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埃及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埃及论文,道路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41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1)04-0001-05
从19世纪初开始的埃及早期现代化经历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赛义德改革和伊斯梅 尔改革等三个发展阶段。对于现代埃及国家的影响和早期嬗变而言，上述三个环节彼此 联系、互相影响、逐渐推进，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一定的历 史进步因素，也蕴藏着某些扭曲甚至延滞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失误。本文拟对埃及早期现 代化的道路与模式(西方化改革和农业立国道路)作基本的评估以期加深对埃及早期现代 化的理解。
一、改革与埃及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
作为推动社会变革进步的基本运动和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 历史进程，改革与现代化是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不可阻遏的两大潮流。对于广大后发展国 家来说，我们认为，改革是其现代化启动的有效机制，改革又是其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器 。在上述意义的基础上，改革就是现代化必要的组成。①
纵观1805—1879年的埃及历史，可以发现埃及作为一个较早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 东方国家，其早期现代化具有明显的“防御—外发”型的特点。在埃及早期现代化的启 动、发展和深入的过程中，改革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最先开启了埃及的早期现代化。1978—1801年拿破仑所率法军 对埃及的入侵和占领是第一次世界现代化大潮对埃及传统社会结构的一次震荡性冲击， 以此为标志埃及被拉入现代世界。民族危机伴随着国内的社会危机以及穆罕默德·阿里 为了寻求其家族对埃及长期统治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成为促使穆罕默德·阿里掀起改革 的大旗以迎接西方现代性挑战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启动了埃及的早期现代化。[1]这里 所谓启动“早期现代化”主要指如下两层含义：第一，就其实质而言，它已经是一个传 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程；第二，就其阶段和成效而言，它还是现 代化发展较早的时期，仍主要停留在器物和制度层面而很少涉及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 尚不是一个社会的全面转型。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埃及的经济、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等 各个方面，是对埃及传统社会体制一次伟大的挑战和超越。阿里的改革不仅实现了国家 的安宁和统一，而且通过一系列“西方化”措施引进了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建立了埃及 第一批机器工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社会风气为之一 变，埃及从此走上了漫长的现代化之路。通过改革，埃及虽然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土耳其 帝国的一个行省，实际上却成为一个拥有主权可与其宗王国相抗衡的国家，其强大的实 力在以后30多年的时间里有力地抵御了西方国家的入侵。埃及的现代化运动处于拉幕之 初的蓬勃发展之中。
改革增强了国力，在新兴统治集团的支持下，穆罕默德·阿里发动了连年的征战。战 争又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现代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它使英 土无法容忍埃及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以及在军事上的强盛势头，其结果是英土联军 挫败埃及军队。战争的失败导致阿里改革的结束。
然而，已经揭橥的埃及早期现代化却并不因此而停止。在特定的时代和条件下，如果 说改革的契机意味着现代化的启动，那么改革的深入则意味着现代化的发展。在经过阿 拔斯一世(1849—1854年在位)短暂的停滞后，1854年7月继位的赛义德对内继承穆罕默 德·阿里的遗志，对外模仿奥斯曼的“坦齐马特”继续进行改革，这是埃及早期现代化 进程在挫折之后又一次可贵的探索。赛义德改革作为埃及早期现代化的中间环节起了重 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1863年继位的伊斯梅尔自幼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继续在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改革。由于改革不仅公开标榜“全盘西化”， 究其实质乃是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和赛义德改革的继续，因此它是埃及历史上又一次以 “西方化”为标志和内容的现代化运动，从而把埃及早期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推向深入。
