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眼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访凯文#183;B.安德森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德森论文,凯文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当代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8）08－0029－06
问：安德森教授，在我们开始这次访谈的时候，您能不能首先向中国读者简要地介绍一下您理论研究的特点？
答：我是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探索反资本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我的理论研究兴趣比较广泛，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批判理论、比较政治学、中东政治和社会学、性别研究，等等，我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研究著作就是关于福柯思想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比较重视用史料和文本说话。我认为充分挖掘史料和深入解读文本对于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非常有帮助。
问：谈到解读文本，我感觉您很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文本。您的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尤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考证了《资本论》法文版，还专门给研究生开设了《资本论》这门课。
答：是的，《资本论》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的一部经典巨著，它的版本变化也耐人寻味，值得研究。在《资本论》第1卷的结尾，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放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标题下进行阐述。人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很自然地会产生疑问：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和北美发展的道路，是否就是世界上其余的欠发达社会需要亦步亦趋走过去的路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写在《资本论》之前20年的《共产党宣言》就呈现出这种宏大叙事的迹象。但是，20年时间过去后，马克思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把马克思的这部巨著比作变调的交响曲，甚至可以称为不断修正的作品。因为直到现在，《资本论》第1卷还有很多文本，甚至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文本没有被翻译出来，更谈不上广泛传播和研究。而且，除了少数研究专家外，很少有人知道：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不仅编辑了《资本论》的第2卷和第3卷，还按照自己的看法编定了第1卷的标准版本。从1867年到1890年，总共有六个版本的《资本论》：1867年的德文第1版，1873年的德文第2版，1872～1875年的法文版，1883年的德文第3版，1886年的英文第1版，1890年的德文第4版。前三个版本都是由马克思亲自编定，后三个版本则出自恩格斯之手，其中，由恩格斯在1890年参考此前的法文版和英文版编定的德文第四版，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标准版本。因为很早就对马克思编定的法文版的价值持有不同意见，在这个版本里，恩格斯删去了法文版中的若干内容。最初，马克思强调这个法文版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但是根源于德国文化沙文主义的偏见，作为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恩格斯却认为法语不具有辩证法的特征，无法清楚地表达思想，所以，恩格斯曾在与马克思的通信中说，把法文版作为英文版翻译的标准是个错误。然而，马克思第二天就回信希望他能坚持把法文版看完，因为有些章节确实比德文版要好很多。可惜的是，恩格斯始终没有被马克思说服。在马克思逝世后，他以德文版编定了第1卷的标准版，并把法文版编成了一个简化版本。直到现在，人们对《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还存在这样一个误解：这个由马克思本人最后完成的版本只是一个供没有什么文化的法国普通读者阅读的简化版本，由恩格斯在1890年根据1873年德文第2版编辑的版本才是马克思的真实版本。基于这样的误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低估了法国读者的理论水平，在法文版里丧失了理论表达的精确性。实际上，情况并不如此。美国记者斯文顿（John Swinton）就曾说，在1880年，马克思给过他一份法文版的复印件并向他表示这就是英文版的翻译来源。遗憾的是，恩格斯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把法文版作为后来的标准版。
问：《资本论》法文版和标准版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这种区别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法文版和标准版之间的一个文本区别出发加以说明。在恩格斯编定的标准版里，马克思分析资本原始积累时，仅仅举了欧洲的例子：英国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然而，因为英国代表了这一过程的经典形式，马克思的分析又被视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单一化发展过程的说明。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是持这种观点的。在法文版里，马克思对这一部分进行了修正，把分析限定在西欧的范围内。他承认，在当时，世界上只有英国以激进的方式完成了这个过程。因此，英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分析的主角。但是，所有西欧国家都会走这条相同的发展道路。注意，马克思在这里仅仅只谈到了西欧国家。这表明，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辩证法只是对西欧发展模式的描述，而不是所谓的全球化的宏大叙事。我们可以把这个变化与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联系起来看。因为当时阅读过《资本论》的俄国革命者向马克思发出过疑问：俄国会不会走英国的这条路？马克思在法文版里的修正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和澄清。当然，马克思的这个修正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澄清，它还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进化过程。
问：既然如此，您是否认为《资本论》法文版代表了马克思思想进化过程的完结呢？
