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增长方式几个理论问题的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出台以后，实现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就成了我国经济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情。可以肯定这两个转变的影响之广泛深远是不可估量的，其意义决不会低于50年代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战略。而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不能不对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如何区分，二者的关系如何等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下面就是我进行这种探讨的初步成果。
一、对以往理论的简要回顾
从历史来看，经济增长的实践以及由之而来的理论，是伴随着现代经济的发生而出现，又伴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大体说来，对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发表以后200多年来经济增长理论的状况，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描述：按照传统观点，以往的经济增长理论可分为西方和东方两大块。但是，我更倾向于将以往的经济增长理论划分为三大块，即：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下面，就按照这样的思路对以往的经济增长理论作一简要的回顾。
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体系的经济增长理论。它是由英法两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创立的，而其主要的代表是亚当·斯密。综合起来看，他们的经济增长理论似乎主要有以下特点：①是以“社会财富的增长”为中心展开的，而财富可具体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②他们认为，生产劳动是财富增长的源泉，从而首创了劳动价值理论。③他们分析了影响财富增长的诸多因素，并据此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其主要者如：第一，经济自由能最有效地促进财富增长，因此力主自由的经济政策；第二，资本积累是财富增长的关键，因此主张减少非生产性消费，增加资本积累；第三，分工和协作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财富增长；第四，国家的正确政策会促进财富的增长，而错误的政策会阻碍财富的增长。④他们没有直接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概念，但大卫·李嘉图在分析级差地租时提出了农业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概念。
现代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在经历了“寂静”的100年之后，由哈罗德、多马等人开始重新注重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至今，主要的理论观点似可概括为：①他们把经济增长界定为经济总量或人均经济总量的增加，诸如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②从哈罗德、多马算起到现在为止，理论上有四条主线：第一，哈罗德、多马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储蓄率便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第二，索洛和丹尼森等人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在其经济模式中单独设立了技术进步因子，并据此区分了经济增长中两种不同的效应——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后者指的是在不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条件下，依靠技术进步改变生产函数来实现经济增长。第三，舒尔茨则提出了人才资本理论，认为技术决定论忽视了“人”的因素，而通过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可以开发人的智力，使一般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产生“知识效应”和“非知识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并产生“递增收益”。第四，罗默、卢卡斯等人提出所谓的“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具体化为专业化知识（特殊技能），强调专业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可使经济产生递增收益，因此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率高，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高。③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最大特点和贡献是，应用数学模型对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其流行的经济增长模型有：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④他们一般都没有直接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则论述不少，如西蒙·库兹涅茨就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定义为：给居民提供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能力长期上升。⑤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而将纷繁复杂的诸多因素加以高度概括，区分为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两大类也已广为流行。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经济增长理论的表现形式是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在第二卷从流通过程仔细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建立起了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完备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概括起来，其主要观点有：①他将社会资本再生产区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②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扩大再生产。③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扩大和内涵扩大两种类型。④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总产品能够卖掉并实现其价值）和物质补偿（能够买到组织生产所需的全部生产资料）。为此，他将全部社会生产概括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应用数学公式给出了实现扩大再生产的三个基本条件，论证了社会再生产必须保持一系列比例关系的客观规律。⑤依据马克思的理论，原苏联经济学家在本世纪60年代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第一次提出了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概念，认为前者主要是由于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结果，后者则是主要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因此，粗放增长也可以叫做外延增长，集约增长则可叫做内涵增长。
二、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
从上述简要回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中心。概括起来，他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哪些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什么样的增长更合乎理想，怎样才能实现理想的增长？为此，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与经济增长方式相关的三组概念，即：李嘉图关于农业的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概念，马克思关于外延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概念，原苏联经济学家关于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概念。现在看来，粗放经营、集约经营同经济增长方式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李嘉图研究问题、提出概念的出发点是土地资源（特别是好地）是有限的，因此农业经营中实现经济增长可供选择的方式，就是在一定量的土地上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提高生产要素投入的集约度，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显然，这里提供了在经济增长中如何尽可能用较丰富的资源替代稀缺资源、提高稀缺资源产出效率的一个典范，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它毕竟是建立在要素投入量增加的基础之上的，与我们现在所说的集约增长强调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不尽一致。至于外延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其基本精神应该说分别与粗放增长、集约增长相类似。但似乎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误以为强调集约增长，就不需要外延扩大再生产了。实际上，我国还有相当多的地区没有实现工业化，有计划地适度地建设新的项目是必然的。既使是全面实现工业化以后，生产设备的寿命也是有限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往往是周期性进行的，因此伴随着资金等生产要素量的增加也是不可避免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是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的一个客观趋势。有鉴于此，对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的认识，我们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果，而应该补充新鲜内容。