赛义德和伊斯梅尔的改革使埃及政治、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带来了 思想观念上的一些崭新的气象。即使用西方的眼光来看，这也算得上是一个进步年代， 埃及政府不仅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享有法律上的自治权，而且在行政管理、法庭制度、财 产法等方面基本实现了现代化。[2]铁路、通讯、报纸、学校、工厂以及苏伊士运河， 再加上政府和社会中的欧洲方式，都成为埃及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但是，埃及早期现代化是以财政破产为代价的，因为几乎所有这些现代化成效都是在 外国资本的支持下取得的。到1875年底，伊斯梅尔所欠外债达9100万镑。在财政困境中 ，他被迫把苏伊士运河公司股金中的44%的股票卖给英国，连他自己都承认这是一笔“ 极坏的”财政和政治交易。[3]1876年，埃及宣布国家破产，埃及财政命脉完全被外国 资本所控制。1879年伊斯梅尔被黜。自此，以改革推动的埃及早期现代化打上了句号。
二、棉花种植和“以农立国”现代化道路的确立
如果抛开各种外在因素不论，单从埃及现代化的“本体论”出发，埃及是否真的象英 国人约翰·鲍林声称的那样“永远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呢?事实上穆罕默德·阿里时 期埃及工农业的发展显示出埃及完全有条件也有可能走上一条工农并举、合乎正常的现 代化道路。推行一条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战略是阿里改革最显著的特点。阿里先后 创建了纺织、制糖、造纸、染料等埃及第一批现代化工厂，而地位重要、规模较大的往 往都是军事工厂。到19世纪30年代末，埃及工业企业的投资达到3200万英镑，工厂雇佣 工人达6—7万人，占到全体就业人员的7%。斯塔夫里亚诺斯认为这个数字同20世纪80年 代埃及从事现代制造业的人数在总劳动力中的比例相同。[4]埃及生产的工农业产品不 仅能满足国内需要，有的还多余出口，尤其是纺织品。由此看来，所谓“埃及永远成不 了工业品制造国”只是一种对历史客观的遮蔽，彻底暴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埃及发展 工业化的恐惧、仇恨以及准备用武力压制埃及工业化的图谋。
埃及终未能走上工业化道路而是走上畸形的以棉花种植为主的农业立国道路是由以下 几方面因素造成的。
第一，穆罕默德·阿里卓有成效的、以推广和扩大棉花种植为核心的农业改革奠定了 埃及以农业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是埃及“农业立国”道路确立的国内经济因素 。
阿里任埃及帕夏之后，开始大力发展经济作物。1820年发现了一种质地优良的棉花品 种，它“能比其他各种短纤维棉花多卖得2至4倍的价钱”，阿里以此为契机，他“给农 民提供新品种的种子，教会他们合理种植，并在许多村庄建立轧棉工场。”棉花很快就 成为政府首屈一指的财源。[5]据统计，仅1821年，埃及就生产棉花944堪他尔，畅销欧 洲市场。[6]在棉花刺激下，埃及农业生产力得到巨大的提高。在1824—1840年间，尽 管在军事和工业上抽调大量人力，埃及耕种面积还是增加了约1/4。[7]由于阿里把出口 棉花、谷物等作物所得的资金几乎全部用于工业化，这就奠定了埃及以农业带动国民经 济发展的基础，而以棉花为主的农业收入就逐渐成为埃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这 必然造成经济结构的变化并孕育了严重的危机。首先，从农业方面剥夺过多的工业化资 金，损害了农业的利益，使得农业不能长期有效地支持工业化。其次，农业利益既已受 到损害，但为了保证工业化所需资金，就必然要求进一步扩大农作物种植和出口，使农 业愈加积重难返，无法脱身。
第二，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强大的英国殖民主义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以工业化为基 础的埃及崛起而损害他们在中东的利益，这是造成“埃及永远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的 根本原因。在非工即农的时代里，这是埃及“农业立国”道路最主要的国际政治因素。
约翰·鲍林在说完“埃及永远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这句臭名昭著的话之后又补充道 “一个由于其统治者的无事生非使欧洲列强总是感到担心的国家是不可能被允许存在下 去的，但如果她能和平地发展自己的农业，还是会对大家有利的。”[8]由此可见，在 殖民主义者的思维里，如果埃及还想存在的话，唯一的可行之路就是发展“农业”。