答：不是这样。这个进化过程并没有在1875年的法文版中宣告完结，而是一直延续到马克思1879～1882年大量的没有发表的晚年著作中。在1879年以后，晚年马克思以笔记的形式研究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在此期间，他还做了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笔记，就俄国农村公社形式与查苏里奇展开了通信。这些笔记和通信中，马克思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在笔记中，马克思首先摘录了关于美洲原住民从原始状态——氏族——家庭这一转变的材料，讨论了农业转型以及早期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情况。马克思注意到，社会结构虽然发生变化，农村公社却在广泛范围内得以保存。不仅是这本笔记，在与这本笔记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马克思都在关注着公社形式的延续性，甚至将这一想法延伸到他自己的国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在马克思看来，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农业公社将是抵御资本的一个潜在力量。接着，马克思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印度的社会情况。他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把印度的社会关系归为西欧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此前，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的伦敦手稿中就曾对于这种封建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然而，这种被马克思反对和批评过的观点后来却被苏联的正统理论家们所持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级社会就是统一化的封建社会。在这里，马克思要告诉我们的是：如果殖民以前的印度不是封建制度的话，那么印度的历史就不一定要走西欧社会所经历的道路。笔记的最后一部分，马克思研究了阿尔及利亚前殖民和殖民时期的公社形式。他把镇压巴黎公社的法国统治者和在阿尔及利亚夺取阿拉伯土地的法国殖民者相提并论，这至少暗示我们，在欧洲激进的阿拉伯运动和在阿拉伯地区抵制欧洲殖民的斗争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这与1882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的论述是一致的。在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俄国公社或农村公社时写到，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总之，晚年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被西方帝国主义征服之前内部所发生的不同转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这形成了他对世界历史多线性发展的新认识。
问：除了关注马克思的文本外，我注意到，您还研究了列宁的哲学文本。在您的列宁研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您把列宁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两者具有一致性。这个观点很有挑战性，因为在我看来，这两者分别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传统，两者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
答：你对列宁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关系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这也是很多研究者共同持有的观点。我并不否认列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差别，但我想强调的是，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隐含联系，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包括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布洛赫和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受惠于列宁和俄国革命——至少为他们提供了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辩证内核的新动力。首先，从大的方面说，列宁曾经非常严肃认真地研究过黑格尔，并且完成了关于黑格尔研究的1914～1915年笔记。这本笔记比后来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要早近十年。而且，因为列宁的这本笔记直到1932年才以德语出版，他1914年以后关于黑格尔和辩证法的文章在随后不久的2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有德文版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列宁为卢卡奇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其次，从具体的例子来看，还有一些特别的列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佐证。例如，尽管科尔施后来强烈拒斥列宁，但是他在写《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历史和阶级意识》同年）中引用了列宁关于要从唯物主义者的立场来详细研究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对此，即使是视科尔施著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文本的梅洛·庞蒂这样睿智的哲学家，也只是简单地把它与列宁主义的正统进行对照。而另一方面，与卢卡奇、科尔施、马尔库赛和阿多诺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则赞扬列宁在20世纪通过黑格尔主义自身的逻辑把马克思主义重新带回到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布洛赫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那些试图把马克思和黑格尔分割开来的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地，我们在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里也能找到与布洛赫类似的评论。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关于上世纪20年代列宁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联系的材料通常被学者们忽略掉了。
问：我注意到，您举例说的这些受到列宁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多都是德国理论家，列宁的影响是不是仅仅局限在黑格尔的故乡呢？
