曼谷当局借口他们是北越共产党入侵的先行者，逐渐限制他们的移动与人权；这些举措被那些信奉反共产主义、且因担任反叛乱顾问、技术人员、利他主义而来到泰国的美国人，予以合理化且大力地提倡。(19)因此，为防止共产主义影响力扩散到主要的人口中心，曾在普里迪(Pridi Phanomyong)执政时，获得官方与民间支持而能自由移动、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越南移民，就被强制安置于东北边境的几个省份，并限制移动。然而，泰国政府在重新安置越南移民的地方，控制力相当薄弱，反而将其暴露在越盟的影响力下，越南移民实际上仍可援助自寮国渗透而来的越盟或巴特寮。所以，泰国政府决定与法国合作，有限度地控制越盟在泰、寮边境上的活动，同时，开始加强对越南移民的控制。(20) 日内瓦停战协定于1954年签署后，法国势力撤出印度支那，越南分裂为南、北越。美国认为，泰国政府应将越南难民遣返到美国控制下的西贡政权。因为，遣返难民是一种宣传胜利的手段，可借以主张西贡政权的正当性。泰国政府则认为，境内的越南移民犹如不定时炸弹，所以，放弃将其融入泰国社会的尝试，而是亟欲将其遣返。1955年11月，当泰国王室前往东北地区视察时，当地警方接获密报指出，当地越南移民中的越盟游击队，计划刺杀蒲美建国王。泰国警方随即逮捕五名越南移民，后因缺乏证据而将其释放。(21)1957年，沙立特(Sarit Dhanaraj)掌权后，接受美国强势的军、经援助，成立极端恐怖的反共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组织。据估计，每年至少有200到300名越南移民未经审判而被迫入狱；与此同时，许多泰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被捕，迫使共产党转进乡村地区，采取毛泽东式的“农民革命”或“人民战争”的武装斗争。(22)显见，泰国统治阶层对于越盟与越南移民的深切恐惧。 1963年12月，沙立特过世以后，由他侬(Thanom Kittikachorn)接替。在1963年至1968年间，他侬政府仍然维持沙立特政权的强硬路线，以及强调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东北部与南部的地区发展。然而，自1965年5月起，泰国就面临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这一时期，受到美国的反抗叛乱并发症(counter-insurgency syndromes)的影响，曼谷当局对越南移民展开各种对抗活动，例如：将越南移民描绘成“间谍”、“恐怖主义者”、“危险的共产党人”等负面形象；或者，将越南移民描述成“越南人的种族与文化在泰国的小先锋部队”，认为必须由泰国安全单位按照限制法则与条例。来严加控制与监视。东北地区的越南人已经变成泰国的一个“问题”。越南移民逐渐发现他们自己被越来越多的限制所包围，根本就是否定其基本人权，包括：在取得曼谷警察总部的许可以前，越南移民禁止从居住地移动；没有官方允许，访客不得在家过夜；不能与泰国人进行婚嫁；他们的小孩，即使在泰国出生，大部分不能取得泰国公民身份、不能就读泰语学校。(23) 承此思维，曼谷当局坚持将越南移民遣返。然而，北越却认为，可利用泰国境内的越南人从事情报收集，因此对于接收遣返移民一事，显得并不积极。自从万隆会议以后，河内并未与曼谷针对遣返一事有过接触。直至1958年8月，泰国对外办公室要求泰国红十字会与北越红十字会，谈判有关遣返移民的可能性。经过多次谈判，泰国与北越两国红十字会终于在1959年8月14日，在缅甸首都仰光达成协议(Rangoon accord)，规定1960年至1966年间，将用船舶把越南难民遣返北越。据统计，截至1964年7月，约有46,256名越南难民遭到遣返。(24) 泰国政治在1973年出现重大的转折点。过去，军人政府为取得政权的正当性，同时为阻止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暴动，泰国的军人政权允许美国在泰国建立军事基地，并签署若干协议给予美国人诸多特权，特别是在1971年时，受到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影响，他侬政府被迫与美国保持更紧密的结盟关系，几乎成为一个傀儡国家(puppet state)。(25)这种因过分亲美而塑造反印度支那意识的举措，引发青年学生的反感。1973年10月，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举办“印度支那战争展览”，表达学生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抗议，导致爆发严重的学生运动，使得军人政府下台，泰国政治进入“民主实验”时期(1973～1976)。泰国出现相对的出版自由，东北地区的越南难民就致力突显其困境，希望能吸引泰国人民的注意力。数百名越南人家庭与个人，向曼谷地区先进的新闻报纸投书，详述其人权所遭遇到的压迫与残暴的对待，引发泰国媒体注意泰国越南人的情景。(26) 然而，1975年印度支那三国被共产党解放的消息震惊泰国的统治阶层；尤其是共产党在寮国取得胜利，制造出一波歇斯底里的恐惧情绪。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当时提出报告显示，印度支那的局势为泰国共产党创造有利的条件，泰国境内游击队的活动显得相当活跃，所以，叛乱活动将是泰国最大的威胁。越南的统一对泰国造成恐惧，认为河内会通过其与泰共及越南难民，而介入泰国的国内政治。(27) 1976年8月，尽管泰国与越南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双边友好关系并未立即发展，曼谷当局仍忧虑越南难民是越南共党政权的秘密代理人。泰国前内政部副部长Samak Sunthonwet甚至指出越南有意秘密入侵泰国，他也提到，越南并非真的希望遣返越南难民，反而是想要利用他们作为入侵泰国的先锋队。