首先，关于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也即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否依据200多年来经济学家们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高度概括出这样一个定义：生产要素的状况及其配置和使用方式，就是经济增长方式。换句话说，由于生产要素的状况不同，配置和使用的方式不同，因而形成了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尔后，对这一定义所包含的内容加以剖析就能把握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了解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
关于生产要素的状况，可以概括为数量和素质两个方面。所谓生产要素的数量，指的是经济活动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包括人力、物力（厂房、设备、原材料、燃料动力等等）、资金的多少。比较而言（既可以纵向比较，也可以横向比较），产出一定时，使用生产要素的数量相对多的，其经济增长方式就相对粗放；使用生产要素的数量相对少的，则相对集约。对此，也可以表述为：所使用的生产要素量相同，但产出越少，经济增长方式越粗放；产出越多，则集约程度越高。所谓生产要素的素质，就人力来说，主要是指受教育的程度，思想观念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技术水平，人际关系及其组织力，创新能力，等等；就物力来说，主要是指设备的先进程度，原材料的技术性能，等等。实践中，正是由于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数量和素质的不同，而区分为粗放和集约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
关于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方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生产要素配置和使用的社会形式。迄今为止，从社会形式的角度观察，社会化经济中存在过三种不同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方式：①市场配置。即生产要素的配置完全经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这种方式，曾经广泛存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②计划配置。即生产要素的配置，完全经过国家计划调拨来实现。这种方式，以原苏联为代表，曾经在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实行。③以市场为基础，加上国家的宏观调节，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这种方式起源于本世纪30年代，而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至今日，它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被视为生产要素配置中最佳的社会形式。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其二是，生产要素配置和使用的技术形式。所谓技术形式，就是按照一种什么样的技术水平、技术设计、技术结构来配置和使用生产要素。实践证明，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技术水平和技术设计，因而配置和使用生产要素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即使在相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之下，也往往由于技术水平和技术设计的不同，使得配置和使用生产要素的结构不同。诸如人员结构不同，设备的结构不同，原材料的结构不同，资金的使用结构不同以及人员与设备之间、设备与原材料之间……的结构不同，地域结构不同，等等，由此而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其三是，生产要素配置和使用的组织形式。这里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规模水平。由于工业中存在着明显的规模效益，所以规模最经济就成了配置和使用生产要素的一条重要原则。由此也就因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是否合乎规模要求，其实现规模效益的程度如何，而使经济增长方式出现差别。二是管理理论和管理水平。这也是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管理的差别而使同样的企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经济实绩，甚至于客观条件比较差的企业反而取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种客观条件和实际结果的不一致，使我们在认识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诸因素中存在着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我们必须把这两者区分开。否则，既不利于我们准确把握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也不利于我们全面地寻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措施。所谓客观因素，指的是生产要素的数量、素质，其配置和使用的社会形式、技术形式以及组织形式中的规模水平。因为，这些因素一旦形成，就作为经济增长的能力而客观地存在着。至于这种能力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发挥出来，转化成为现实的经济增长，那还要取决于人的活动，取决于管理水平。这就是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观因素。
其次，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从上述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内容的剖析中，我们能否抽象出这样一个观点：其本质就是要以尽量少的要素投入增量实现尽可能理想的经济增长，甚至在不增加要素投入量的情况下能实现较理想的经济增长。如果这种认识能够成立的话，那末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实际上是一个节约经济资源的问题，也是一个投入产出的效率问题。很显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对于提高经济效益非常重要，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也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特别是对人均资源量很低的我国，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三、关于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探讨什么是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能否找到一种划分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并判定其集约程度的方法，二者的关系如何。
从我国作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宗旨，从经济学家们历来研究经济增长所涉及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前一部分我们对经济增长方式内涵和本质的认识这诸多方面来考虑，我们试图对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作出这样的界定：凡是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量实现的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凡是主要依靠提高要素生产率实现的经济增长，则是集约型增长方式。
任何理论问题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作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背景和目的，是我们对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作出界定的最基本依据。关于这个问题，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工作中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同时，他还强调了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据此，我们对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作出以上界定，看来是合适的。
