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者散文鸟瞰及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鸟瞰论文,香港论文,散文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所谓学者散文，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概念，但约定俗成确有它的特定内涵和品位，乃是指学者写的具有较高学养和品位的并对社会持有文明批评的抒情小品、文化小品、书斋小品和随笔等文。在港台一般称之为知性散文。其涵盖面虽宽广，但面目和主体性格却非常清晰。二十年代的“语丝体”散文，抗日战争时期的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和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等艺术论文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散文中的学者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们任意而谈，不看他人脸色，不为任何人摆布，讲私话，发私论，形成中国学者散文的诚实的传统。
香港的学者散文的发展和大陆散文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梁实秋从大陆到了台湾，他的以《雅舍小品》为代表的学者散文大量在港台发行，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如对香港学者散文中有成就的有特色的作家如余光中、董桥、梁锡华等进行考察，他们的创作习惯、风格和品位，是地道的中国式，都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学者散文的一脉香火的延续。香港学者散文当之无愧是中国现当代散文的重要的收获之一。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香港学者散文的兴盛和发展，又同它所处的特殊环境紧密相关。从宏观上看，香港是个自由港口，国家意识、党派意识和民族意识比较淡薄，文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对时政对社会进行近距离的文明批评，同时行政干预也较少，不必急功近利地受到政治的同化，导致学者的心态相对宽松。而且香港的报刊多，发表的园地多，更为学者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创作基地。倘若再从局部的具体的小环境看，如有影响的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散文家群所活动的空间更为特殊，香港中文大学的美丽无比的八仙岭、吐露港时时滋养这批学者作家，同时香港中文大学长期以宏扬中国文化为根本，招募和汇集了一批具有中西文化学养的散文家，成为香港学者散文家的中坚，推动了香港学者散文的发展。所有这一切也从一个侧面对我们的中国散文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这也正是笔者为何注视和研究香港学者散文的缘由。
二
香港学者散文从作者面来考察，主要是由两部分学者构成。一部分是以大学的教师为骨干，即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岭南学院的教师。其中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散文作家群的成就最为突出，其代表人物就是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余光中、梁锡华，另有蔡思果、小思、黄维梁、黄国彬、陈耀南、梁秉钧、潘铭桑等。另一部分是以报人学者为主，其代表人物当推《明报》的总编董桥，其他成就显著的还有戴天等。从总体上考察，香港的学者散文亦依赖于报章。香港作为自由港，报刊林立，报章专栏、随感录式的时评应运而生。诚然，在六十年代以前尚未形成报纸专栏。至六十年代后，由专人执笔的专栏才渐渐发展壮大，经七十年代不断开拓终于蔚为大观，形成“裂土封疆”的今日局面。①“一框一专栏的大局愈来在报刊上愈固定，每专栏就成了某作者每天笔耕的私家地。”②
报刊专栏虽则孕育滋润了香港的学者散文，不过，这种散兵游勇式的个体经营的专栏，毕竟很难形成气候。但到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著名的学者，散文家余光中、梁锡华、蔡思果先生等都先后到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们纷纷出版了散文专集，形成了令人注目的香港中大学者散文家群。他们中既有领风骚的作家如余光中、梁锡华等，又有风格各异，同气相求、同声相和的同志作为羽翼，如蔡思果、黄国彬等。更值得一提的是还有积极为倡导散文发展，进行脚踏实地的教学、研究和示范创作的学者散文家小思女士、黄维梁。使得香港中文大学有一种特殊的学者散文氛围。考察香港中大的学者散文家群落的形成，有以下三点令人印象深刻：