(28)1977年7月18日，越南与寮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同意越南派驻四万至五万名军队于寮国，导致寮国丧失作为泰、越缓冲国的地位。1978年12月23日，越南挥军入侵柬埔寨，更将泰国统治阶层的威胁意识推向高峰。根据当时针对泰国政治精英的调查显示，他们几近一致认为，越南入侵并占领柬埔寨，已经明显影响泰国的安全。(29) 因此，在冷战时期，泰国统治阶层将其境内的越南难民和河内紧密的连结，视其为国家、国族及领土完整的重大安全威胁。在极端的反共主义及反越南人意识之下。泰国政府对境内的越南难民采取了强硬的压迫政策。直言之，越南难民就是泰国族共同体的“境内的局外人”。从族裔认同的角度来看，尽管有少数的越南难民完全融入伊森文化中，但是，大部分的越南难民仍对越南保持强烈的依附感，认为越南是他们的母国。他们从未忘记根源，并试图尽可能的保存越南文化，例如祖先崇拜的传统、传统服饰、新年节庆、生活习惯等。其中，泰国越南人对于胡志明相片及雕像的崇拜，更是重要的一个象征。无疑地，越南难民对越南的这种根基性依附(primordial attachment)，对本质上属于种族主义的泰国族而言，就是一种威胁。 后冷战时期的泰国越南人：泰、越关系的一种桥梁 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东南亚的区域秩序围绕着泰、越关系为中心而运转，(30)泰、越关系的变迁，不仅带动东南亚区域秩序的变动，也影响泰国政府对境内越南移民的态度及政策。 1988年8月4日，察猜(Chatichai Choonhavan)上台以后，尝试改变泰国对印支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著名的“察猜主义”(Chatichai Doctrine)，主张经贸为主的外交政策：“business of diplomacy is business”。(31)之后就任总理的川立沛(Chuan Leekpai)政府亦主张，“泰国是印支的金融门户，并扮演印支半岛与世界之间的桥梁角色”。(32)泰国印支政策的基本主轴，已明确地从安全考量转向贸易及投资。(33)同一时期，由于丧失苏联的支持，越南对内面临社会经济危机，对外遭遇外交孤立与经济制裁。内、外困境迫使越南共产党的领袖，进行一场世界观的转型革命；(34)他们意识到必须仰赖外交关系来保持其国家安全；越南对外政策的目标，就着重在提倡国家的经济发展。为此，越南必须与大多数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与经济连结。此即越南外交政策上的新思维：避免依赖单一特定国家的经、军援助；不管意识形态，尽可能培养朋友，但避免被任何经济强权所支配；经由外交手段提升越南的安全。(35)在此情形下，河内当局推动一场全面性的改革开放政策(Doi Moi)。 随着泰、越两国世界观的转型，连带改善两国的外交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泰、越两国党政高层有多次互访及协定签署。2013年6月25日至27日，越共总书记阮富仲(
)访问泰国，双方更是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正如泰越友好协会主席巴蜀猜耶山表示，泰、越关系正处于最良好的发展阶段，安全、国防、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关系，都得到扩大和发展。其中，越、泰合作关系，更是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2013年，泰、越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100亿美元(参见下页表)。泰国对越南投资项目则有315个，投资总额达64亿美元。目前，泰国更是越南的十大投资来源国之一。(36)此外，泰、越两国的民间社会互动也相当热络。其中，泰国人民到越南旅游，成为他们改变对越南观感的重要途径；而泰国旅游书籍对越南的描写，就是态度变迁的最佳例证。过去，战争是影响泰国人对越南态度的主要因素，现在，许多旅游书籍都将越南描述为富含历史文化、经济开放的国家。显然，越南已经从冷战时期影响泰国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主要“敌人”，变成后冷战时期泰国寻求共同合作发展的“朋友”。
由于泰、越关系迈向正常化发展，双方开始思考越南难民问题的解决。1990年5月29日，泰国政府通过第一个关于泰国越南人的内阁决议，建议授予泰国国籍给泰国境内出生的越南孩童。1991年10月，越南总理武文杰访问泰国时，曾对于越南难民的国籍问题展开谈判。1992年，泰国政府决定授予泰国公民身份，给第二代及第三代的越南难民。(37)根据Sripana的研究，在1993年至2004年10月的12年间，泰国政府至少实施过26次授予法律地位的程序。共计有25,597名越南人取得法律地位。尽管如此，并非所有泰国的越南人都被授予法律地位，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缺乏相关文件，例如出生证明、缴税收据、职业文件或工作证等；行政官僚作业程序的延迟；国家安全单位怀疑越南人的忠诚问题；国内政治变迁导致内政部官员的更迭。(28) 因此，泰国内政部在2005年12月决定，重新开始自2003年10月就已经中断的授予泰国越南人法律地位的程序。这对泰国的越南人是相当重要的，代表泰国越南人享有和泰国人同样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权利；同时，提供泰国越南人同化到泰国社会的一种管道。首先，就经济面向而言，泰国政府一向禁止非泰国人拥有土地，及控制任何商业上的利益；如今公民身份的取得，不仅有助于工作的选择，更意味着掌握财产与经济资本的权利。其次，就政治面向而言，公民身份的取得，就等于取得参与政治的权利，包括投票、国家层次与地方层次的竞选活动等，甚至因此进入泰国的政治圈。最后，就文化面向而言，法律地位的取得提升越南人正当性的权利，有助于越南文化被泰国社会承认及尊重。例如，胡志明纪念馆(H