毫无疑问，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内容和方法，也是我们对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界定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200多年来经济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揭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寻求实现理想增长的途径上。比如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就强调：“本书关心的仅仅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各种方法”。时至今日，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高度概括为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大类，并强调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已被广泛接受。所以，我们在前一部分把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聚合在提高要素产出效率和节约资源两个焦点上（实质上，两个焦点是从不同的角度表述同一个问题）并据此对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作出界定，应该说也是恰当的。
那末，能否找到一种方法，特别是定量分析的方法，把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区分开来，并判定其集约的程度有多高呢？尽管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直接了当地这样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但在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并寻求实现理想增长的办法时，实际上已经探讨了这个问题。比如一些经济学家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区分为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大类的理论和方法，实质上已经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正如最近有人指出的那样：“计量研究文献在发现问题方面比较成功（用定量方式和具体的数据说明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但在解释问题方面则显得有点苍白无力（这也是计量经济学的一个缺陷）”。他们得到这种看法的依据是，60年代以来，不仅原苏联东欧的经济学家，而且西方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原苏联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大量研究，企图搞清楚60年代以后原苏联经济增长恶化的主要原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看法莫衷一是，甚至连研究问题的方法本身也存在很大分歧。看来，应用计量分析方法区分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课题。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否有可能另辟蹊径，寻找某种简单的、却又能大体反映经济增长方式状况的统计方法呢？依据我们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不妨设置两组指标，一组是反映经济增长方式客观状况的指标，一组是反映这种客观状况在人为因素作用下转化为经济增长实绩的指标，用于区分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劣。前一组指标可以考虑用设备的技术档次和所设计产品的技术档次来衡量；后一组指标可考虑用产出中的消耗水平和净产值率来衡量。这种方法虽然不能揭示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增量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各起了多大作用，因而不能划分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但它的好处是：①它能大致区分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劣，并能监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情况。②它与经济增长中生产要素的变化规律相一致，因为，现代经济成长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变化中，只有人力投入量和物质消耗水平是下降趋势，而设备的价值量和资本投入量还有科技投入都是上升的。因此，这种方法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可靠性。③它可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因而简便易行。
此外，还必须正确把握两种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相互间的关系。否则，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就可能产生偏颇。诸如：
第一，确定性和相对性的关系。所谓确定性，指的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经济增长方式的状况是客观存在的，因而毋容置疑地具有确定性。但是，值得注意是，这种确定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正象前面说过的那样，由于尚没有一种成熟的方法可以将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区分开来，那末它们就只能相比较而存在。也就是说，只能在比较——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中显示其优劣。
第二，交织、融合、共处的关系。这是说从宏观来看，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往往总是交织、融合、共处在一起的。由于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从宏观角度判定一种经济处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之中时，微观上却往往存在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纯粹的情况是没有的，特别是高度工业化以前更是这样。而且，在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中往往包含技术进步的因素在内，也就为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两种增长方式并不是绝对排斥的。
第三，过程性和阶段性的关系。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是一个过程。特别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则更是如此，不可能一朝一夕发生突变，只能在渐变的过程中，经过量的积累而达到质的飞跃。从历史的长河中可以看到，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往往呈现出这样的轨迹：工业化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外延式增长从而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总是起着推动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内涵式增长的地位上升，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重要；到工业化的任务大体完成之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对经济增长起着主要的作用了。从另一个角度还可看到，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从资本主义早期是劳动力的投入量及其分工，尔后依次是资本积累程度和技术装备水平，70年代以后则人的智力和信息技术显示了特殊的作用。这也是经济增长方式演变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阶段性特征。从斯密开始，各个时期的经济学家们研究经济增长时所关注的重点内容出现了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理论主线，其客观基础大概就在于此。据此，我们是否可以用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作标准，对经济增长方式作另一种意义的分类也是值得研究的。
第四，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生产率提高的关系。就主观愿望来说，经济增长中应该追求各种要素投入量的全面减少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就客观可能性来说，则往往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比如各种生产要素的资源量往往存在差别，其使用的成本也有高有低，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多使用比较丰富、成本比较低的资源去替代稀缺资源就成了一种常识。这实际上是一个要素投入量的结构问题，也是要素投入量与要素生产率的结构问题。所以，经济增长中比较现实的选择往往是增加比较丰富、使用成本较低的要素的投入量，而重点是提高稀缺要素的生产率。李嘉图关于农业集约经营思想的正确性，在200多年来的实践中已完全得到了证明。何况投入量增加中往往包含着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我们不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必要的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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