（一）这些学者散文作家，都具有中西文化的涵养，既熟谙散文理论又能创作，且兼及小说、诗歌创作，既有学者风度又有作家创作的过硬本领。
（二）由于香港这个城市的身世暧昧，决定这批学者散文作家的情感特别丰厚和复杂，他们运用中文创作，思维习惯中国化，身上有着共同的中华民族的情绪，但他们的生活形态、意识形态又和同代大陆的学者散文作家不同，其取材、立意乃至表达的方法非常个人化、情趣化。
（三）香港中大学者散文家群并不是特指某几个人，而是作为群落的一种象征和代表。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黄维梁先生编撰的中大学者散文选《叶露港春秋》，共辑录了二十位中大学者的散文，这是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散文家群的正确的理解和评价。因此，这个学者散文家群落色彩缤纷，风格纷陈。
相比之下，报人学者散文要个体化一些，散漫化一些。虽则报人学者写散文的较多，真正引人注目的却较少，但《明报》总编董桥却是一颗耀眼的新星，他的学者散文一花独放，显得非常灿烂和耀眼。
三
鸟瞰香港学者散文的核心问题，必须正确评价他们的功利观。
翻开本世纪的散文史，可以清晰看到，功利观一直在折磨着散文家。功利观的内涵是多重的：即在对待社会对待党派对待政治对待人生等问题上显示的目的和倾向。整个中国现代散文史的发展时时围绕求功利和反功利而展开。当中国现代散文还在摇篮里，它就大喊大叫，显示它的功利性。梁启超大力鼓吹“文界革命”，积极创建他的散文“新民体”，也是为他们变“法”服务，在他看来，“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③。他想用“新民体”来载“法”传“法”。在五四运动中，当时倡导白话文的先生们，都气势汹汹大批特批“文以载道”，但他们推出的现代散文的第一批胎儿“随感录”，却有一种布道的庄严。虽则从二十年开始，“小品之王”周作人想用他的冲淡散文，淡化散文的功利，远离社会，疏远政治，种他的“自己园地”，而他事实上却非常懂政治非常了解社会，他是无可奈何地在乱世中以此来保存自己。懂政治却不能谈政治，关心社会却不得不远离社会，这种情感错位酿造了他的散文的独特的“涩”。之后，由于内乱和外患，大多数散文家都自觉地紧跟社会步伐，散文载道成了风尚。只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和战争炮火有些不大协调，应该说，它为中国学者散文开创了“反功利”之风气。到后来战火平息，中国大陆上，散文依然被功利纠缠着，图解政治概念，公式化模式化泛滥，直到“文革”时发展到了顶峰。正因为如此，大陆的读者阅读和研究香港学者散文，对香港学者散文何以如此专心致志地对身边的某件事津津乐道地就事论事而不理解。因此有必要对香港学者散文的远功利不重倾向创作态度作一剖析。
香港学者散文远功利不重倾向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1)对党派对政治厌恶和畏惧：
由于香港的特定的自由之港的地位以及殖民地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对待党派对待政治。在他们看来，“政治免不了权谋欺诈，翻云覆雨”，“近代的老百姓吃的是政党的苦”。④这种笼统而不加分析地对政党和政治的排斥，反映了香港学者对党派对政治缺乏了解和畏惧的心理，因此即便是功利最强的杂文，到了香港散文家手中，也都是“写个人生活的，……宛如写日记那种讲衣、食、住、行以至自己家庭、儿女的文字，……至于介绍娱乐界人物以及介绍饮食游宴的杂文，也是蔚成风尚的”⑤。
(2)对社会热点的忽视和冷漠：
香港学者对政治和党派的畏惧，使得他们的散文不愿涉足社会，尤其是以抒情见长的散文，对社会热点的忽视和冷漠比比皆是。即使是一些人生大事和社会问题，他们也常常会把它“自我”化。学者刘创楚的散文《问题人生》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人生的问题可分“小”“中”“大”：“小”是指吃饭穿衣之类，“中”是指晋级加薪之类，“大”是指儿女太太的事业。⑥这样完全把人生问题自我化——自我即人生，人生即自我。
诚然，以上的概括仅是指出香港学者散文的一种倾向性现象，各个学者因人而异，情况都不相同。有些学者其实非常懂得政治了解社会，他们对政治对社会不发言而则已，一发言常常一鸣惊人。如梁锡华，尤其是他清醒地意识到上述倾向的存在的并对这种倾向持保留态度，为此想从文化观点着眼，对上述倾向予以改正，提出：“杂文应该很有发展的潜质。我们不一定要使它成为所谓投枪与匕首，但应该使它成为一点照亮幽暗的光明。”⑦这样的识见委实可贵。应该受到大家的重视。
