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竞争、财政分权与劳资地位不平等——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资论文,地方政府论文,中国论文,不平等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收入份额过低以及不断下降已成为一个不争事实。与此相对应的是资本收入份额过高。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并造成了低消费、高投资、高出口的“两高一低”局面。那么，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占比这“一高一低”是否存在着内在联系？已有研究往往将两者分开讨论。在劳动收入占比过低方面，白重恩、钱震杰（2009）认为要素相对价格，要素市场扭曲对劳动与资本收入份额有重要影响，而业结构却是最重要因素。并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并非完全源于资本收入份额的侵蚀。罗长远、张军（2009）从产业角度肯定了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并初步认为地方招商引资竞赛（FDI）会进一步恶化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从而加剧了这一趋势。而财政支出对劳动收入占比改善具有正效应。李稻葵等（2009）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揭示了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演变规律。
上述研究似乎更加倾向于认为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遵循市场自然秩序，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由政府所主导，其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尤为关键。地方政府往往会人为干预要素市场以主导经济模式。因此，政府的强制秩序对要素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的影响。在既有文献中，有关地方政府行为与要素地位以及收入份额的文献还尚不多见。较有代表性的是，杨俊等（2010）通过静态面板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分权模式下所采取的赶超行为。这种经济赶超会使地方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了资本深化，显著地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戴维斯（Davies，2011）研究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为降低成本吸引投资，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流动性企业或资本的竞争弱化了劳动保护标准。又有学者（Guscina，2006；Wiel，2010）相继指出，就业保护程度下降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具有重要影响。李祥云、祁毓（2011）认为劳动收入占比与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决策具有重要关联。地方政府缺乏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是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其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负面效应。顾乃华（2010）基于结构的视角分析认为，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深层次原因是招商引资竞赛弱化了劳动者与企业所有者博弈的力量。有研究表明，资本的流动较为频繁进而具有较高的谈判地位与话语权，反而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会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Harrison，2002）。鉴于此，作为对比性研究，刘大志、蔡玉胜（2005）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对资本形成的重要影响。祝青（2006）揭示了地方政府行为与资本深化的内在机理。朱轶、涂斌（2011）认为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与竞争激励下，对本地工业化进程积极干预，加快了资本深化进程。与上述研究略有不同的是，熊柴、黄薇（2010）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认为，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影响了收入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
显然，上述研究尚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与理论基础。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实证研究欠缺，且多采用传统的静态估计方法，未能较好地处理内生性问题；二是未能考虑地方政府行为的其他维度，却高估了财政分权的作用，存在财政支出分权与收入分权混淆使用的缺陷。本文力图的创新是：采用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以克服内生性问题；从地方政府竞争、要素市场扭曲、地方政府再分配能力等维度剖析地方政府对劳动收入占比以及资本形成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仅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以及资本深化的制度条件，并非主因。在财政分权这一制度条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其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以及支出分权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的建立、变量选取、数据处理等；第四部分为计量结果的分析与解释；最后为结论性评述部分。
二、现实背景、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要素的价格不仅取决于其供求状况，而且还受制度因素影响。这体现为不同要素在经济中的谈判地位。劳动与资本在收入分配格局上的话语权、要素谈判能力会影响要素收入份额。而这些制度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偏好。
（一）地方政府的赶超战略与政府间竞争
经济赶超战略一直左右着中国的政府政策以及经济发展进程。改革开放以前，出于政治制度优越性以及意识形态等考虑，经济赶超战略被中央政府所推崇并推行。这表现为中央政府集中资源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等重工业。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制定了扭曲要素价格的政策，压低劳动力的工资、降低居民消费率、提高投资率等。然而，这种政府赶超战略的发展思维违背了中国的要素比较优势（林毅夫，2004），表现为强稀缺的资本—弱充足的劳动要素。强资本—弱劳动的政策体现出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典型的非均衡要素偏好，要素的相对价格服务于政府发展战略。从总体上看，该时期的发展思维是由中央政府所主导的。由于权利与权力受到中央政府的限制，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非常有限，政府间竞争也缺乏相应的制度条件。