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分析穆罕默德·阿里“工业化计划”完全失败的原因时深刻地指出 ，这“部分地是由于内在的原因，即他本人和他的臣民的失误；但从根本上讲，主要是 外部原因。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自始至终反对穆罕默德·阿里的计划，他们正确地觉察 到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努力是对他们在整个中东的统治和剥削的直接挑战。”[9] 殖民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和掠夺，就是要把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变为其原料供应地和廉价 商品的销售地。穆罕默德·阿里对英国妄想通过控制奥斯曼帝国来控制埃及的企图十分 清楚。1815年，他对瑞士旅行家伯克哈特说：“大鱼吃小鱼，……英国总有一天会攫取 埃及作为瓜分土耳其帝国时自己分得的一份赃物。”[10]因此，阿里改革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为了打破这一预言而做的努力，但历史的宿命恰恰在于这一预言在埃及人民身上成 为悲惨的现实。1841年，三年前(1838年)签订的英土商约适用于埃及，到1842年埃及的 工业几乎全部倒闭。埃及的工业化道路就此闭塞。
第三，1861—1865年美国内战造成全球棉花价格的上涨是造成埃及最终确立“农业立 国”道路最深刻的国际经济因素，这可谓早期农业全球化的直接后果。
棉花种植和出口对埃及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在19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内战的爆发 和持续而充分地表露出来。正如埃及历史学者指出的那样，引进和扩大棉花种植“也是 埃及封建社会变革的一个标志”，[11]这一变革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棉花从此成为埃 及的主要农产品，另一方面由于“棉花是一种出口商品，因此农业生产不再象封建社会 那样只是为了满足当地的消费”，[12]而是要参与到世界市场。埃及不可避免地被卷入 动荡不安的世界经济之中。埃及的棉花生产在阿里死后开始成倍增长，而且几乎全部销 往英国。据统计，从1849—1852年间埃及棉花出口量就由近26万堪他尔增加到67万堪他 尔，仅1850年一年就达35万堪他尔。[13]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成为埃及走上棉花种植畸 形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直接催化剂。随着棉花价格迅速上涨，赛义德积极鼓励扩大棉花种 植以增加出口，换取外汇。他甚至要求埃及大地主用1/4的土地种植棉花。1854年，埃 及棉花产量为47.8万堪他尔，到1863年他去世时，埃及棉花产量猛增至118.2万堪他尔 ，增加了1.5倍，并且几乎全部销往英国。[14]伊斯梅尔继位后，世界棉价继续暴涨， 他不顾一切进一步鼓励棉花种植并得到大多数地主的积极支持，粮食种植面积被大量削 减，棉花种植则迅速遍布上下埃及。美国内战对埃及棉花种植的影响可以通过下面“英 国原棉进口量和进口国家或地区(1786—1880年)”表反映得一清二楚。见表1②：
美国对英国的原棉进口量从1856—1860年度的2172.8千捆猛降至1866—1870年度的141 0.9千捆，下降了1/3还多。而同期地中海地区则增长4倍还多，棉花就象吸铁石使埃及 经济紧紧地依附于它。阿里时代所显示的工农业并举道路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埃及彻底 走上了农业立国的道路。由于小麦种植面积被大量削减，再加上由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 竞争，小麦种植本身无利可图，短视的统治阶级大力鼓励棉花种植，所有这些因素合在 一起使埃及经济的独立性基础进一步被损坏，埃及愈来愈深地陷入到世界经济及其危机 之中。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布罗卡尔曼所认为的，埃及统治者“改种棉花的决定对 埃及经济的发展甚至比修建苏伊士运河有更为深远的影响。”[15]棉花作为埃及最主要 的出口商品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1859年为42%，到1900年增至78%，[16]20世纪以后，这 一比例在1953年为85.8%，[17]1967年为50.4%，1975年为37.4%。[18]虽然在逐渐降低 ，但其重要性是其他产品所无法代替的。
综上所述，阿里的农业改革推广棉花种植开启了埃及现代化农业道路的序幕，而英国 殖民主义者又不允许埃及走上一条工业化之路，适逢美国内战导致全球棉花价格上涨促 使埃及加大棉花种植最终完成经济结构的畸形调整等可以说是埃及走上“农业立国”现 代化道路的“三步曲”。
三、埃及的“西方化”模式及其历史反思
埃及的早期现代化是一场典型的西方化运动。从穆罕默德·阿里最早开始输入西方先 进的技术设备、工业模式以及接受西方的教育文化，到赛义德加速埃及土地私有化进程 直至伊斯梅尔依靠西方资本大建世俗性质的各类公共事业并公开标榜全盘西化，西方影 响都起着最主导的作用，从而形成“西方化”的现代化模式。
作为东方古典文明中心之一的埃及，在边缘化的情况下，由于传统因素的积重，选择 并非完全历史自觉的西方化实属一种无奈。历史的悖论正在于侵略者拥有更值得学习和 借鉴、模仿的东西。既没有其他模式可循，自己又不能(至少是短期内不能)产生任何新 的模式，这正是埃及(及广大亚非拉国家)选择西方化面临的历史困境。这种情况下，通 过西方化毕竟融入了世界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潮。