香港学者散文远功利不重倾向的风尚形成，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受海峡两岸政治冲击波的夹击和辐射，使得这些远功利不重倾向的中性散文在自由之港拥有它的最忠实的读者。二是香港学者身上都有一种传统的“士”和西方的“绅士”混合的气质，这种混合使得他们对“自我”有一种莫名的自信和优越感。因此在散文中唯我至上，并能保持一种写“自我”的乐此不疲的韧的精神；三是梁实秋用《雅舍小品》的避世态度能在乱世中生存下来的成功，也是对香港学者散文远功利不重倾向的一种实在的精神鼓励。
香港学者散文远功利不重倾向，从创作来说，重视个人体验情趣的抒写，大部分作品均富有真情实感，也为我们从众多的侧面了解香港提供了借鉴。但由于对社会对政治采取避的态度，因此识见虽丰富却不卓著，且学究味较浓。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魅力。
四
香港学者散文家群中有成就的颇多，现选择不同风格特点的数名学者评述如下：
余光中
余光中的散文才大气粗。
上帝对余氏特别偏爱，赐予他那么多的才气那么多的智慧那么多的灵气。生活中一件平凡而又平凡的事，到了他笔下，就会变得生动活跃起来，好比一杯清水，在他的才气发酵下，竟会魔术般地酿成一瓶美酒。比如坐火车过山洞，大概一般人都经历过的，没有什么稀罕，可是到了余氏笔下，竟变得这样不同凡响：
黑暗迎面撞来，当头罩下，一点准备也没有，那是过山洞。惊魂未定，两壁的回声轰动不绝，你已经愈陷愈深，冲进山岳的盲肠里去了。光明在山的那一头迎你，先是一片幽昧的微熹，迟疑不决，蓦地天光豁然开朗，黑洞把你吐回给白昼。
——《记忆象铁轨一样长》
从火车进山洞到出山洞，乃是瞬间的事，但余光中却牢牢地逮住它，凭自己的艺术感觉，通过“撞来……罩下……愈陷愈深……迎你……豁然开朗……吐回”等一连串词语加以从容地切割，准确地把坐车人对突然来到的黑暗，又蓦地回到光明的骤起骤落的心态情绪变化，极有层次有节奏地刻划出来。这种变化可以说是以秒来计算，其准确程度也无懈可击。他不愧为散文高手。
于是，我要奉劝欣赏余光中散文的读者，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你若抱着常规心理，要想按部就班地到余氏散文中寻找一个思想或一个目的，你一定要失望。你必须对余氏的才气有足够的估价，要准备为他的才情所裹挟，被他拖着去驰骋，甚至有时要被他的才情的浪潮所淹没，喝几口水。若有了这样的准备，你才能从容地从他的散文中获得真正的享受。
余光中是以诗起家的，散文创作也极富，堪称诗文并茂，用他自己的话说，“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双目合，视乃得”。⑧散文集有《逍遥游》、《听听那冷雨》、《记忆象铁轨一样长》、《凭一张地图》、《隔水呼渡》等多本。
余氏散文“气”很盛。孟子一生鼓吹散文创作要有“气”，他标榜自己的散文有“浩然之气”。他虽则没有对“浩然之气”进行具体界说，但我对孟子的观点非常赞同。气者，不可捉摸但可实实在在感觉。读余文，我最深刻地感受到其气之旺盛，不管写什么题材，皆是洋洋洒洒，势不可挡。尤其是他的游记，他几乎从不管读者的欣赏口味，凭借他的“气”的威力，把他所见所闻所知所感，一股脑儿倾泻出来，很不克制，显得罗嗦唠叨，上帝赋给他才气，他又为才气所累，惜乎哉！
和他的游记相比，他写人叙事的家庭小品、社会小品似更为人们喜爱。如他的《我的四个假想敌》，脍炙人口，为人们所喜爱。这类小品，余光中写得无拘无束，潇洒自如。在《我的四个假想敌》中，作者以二女录取台大外文系起笔，一开始就把四个女儿长大，将要嫁人，自己担心失去女儿，处在“腹背受敌”的困境摆了出来。这实在是一件家常事，但这却是一个牵动众人的社会问题。紧接着，他就让感情如野马一样奔驰，念起一本女儿经来：其中有女儿成人前的可爱，有不能用速冻术把她们久藏的遗憾，有被四个假想敌骚扰和对他们防不胜防的苦恼，有父亲的权威被动摇的叹息等等，全文错综复杂，忧乐交叉，却又趣味盎然，情深意浓。全文没有一个恒定的目的，作者只是把他平时和女儿生活在一起的感情结晶，如天女撒花般地撒到读者面前，但由于全文有一根固定的轴心——父女情深，牢牢支撑着，所以这篇散文成了一株繁花如火的木棉，十分光彩耀人。尤其是在这篇散文中，余对父女的轴心的家庭的礼赞，可称得上是典型的中国学者的传统家庭观念的情绪，这正是世界华文学中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种民族特色。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余氏散文，我还想把他的散文和香港学者散文中另一高手梁锡华作一比较。余梁皆才气横溢，学贯中西，感觉敏锐，但风格却异：余氏只管闷着头，关起门，独个儿把感情倾泻，似乎像只管扫自己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尽管有时也偶尔带一两笔，对人生发一点感叹，如《牛蛙记》中写自己深受窗前牛蛙鸣叫的烦恼，采取各种手段，都不能消灭之，叹曰：“真像他妈的越共！”但显得有点心不在焉不甚有力。但梁氏却时时要睁一只眼，喜欢在写人状物描景中，腾出笔墨来，针砭人生，而且非常用心。如在《漫语慢蜗牛》中那些精采的牛论——人不如牛，令人猛省。又如梁氏抒写在加拿大求学求职的艰辛，处处激起人们的共鸣。相比之下，余氏的心灵大门关闭得紧一些，因而，文章的书卷味也就更为浓烈一些。
