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海明威：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明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值此纪念海明威百年诞辰之际，我愿意回顾一下我们有必要称赞他的艺术的几点原因，并评论当代海明威研究的走向和希望达到的目标。关于海明威去世之后在评论界的声誉，最近的总结工作是由苏珊·F ·比格尔完成的。她的《海明威：批评的声誉》（1996）一文，令人称道。（注：Susan F. Beegel:"Ernest
Hemingway: The
CriticalReputation,"in 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Hemingway,ed.ScottDonald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69—99.）实际上，自从严肃的海明威研究于1952年出现以来，已经有一些评论家提供了回顾性和前瞻性的评论，指出已经进行了哪些研究，包括成就与不足，以及有待于完成的工作。近30年来始终引人注目的主要问题，包括：冗长或者借题发挥的评论泛滥成灾，要求提供可靠的作品文本，以及需要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和经过修改的批评模式。时至今日，我们仍旧没有标准的作品版本，不过晚近几年来海明威研究已经削减了篇幅冗长的著述，并拓宽了研究范围。
上述进展可以归功于几个原因：约翰·F ·肯尼迪图书馆档案馆开放，陈旧的研究方法的终结与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标准的传记、文献目录、参考书目指南陆续问世，专家们定期召开的数十次学术会议以及在《海明威评论》（Hemingway Review）上发表的大量文章。述评文章也有助于学者们确定其施展研究投入的最佳方面，在海明威研究中，人们既高兴地看到一些出色的论述，也见识了一些奇怪的议论。因此，首先我要向述评文章致敬，然后再对最近海明威研究的发展、以及今后十年应当如何规划研究并采取行动，提出几点看法。
在经历了出版《海明威》（1952）所遭受的艰难困苦之后，菲利普·扬在此后约10年间以负责任的态度继续关注海明威研究，但是到了1960年便开始厌倦阅读有关这位作家的资料。1964年，他感到有义务“挺身而出，阅读1960年以后所有可以称为以海明威为中心的废话连篇的书籍和小册子，不管是精装还是软精装。”（注：Philip Young: "Our Hemingway Man,Part I.The End of Compendium Reviewing,"Kenyon Review 26,1964:676—707.）这些“接二连三地出版的著作”多达 32部。至于“纷至沓来的论文和文章”，菲利普·扬庆幸自己“保持足够明智的头脑，没想阅读”它们（另有许多人也与他为伍，拒绝阅读），但他一针见血地概括为“强加于人的传记”的著作，充斥荒诞不经的故事，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愚蠢的东西。事实上，他评论过的绝大部分书目都没有什么价值，不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是如此；它们包括大同小异的传记，一些盗版的诗歌和软精装的刊物，以及“形形色色的传记类作品”，诸如画册，访谈录，甚至还有卡洛斯·贝克和莱西斯特·海明威联手创作的几部小说。
在菲利普·扬赞誉的书目中，具有持久意义的包括厄尔·罗维特的《海明威》（1963）卡洛斯·贝克的《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作家》（1963，第三版），以及几部论文集。此外，除了一些论文，还应当包括约翰·K·M·麦克菲利的《海明威其人及其著作》（1950），查尔斯·A·纷盾的《海明威的见习创作：早年岁月》（1954）， 这些就是可以追溯的关于海明威的绝大部分重要著作。对于富于幻想和借题发挥的读物，菲利普·扬时常发难，认为强加于人的传记无非是耸人听闻，不过回头来看，他在1964年所作的工作中最富有挑战性的部分，是在阅读有关海明威的如此大量的废话时能够始终具有耐心。