但是，近现代第三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表明，纯粹的西方化是不可能使国家得到自救 或者根本自立的。埃及早期现代化以抑制和避免边缘化而开始，以初步实现和完成边缘 化而结束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进程恰好说明了这一问题。西方从19世纪开始的殖民主义 对东方的入侵，迫使东方各国掀起“西方化”的改革狂潮以迎接挑战，避免边缘化。从 表现看来，西方化和边缘化是直接冲突，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边缘化代表的是西方的 入侵力量，其矛头直指殖民地国家；西方化则代表反入侵的抵抗力量，其矛盾头指向殖 民主义。然而，就实质而言，西方化和边缘化与其说是矛盾，不如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或者一个运动的两个过程。西方化并非单独对西方工业化的模仿与输入以及政治 制度方面的效仿，它也包括西方文化向东方的传播、冲击、扩散和影响。而这些不也正 是边缘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西方化更不是现代化，无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效仿西 方，西方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拯救东方各国的落后与贫困。西方化成为一个使早期现代 化的推动者们无法识破其本质的陷阱，它使埃及统治阶级在自我蒙蔽的情况下一步步陷 入边缘化的深潭。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实现本国一些落后的传统因素的现代改造 ，而西方化不仅从不承担这样的历史任务反而造成传统与西方化的尖锐对立，这一点在 19世纪的埃及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已初步显露，但由于积极倡导西方化的统治阶级并未考 虑到本国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过分地引进西方模式，这样就把本国的现代 化表面化和肤浅化，结果是在西方化深入的同时，边缘化也在加深，危害的则是现代化 本身。
当然，埃及以改革推动的西方化运动毕竟还是为埃及聚合了一些积极的现代性因素， 影响着未来埃及现代国家的变革。
第一，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和通航虽然加速了埃及殖民地化的历程，而且西方列强为争 夺运河控制权大施阴谋诡计，最终受害最深的是埃及人民。但这一事件也是促使埃及进 一步卷入全球性市场经济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关键性步骤。埃及作为东西方交通枢纽的战 略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而更显重要，苏伊士运河也因此成为见证埃及现代化发展的重要 因素。1956年纳赛尔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就标志着20世纪后半期埃及现代化进程 新的开始。
第二，具有浓厚世俗化性质的早期现代化改革在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给埃及带 来巨大的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以报业为核心的埃及现代新闻业的发展，这是使埃 及能够独领阿拉伯世界风骚的重要的文化现代性因素。从最早拿破仑入侵时创建印刷厂 ，编辑《埃及志》，直至六七十年代出版《埃及进步报》、《金字塔报》等，埃及报业 发展迅速。在埃及，没有出现类似土耳其、叙利亚那样严格的报纸审查制度，这的确是 十分先进的。许多记者都愿意留在埃及。埃及的报业不仅影响了本国人民的文化生活， 也影响了整个中东世界，正如伯纳德·路易斯评述的“埃及的刊物，在其他使用阿拉伯 语的国家流通甚广，这些国家也在这个资讯扩散的过程中，发展出自己的报纸和杂志。 报业的成长，造成巨大的影响”。[19]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西方化的进行，埃及欧化教育的开展，留欧学生 的派出及其回国，在埃及逐渐产生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具有现代眼光的青年知识分子阶层 。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感受到同时代西欧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而 且还深受以阿富汗尼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影响，从而成长为埃及最早的民族 主义者。1871年，他们提出了“埃及人的埃及”口号。他们注定要登上历史舞台，不仅 发起对埃及传统社会的全面诘难和攻击，其矛头也对准西方殖民主义，埃及的现代化进 程必将被进一步推向深入。
注释：
①关于“改革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详见姜桂石、姚大学、王泰著：《改革与现代 化——历史经验与现实趋向的探索》，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
②资料来源：Ellison，T.，op.cit,p86.转引自[日]宫崎犀一等编：《近代国际经济 要览》(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