梁锡华
对梁锡华的散文，可以用得上李白的话——“相看两不厌”。
就其人而言，梁氏颇怪。他不是一个严密的系统的思想家，尽管他很有思想；他也不是一个成熟的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尽管他很懂政治。他是一个怪儒。唯其如此，他成了散文家。他把他的思想、见解、学识统统自由自在地铸到自由的散文中。虽则他什么都写，写什么都好，曾被著名学者夏志清教授誉为“真正的学者，也是当代少见的岭南才子”⑨。但在我看来，他写得最好的是散文，是港台“散文界最灿烂的一颗星”⑩。
梁锡华在散文创作上，有许多他所特有的优势：一是学识渊博。他学贯中西，既对国学有很深研究，曾在一代宗师陈寅恪身边当过助手，对辞赋有很深研究；又长期受西方文化薰陶，先后在加拿大，英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并担任教学工作。因此能够吸收中西散文的精华，运用到散文创作中。二是他周游列国，见多识广。人世间周游列国者甚多，未必都能成为散文家，但对于一个才情出众的作家来说，周游列国对肯定是锦上添花。三是耳聪目明，关心世事。他不愿把书房门关闭，而是时刻把自己置身于出野或世界漩涡之中，吸天地与人间的灵气，滋补自己。因此他的散文没有霉气、暮气。
梁锡华散文创作很富。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游记小品，如《八仙之恋》中的乙辑“游踪与感想”的十篇，《我为山狂》中的一些篇章；第二类是杂文，包括杂感、闲话、随笔，这些均是他的以人生众相、社会世态为话题的小品，可称之为社会小品，是梁氏散文中最应该值得人们重视的作品，受人们欢迎的如《漫语慢蜗牛》，“三思篇”中的系列小品，均属这一类；第三类是文史小品，对文坛上的种种现象及各类学术问题，进行无情指点，如《祭坛佳里》、《四八集》、《己见集》中的一些篇章。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想重点对梁氏的社会小品作一评点。
梁氏的社会上品皆入“品”，而且品位较高。社会小品的“品”在笔者看来，第一，注重“识”，第二需有“文”，“识”“文”具备，即为上品。对此，梁氏有深切体验，他说，“有所感的抒情，几乎任何人在生命春花的日子多少都经历过，然而有所悟之情而能抒能书的，实属寥寥。”(11)应该说，梁氏正是这“寥寥”之中首屈一指的。
梁氏为他的社会小品采集材料，面广路宽。大至南极的环境——宇宙之大，小至蜗牛——苍蝇之微，只要他有兴趣，都会被他采撷到小品中来，经他一番收检，爆出一点你所意想不到的识见来。我惊异他的精力他的敏感他的悟性。人们在南极挖洞勘探，他要管一管（《三思篇·饶了它吧》）；提倡保护动物的那些人的过火作为，他又要管（《三思篇·是解放吗？》）；对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他更是拍案而起，简直是非管不可。（《四八集·东洋鬼胎》）……他精力无穷，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都要思索一番，这正显示了他的勃勃生机。
什么都管，对什么都想说一通，这是要冒一点风险：一是可能“浅”；二是可能“糊”。但梁氏的学识、阅历以及他的高超的文字功夫，使他的社会小品不管写什么事，总要显示出一些令您非听不可，听了又非深思不可的一些识见来——但又决不用什么赫然的语言赫然的情感来虚张声势。读他的社会小品，读者决不会失望——同意他观点的不失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也会低下头来深思一番，感到他能提出这个问题就了不起。因此，不管什么读者，都会从他的社会小品中获得一种满足。
他的思维流程很有一点绅士风度。常常是如饭后散步那样从容，抓住一件事，款款起步，漫无目的，漫不经心地散起步来。如《漫语慢蜗牛》是以某夜在道旁发现一头五寸大的蜗牛，接着就不紧不慢地耐着性子观察起蜗牛的饮食起居来，极写蜗牛相处之“和”。此时，他仿佛自己就是一只蜗牛。妙的是他一手写蜗牛，另一只手却还要写人，时时以蜗牛与人对照，搞不清他的目的是写蜗牛，还是写人？当他写到蜗牛在前进道路上遇挫时，文中写道：
它们在前进的道上，即使遇阻遇挫，还是一分分、一寸寸地力爬。此路不通则彼，彼路不通则此，那里象我们人类中的一类，失败了就骂，就哭，就赌气，就怨天，就尤人，就寻死！人不如蜗牛，我们难道还有甚么
可辩的？
好番“牛论”，原来是为的要说“人论”，结论是惊心动魄的——人不如“牛”。最后的感叹是至诚的，虽则有些迂腐——他认为“世人只要略效蜗牛”，就可万事大吉了。没有那么容易，但他的那颗至诚的心，却是应该让我们对他脱帽致敬的。