从60年代到70年代，海明威研究得益于弗雷德利克·J·霍夫曼、威廉·怀特、杰克逊·R·布雷尔以及斯科特·唐纳德逊， 他们每年为《美国文学研究》撰写的述评性论文，开始辨别研究的走向，并发现分歧。从1964年至1966年，霍夫曼注意到了对于精确的作品文本的需求，“有关个人的华而不实的细节”的大量描述，以及缺少一部权威性的传记。其它陆续问世并受到好评的成果，包括威廉·怀特编辑的《作者署名：海明威》（1967）和奥德·海纳曼的《海明威：文献目录全编》第一卷（1967）。1969年，霍夫曼提供了有关海明威可以追溯的创作生涯最全面的评价，（注：Frederick J.Hoffman:"Ernest Hemingway,"in
Fifteen Modern American Authors:A Survey of Research and Criticism,ed.Jackson R.Bryer.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69,pp.275—300）内容从最早关于《在我们的时代里》的评论一直持续到1967年的情况。他将早期的评论特征概括为：倾向于将对于海明威其人及其作品的评论融为一体；研究作家早年喜欢阅读的格外有益的刊物；作为奇怪的现象，40年代的一些论文总结了他的创作生涯，30年代甚至反常地出现了一部传记；研究着重于死亡、暴力、“准则”以及影响；倾向于将海明威描述为“非理性的”或者“原始的”；但幸运的是，出现了贝克、菲利普·扬、罗维特等人的批评著作，与大同小异的传记和回忆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形成了明显的差别。他宣布：“作为人的海明威和作为作家的海明威维系在一起，几乎难以区分开来；对于一方的认识几乎毫无变化地影响到了对于另一方的态度。”（注：Frederick J.Hoffman:"Ernest Hemingway," in Fifteen Modern American Authors:A Survey of Research and Criticism,ed.JacksonR.Bryer.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69,p.275）他称赞海纳曼撰写的传记，并正确地认为它会有助于“指出海明威研究的正确方向”；但是对于1967年而言，霍夫曼还是承认，“海明威研究中没有任何权威性的东西。”（注：Frederick J.Hoffman:"Ernest Hemingway," inFifteen
ModernAmerican Authors:A Survey of Research and Criticism,ed.Jackson R.Bryer.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69,p.299）
此外，也许他还可以补充说，海明威研究将要发生迅猛的发展。梅尔文·J·弗里德曼采用直到1971年底为止的资料更新霍夫曼的论文时，那些致力于“重新评价和总结海明威声誉”的著作的数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Melvin J. Friedan,"Supplement,"Sixteen Modern American Aithors:A Survey of Research and Criticism,ed.Jackson R.Bryer.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73,pp.329—416）弗里德曼承认，由于威廉·怀特出色的传记性论文在《美国文学研究》发表后，他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便于操作，但当他能够总结书的形式的新的研究成果时，又感到悲叹，因为“不可能讨论1967讨后半年以来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海明威的所有评论资料。 ”（注： Melvin J.Friedan,"Supplement,"Sixteen Modern American Aithors:A Survey of Research
and
Criticism,ed.Jackson R.Bryer.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73,p.410 ）海明威研究真正的兴盛时期已经开始了，这一时期行之有效的评论术语应当是讽刺。