Chí Minh Memorial House)及泰、越友谊村(Thai-vietnamese Friendship Village)的顺利建立，证明泰国社会对越南人及越南文化的接受。过去在泰国族主义的教条下，胡志明的住所及泰国越南人都代表一种非泰(non-Thai)意涵，造成泰国越南人对胡志明的崇拜，遭遇当地泰国社会以国族主义之名而进行批判。(39) 此外，在各界人士、旅泰越南人协会及泰国政府的帮助下，旅泰越南人拥有许多学习越语场所。例如廊开府首间教授越语的学校于2009年底建成，满足当地400户越南家庭的需求。廊开府越侨梅文正表示，办学是为了传授越语，让子孙后代会说越语，心系祖国，并继承越南人的传统习俗，使他们牢记自己的越南根。(40)语言是维持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最主要的元素，泰国政府协助越语教育的发展，亦可见泰国官方态度的转变。就社会面向而言，法律地位的取得，代表泰国越南人得以参与社会组织活动，包括各种越南人协会等，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41) 同样的，越南政府对于旅居海外的越南人的态度亦有所转变，认为海外越南人对于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性，鼓励他们参与国家建设与发展越南的对外关系；越南政府不仅设置海外越南人的工作组织与结构，例如外交部辖下的海外越南人国家委员会，负责与海外越南人相关的各项事宜。关于国籍方面，越南正考虑修订国籍法及指导文件，允许海外越南人在具有他国之国籍时，也能保留越南国籍。对于海外越南人的法律地位，越南政府则通过各项国际条约、法律互助协定等方式，为海外越南人在法律地位上创造有利的条件。2007年7月25日，越南总理就签署建立海外越南人公民与实体保护的决议(Decision to Establish the Citizen and Entity Protection for Oversea Vietnamese)。(42) 从越南的角度来看，海外越南人是越南人民力量来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越南与其他国家之间，有助于强化友好关系与合作的重要因素；从泰国的角度来看，随着国籍与公民身份的授予，泰国越南人已然是泰国族共同体的一部分。由此显见，随着泰、越两国政府对于泰国越南人态度的转变，使其更能在双边关系上扮演中介角色。 结语：从“局外人”到“局内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泰国政权改由军人掌控，军人政权要仰赖美国的认可来取得正当性，必须服膺美国的反共政策；此时，法国从过去的敌人变成盟友，越南则从过去的志同道合者变成敌人。这种认知的变迁，改变了泰国政府对越南移民的态度。越南移民被美国及泰国刻画成共产主义扩散的先锋部队，因而受到集中管理、限制移动，甚至予以遣返。 冷战结束后，随着区域局势迈向和平，泰国政府认为国家安全的外部威胁大致上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谋求与越南建立经济合作关系。与此相应，越南移民就从泰国的“内部敌人”转变成构成国族共同体的一分子。此外，战后越南移民进入泰国以后，抱持的想法多是短暂停留，最终还是要返回祖国越南；因而对越南仍保持着强烈的祖国认同，这对强调同质性的泰国族共同体而言，无疑是要排除的对象。 此后，泰国官方越来越多地协助越南移民保存越南文化，一个重要原因是泰国官方出现多元文化的倾向，更重要的原因是为巩固泰、越之友好关系。随着泰、越双边关系日趋紧密，泰国越南人将在外交关系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同样地，由于泰国越南人取得公民身份者逐渐增多，未来也将在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方面，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总的来说，目前泰国越南人的角色，已经逐渐从泰国族共同体的“局外人”变成“局内人”。 注释： ①旅居海外的越南人称为
(海外越人)或
(越侨)，亦即Overseas Vietnam。基本上，泰国的越侨可以粗略分为“旧越侨”(
)及“新越侨”(
)两类。所谓“旧越侨”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抵达泰国的越南人，因其移入泰国时间较长，久受泰国文化影响，实际上已经被同化，与泰人差别不大；相对地，“新越侨”则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抵达泰国的越南人，也就是泰国内政部所称的“越南难民”(Vietnamese Refugees)或“新越南人”(Yuan Mai)，大多集中在东北部的伊森地区。 ②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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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April 2,2004.Retrieved from http://quehuongonline.vn/VietNam/Home/Van-ban-phap-luat/2004/04/1814A7D0/. ③根据Louis-Jacqes Dorais在2001年发表的文献指出，旅居美国的越南人约占总数的55％，旅居法国者约有40万人，约占15％，旅居中国者约有30万人，约占11％，旅居澳洲及加拿大者约各有20万人，约各占7％。