还值得指出的，梁氏散文的辞赋习气很重，喜铺陈，张扬，喜用连珠的句式，强化感情，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气概。如：
白发比深色的头发更好看，因为它光耀夺目，在太阳下或灯光下更如银、如雪、如冰霜，……
——《发色》
或夜、或昼、或昏、或晨，特别是暑日，八仙的周围和前后，会无视时间和空间而跃起万马千军。那飞、疾、寒、亮、尖、长、蛇突、龟缩、吐银、掷白的一闪、再闪、多闪的电光像神灵的启示贯通幽明，照响轰轰洪雷，聚拢千秋上下的积忿，而无声有恨齐呼应的，是多少皱庞眉、鼓怨腮的沸腾墨云堆！
——《八仙之恋》
这是，你摸一摸夏天，温中带凉；冬天，硬梆梆的冰雪冷。这里没有崇山峻岭；这里没有湖泊海洋；这里，没有高楼大厦；这里没有直挺挺的超级公路；这里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匈牙利种种》
读这样的语句，如同滑冰，滑溜溜的，过瘾。诚然，梁氏是聪明的，倘若全文都是如此，读者是忍受不了这种感情强度的，他只是在总体上的漫不经心的散步中，穿插一点这种快跑冲刺，目的是以这种强音符来形成一种节奏的参差，激起感情的浪花。从而使行文不至于平板和单调。
思果
在香港学者散文家群中，蔡思果的学者散文成就非常令人注目。
蔡思果，原名蔡濯堂，江苏镇江人。1918年生。他认为：“散文家多数是有点学问的，即使不是最伟大的学者，也是涉猎很广的人”。(12)他正是以此求己的。他学贯中西，是著名的翻译家，有深厚的西方文化的根基，曾译过《大卫·考勃菲尔》等二十余种作品。在散文创作上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著有《私念》、《艺术家肖像》、《林居笔话》和《香港之秋》等十余本作品。其中《林居笔话》和《香港之秋》是他的学者散文代表作。
蔡思果的学者散文严格地恪守他的“近乎人情”“合乎道理”的信条(13)，激发他创作欲望的皆是身边的家常事、烦心事，如写信、妻儿、购物、抽烟、露足等。这些事都在他的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痕迹，或许，在一般人看来，可以忽略不计，但他却牵肠挂肚，要想吐一吐，发泄一番。因此，他颇有耐心地用放大镜来把这些家常事、烦心事看了又看，把自己的真诚融进去，从而有头有尾地向读者讲出一番人情味浓浓的话语来。典型的如《林居笔话》中的《神经病》。蔡先生耐心地向读者展示了现实生活中一系列的“轻微的偏执狂，不合理的疑惧，过分自是”等等的“神经病”症状，并中肯地分析了这些病的来龙去脉，最后“爆”出了这样一番话语：
人的心——精神——是奇妙无比的。以为怎样，跟事实怎样，同样真实，有凭有据。有人慢慢悟出道理，有人把愚妄偏执带到地下。谁是大智，能把教育得完全合乎理性？也许我们如果常常记住我那位读书不多，豪侠气重朋友的那句话，“大家都有神经病”，就会对别人多点同情，对自己多点检讨，比倚赖理性还有用。但愿这种病不要太重，有重病的不要操生杀大权，就是人类的幸福了。希特勒恨犹太人的病太重了。
这是一种与人为善的劝人为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完全是把自我揉进去的将心比心，即真切又中肯，近乎情合乎理，令人心悦诚服。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蔡思果始终认为，散文的最高审美理想应是：
写散文是和读者谈天，因此不能对读者演讲、教训，尤其不能大声疾呼，更不能叫口号，因为口号不能不停地叫下去。当然不能一味唱高调。
写散文不是歌咏；读者要听歌，会去吟诗，去听诗人唱歌。既然是谈，就要坐下来慢慢地谈，所以散文不能太短，总要一一道来，有头有尾。散文是可以有警句，但是散文不是靠警句才值得读的。没有警句也可以有好散文，警句太多，反而是毛病。
这样的审美理想，使得蔡思果的散文和读者泯灭了距离。应该说，在香港学者散文群中，蔡思果的散文是最和读者打成一片的。尤其是看惯了大陆上靠赫然的标语口号来壮声势的八股散文的人们，读蔡思果的散文会感到分外亲切。
蔡思果的散文代表之作，皆是进入老年之后所作。虽则有些篇章有一点老年人特有的唠叨，但从整体上看，却是老而有境，没有一般老年人的痴呆和气短的缺憾。这种老而有境，他是凭借三个方面来完成的。一是引经据典，古今中外，纵横捭阖，挥洒自如，形成一种散漫的气势，这是他的学养所赋予他的特有的优势。如《香港之秋》中的《兽性与文明》、《明星群像》、《人相食》等，又如《林居笔谈》中的《命运》、《人言》等等。二是以纯情，甚至近乎是一种童贞情绪融化他笔下的人和事，他的散文是一种“老顽童”式的喷发，在感情上比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要纯化得多。在这方面，可与小思散文并肩比美。三是以勃勃生机的奋发力，作为文质的内核，使他的散文成为老树上的新芽，有一种旺盛的生机。如《五十肩》就是这样的佳作。文章历数人过五十，每况愈下，身体万病丛生的衰败景象。这本是一篇天生的消极文章。但勃勃的生机使得蔡思果在历数这些老化衰败景象后，来它一个逆转兜底翻，翻出这样一段“又一村”的文字来：