对于这些非常多产的岁月，弗里德曼的评价主体上是肯定的。新面世的主要著作，包括《湾流中的岛屿》（1970）、《尼科·亚当斯故事集》（1972）、以及马修·J·布鲁克理编辑的《海明威、记者、 堪萨斯城市星辰故事集》（1970）。由于有机会阅读手稿，促进了一些研究者的工作。查尔斯·W·曼、 菲利普·扬二人合著了《海明威手稿目录》罗伯特·W ·路易斯与马克思·威斯特布鲁克校勘了《乞力马扎罗的雪》，开始展示文本研究的丰富内涵。随着卡洛斯·贝克的《海明威：生命的故事》（1969）的出版，学术性传记终于取代了令人生疑的回忆录，但是人们对于“影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兴趣，促成了《海明威与“太阳”的降落》（1972）的问世。其中，波特艾姆·D ·塞若森发表的评论，讨论了据称是该小说中人物塑造的原型以及相关的人物。
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大约有12部批评专著面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罗伯特·O ·斯蒂芬的《海明威的非虚构作品：公众的声音》（1968）、尼古拉斯·朱斯特的《海明威与小杂志：巴黎岁月》（1968）和亚瑟·沃德豪恩的《海明威读者指南》（1972）。对于弗里德曼论及的其它几部论文集和刊物的专号，他尤其为马修·J ·布鲁克理的《菲茨杰拉尔德／海明威年刊》而感到欣喜（1972），将其描述为“使许多珍贵的资料相形见绌”；在该刊物发行的10年间，它为文本、传记和评论类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论坛。弗里德曼和怀特一致认为：这些年关注的主要著作是《太阳照样升起》和《乞力马扎罗的雪》，用怀特的话说，这两部作品几乎要“淹没在学术著作的海洋中”。然而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海纳曼与霍夫曼认真地使用了“全面的”这个词，弗里德曼则承认他对于学术研究的评论是“有选择的”，如同此后的评论都是如此一样。
杰克逊·R·布雷尔与《美国文学研究》的第一次合作期限， 从1971年一直持续到1977年；其间，他目睹了海明威研究中兴趣扩展的广泛需求。愈来愈多的书籍和文章大量择选海明威发表的著作，部分原因是因为受到了泰勒·阿尔德曼与肯尼斯·洛森编辑的《海明威论丛》（Hemingway Notes,1971—1974）的鼓舞。颇受好评的论文集，包括琳达·威尔式摩·瓦格纳的《海明威：半个世纪的批评》（1974）、理查德·阿司特与杰克逊·J·本森的《我们时代的海明威》（1974）， 以及本森的《海明威短篇小说评论集》（1975），其中包括《海明威短篇小说批评、诠释与评论篇目全编》一文。此前，海纳曼已经为其《海明威：文献目录全编》提供了一个研究《附录》（1975）。与海纳曼一道做出努力的人，包括瓦格纳，她为我们提供了《海明威：参考资料指南》（1977）；还包括斯蒂芬，他辑录了《海明威：批评界的接受》（1977）。米歇尔·S·雷诺兹在他的《海明威的第一次战争：〈永别了，武器〉的创作》（1976）一书中，展现了丰富的档案资料。传记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玛丽·海明威的《原来如此》（1976），还有司格特·唐纳德逊的《海明威的生平和艺术》（1977）。在这些年间，出现了重新评价海明威的神话及其作品的强劲倾向。
唐纳德逊的时钟（1979—1982），令人遗憾地记载了布鲁克理主编的《菲茨杰拉尔德／海明威年刊》在出版了1979年号之后停刊， 但是1981年查尔斯·奥利佛担任了《海明威评论》的主编， 并一直任职到1992年。作为《海明威论丛》的续刊，这一刊物很快发展成为27个国家的1000位作者的投稿基地。新出现的主要资料，包括贝克的《海明威书信选：1917—1961》（1981），尼古拉斯·哲罗济埃尼斯编辑的《88首诗选》（1979），《太阳照样升起》的开篇部分，还附有菲茨杰拉尔德写给海明威的一封信，严厉批评该小说开头的几页。在《海明威：批评的遗产》（1982）中，杰弗利·梅椰收入了一百余篇评论。同年出版的两部参考书，有助于洗刷海明威作为“蠢人”的观念：米歇尔·S·雷诺兹推出的《海明威的读物：1910—1940年目录》（1981），记载了作家阅读过的书目；詹姆斯·D ·布莱斯克与约瑟夫·西格曼编撰的《海明威的藏书：档案汇编》（1981），记载了他拥有的图书。这两部著作总共列出了各种语言的书籍近万种。