随着中央对地方的放权让利以及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决策自主性渐高，自主利益格局逐渐形成。地方政府主导当地经济的局面日益显著，这就为地方政府间竞争提供了前提条件。由此，经济赶超的思维由中央政府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了政府间竞争的主体。在政府间竞争中，尽管中国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很大，但各地最热衷的却是重工业项目，以工业项目带动经济，而忽视了自身的要素禀赋。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当前的地方政府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央政府对要素比较优势的违背是否有着本质的不同？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动机如何解释？仔细研究发现，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央政府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方政府推行的都是经济赶超战略，只是初始动机与制度条件不同。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主导的重工业发展模式是为了实现国家实力的快速提升以显示制度的优越性。而当前地方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动力却来自于中国独特的政府治理结构，即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这被认为是中国式的分权制度。这种政府治理结构主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治理与经济治理两个维度。从政治治理角度看，在增长导向下，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最重要方面。在政治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有强烈发展辖区经济实现自身政绩的冲动。当然，地区经济业绩的好坏与地方政府官员其他利益也有一定的关联。从经济治理角度看，财政分权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外在约束条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承担了提供当地公共产品的绝大部分责任，而大部分财权却为中央政府所有，导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而缓解财政压力的重要手段就是开源：提高当地经济总量，增加税基与税源。因此，地方政府会在剩余索取权的激励下与公共支出的压力下努力发展经济，并保护地区经济利益，甚至充当地方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类似地，在现行政府治理结构下，地方政府同样会通过调整公共支出结构以实现这一目标（张为杰，2012），但调整公共支出结构的目的仍然是以增长为导向的。无论是政治治理还是经济治理，经济发展水平是地方政府与官员实现利益的最重要手段。而壮大地方经济总量最为有效的途径则是选择见效快的工业项目、招商引资等。因此，这种治理结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地方政府竞争。
（二）政府间竞争与非中性的要素偏好
在中国式分权的政府治理结构下，地方政府既存在进行政府间竞争的内在动力与压力，也具有政府间竞争的现实可行性。而这种现实可行性源于地方政府掌控着一定的要素资源与政策。在增长导向下，地方政府形成了相对倾向于资本要素的偏好，其原因如下：第一，资本与劳动要素具有稀缺程度的差异。要素的稀缺程度会导致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而要素的相对价格差异反映到现实中则为地方政府的倾向政策；第二，资本与劳动要素对GDP贡献的差异。从地方政府角度看，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或者制造业项目对当地经济贡献较大，能够当期看到产值、税收等。无论对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还是对缓解财政压力来讲，招商引资、发展重工业是地方政府的最优或次优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却因规模小、产值小、见效慢等原因受到地方政府的冷落。
地方政府对资本要素偏好的现实表现是以招商引资竞赛为特征的政府间竞争。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间竞争必然会促使地方政府采取非均衡的要素保护策略。这会进一步强化要素地位的不平等，进而影响要素配置在经济中的分布。由于资本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地方政府会利用自身掌控的资源服务于工业项目的引进。于是，各地纷纷推出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进入辖区，而这种优惠政策大都是以牺牲其他要素的权利为代价的。比如，为了招商引资，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农地“模糊产权”下采取了非均衡的产权保护策略。即地方政府以较低的价格征用农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再以低价甚至于零低价提供给工业企业。而农民的权利受到损害沦落为失地者，失去收入来源。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地方政府采取的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在劳工标准等方面产生了趋向底部或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的竞争。由于受中国现行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约，普通劳动者务工流动性虽高，但户籍身份却不能随意改变，不能随意迁徙。在户籍与社会保障标准挂钩的政策下，劳动者不能享受务工所在地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标准。这种二元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地方政府引资的重要手段。为了降低企业成本，地方政府采取“不作为”或“少作为”的策略纵容了企业对劳动者侵权的行为。地方政府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缺乏劳动保护会使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地方环境政策的执行同样是如此。由此看来，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与资本要素受到地方政府非平等的待遇。在劳资方面，地方政府对劳动者往往伸出冷酷的“掠夺之手”，而对资本却是温暖的“扶持之手”。