老年衰残，未必人就无用。许多伟大的成就在老年完成。少年人身强力壮，分心事多，不知浪费多少精神气力，甚至于摧残自己。
真正的美在德性、风度，不在形体。老就老吧，我们没有力量控制自己的外表，但是德性和风度是可以修炼的。
勃勃的奋发力，勾划出一个高品位的境界，这也就是蔡思果的学者散文的真正魅力所在。
小思
小思即芦玮銮。她是个典型的学者。她的散文书生气浓，淡雅而纯净，颇具个性。
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是《丰子恺漫画选绎》。据她说，“那是1970年开始刊登在《中国学生周报》上”。画好、文好，画文相配更好。丰子恺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堪称一绝，三十年代在中国散文文坛上，曾刮起一股祭祖风，一些颇有名望的散文家要人们以明末公安、竟陵派散文为榜样，写“性灵”散文。遗憾的是倡导者们并未拿出一篇像样的“性灵”散文来显示他们的骄傲，但偏偏不是散文家的漫画家丰子恺却写出一批够格的“性灵”散文。许是丰子恺的画和文的“性灵”感动了小思。小思下决心为丰子恺的漫画配文，感情极为投入，我虽不敢担保小思百分之百地阐释了丰子恺的画，但我敢确认，小思和丰子恺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她在丰子恺的画上找到了感情的契合点。她在文中凝聚着一股浓重的宗教情绪，完全是丰子恺式的。请看《门前溪一发，我作五湖看》中的一段文字：
心境是自己的，可以狭窄得杀死自己，杀死别人，也可以宽广得容下世界，容下宇宙。是忧是乐，由人自取。市尘蔽眼处，我心里依然有一片春天，喧声封耳地，我心里依然有半帘岑寂。狭如一发之溪，能作五湖看，则对现今世界，当作如是观，当作如是观。
这是她在写画写人写事，抑或写自己？她生在尘世中，又卓然超于尘世之上，她拥着整个宇宙。我忽发奇想：这本散文集写于七十年代，当时的大陆人还处在疯狂之中，倘若那里的人都来读读这些文字，或许会安静下来，恢复理智，尽管我从来不相信文学会有呼风唤雨的神奇本领：小思巧妙地借丰子恺的画把她的纯真情绪发挥得非常透彻。这本散文集证实了一点：小思悟性好，感情纯，这正是从事散文创作的必要条件。我从翻来覆去的人生中，亲眼见过许多“翻斤斗”的散文家。他们手中珍藏着一批各式各样的膏药，看着政治气候，毫不费力地在自己散文中批发各种耀眼的膏药贴在屁股上，尽管当时可能着实热闹一阵子，但事后还是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了。小思的散文则自有它的一份矜持，它屹立着，受到读者青睐，并一版再版，这在香港是不多见的。
小思已出版的散文集有《路上谈》、《彤云笺》、《日影行》、《承教小记》、《不迁》以及《今夜星光灿烂》、《人间清月》等。
从总体上看，小思散文属于学者型的知性散文。小思过早地皈依了道德理想主义，推崇“宁静”和“淡中见喜”的境界。她的散文以《丰子恺漫画选绎》始，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她最初的一些散文篇章，如《梦见生公》、《门》等就有些玄乎。她对道德理想主义的皈依和对“淡中见喜”的推崇，无疑显出了她心灵的净化和灵魂的升华，但对于创作来说，却也有潜在的危险，理念也可能将她带入狭小的阁楼中，折磨她，使她的创作染上迂腐气。可庆幸的是，理念对小思并没有构成威胁。她感情丰富，几乎进入她视线中为她情之所动的一切事物如“螳螂”、“小鸡”、“苔”等等，均能燃烧起来，灼灼烫人。她对于这些事物所寄托的情思，似乎到了难为人解的地步。你读读《山中》、《孤雏》吧，她是那样顶真，那样执著，那样善良，完全是一种童贞情绪。她从内心为那只被人戏弄的螳螂难过（《山中》）；她关心实验室里经实验后将被遣弃的孤雏的命运（《孤雏》）。她这一片冰心似的纯净，在多事的世界上，十分难得，如同一片绿洲。
小思散文格局并不铺张，她抒情流程常常是托物起兴，戛然而止，不愿放纵。既没有大波大浪，也不是浩瀚无边。若把酣畅也作为散文的一种审美尺度，她这种克制应是一种不足。但是她的高品位的情调又弥补了这一不足。如她的《中国的牛》，写的是这样一次奇遇：
一群朋友郊游，我领头在狭窄的阡陌上走，怎料迎面来了几只耕牛，狭道容不下人和牛，终有一方要让路。它们还没有走近，我们已经预计斗不过畜牲，恐怕难免踩到稻田泥水里，弄得鞋袜又泥又水了。正在踟蹰的时候，带头的一只牛，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抬起头看看，稍迟疑一下，就自动走下田去，一队耕牛，跟住它全走离阡陌，从我们身边经过。
一件令人动情的事。或许在他人手中，可以敷衍出一篇洋洋洒洒的“牛赋”来。小思却不这样做，她实实在在地如她笔下的沉默的牛，最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默默地工作，平心静气，这就是中国的牛。”寥寥数笔，惜墨如金，但所凝成的情绪之沉实和丰富，够我们咀嚼了，满足的是读者。这是小思对读者的尊重，她愿意留下大片空白，让给读者去想像和补充。格局小，神思幽远，这就是小思的散文天地。