约瑟夫·M·弗罗拉评价了《海明威的尼科·亚当斯》（1981）。首批研究电影的著作也出版了，包括弗兰克·M ·劳伦斯的《海明威与影片》（1981）和基尼·D·菲利普的《海明威和电影》（1980）。 更多的有关手稿的研究，见于伯纳德·奥德塞的《海明威隐匿的技艺：〈永别了，武器〉的创作》（1979），还见于下列论文：雷诺兹的《虚假的黎明：〈太阳照样升起〉手稿》（1980）（收入杰克·D ·杜岚特和M·托马斯·海斯特编辑的《恋爱中美好的一天：纪念小罗伯特·B·怀特文学论文集》（1980）），戴尔伯特·E ·威尔德的《布莱特的两副面孔：〈太阳照样升起〉中新女性的作用》（1981，发表于《肯塔基语言学协会会刊》），乔伊斯·书克斯勒的《海明威的E.R.A ：一个女权主义者为〈永别了，武器〉的辩护》（1981，发表于《乔治亚评论》），以及罗伯特·斯考尔斯的《解读爸爸：作为词语和文本的一部超短篇小说》（1982）（收入《符号学与阐释》（1982）一书），表明又重新开始强调研究手稿、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和批评理论。
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的档案1980年开放以后， 米歇尔·雷诺兹思考了《未探讨的领域：今后10年的海明威研究》（1980，发表于《大学文学》）一文，为该研究领域仍旧缺少权威性的作品版本而悲叹。他呼吁建立研究资料库，编撰词汇索引（彼德·黑兹论述《在我们的时代里》（1990）的佳作除外），以及创建计算机辅助编辑系统，但是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然而雷诺兹寄托希望的几件事情倒是已经实现了。肯尼迪图书馆的馆长罗·奥古斯特为严肃的学者提供了必读读物，即两卷本的《肯尼迪图书馆海明威藏书目录》（1982）。马修·J·布鲁克理编辑了一本海明威访谈录《与海明威对话录》（1986）。一些探讨海明威与西班牙的文学关系的著作当时也要问世。通过评论前期取得的大部分成就，雷诺兹倡导同行学者开始通力合作，宣布暂停怀旧的写作，开展实质性的探索。
60年代和70年代产生了几位真正的探索者，当时他们同样让位于一大批喜欢驾轻就熟走老路的旅行者。于是重复而多余的工作，加之肤浅的出版物，便成为杰克逊·J ·本森在《海明威批评：解决难题》（收入《海明威：一场革命》（1983））一文中抱怨的主要问题。本森评论了当时的学术研究，证实仍旧存在将海明威的生平与作品混为一谈的问题。为了解决难题，“我们应当比以往更为严肃地对待海明威……并且研究他不仅是一位创新者而且还是一位天才的可能性。 ”（注：Jackson J.Benson:"Hemingway Criticsim:Getting at the Hard Questions,"in Hemingway:A Revolution,ed.Donald R.Noble.Troy,New York:Whitston,1983,p.39）他感到不安的是，发现“有那么多关于海明威的蹩脚著作”，并且考虑到它们可能存在下去，因为海明威的声望显赫，很容易使平庸的著作充斥于市场。作家的这种声望也说明，“由于一般文学学者的负面反应，结果海明威的作品也受到偏见。”（注：Jackson J.Benson:"Hemingway Criticsim:Getting at the Hard Questions,"in Hemingway:A Revolution,ed.Donald R.Noble.Troy,New York:Whitston,1983,p.19）更有甚者， 所有的声望可能已经很难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作品。在结尾部分，本森做出的结论是，“难题就是有关文本、细读、技巧、结构、和语文学等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问题。”（注：Jackson J.Benson:"Hemingway Criticsim:Getting at the Hard Questions, "in Hemingway:A Revolution,ed.Donald R.Noble.Troy,New York:Whitston,1983,p.44）