答：当然不是这样。受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除德国理论家外，大致还有三个派别，分别是：法国的列菲弗尔；法国的阿尔都塞——以相反的方式受到影响；美国的詹姆士（C.L.R.James）和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这三个派别各自分别从讨论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中发展出了三种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首先，我们从列菲弗尔说起。除法国人以外，很少有人知道，列菲弗尔曾经和戈特曼（Norbert Guterman）合作在1938年出版了单独的法文版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这本在至今还是法国最具声望出版社出版的笔记以独特的方式推动了列宁的黑格尔研究在法国知识界的传播。他们在为这本笔记所写的长达130页的导言中并没有提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而是回击了那些只愿采用黑格尔的方法而拒绝黑格尔体系的人。他们认为，黑格尔体系的内容也是值得研究的。然而，屈从于斯大林主义教条的权威，他们并没有提到这曾经也是恩格斯的看法。直到脱离法国共产党后，列菲弗尔才在1959年的自传中公开表示：在1914年以前，列宁根本没有认真严肃地阅读或研究过黑格尔，因此也就没有真正明白辩证法。他认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区别非常明显：黑格尔笔记表明列宁思想开始变得顺畅生动，总而言之，就是变得辩证了。其次，我们谈谈阿尔都塞。与列菲弗尔恰好相反，阿尔都塞总是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做辩护，而很少提到黑格尔笔记。直到伊玻利特（Jean Hyppolite）公开提醒他注意这个遗漏，他才公开发表了一篇论黑格尔笔记的文章。但是，在评论列宁和黑格尔的时候，阿尔都塞往往采取逃避的态度，或者把他们分割开来。在回应列宁的“只有学习黑格尔的《逻辑学》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个著名论断时，阿尔都塞采取了解构的方法，指出，如果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黑格尔。阿尔都塞在把黑格尔从列宁思想中删去的过程中，也同时把黑格尔从马克思主义中删去了。很显然，这样做体现了阿尔都塞的理论一致性。因为根据阿尔都塞主义理论，马克思在1846年就已经彻底地摆脱了黑格尔主义的影响。最后，我们来看美国的詹姆士和杜娜叶夫斯卡娅。他们是受到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1941年）的影响开始研究列宁与黑格尔的。1948年，詹姆士出版了研究专著《辩证法的笔记：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与列菲弗尔不同的是，詹姆士和杜娜叶夫斯卡娅属于托洛斯基派，他们倡导对从黑格尔、马克思发展到列宁的辩证法进行系统研究，主张把列宁在1908年的哲学思想和1914年以后的哲学思想分开。1958年，杜娜叶夫斯卡娅在其《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一书中附上了列宁的黑格尔笔记。这也是黑格尔笔记第一次被翻译为英文公开发表。一方面，她把列宁的黑格尔研究与民族解放联系起来，认为这一思想显示了20世纪反殖民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新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她也对列宁的黑格尔研究提出了两点批评：第一，列宁没有更公开明确地提及自己对黑格尔和辩证法的新思考，而是允许重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导致理论遗产含混不明，而且忽视了极其重要的否定概念；第二，列宁对黑格尔绝对精神走向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不符合黑格尔本意的。
问：谈了这么多受列宁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我联想到另外一位与列宁有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罗莎·卢森堡。他们是同时代人，而且还直接进行过理论论战。说起罗莎·卢森堡，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尽管列宁批评罗莎·卢森堡犯了很多错误，但仍以鹰和鸡的寓言来比喻她，说她始终是一只鹰；陌生的是，罗莎·卢森堡究竟做出了什么理论贡献，她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并不太清楚。您能不能结合您的研究谈谈对罗莎·卢森堡的看法？
答：好的。2003年1月12日，十万多人聚集在柏林市郊参加了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生平以及理论遗产的集会。这么多人赶来纪念他们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因为在很多人眼里，这两位著名人物是欧洲历史上反战运动的象征，他们的理论遗产也是应对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恐怖主义挑战的有力武器。然而，罗莎·卢森堡理论遗产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估计。她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的观点、关于资本积累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观点都是非常有智慧的。她比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加关注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尤其是对不发达国家的破坏性影响；她对资本破坏非资本主义环境的无情批判以及对帝国主义扩张的强烈反对，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资本的全球化；她对夺取政权后的革命民主的坚持，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许多至今还不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找到答案的诸如自由、民主等问题；她作为一位女性革命领袖，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提出了关于性别与革命的反思。可以这样说，罗莎·卢森堡有预见性地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她也因此成为我们思考世界历史进程时不能跳过的重要环节。
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莎·卢森堡都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在中国，由于受到列宁批判罗莎·卢森堡的影响，罗莎·卢森堡的学术价值也一直被中国学术界所忽视。现在看来，情况似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面是不是存在一个重新认识罗莎·卢森堡的过程？
答：的确如此。我们可以把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划界标志。虽然人们对罗莎·卢森堡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但在这以前，基本是以批评为主，而在这之后，则是以肯定为主。促成评价转变的原因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罗莎·卢森堡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出发，重新发现了罗莎·卢森堡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新价值。当然，据我所知，中国学术界也对罗莎·卢森堡理论展开了讨论，例如，2006年3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就举办了一次非常成功的“罗莎·卢森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就罗莎·卢森堡的非西方前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做了发言。我认为罗莎·卢森堡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罗莎·卢森堡是现代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唯一一位对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公社形式进行研究的人。