在非均衡的要素保护政策下，劳动力要素价格在工业化进程中被人为压低，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幅度远低于工业产值增长幅度，出现了资本侵蚀劳动的现象。这就成为劳动收入份额一直过低甚至下降的重要制度性原因。而相比看来，地方政府对资本的偏好导致了各地资本存量增长幅度过快，以至于出现资本过度深化、投资产能过剩等。这与中国各地区工业比重普遍过高，而服务业发展则相对滞后相吻合。除地方政府偏好外，资本存量的形成同样受到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利益集团的影响。作为相对统一的利益集团，企业具有较高的谈判能力与游说政府的能力。地方政府—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利益共容（Encompassing Interests）达成政企联盟。因此，地方政府采取的一些政策也是以企业为导向的。与资本要素相比，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劳动者由于相对比较分散难以达成一致行动。在用手投票不健全的机制下，劳动者的呼声并不能被地方政府所倾听。因此，地方政府与企业利益集团的联盟使劳动者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同样会通过影响地方信贷决策来支持本地企业。在地方信贷方面，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尽管商业银行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但银行内部的产权治理结构仍不不完善，特别是地方政府与当地的城市商业银行普遍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受到政治关联性的影响而倾向于大型的工业项目。而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信贷的政策干预相当于是对企业投资的政策性补贴，从而推动了地方投资。由于中小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信贷往往不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从而使能够吸纳众多就业人数的企业面临危机，这同样会使劳动者收入受到影响。
（三）纳入政府竞争的最优激励合约模型
X表示可观察到的产出水平，由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μ（a）与随机误差项ε共同决定，ε表示除地方政府努力之外影响产出水平的干扰因素。为简化分析，假定每一项任务只有一种产出，即μ：
是凹函数；ε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向量，即e～N（0，Ω），根据式（1）进而有x～N（μ（a），Ω）。在地方政府面临增长任务与民生任务的情况下，
用w（x）表示地方政府从事任务获得的收益，可以理解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收益分成。为简化分析，本文用线性报酬形式表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成合约，
β表示对地方政府面临的两个任务的权重或激励强度。其值越大表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会越大。由于地方政府具有不变绝对风险规避的效用函数，在此效用函数表示为u=-exp（-rw），其中r是绝对风险规避系数，假设地方政府的保留效用为
。因此，地方政府的确定性等价收入（Certainty Equivalents）表示为：
参与约束条件（IC）：
激励相容约束（IR）：
将上式代入
得到中央政府的期望净收入为：
因此，中央政府在满足地方政府激励相容的条件下，最大化确定性等价收入。利用一阶方法对a求导解得最佳合约为：
B′（a）表示努力的边际收益，I为单位阵，
为努力成本的二阶导数矩阵。Ω表示两任务产出的观测难度，与监督难度成正比。
为进一步分析，根据地方政府面临任务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1）若地方政府承担的两项任务之间相互独立，则=0，因此，最佳合约被简化为
上式的含义为，任务权重的赋予与风险规避系数r成反比。若地方政府风险规避程度较高，则应赋予较小的权重，或采用弱激励的方式。反之亦然。β的大小还与产出的可观察程度
有关，若其值越大，则β会越小。比如民生性任务一般比增长任务更难测度，其所占的权重就相对较小。
（2）若地方政府面临的两项任务之间并非是独立的，而是表现出很大的相关性，即≠0。此时两个任务可表现为替代性或互补性。替代性任务是指对一项任务的努力也会利于另一项任务的完成，反之则为互补性任务。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的分析，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讨论：
情况一：当
＜0时，即地方政府的增长任务与民生任务之间是互补关系，｜｜越大，则
越大。即如果两项任务并不冲突，则在进行一项任务的时候会有助于另一项工作完成，此时可以对其中一项工作施加较大的激励强度。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民生的改善要依靠一定的经济实力。因此，中央政府对增长赋予更大的激励强度，不但会使经济水平提高，而且使民生也相应得到改善。
情况二：当＞0时，即地方政府的增长任务与民生任务之间是替代关系，｜｜越大，则越小。如果两项任务是替代关系甚至完全替代关系，中央政府对增长任务就不能施加强激励。这样就会使地方政府将有限的资源全部投入到可观测的任务中。那么在情况（2）下，则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诱使地方政府不产生过度的激励偏差：可以通过直接奖励地方政府从事民生活动来增强地方政府的激励；也可以弱化地方政府的增长激励。由于从事教育、医疗、社保等活动的产出不容易测度即
非常大，因此不易采取过高的激励强度。从上面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只能弱化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才能避免过大的激励偏差。若两项任务是完全替代关系，则地方政府会根据Milgrom and Roberts（1992）等报酬原理分配在两项工作上的努力。
时，对第一项任务的激励强度应为0，即=0。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并不是一种非常一致的情形，经济增长有时并不能带来民生的改善，这与中国改革前期的情况有所不同，增长甚至是以牺牲民生改善为代价的，比如经济增长却破坏了生态环境等。
因此，我们根据最优合约模型得到基本结论：如果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从事两项或两项以上的任务时，对于任何给定任务的激励不仅取决于该任务努力结果的可观测性，而且还取决于另一项工作的可观测性。若一项任务的产出可观测程度低，那么激励合约就不适用于其他工作，否则会产生激励偏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研究假说是：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政府治理结构下，在增长导向的阶段，地方政府会对资本进行过多的保护（过高的激励强度），而对劳动者保护不力，甚至侵犯劳动者权利（激励偏差）。这种强资本—弱劳动的态势会使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加速了资本深化进程。地方政府干预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与资本深化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三、变量、数据与模型的建立