1995年雷诺兹再次回到“海明威研究的前景”的主题（收入《美国文学研究资源丛书》21.1，1995）。在相隔的17年间，出现了30余部著作，20部论文集，以及数百篇文章。原来书架上曾经只有贝克的《生命的故事》的地方，现在有了3部单卷本的传记相伴随：杰弗利·梅椰的《海明威传》（1985）、肯尼斯·S·林恩的《海明威》（1987）和詹姆斯·R·梅隆的《海明威：没有结果的生平》（1992）。此外，彼德·格利分和雷诺兹自身都以各自多卷本的传记作品做出了贡献。雷诺兹的最后一卷传记将于1999年出版，他的五卷本著作肯定会作为最佳传记而赢得持久而理所应当的位置。
在《前景》一文中，雷诺兹呼吁制造能够辅助学者的更好的电子工具。这意味着1995年出现了超级文本和光盘中可搜索的文献资料、海明威的在线文本、搜索各个公共档案馆收藏的手稿和书信的电子工具。这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尤其是考虑到迅速变化的技术。至于人们“显然对精确的文本研究缺乏兴趣，他仍旧感到非常吃惊，认识到现在还不可能拥有一个标准的作品版本，因此强调对于文本的描述，以便在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内能够编辑作家的真作，并出版标准的集注版本。雷诺兹在海明威研究中持续不断的努力，使得他特别能够感受到研究中的需求：对于认识“完整的”的海明威，而不是仅仅“局部”，比如20年代的海明威，应当具有更为浓厚的兴趣：应当有更多的著作探讨“未探索的领域”，例如重要的西方岁月（海明威最多产的10年）；应当了解海明威“晚期”（1945—1961）更多的详情；应当有两到三卷、甚至更多的书信集，而且需要精心编辑和注释；应当通过拥有一些权威性的东西，研究海明威久赋盛名的风格；应当加强合作。在结尾处，他表示担心人们总是一味注重20年代的海明威，有可能使他成为“一个时期的作家，而并非一位重要作家，并劝告人们教授和写作作家的全部作品。”
在《海明威：批评的声誉》一文中，苏珊·F ·毕格尔的倾向是回顾性的，语言简洁，赋予人们最新的贡献。虽然像以前的评论家一样，她也讨论了大部分相同的领域，但是她的真知灼见使其能够看到几年前尚不明显而当今却十分突出的动向。她认为，60年代的批评“尤其注重以价值为中心，强调英雄主义和存在主义，强调对待爱情和宗教的态度。”（注： Susan
F. Beegel:"Ernest Hemingway:The Critical Reputation,"see①,p.275.）菲利普·扬的“负伤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理论是通过一个“追求规则的英雄”来实现，体现了这一时代评论的主要特征。毕格尔评论说，这一时代实际上缺少少数人或者女柱主义者的贡献，她将这个事实描述为“可能对当今海明威批评声誉最大的负面影响。”（注：Susan F. Beegel:"Ernest Hemingway:The Critical Reputation,"see①,p.277.）“负伤理论”认为“作家在一次大战中负伤而带来的损伤，一直是他生活与工作的动力。”二次大战时的那代人推崇这一观点；越战时期的那代人则寻求一个新的范畴解读海明威，包括更具有女权主义特征的反应，尤其强调影响研究。马萨诸塞州沃尔特海姆的国家档案馆开放其收藏的书信和手稿（后由波士顿的肯尼迪图书馆收藏）之后，文本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大量的传记也接踵而至，其中包括作家生前友人撰写的传记，但是这一时期出版的最重要的遗作，是《尼科·亚当斯短篇小说集》（1972）。
80年代初期，大部分学术研究都在解构文本，海明威研究者也在编辑海明威的阅读书目，为档案编辑目录，汇编早期的评论，开始走向一个“重新评价”的时期。肯尼斯·林恩发展了自己的新观点，并汇入到早期反对“负伤理论”的声音之中；菲利普·扬与考雷也站到了一起；但是海明威的读者显然已经准备接受新东西。玛丽·海明威1985年过世之后，时机终于到了，一系列遗作面世了：威廉·怀特编辑的《日界限：多伦多、1920—1924〈多伦多星报〉电讯全编》（1985），威廉·布莱斯克·沃森编辑的《海明威的西班牙内战电讯》（发表于《海明威评论》7.1，1981），以及《危险的夏季》（1986）和《伊甸园》（1987）。