小思是个学者，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据她的同事介绍，她的现代散文研究课是学生最欢迎的课程，选者甚众。她把散文作家、创作论和散文流变融为一体，在方法上尤重课堂讨论，课堂讨论的考核成绩占成绩的二分之一。学生对课堂讨论非常喜欢，讨论前充分准备，发言成果也常为香港报刊所刊登：我拜读了她在香港报刊上的散文研究论文，毫无学究气。她还定期深入中学，进行演讲，用她的一颗爱心感化下一代。她自己就如她描写的“默默地工作的牛”。古语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小思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
小思热爱香港。当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期即将来临时，有些人已迁往他方，作了“太空人”。而她发表了散文《不迁》，以明心志。这里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不管这块土地是肥是瘦，她都不在乎。“好歹是自己的土地，算是命中注定，就在这土上一生一世。”她仅仅是要求有一块属于她“自己的土地”。像这样善良的人，完全应该拥有一块属于她自己的土地。我相信，生活是不会欺负善良的人们，她应有美好的明天。
黄维梁
黄维梁视他的散文作品为“副产品”：“我写长篇论文，研究文学上的某些问题，析论某位作家的创作，这些是我的主要产品；我写长则数千言短则数百字的散文，以叙事抒情为主，这些是我的副产品。”(14)为此，他在态度上对自己的散文创作和学术研究进行了比较，有这样的不同：“撰作‘主要产品’如攀登险峻的高山，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有齐全的装配，有克服万难的精神，当然攀山者更必须是个训练有素的爬山专家。挥写‘副产品’时，……功夫是轻省多了。……有如在坦途上行走，甚至有如走在青草地上，且有鸟语花香，是一种享受。”(15)归纳起来，就是平和轻松。它是香港大部分学者写散文时的一种典型心绪。欣赏香港学者散文对这种心绪要有一个正确认识，它是一种绅士风度的反应，它能够有效地客观地对人生对社会进行近距离的文明批评，虽则在取材上表现上相当个人化情绪，但它能充分地坦率地发表真诚之见，使读者感受到一种家常的温馨，味偏甜。诚然，它也有一种目的不强的消遣性和在干预生活上的疲软性。这和大陆学者写散文的心绪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大陆学者创作散文相对地说，心态失衡，情绪倾斜，重视社会效应，味偏辣。
黄维梁的散文取材杂而博，大致有这样三类：一类是写人叙事的生活小品，二类是写意识和文化反思的反思小品，三类是记游踪的旅游小品。不管哪一类，都显示了黄氏的平实柔和的风格，有一种忠厚长者的风范。
且不说他那些以一些富有温情脉脉的人情世故为题材的小品，就是一些尖锐严酷的社会问题，到了他的笔下，也会在他的柔和的思维机器的转动下，弹奏出平和的格调。如对大陆“文革”的“焚书”的针砭：
……大陆文革时期，不知有多少书生变成牛鬼，多少书籍变成毒草。那是书少的时代。据说文革时挨批不算严重的读书人，往往能设法读点书。书少，乃能重复阅读研究，浩劫之后，通一经或一子，成为专家，这样比一向蜻蜓点水式泛读略读的人，收获更大。祸兮福所倚，信焉。
虽则这里不是以批“文革”为首要目的，但从“祸”中带出一点“福”来，也使我们这辈经历“文革”磨难的知识分子，从中可以品出这点“福”的酸楚苦味来。其余像尖锐批评谈文论艺没有标准的《百年世事不胜喜（悲）》，描写离乡背井，与家人不团圆的菲佣的愁苦的《莎莲要回乡》等等，都是以平稳的语气谈论辛酸激烈的话题。这种平实柔和的风格，使得黄氏散文既厚重又诚实可信。理所当然的不足就是平板。和梁锡华的散文相比，它缺乏一种机智幽默的谐趣。
香港学者散文家群中，黄氏和小思女士一样，在研究和推进香港散文创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编选的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写的散文集《吐露港春秋》，为检阅和宏扬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散文创作经验作出了贡献。
潘铭桑
与余光中、梁锡华等相比，潘铭桑的散文创作并不丰富。但他的《人生边上补白》却深得学者散文之道，可称为学者散文的楷模。