Louis-Jacqes Dorais,"Defining the Overseas Vietnamese," Diaspora,Vol.10,No.1(2001),p.3. ④梁志明、游名谦：《当代海外越南人的分布与发展状况研究》，《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2期，第16～17页。 ⑤在有限的研究文献里，又以Peter A.Poole与Christopher E.Goscha的研究著作最为重要。简单地说，Poole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说明越南人移入泰国的历史过程及其数量、分布地区、地位等，同时，也探讨泰国对外关系中的越南难民问题，包括就难民遣返议题与南、北越政府的谈判过程与结果。同样地，Goscha除论及越南人移入泰国的历史过程以外，更深入研究泰国在越南历次革命行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两位学者的共同之处则是研究时间仅止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国际环境与东南亚区域局势的变迁，旅泰越南人的地位也产生转变，不过，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则仅有Thanyathip Sripana的论著而已。Christopher E.Goscha,Thailand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Networks of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1885-1954,Richmond:Curzon Press,1999; Peter A.Poole,"Thailand's Vietnamese Minority," Asian Survey,Vol.7,No.12(December 1967),pp.886-895; Peter A.Poole,"Thailand's Vietnamese Refugees:Can They Be Assimilated?," Pacific Affairs,Vol.40,No.3/4(Autumn 1967-Winter 1967-1968),pp.324-332; Peter A.Poole,"The Vietnamese in Cambodia and Thailand:The Role in Interstate Relation," Asian Survey,Vol.14,No.4(April 1974),pp.325-337; ⑦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Verso,1983; Eric J.Hobsbawm,"Introduction:Inventing Traditions," in Eric J.Hobsbawm and Terence O.Ranger(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14. ⑧(12)Thongchai Winichakul,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p.3-5. ⑨Walker Connor,"A Nation Is a Nation,Is a State,Is an Ethnic Group,Is 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1,No.4(1978),pp.377-400. ⑩Clifford Geertz,"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ed.),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New York:Free Press,1963,pp.105-157. (11)此即Anthony D.Smith所谓的“族裔国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Reno: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p.43. (13)(14)(15)Anna Triandafyllidou,"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ther',"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1,No.4(1998),pp.596-603,p.603. (16)Likhit Dhiravegin,"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ailand," in Thai Politics:Selected Aspect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Bangkok:Tri-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85,p.400. (17)(18)Rogers Brubaker,"National Minorities,Nationalizing States,and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Notes toward a Relational Analysi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Miami,August 