《伊甸园》（1987）引起了最有歧义的讨论，而此时在海明威学者中“女性的疯狂、男子的女性化、雌雄同体、女同性恋”已经司空见惯。马克·斯皮卡的《海明威与男子女性化的争论》（1990）一书，强调了“男子女性化的理论”，肯尼斯·林恩的传记也颇为引人注目。当一位出类拔萃的学者热衷于《伊甸园》的时候，其他人则研究短篇小说。毕格尔完成了文集《海明威被遗忘的短篇小说：新视角》（1992），弗罗拉出版了《海明威：短篇小说研究》（1989），本森推出了《研究海明威短篇小说的新方法》（1990），还包括保尔·史密斯的佳作《海明威短篇小说读者指南》（1989）。
毕格尔以前只是预言，而现在却看到海明威在经典作家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牢固。她推测，男子女性化的主题将会被性别研究或者对于生态自觉的日益增长的关注而取代，而且她认为，伴随着为海明威研究做出贡献的女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传记类出版物的数量则会相应削减。她的结论是现在海明威的“批评声誉要比他去世后的任何时间都要隆盛”。
晚近10年间，毕格尔的推测得到了证实。通过目前的努力，我们几乎一直意识到其批评遗产的存在。毕格尔担任主编的《海明威评论》始终在发表一些富有新意的佳作。研究文章大量涌现的现象，开始于几十年前，至今仍未势头不减，但曾一度得到了控制，同时也引起争论，并经过选择作为论文集出版。90年代有一些范例展示了这一时期海明威批评丰富的多样性，其中包括最近出版的琳达·瓦格纳—马丁主编的论文选集《海明威：70年的批评》（1998），以及司格特·唐纳德逊的《剑桥参考书》（1995）。瓦格纳—马丁选择的文章，几乎一半是出自女学者的手笔，包含着“新鲜的模式”和“难以预测而复杂的洞见”，它们时常强迫读者修正他们的“传统的自满心理”。种族、性别、和多元文化论，都是常见的话题，有6篇论文专门讨论《伊甸园》， 算是圆满地回答了雷诺兹的建议：我们要集中精力拓展海明威经典著作的范围。
司格特·唐纳德逊的《剑桥手册》，与以前的论文集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本世纪中叶，麦卡佛利有时明显枯燥的选集，注重传记、风格、暴力、迷惘的一代，以及对于海明威笔下的女人单一的论述。临近世纪末，唐纳德逊能够收入内容扎实的论文，讨论一系列相关问题，传记只是其中之一。其它还包括传闻、报刊文章、女性、晚期小说、政治、性别历史、地点、以及海明威在古巴和西班牙的情感经历。詹姆斯·尼格尔更为独特的选集《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论文集》（1995），包括对该小说接受的一篇出色的概述，转载了评论和批评，还收入探讨布莱特、威尔逊—哈利斯以及小说中被删节的结尾的有独到见解的论文。
更多的早期资料公诸于世。亨利·S ·威拉德和詹姆斯·奈格尔编辑的《恋爱与战争中的海明威》（1989）不仅提供了大量令人兴奋而新鲜的传记资料，还导致一部根据书中资料改编并且走红的电影的问世。马修·布鲁克理与罗伯特·特格顿联袂编辑的《唯一重要的事情：海明威与马克思韦尔·伯钦斯通信集，1925—1947》（1996），使人们有机会读到经过选择的“许多信件，它们提供了有关两个男人、他们的编辑关系、斯格理出版社、以及美国作家的职业等方面最有价值的资料。”（注：Matthew Bruccoli,Robert Trogdon:The Only Thing thatCounts:The Earnest Hemingway／Maxwell Perkins Corresepondence1925—1947,New York:Scribner,p.19.）布鲁克理还出版了两卷本的《太阳照样升起》手稿的摹真本（1990），为研究该小说及其创作过程的学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工具。在《海明威：多伦多岁月》（1994）一书中，威廉·伯瑞尔投入相当大的力量集中研究有关海明威的传记和报刊文章。罗斯·玛丽·伯威尔的《海明威：战后岁月与去世后的小说》（1996）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说明最好的学术研究既能够侧重于研究一个被忽视的时代和作家的习作文本，同时还可以兼有传记、文本和校对等方面的内容。