（一）计量模型的建立与方法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并结合中国转型期的实际情况，本文首先建立以下静态面板模型以解释地方政府行为对劳资双方的影响：
鉴于上述原因，根据Arellano和Bond（1991）的研究，我们通过采用动态面板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为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以解决遗漏变量以及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设定的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对于动态面板模型，组内估计量（FE）是不一致的，存在动态面板偏差（dynamic panel bias）。一个有效的处理办法是对上式进行差分处理，差分后的方程为如下形式：
此时可以使用所有可能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广义矩（GMM）估计，得到Arellano-Bond估计量。但差分GMM的缺点是无法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系数，同时会出现弱工具变量（IV）等问题。解决办法是采用水平GMM方法，对于差分前的水平方程，以
作为
的工具变量。在
不存在自相关，且与个体效应不相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到一致估计量。为了提高估计效率，且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系数，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广义矩估计，即系统GMM（System GMM）。本文将主要采用系统GMM进行实证分析。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劳动收入份额（salary）与劳均资本存量（capital）。劳动收入份额以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表示，这样做的原因是：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GDP按照收入法分为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以及政府税收四个部分。由于2004年以后统计口径的变化，企业的营业盈余与劳动报酬的核算方法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传统的以劳动报酬比重测度劳动收入份额的方法不再准确。然而，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统计口径并未变化，且工资收入是劳动者报酬的主要来源。鉴于此，本文以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劳动收入份额。资本收入份额的测度同样面临此问题。仔细研究发现，资本收入份额与资本深化程度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地方资本深化程度高的地区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大。因此，本文以劳均资本存量（地方固定资产投资额/从业人数）衡量资本深化程度，并近似表示出地方政府偏好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将与地方政府有关的解释变量分为以下三个维度：（1）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状况，包括财政收入分权度（ifd），财政支出分权度（efd）以及财政自给率（own）。财政收入（支出）分权度主要以人均地方人均预算内收入（支出）除以地方人均预算内收入（支出）与中央人均预算内收入（支出）之和衡量。财政自给率以地方财政收支比表示。以下研究发现，上述三个指标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2）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包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以及地方政府竞争程度。地方政府掌控着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且具有追求GDP的强烈动机。一方面，地方政府竞争的存在会使地方政府竞争采取扭曲要素政策，以影响要素收入分配与使用。一般意义上看，要素市场化程度明显滞后于产品市场。鉴于此，我们采用张杰（2011）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factor）指标。具体的测度方法：
以上指数皆可从樊纲等（2011）的《中国市场化指数》获得。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研究中的做法，本文以FDI占当地GDP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政府竞争强度（fdi）。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表现为招商引资竞赛，争夺对象为资本要素。若该比重越大表明地方在政府竞争中越处于优势。（3）地方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能力（fiscal），我们以财政收支占当地的GDP比重来表示。该比重越大意味着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模式带来后果进行纠正的努力越强，反之亦然。因此，地方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能力可能会影响劳动收入占比以及劳动者地位。
控制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pgdp）与地区产业结构（industry）。经济发展水平以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表示；地区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表示。在以上诸变量中，由于地方政府财政状况较多受分税制既有体制约束，我们认为财政分权度与财政自给率为外生变量。其他变量为内生变量。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本文采用的原始数据的时间范围为1998～2010年，截面为中国30个省级单位，由于数据缺失不含西藏。我们所采用的数据皆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市场化指数》相关各期获得，并经过相应的处理与计算。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与递推法等补齐。
四、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与资本深化的实证分析
（一）劳动收入占比与地方政府行为的动态估计
本部分将运用阿里拉诺和邦德（Arellano and Bond，1991）发展的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erence GMM），以及阿里拉诺和伯文（Arellano and Bover，1995）和布伦德尔和邦德（Blundell and Bond，1998）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n-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见表2）。