17,1993; Rogers Brubaker,"National Minorities,Nationalizing States,and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 Daedalus,Vol.124,No.2(Spring 1995),pp.107-132; Rogers Brubaker,"National Minorities,Nationalizing States,and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 in Nationalism Reframed: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55-78. (19)(23)(26)E.Thadeus Flood,"The Vietnamese Refugees in Thailand:Minority Manipulation in Counterinsurgency,"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9,No.3(July-September 1977),p.37,p.38,p.38. (20)1951年，泰国内政部公布一连串的法规，要求越南移民在移动到其他省份以前，必须获得地方当局的允许。乃抛将军担任警察指挥官以后，越南移民再次被强制安置到8个东北边境省份的区域，然后，未经曼谷当局的许可，限制移动到区域外；同时，地方当局也获得全权委托，任何时候可以不经控告与审判而将其入狱。同年，越南难民登记中心(Registration Center of Yuon Oppayop)或越南难民办公室(office of Yuon Oppayop)也在警政局辖下成立，负责收集信息、档案报告，起草关于越南人的相关法则与条例，以及追踪其移动与活动概况。Peter A.Poole,The Vietnamese in Thailand:A Historical Perspective,pp.46-47; E.Thadeus Flood,op.cit.,p.37; Thanyathip Sripana,"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unnel of the Viet Kieu in Thailand," p.4. (21)(24)Nicholas Grossman(ed.),Chronicle of Thailand:Headline News since 1946,Bangkok:Bangkok Post,2009,p.82,p.109. (22)Katherine A.Bowie,Rituals of National Loyal:An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and the Village Scout Movement in Thailan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pp.62-63; Kanok Wongtrangan,Communist Revolutionary Process:A Stud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Ph.D.Dissertati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82,pp.57-58. (25)Donald F.Cooper,Thailand:Dictatorship or Democracy?,London:Minerva Press,1995,p.229. (27)Nguyen Vu Tung,"Vietnam-Thailand Relations aider the Cold War," in N.Ganesan and Ramses Amer(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between B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0,p.73. (28)Samak Sunthonwet甚至明确指出越南入侵泰国的三条路线：第一，经由北部山区，该处是泰、寮、缅边境交会之处；第二，从寮国南部跨过湄公河抵达乌汶；第三，经由柬埔寨进入泰、柬边境城市亚兰(Arannya Prathet)。E.Thadeus Flood,op.cit.,pp.41-42. (29)柬埔寨落入越南的势力范围以后，因越南无法完全镇压反抗武装势力，导致他们流入泰、柬边境以为庇护所，并通过柬、泰边境居民，取得物资补给以扩大势力。泰国对柬埔寨武装势力的支持，成为越南入侵泰国之借口，所以，越南大举陈兵于泰国边境，借以对盘踞于柬、泰边境的柬埔寨反抗军发动军事攻势。这时期，泰国的安全威胁可分为几个面向：第一，沿着泰、柬边境的军事紧张；第二，大量难民的流入；第三，柬埔寨成为越南威胁泰国的主要基地。Sukhumbhand Paribatra,"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Indochina Conflict:Thai Perspectives," Asian Affairs,Vol.11,No.3(Fall 1984),pp.28-46; Sarasin Viraphol,"Thailand's Perspectives on Its Rivalry with Security," in William S.Turley(ed.),Confrontation Or Coexistence:The Future of ASEAN-Vietnam Relations,Bangkok:Institute of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hulalongkorn University,1985,p.27. (30)(37)Surin Maisrikrod,"The Peace Divided in Southeast Asi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Thai-Vietnamese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16,No.1(June 1994),p.47,p.50. (31)察猜宣布：“与邻国之间的关系，例如寮国及越南，必须改成市场并不是战场。