潘铭桑，广东中山人，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1973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现执教于香港城市理工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部。他学识渊博，精于目录、版本、修辞学。并致力于《红楼梦》研究。丰厚的学养滋润了他的散文。香港《星岛日报·星辰》著名的“三思篇”专栏，就是他和香港学者散文家梁锡华、黄维梁共同执掌，被人戏称为香港散文“三剑客”。
潘氏力作《人生边上补白》公开宣告师承钱钟书，开卷赫然写着：“献给我所景仰的钱钟书先生”。其取材其内涵其运笔皆和钱氏的《写在人生边上》一脉相承。从创作角度考察，这样的师承未必是好事，但由于潘氏的学养及智慧使得他在师承中富有创造，形成和钱氏不同的风格：钱氏血气方刚，自称是“痛快的一偏之见”(16)；潘氏方正老成，文字中显露着深思的成熟。
《人生边上补白》显示了潘氏的二难境地：他一方面极力推崇“宁静”，认为“越能认识并享受宁静，精神越能得到澡雪，情操越能得到提升。”（《宁静致偏见》）但内心深处，却又躁动沉闷，感到“生本不乐”。全书三十三篇，竟有十六篇谈笑论幽默，几乎占文集一半。虽则潘氏没有实指不乐在何处，但他在《智者乐不如愚者乐》里却露出了一点端倪，在他看来，“人越聪明，越会反躬自问‘人生所为何事’。问处越多，越会发觉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人怎会活得快乐呢？”因此，“如果一个人还有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怀抱，对家国事、天下事稍为有点思考，那么他不免愁叹悲戚”，感到“人生的确苦多乐少”。（《尘世难逢开口笑》）谈笑，是人间少笑；讲幽默，是世间匮乏幽默；论快乐，是天地之中太缺乐。一言以蔽之，《人生边上补白》是一本智者求乐之作。处处可见作者皱眉状。乐在何方？乐委实难求，治疗潘氏的两难矛盾心理实在没有灵丹妙药。正是这种两难矛盾心理的摩擦碰撞，才迫使潘氏皱眉思考，在宁静中滋生出许多感触来，于是促使他补白再补白。可以想见，这种想见，这种两难心理不根治，还会有“二补白”、“三补白”。《人生边上补白》典型地反映了香港学者的压抑心理。这种压抑心理实乃是一种现代文明中的心理综合症。它既不是由于物质贫困所造成，也不是因为政治机器的挤压而产生，它是在“士”或“绅士”的不为他人所理解的内心深层的孤独苦恼上滋生的痉孪。这种痉孪是不可救药的，因为这是作者“还有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怀抱”的自觉所孕育出来的清醒。正由于它的不可救药，因此才有它的生命力，才可能在“士”或“绅士”圈里怀着同样的压抑心理的同志那里获得忠实的知音。
《人生边上补白》和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一样，精于运用比较学。如：
凭窗的爱情是高蹈的，倚门是爱情的乞求的；凭窗所以暗示，倚门则是明言；凭窗是寄意，倚门是卖俏（或卖笑）。
——《窗和爱情》
不会笑的年青人是老人精，只会笑的老年人是老天真。
——《谈笑疯生》
快乐时固然开怀，不快乐时也要开怀。经常地兴致勃勃，快乐就会成为戒不掉的习惯。
——《快乐十诀》
这种两两比较，可用少数的话语，把话题的内核干净利落地剥露。再加上这些比较来自生活，贴近生活，是从生活中蒸馏出来的，读者感到格外亲近。这样虽则文集中对每一话题大多起笔骤落笔骤，但由于成功地运用比较，避免了粗疏的缺陷，使它成为一本精致的独语集。
注释：
①姜山《对八十年代香港报纸专栏的评价》，1990年8月号《香港文学》。
②梁锡华《祭坛佳里》，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7年6月版47页。
③梁启超《新民丛书·绍介新书》。
④黄维梁《突然·一朵莲花》，香港山边社，1983年7月版15页。
⑤梁锡华《祭坛佳里》，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7年6月版48页。
⑥黄维梁《吐露港春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238页。
⑦梁锡华《祭坛佳里》，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7年6月版52页。
⑧余光中《记忆象铁轨一样长》，台湾洪范书店，1990年2月版第7页。
⑨梁锡华《独立苍茫》，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⑩思果《近代散文的开拓》，《联合文学》，1989年第5卷第9期。
(11)梁锡华《四八集》，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5年5月版第31页。
(12)(13)思果《香港之秋》。
(14)(15)黄维梁《我的副产品》，香港明窗出版公司，1988年8月版“自序”。
(16)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