模型（1）、模型（2）是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GMM）的结果。实证分析显示，地方政府行为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以地方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收入分权为衡量指标的体制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效应（系数分别为0.000541、0.0209）。这就体现在财政自给率与收入分权度高与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相关关系，但财政自给率的效应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财政收入分权也仅是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财政体制因素对劳动收入占比并不具有直接影响，也并不是主导作用。这与部分研究有一定的不同，如祁毓、李祥云（2011）认为财政收入分权、支出分权，财政自给率三个方面都会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是由于其夸大了财政体制本身的作用，而低估了既定制度结构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在既有体制下，地方政府为政府间竞争而采取有偏向的干预行为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可能更值得关注。因为体制因素仅仅是给地方政府行为提供了制度前提，地方政府行为的具体效应还必须依靠一些现实条件与措施。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竞争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在模型1与模型2中的系数分别为-0.344、-0.283，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是因为在增长导向下，地方政府为实现增长对流动性的资本展开竞争。因此，地方政府在政府间竞争的压力下倾向于采取强资本—弱劳动的不平等的要素保护策略。自然的结果是，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资本可能降低地方的劳工标准、企业的社会保障标准，压低当地劳动力价格等。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在地方政府竞争中进一步下降，劳动收入占比也随之趋于下降。
这一结论在要素扭曲指标中同样得到了印证。地区要素扭曲程度对劳动者的保护以及劳动收入占比同样是不利的（系数分别是-0.0822、-0.0947，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在市场自发秩序下，地方政府理应遵循地区比较优势原则，充分利用本地相对充足的要素禀赋。但地方政府在财政竞争与晋升竞争中往往诉诸于扭曲要素市场来实现竞争的目的。要素市场扭曲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地方不顾实际地选择了一些见效快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重工业项目。这不仅导致了地方生态环境的恶化，还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服务业的滞后发展，抑制了劳动占比的提高。
地方政府对劳动要素始终表现为掠夺之手吗？我们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实证结果表明，以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指标的地方政府再分配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系数为0.115，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在理论研究中，有关地方政府究竟是“援助之手”还是“掠夺之手”的争论此起彼伏。但我们的结果却表明，这两种角色在中国地方政府中并存。政府间竞争促使地方政府伸出“掠夺之手”的同时，地方政府再分配能力却起到了“援助之手”的作用。这不难理解，因为地方政府在增长导向的政府治理结构下，收入差距、教育、医疗、环境等社会问题一直在恶化。地方政府也必须通过履行一定的再分配职能以解决辖区内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以改善地方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地区的引资与经济发展。
作为控制变量的工业化水平（industry）表明了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要素替代弹性接近于1有关系，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较为明显。工业化进程的过快所带来劳动收入占比过低体现出地方政府强制秩序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这符合劳动收入占比U型发展规律，工业化比重高的时期劳动收入占比低。因变量的一阶与二阶滞后项的系数都为正且是显著的，说明劳动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的累积效应。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模型（3）～模型（5）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基本上支持了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GMM）的结论。具体来看，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与收入分权度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依然是正的，财政自给率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较为显著，而财政收入分权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显著程度并不高。这说明尽管财政收入分权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并非起主导作用。作为对比性分析，我们在sys-GMM中以财政支出分权度为自变量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进行估计。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度的系数为-0.0308，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即财政支出分权度的增加会降低劳动收入占比。这就意味着，与财政收入分权相比，财政支出分权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具有相反的作用。财政支出分权度的提高增加了地方政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使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加大。在财政支出压力下，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将目光转向能够吸引增加地方税收收入的工业项目便是自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度相对小而受到冷落，反映到劳动要素方面则是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财政支出分权与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机制并不相同。而国内有关财政分权指标的研究中，往往将财政支出分权度与财政收入分权度混淆使用，忽略了两者的内在作用逻辑。