柬埔寨问题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柬埔寨和平。亦是为了增加边界的贸易”；“政治是政治，贸易是贸易，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任何人都应该可以与其想要的对象进行贸易”。Bangkok Post,September 9,1988; Khatharya Um,"Thailand and the Dynamics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mplex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13,No.3(December 1991),p.246. (32)Business Times(Singapore),April 15,1993. (33)Khatharya Um,op.cir.,pp.245-270; Marc Innes-Brown and Mark J.Valencia,"Thailand Resource Diplomacy in Indochina and Myanmar,"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14,No.4(March 1993),pp.332-351. (34)Gareth Porter,"The Transformation of Vietnam's World-view:From Two Camps to Interdependen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12,No.1(June 1990),pp.1-19. (35)Mike Yeong,"New Thinking in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14,No.3(December 1992),pp.257-268; Nguyen Vu Tung,op.cit.,pp.74-79. (36)《越南与泰国加强经济合作关系》，人民报网(越南)，2013年9月26日，http://cn.nhandan.org.vn/friendshipbridge/vietnam-and-the-world/item/1236501-％E8％B6％8A％E5％8D％97％E4％B8％8E％E6％B3％B0％E5％9B％BD％E5％8A％A0％E5％BC％BA％E7％BB％8F％E6％B5％8E％E5％90％88％E4％BD％9C％E5％85％B3％E7％B3％BB.html。 (38)Thanyathip Sripana,"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unnel of the Viet Kieu in Thailand," pp.5-7. (39)Nguyen Quoc Toan,"Ho Chi Minh Sites in Thailand:Their Significance and Potential Problems for Thai-Vietnamese Relations," Journal of Mekong Societies,Vol.4,No.1(2008),pp.77-96. (40)《旅泰越侨为越泰关系发展作出贡献》，越南之声广播电台，2013年6月26日，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CC8QFjAB&url=http％3A％2F％2Fcn.nhandan.org.vn％2Fmobile％2Fmobile_polifical％2Fmobile_national_review％2Fitem％2F926401.html&ei=gzVEU82dD8qPkgXFsoG4CQ&usg=AFQjCNH7KO2kbSrsGMDxNf0zmXrDclKKLw。 (41)Krishna Thongkaew,Somsak Srisontisuk and Viyouth Chamruspanth,"Viet Kieu Families and Pattern Social Mobility in Thai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in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KhonKaen University,Thailand,November 14-15,2013. (42)Nguyen Manh Cuong,"Policies for Overseas Vietnam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Data for Policy Development,Hanoi,Vietnam,June 1-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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