和马克思一样，罗莎·卢森堡也研究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在《国民经济学入门》中，几乎有一半的篇幅是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有财产及其解体的论述。这里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仅包括像古希腊或者日耳曼部落这样的早期西欧社会，而且还涉及了更广的非西方社会，例如俄国公社或者村落会议、印度氏族农村、中南非的隆达帝国、北非的卡比尔人、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亚马逊的博罗罗人以及印加帝国。相比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对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实行劫掠的历史事件投入了更为细致的关注。与马克思一致的是，她也研究了印度公社形式，指出，印度公社形式被英国帝国主义所摧毁，而这一点正是穆斯林和蒙古的征服者没有做到的。在《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她还具体分析了这一摧毁的过程。相比较《国民经济学入门》，她在《资本积累论》中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印度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上。罗莎·卢森堡力图把握导致前资本主义时期公社结构解体的外因和内因，但她并没有强调这些组织结构的落后，而是指出它们具有坚韧性和耐久性。在罗莎·卢森堡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有关西方社会摧毁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研究领域中，尚无人能企及她的深度。从罗莎·卢森堡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资本主义时代世界结构的可贵探索和思考。她指出了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指出了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化的特殊性。这些都是资本全球化时代不容回避的理论课题。正因为这一点，我很赞同武汉会议的组织者、中国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专家、武汉大学教授何萍女士在会议闭幕致辞中所说的，面对罗莎·卢森堡提出的这个时代最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问：说到挑战，我还想向您了解一下当代辩证法的发展情况。我们知道，世界历史进入相对和平时期后，在革命时代应运而生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受到了相当严峻的挑战。您对此怎么看？
答：正如你所言，从全球范围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辩证法和激进理论主导的时代了。在这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不同的方式拒斥着黑格尔或者马克思的辩证法，即使是激进的和左派的理论家也不例外。如果仔细分析，向辩证法发出的挑战大概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这方面的代表有威尔逊（Edward O.Wilson）、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他们主张用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虽然进化论的生物学或者社会生物学也是唯物主义的，但它们是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唯物主义。正因为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会说出“女性学理科不如男性是有生物学原因”这样令人难以接受的话了。第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是法国的鲍迪厄（Pierre Bourdieu）。他批评了强调个体而走向文化生活的萨特（Jean- Paul Sartre）的哲学，用习性（habitus）这一核心概念否定事物的内在矛盾，以现代性代替批判性。第三，实用主义和“日常生活”。这方面以罗蒂（Richard Rorty）为代表。他在1992年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的终结》一文中对当代的辩证法批评做了一个总结，强调不仅要抛弃马克思的辩证法，还要抛弃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批判的、辩证的思想传统。当然，受到挑战的辩证法并没有停滞不前。当代辩证法至少在三个方面获得了发展：第一，马尔库塞的否定辩证法。马尔库塞不仅批判了实证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实用主义。在《理性与革命》中，他把马克思的著作视为建立在黑格尔辩证概念基础上，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基础的质疑。他在讨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时，强调要注意对常识和日常经验的批判，而不是仅仅注意逻辑问题。马尔库塞对黑格尔否定概念的强调是全新的和原创性的，然而即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后，苏联理论家依然视之为唯心主义。第二，柯西克（Karel Kosik）的具体辩证法。如果说马尔库塞是西欧辩证法的代表，那么，柯西克则代表了辩证法在东欧的发展。今年恰好是“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当年，柯西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认为辩证法是教条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面，必须清除当下日常世界的明显的自治。第三，杜娜叶夫斯卡娅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杜娜叶夫斯卡娅对辩证法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为其加入了新社会运动的元素。二战后美国国内的新革命力量包括工人、黑人、妇女和青年。她在1985的《妇女解放与革命的辩证法》一书中就说明了女性主义运动的辩证法问题，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联系起来。同时，她还强调了辩证法的总体性概念，但并不是封闭的总体性，而是容纳了包括工人、学生、同性恋运动，妇女运动，民族和少数族裔运动的开放的总体性。
问：最后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认为辩证法的未来将会怎样？
答：我认为，挑战与机遇并存，辩证法要想得到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强调创新。一方面，在今日社会，如果不认真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我们是无法展开对社会和思想的辩证批判的。拒斥辩证法或者对辩证法保持沉默将会妨碍哲学对其自身的不断超越。另一方面，辩证法墨守成规是没有出路的，必须主动回应新世纪的反辩证法思潮。今天，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马克思、卢卡奇等开始提出的关于差异、特殊性和性别等问题的研究，否则辩证法很可能变成类似柏拉图或者孔子思想的那种属于过去的“经典”，而不是一种最具活力和批判性的哲学。推进这一研究，需要所有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我期待有机会和中国同行们共同切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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