上述两种GMM估计方法的结果一致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与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系统GMM还是差分GMM估计方法，萨金（Sargan）检验的统计量的P值都在0.1以上，这就表明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是有效的。阿里拉诺—邦德（Arellano-Bond）检验的AR（1）统计量表明尽管残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但只要AR（2）的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GMM估计仍然是有效的。因此，AR（1）、AR（2）统计量表明，我们采用GMM估计方法是可行的。
（二）劳均资本存量与地方政府行为的动态估计
地方政府对劳动者保护“不作为”或“少作为”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部资本的进入。此政策导向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地方资本存量增加过快，甚至表现为工业资本过度深化，资本收入份额增加。
为了克服统计口径变化对资本收入份额核算的影响，我们以劳均资本存量作为因变量进行系统GMM估计，以揭示地方政府偏好对资本形成的直接影响（见表3）。按照本文的分析逻辑，我们初步认为地方政府对资本的偏好与人为干预成为地方劳均资本存量增加的助推力。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对劳均资本存量的系数分别为-0.00199、0.00233，但并未显著。与劳动收入占比相似，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对资本形成的影响也是相反的。在作用机制上，财政分权度对资本形成的影响符合我们的分析逻辑。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采取强资本—弱劳动的要素偏好政策对劳动与资本形成两种相反的影响。即尽管地方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分权体制本身对资本存量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明显。这也与以往研究中认为财政分权体制是中国工业资本深化的直接原因的分析有所不同。
既定财政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对资本形成的影响是否显著？与劳动要素相比，要素市场扭曲指数、地方政府竞争程度、地方政府干预程度对资本形成具有截然相反的影响。具体来看，地方要素扭曲指数对资本形成具有促进作用（系数分别0.0150、0.0201、0.0192）。从现实情况看，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程度较多，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比如地方政府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对土地要素实现差别定价，左右银行信贷决策使利率水平长期低于市场价格等。这些要素扭曲政策为一些工业项目的盲目引进与扩张提供了优越条件，从而产生了投资冲动，加速了地方资本形成。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竞争对资本存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资本存量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0680、0.0627、0.0707，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与财政分权相比，地方政府竞争对资本形成具有更直接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当前的政府治理结构下，吸引外资进入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最重要手段。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地方资本形成就越多，资本存量越偏离市场自发秩序下的水平。很多地方政府盲目地引进一些外资项目，根本不考虑可行性。这就造成了各地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本质上，这就是地方政府恶性竞争或者过度竞争的结果。作为对地方政府决策负面影响的部分纠正，地方政府的再分配能力对资本存量的形成具有部分抑制作用（系数皆为负且显著）。作为控制变量的工业化水平明显的加速了劳均资本存量的形成，这是与理论预期完全吻合。萨金（Sargan）检验的统计量表明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是有效的。阿里拉诺—邦德（Arellano-Bond）检验的AR（1）与AR（2）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不存在一阶自相关与二阶自相关。因此，系统GMM估计结果是有效无偏的。
五、结论性评述
中国政治集权下经济分权的政府治理结构使劳动收入占比、资本深化等经济现象具有了制度特征。由此，地方政府行为与要素偏好、要素收入份额之间具有了内在联系。
本文的实证分析为现有文献做了一定的补充。以往相关研究往往把地方发展模式中的负面效应归咎于财政分权水平，认为财政分权才是地方发展模式失衡的直接原因。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表明，既定的财政体制的确使地方政府容易倾向于增长导向以及相对应的非均衡的要素偏好。而这只是出现某种发展模式的前提条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既定体制下由地方政府竞争而衍生出的地方政府行为对劳动收入占比以及资本深化似乎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中国与俄罗斯都是较为典型的财政分权国家，但两国却表现出截然不同发展模式。这主要是因为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地方政府缺乏政治集权下经济分权的政府治理结构以及制度环境。基于此，本文认为单纯的财政分权水平并不能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资本过度深化做出全面的解释，而只能成为解释这些问题的一个制度背景。在地方政府赶超策略下，地方政府竞争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地方政府为资本而竞争的后果自然就是资本存量的过度深化以及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
标签：财政分权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激励模式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动态模型论文; 经济学论文; gmm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