目前的著作继续添补过去的缺陷，并促使海明威研究呈现新气象。海明威声名显赫但疏于分析的风格，是凯瑟琳·摩根的《直白讲述的故事：海明威与荷马的见证人叙事作品》（1990）的主题。地点的作用是J·杰拉尔德·肯尼迪的《想象巴黎》（1993）的主题； 非虚构作品也拥有了10年来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即罗纳德·韦伯的《海明威非虚构作品的艺术》（1990）。A ·卡尔·小布莱德尔和苏珊·林恩·德雷克辑录的《作为海明威发展中的叙述手法的〈非洲青山〉》，为30年代一部被忽略的文本带来了一部评论文集。在马克·多岚的《解读〈太阳照样升起〉：海明威的政治无意识》（1997）一书中，历史、经济和意识形态等背景都得到了详细的研究。促使海明威声名显赫的力量，则成为雷纳尔多·J·莱福的《海明威及其同谋：好莱坞、文书、 美国名人文化的创造》（1997）探讨的目标。
毕格尔曾推测，性别研究将成为90年代批评家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一点已经证实是正确的。 其他人则正在继续从事斯蒂尔卡与林恩80年代开始的研究。在《海明威的性别：解读海明威的文本》（1994 ）中，罗伯特·斯克尔司和南希·R ·康门雷思考了海明威与文化习俗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在《海明威的物恋》（1999）中，卡尔·P ·埃比尤其问及作家的物恋如何影响其性身份。关于“英雄”和“习俗”的可以预测的讨论，似乎突然变得非常遥远，批评的探索似乎是全新的，具有挑战性和重要性。
米丽亚姆·门德尔别具一格的《阅读海明威：小说中的事实》（1995），大大丰富了参考资料； 这本书为海明威长篇小说中的名词和人名附加了注释，给读者提供了如此丰富而十分重要的信息，也许有朝一日会成为海明威作品的最佳学术版本的组成部分。同样在这一方面进行探讨的，还有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一系列有关著作，它们将为作家的重要作品提供词汇集注和逐行逐句的评论。凯尔理·A ·拉森的《海明威：1974—1989参考指南》（1991），是将瓦格纳1977年开始的工作延续下来，与海纳曼的多卷本著作一道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因此，当一条探索的道路将我们引导到以前从未想象可以到达的领域（比如物恋）的时候，其它的道路又带领我们走向我们始终向往的地方（以仔细阅读精确的作品文本为基础）。
虽然在出版海明威的遗作方面，90年代不及80年代，但是新作品仍旧不断出现。今年晚些时候，人们将有望读到帕特里克·海明威编辑的《晨光示真》（True at First Sight）。 这部叙事作品的部分节选内容，曾于1971年和1972年以《非洲日记》为题发表在《插图体育》。公众对宣传广告的反映很热烈；毫无疑问，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将会引起学术界内外的争论。
窥视我自己手中的水晶球，我看到了海明威批评声誉的一个光明的未来，看到未来的学者能够多产的竞技场。为什么呢？因为如此多的事情等待人们去做。首先，我们需要从建立编辑学术性作品版本的机构来着手工作，开始讨论应当采用那种编辑政策或者哪些编辑策略控制我们的努力。我们必须努力探讨出版电子版本的可能性：是否需要集注版本？集注版本是否应当与超级文本和多媒体的注释版相配套？我们还需要更多地了解关于海明威的“私人著作”：虽然其他作家似乎是在日记中考察他的观点，海明威则是在书信和手稿中这样做；毋庸置疑，我们可以从中领教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将最重要和附属性的文献目录搬到网上，而且要采用可以搜索的形式。我们必须继续将最好的评论提供给国际上对其迫切需求的学生和学者：就此而言，网络似乎是一种传播信息的有效方式。
诞辰百年的海明威仍旧拥有众多的可能性，有时通过灵活的角度改变他的地位，使他处于潮流之中，有时还将他自己置身于池塘中布满砾石的底部。在以往四分之三的世纪之中，海明威培养了我们的理性，启迪了我们的想象。倘若历史仅仅是序曲的话，我们预测他也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拥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